历史意识，世界关怀
文/刘菲菲
本文选自《高建群研究论丛》卷三《行吟在西部诗意里世界的觉者》，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高建群研究中心出品，李冠华主编，总主编李国平、蔡静波，副主编田德芳。
高建群的文化散文中多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可谓历史文化散文。此类散文往往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讲述中表达出某种独具浪漫风格的诗性智慧，进而，这样的智慧也体现了作家对于当下世界的关怀。一、清醒看世界：高建群与儒学的爱恨情仇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近几年时时会遇到高建群先生。在一次我也记不清楚诗端午节还是中秋节的前夕，我们例行去看望了先生。先生很高兴，在他的“高看一眼工作室”与我们畅谈了三个小时，到了快中午的时候，看到先生的脸上已经出现了疲惫之色，我们赶紧道别。先生跟我们一起离开工作室，出门的路上我鼓足勇气问了一句：高先生，我们要开始写你的散文评论了，有一篇评论，我一直不太敢写，请教一下您。先生很宽容的冲我点点头，我继续问：先生，我能不能写你不喜欢儒家思想呢？先生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我又一次问了一句，先生下定决心似的微笑着跟我说：可以。所以，我写下这篇评论，是得到了先生的授权的。其实，先生何其睿智，他当然知道，我所说的“他不喜欢儒家思想”肯东不是不喜欢儒家思想给我们带来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他知道我所说的“不喜欢”的那部分，是儒家思想给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中带来的奴性。后来，当看到现先生在《我建造了一座纪念碑—〈最后一个匈奴〉创作谈》这篇散文第七部分的时候，我决定要把它写出来。先生在《我建造了一座纪念碑—〈最后一个匈奴〉创作谈》第六和第七部分中说到陕北的奇特和原因。我们来共同看一下先生笔下的陕北是怎么一个地方呢：先生说:“陕北是一块特殊的地域，尤其是对于中华民族的20世纪来说”“各种因素，是这里成为产生英雄和史诗的地方”（《你我皆有来历》第96页）。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从他散文中可以总结出来一下几点：正像陕北民歌中唱到的那样“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见个面面容易拉话话难；一个山上一个在沟，拉不上话话招一招手”。陕北高原的基本地貌类型是黄土塬、梁、峁、沟、塬，是黄土高原经过现代沟壑分割后留存下来的高原面。梁、峁，是黄土塬经沟壑分割破碎而形成的黄土丘陵，或是与黄土期前的古丘陵地形有继承关系，水土的流失使它成为中国境内最为贫瘠的地区之一。“斯诺先生说：人类能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简直是一种奇迹。”（《你我皆有来历》第96页）秦汉以前，陕北一直畜牧区；西汉以后农耕业才开始有所发展，成为半农半牧区；一直到隋唐时期，陕北南界的黄龙山仍然是农耕区和半农半牧的天然分界线。这种状况在宋代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这种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对陕北传统文化的形成给予深刻的影响。陕北既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争夺的“前沿阵地”，陕北成为华族（汉代以后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与交流的“绳结区域”。在陕北形成了以秦汉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北方草原文化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的文化个性。陕北曾是各民族相互征战的战场，也是各民族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地方。民族融合的过程也是各民族文化、生活习俗广泛交融，互相影响，产生与当时环境相适应的文化的过程。陕北文化的多元性是不同类型的文化整合的结果。正因为陕北地区地理环境的恶劣性和历史上一直是中原跟少数民族的兵家必争之地，长期以来都是战场和民族大融合的区域，它的归属权不断变更，这种政治上的动荡性，导致了那里的人民不能像中原其他地区的人民一样，安居乐业的生活在统治阶级的控制之下，更不要提接受文化长期的洗礼和熏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学说在一统中国时，网开一面，遗漏了陕北。这种遗漏当然不是为牧者的恩赐，而是在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中，有三分之一，这块土地被中央集团控制；三分之一，则被少数民族控制；三分之一，为民族战争的拉锯战时期控制”（（《你我皆有来历》第97页））。所以，高先生对于儒家思想，到底是怎样一种态度呢？他为什么认为没有被儒家思想广泛影响的陕北地区是如此的特殊、如此的生机勃勃呢？“儒家学说的伟大功绩在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产生了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是我们这个民族绵延至今，而没有像另外三个文明古国一样，泯灭在路上。”（《你我皆有来历》第97-98页）高建群先生对于儒家思想的正向价值，给予了充分地肯定。儒家文化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被封建统治者高度推崇。其正价值是使国人异常重视道德修养，更注重家、国一体观念与家庭家族的亲情、人际间的和睦、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对国家对君长尽忠尽责，恪尽职守，守于本分，对亲人讲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对朋友讲究信义，尊老爱幼，儒家提倡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德信条能为全社会所认可，尤其是封建社会中法制观念淡薄，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伦理道理的规范性不容小视。在人生价值中，有着强烈的入世、参与政治的人生愿望，对个人修养有着极浓厚的“内圣外王”的心态，对人生追求则往往抱着经世致用的思想，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能把人的自我修养、完善与社会价值的实现两相结合起来，对国家与民族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儒家学说的副作用在于，两千年的奴化教育，束缚了中华民族那种生机勃勃的创新精神，让人们实际成为精神上的侏儒。”（《你我皆有来历》第98页）其负价值之一是使得人们过份看重道德的作用而无形中忽视了法制的作用与建设。春秋战国时代一些思想家的法制思想在以后儒家思想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中并没有受到重视，真正的“法治”并没有建设起来。使得三纲五常的伦理说教、“存天理去人欲”的修身养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盲目排外心理成为全社会共同的心理，从而为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带来极大的阻碍作用。这使得古代中国成了泛道德主义社会，道德意识在社会文化系统中占据主要的地位，并涵盖渗透到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这种思维延续到现在，阻碍了现代中国法制化社会的进程。道德总是为政治所利用，成为政治的工具乃至于帮凶。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政治，儒家的伦理制度和专制的结合，使得封建专制变成异常的严固，并产生了中华民族思维里的政治型范式。同时又在宗法伦理的面纱下变成温情脉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一语道出了几千年封建帝王的驭人术（文化代表道德，武功代表专制）。封建社会中儒学被改造成儒教，就成了封建时代官方的统治思想，用以箝制人们的思想与个性，真正成了庄周所谓的“凶器”！这种影响在社会上普遍养成官尊民卑、官本位的思想意识，渴望成为“人上人”，平步青云，升官发财，使国人对政治有着严重的服从心态，迷信权力、崇拜权威，缺乏个人自信心和创新精神，在政治权力下表现出奴性的心态。综上所述，高建群先生对于儒家学说，有着尊重和敬重，充分肯定了儒家学说给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延续带来的良性影响。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正应该向先生学习的地方就是，应该勇敢地撕开儒家学说温情脉脉的面纱，敢于承认自己民族性格中的缺陷和不足，知耻而后勇，克服不足、努力赶上。也正因为如此，高建群先生才给与了陕北高原如此的重视，才有了《最后一个匈奴》这样史诗般的鸿篇巨著。今年，刚好也是先生的《最后一个匈奴》出版三十周年，谨以此文献给高先生以及像高先生一样为了中华文明的传承和蓬勃发展付出自己努力和辛苦的人们。二、“世界公民”高建群
2021年元月，去拜访高建群先生的时候，恰逢高建群先生的新书《来自东方的船》刚出版不久，正在热卖。老先生很高兴的接待了我们，并且还亲笔题名给我们在场的人赠书，每人一册。拿回来时说要认真读，却一直琐事缠身错不开时间，于是一拖再拖。2021年12月，因为疫情被隔离在家，在书架上看到这本尚未启封的书，心里怀着对高建群先生的愧疚，终于打开了这本书。读着《船开不等岸边人》这篇序的时候，无尽的情绪在内心翻滚。2019年元月，我第一次见到高建群先生，去见他至前，我曾激动的整晚没有睡好。1月4日那天，我们高建群研究中心是要去给老先生做专访的。本来想着这样的大咖应该是有点架子的、不好接触的，结果去了看到的就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邻家“爷爷”的样子，不曾有太多的威严，更也不曾有太多的隔膜，我作为一名最新加入的成员，也很自来熟的跟着大家一起向老先生请教问题。畅聊了一上午接近中午的时候，专访马上结束了，有一位同事问了他一个问题：“高老师，您好！您说您有三个故乡，一个是生您养您的渭河边高村，一个是新疆的白房子边防站，一个是您曾经工作过的陕北高原。可是后来，您在做其他节目的时候，又说了，您是一个世界公民。请问，您到底是怎样理解这个世界公民的？”高先生沉思良久没有回答，或许是在思考，或许是谈累了，看着老先生一脸的倦容，我莫名的有点担心。于是我就紧接着脱口而出：“这个问题我替高老师回答吧？高老师说的故乡是人的身体生长的地方，是人在那里生活过有感情的地方。可是，随着丝绸之路万里行的进行，随着高老师去过越来越多的世界其他地方，他心中的使命感会越来越强，他的这种跨越民族跨越国籍的、致力于为人类的文化传承作出贡献的使命感，应该就是他‘世界公民’的含义吧？”我说完的时候，高先生不住的点头。他大概也是认同我的说法的吧？这是我第一次关于高建群先生的印象：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有责任担当。我在读研究生的课程里，有一门课程是《西方哲学方法论》，这门课程没有教材，老师是按照专题讲的，其中一个专题讲的是狄尔泰和他的生命解释学。请允许我用简单的篇幅介绍一下狄尔泰的生命解释学。狄尔泰生命解释学是将个体生命看作是被一种更为宏大的生命体所贯通。他认为，历史由有限的生命构成，但历史是根据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所具有的连续性来看待的生命。人只有通过历史才能研究自己，历史会告诉我们人是什么。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历史观就是他生命解释学的一部分，是一种具有生命意义的历史哲学，他是为了更好地论证他的生命解释学体系而去注意它的。因此，在狄尔泰的哲学空间里，存在于历史时间模式之中的生命是世界的本原，而意义就是生命在脉络之中自我创造并通过体验来把握的意味。这种意义与具有强烈生存意志的生命单元及其欲望紧密关联，存在于生命境界的幽深处，即生命体验的源头。正如他本人所言:“生命以及生命的经验是对社会—历史世界的理解的生生不息永远流动的源泉；从生命出发，理解渗透着不断更新的深度；只有在对生命和社会的反应里，各种精神科学才获得它们的最高意义，而且是不断增长着的意义。”而我在思考高建群先生的“世界公民”概念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想起来狄尔泰的这个关于生命解释学的理论。人类的历史进程就像一个持续具有生命力的持续前进的生命体，每一个的个人生命体验就像是人类进程这个宏大生命体的一个单独的细胞和源泉。每个人作为一个“细胞”跟人类生命体之间的相互给养的共生关系。所以，高建群先生在他的《船开不等岸边人》这篇序言里，提到了中国走向世界的两条道路，一条是水路，一条是陆路，这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物理的真正的道路。但是，在里海边上，在高建群先生登上从土库曼巴什前往阿塞拜疆巴库的白轮船上，他做视频直播的时候“我自称是一个世界公民，我站成一个路标，然后挥手指向东方，告诉人们东方是亚细亚，然后挥手指向要去的西方，告诉人们西方是欧罗巴。”这个时候，高建群先生变成了一种精神的引领者，成为了引领人们世界探索历史、探索自己在人类进程位置的领路人。这是我感觉到的另外一条路，一条精神上的文化之旅，融合中西方文化、拿起自己的笔为人类历史的进程向前发展做出自己贡献的精神之路。高建群先生在他的文章里说“《来自东方的船》（英汉对照）就要出版了。这艘来自东方的‘般若之舟’即将开始它的里程。祝它好运！希望这本书在欧美普通家庭的书架上占有一块位置。我一直确切地知道，在那些书架中，一直流有一块位置，等待一个中国作家的作品。”（《来自东方的船》第3页）他把自己的作品当作一条船，承载的是中华文明古国五千年的文明，正徐徐从海上而去，向西方各国传递着东方文明的思想和精华。难道这不是为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吗？高建群先生的散文里，展示出来了他以沟通中西方文明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作为一名“世界公民”，无疑他是合格的，至少他在努力践行自己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想要为人类社会的进程做出自己应有的的贡献。而这个使命和责任，还不是被人强加的，是他自己自发地、自觉地在不断尝试，这才更让人感觉到这位老先生的拳拳之心。每个生命在人类历史的进程里，应该都有自己认为的自我使命吧？高建群的责任是最大限度的传播东方文明，而我们这些研究高建群作品的人，自我的使命应该是多写一些普及给大众的文章，让更多的人了解高建群这个人，了解高建群散文、甚至是各种类型文学作品中思想，让他的精神走的更远，成为人类历史洪流中更加灿烂夺目的一个单元吧。
编辑：牛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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