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视域下的《我的菩提树》
文/刘佳
本文选自《高建群研究论丛》卷三《行吟在西部诗意里世界的觉者》，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高建群研究中心出品，李冠华主编，总主编李国平、蔡静波，副主编田德芳。
高建群散文具有独特的内涵和创作特色，他的散文世界既有浩瀚的世界文明，又有别具一格的神奇西部，包罗万象又别有天地。在艺术构建上，高建群散文具有很强的历史文化特点，他在历史与想象之间构建了一个充满魅力的诗意空间，使他的散文不仅具有强烈的文学性，还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参考价值，《我的菩提树》站在世界文化的立场上，展现了中外文明交流史，具有很强的历史性，宗教意味浓厚，他在历史、文化、文学的三个层面构建了多彩而诗意的世界。《我的菩提树》在叙写五千年的世界各文明板块的发生史和流变史时，践行了他提出的第三种历史观，他曾强调：“我把最重要的话放在最前面来说”，接着他说“这句话就是：一部中国历史，除了二十四史的正史观点以外，除了阶段斗争的学说观点之外，它也许还应当有第三种历史观”。那么何为“第三种历史观”？作者提出：“这第三种历史观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也许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冲突，相互交融，从而推动中华文明向前发展的历史”。作者特别强调这个观点也许距离真理更近，其实“第三种历史观”也不仅是该著的创作动力、原则、方法，而且还是全书的鲜明主题和中心意思所在。《我的菩提树》以佛教思想作为全书的艺术结构，在佛教中，108其含义有三是表示单纯的108种烦恼，或108尊佛的功德，或108种无量三昧等等佛教的法器、法事、建筑，喜用108数，念珠有108颗，供灯108盏撞钟108下，各地撞的节律又有不同组合法，有前后36缓撞、中间36急撞;有紧18缓18，6遍共108下。全书以108课念珠作为标题来分章节，用108个故事讲述世界三大宗教的发生，鲜明地体现了文学与宗教两个学科的融合，此外，在前言部分，他说，《我的菩提树》是一本三种文体的混合物，他说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参考了《史记》《圣经》《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史》，这些都是比较详实的历史资料，作者严谨的求实态度，使作品中的文明发生史和交流史如历史一般真实可靠，其中美妙的故事也不乏文学的想象，他的真情实感的抒发以及文章段落的自由也能称得上是一部杰出的散文，小说、历史著作、散文三种文体的杂糅，使作品在文体上也呈现出一种互文性。而在内容上，本作品与其他经典性的文学文本也形成了一种重复、呼应、补充的互文关系。互文性一词最早出现在朱莉亚·克里斯特娃的《词语、对话和小说》和《封闭的文本》两篇文章中，她在《词语、对话和小说》中是这样表述互文性概念的：“横轴（作者-读者）和竖轴（文本-背景）和谐一致时才能揭开毋庸置疑的事实：一个词语（或文本）是另一个词汇（或文本）的交叉，从中可以阅读其他词语（或文本）。”其根本内涵是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换，彼此相互牵连。热奈特把互文性定义为“一种关联系统”，他指出互文性是两个或者多个文本之间的共存关系，意即依存关系，更经常是指一个文本在另一个文本中的有效存在。高建群在《我的菩提树》序言中写到：“我明白《我的菩提树》不是一部小说，或者说不是一部教科书上所定义的那种小说。它是三种文体的一个混合物。”可见小说在文体上呈现出了一种不确定性，这既体现了高建群散文创作鲜明的现代性，也在文体上刷新和提高了读者的文体期待。追求文体杂糅、不确定的西方后现代作家卡尔维诺的小说也有散文化的倾向，突破了现有文体的限制，他在小说中使用第二人称与第三人称的写法，将作者层、文本层、读者层的封闭状态打破，仿佛作家时刻在于读者进行对话，如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中第一章：“你即将开始阅读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小说《寒冬夜行人》。先放松一下，然后集中注意力。抛掉一切无关的想法，让周围的世界隐去。”这种打破现实与文学界线的写法在《我的菩提树》中也随处可见，例如作品在第一颗念珠中写到：“这本书高贵的名字叫‘我的菩提树’，它大约能告诉你——你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你的缘由何在。那一刻，他突然脸色苍白，因为他透彻地看清楚了自己的灵魂！这句话好像在我们之前，某个人说过的。但愿，在已经没有我的那个年代里，这本书还一直能伴着你，成为你的掌中之物，成为你的铠甲和利器，每当你遇到破解不开的难事时，当四周的道路都被堵塞，无处可逃时，当意想不到的危险和不测突然降临时，请你打开这本书。请你从这本书中寻找智慧，汲取力量，找到沪深铠甲、应对之策。那一刻，会有一位老者、长者，紧紧地站在你的身边，那就是本书的作者—我呀。”这种突破文体的散文化写法与打破常规的叙述人称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构成了一种互文和呼应关系，也显示了作者写作的自由追求和创新理念。作品用佛教的思想观念将散文、故事、佛家的偈、唱词、历史、人物传记串联起来，展现了世界闻名的发生史和流变史，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的菩提树》符合散文形散而神聚的特点。作品以释迦牟尼的经历和故事来写佛教的发生，其中穿插了很多佛家偈和唱词，例如：行吟诗人伴着六弦琴的歌唱：上帝给了世界十分美丽，九分给了耶路撒冷，剩下的一分给了世界的其他地方；上帝给了世界十分哀愁，九分给了耶路撒冷，剩下的一分给了世界的其他人！除此之外，作者还将当代流行歌曲与古代历史人物的故事结合起来，相互映衬和诠释，比如在讲述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脚夫与喀布尔城公主那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时，他将其于《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联系起来，用这首歌的唱词凸显了脚夫悲惨的命运，渲染了他对公主的一片深情。古代故事与现代诗歌在《我的菩提树》中也形成了一种文本互文，在第55颗念珠中，作者讲述汉武帝与赵婕妤的爱情，在人物的对话中，他很巧妙地引入当代诗人郑愁予的《错误》中的：“嗒嗒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在追溯“菩提树”这个字眼时，作者又很巧妙地引入《诗经》中的《南山有台》如南山有鸭椿树叫栲，北山有菩提树叫杻，乐哉君子，怎不秀眉大寿！乐哉君子，声誉这样美茂！这样便在在异域宗教与本土传统诗歌之间也形成了一种呼应关系。此外，作者叙述的老子、华山、不周山的故事与《山海经》的神话传说构成了一种呼应关系，纵观整个作品，作者在书写中华三大文明诞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以儒释道三种文化的创始人的活动足迹贯穿作品，使得作品带有非常强烈的传记色彩，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到孔子、老子、佛陀释迦牟尼以及对佛教东传做过重要贡献的法显、玄奘、鸠摩罗什、义净等僧人的人生轨迹，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有真实客观的成分也有文学想象的色彩，比如老子与释迦牟尼的相遇、鸠摩罗什的浪漫爱情，作者在传记与小说虚构的互文中构建了一种独具魅力的文体，让读者既能获得真实的历史文化知识，也体验了文学的情感之美和浪漫幻想。此外，作者以一种宏大的中西方文明交流史作为背景，加入高僧、吕光等历史人物的传奇事件和食人蚁的传说，使作品与史诗文体形成了一种互文性，而且在风格上也与西方的浪漫传奇史诗遥相呼应。作者在书的前言部分还推崇大仲马所说的：“历史是一颗墙上的钉子，在上面挂我的小说。”他直言自己也是在清晰准确的钉子上挂上小说的想象，并让所有的虚构飞翔。其实，《我的菩提树》在写作上也打破了文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界线，也体现了文学与历史的一种互动共生。作品以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为时间节点的标志，选取了相关的历史史实进行叙述，比如释迦牟尼的出生、成佛、圆寂，苏格拉底的一生、孔子的人生与故事、老子的人生，作者虽然以历史和人物传记为作品的叙事轮廓，但他却不只是刻板地陈述历史，而是在这个轮廓之中，随时加入自己的文学想象，又能随时过渡到下一段历史轮廓，随即又不着痕迹地转入文学的语境中，而且他的文学想象总能与历史巧妙地融为一体，让读者既能了解历史的真相，又能欣赏文学之情与美，让一部以书写文明史的作品不再枯燥。作者在历史、宗教与大胆的文学想象之间构建起了一种具有情感之美的空间，比如在讲述汉武帝与赵婕妤的爱情故事中，作者将历史中为了稳定自己王位，不惜杀死为自己生儿育女的诸多嫔妃的汉武帝写成了一个多情之人，赵婕妤之死也被作者想象成为为了成全所爱之人牺牲自己生命的柔情女子，因为人物具体而细腻的感情和语言，使作品多了美感，增强了读者情感的代入感。而且在客观地讲述中，高建群还能将自己的文化倾向和历史观渗透其中，一是在具体的时间节点中用文学语言进行模糊叙述，将读者从历史知识的获取引导到文学欣赏中来。如作品中鸠摩罗什的动人爱情，汉武帝与赵婕妤的浪漫情感，都是作者在历史基础之上加入的文学因子。作者喜欢插入爱情的想象和书写，因为爱情代表着一种与僵死的农耕文明对立的激情与活力，正如他在作品中所说的，中华文明时由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两部分组成的，五千年来它迈着左右腿前进，一条腿是农耕文明，另一条腿是游牧文明。游牧文明不断地为中华文明提供者强劲的动力。二是作者以实际的地理环境来考察民族史，证实自己的第三种历史观，作者以姓氏和村落为基点，倒推了他们的历史渊源，将北魏鲜卑皇族的姓氏拓跋——元——兀、叱干——薛以文学故事的方式讲述了其演变过程，并且直接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类似这样的村庄还有许多。这些村庄传说，地名由来，姓氏变迁，如果细细考究下来，会是一部真正的文明史和民族史，以及迁徙史。相比这些具有民间色彩的村庄史来说，那些书卷文化为我们汇总的二十四史，或者说帝王将相史，后者虚幻了许多，虚讹了许多，或者说空淡了许多。”在作品中，高建群还将很多地点的文化风俗和历史与文学想象结合在一起，对地点的勾勒也成为作品的一条主线，比如孔子的故乡曲阜、丝绸之路上的世界三大宗教的传播、商业贸易以及人类文明交流的历史，作者也加入了丝绸之路上发生的爱情故事，使得作品中的地点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物，而富有了鲜活的情感和审美属性，作品中叙述较多的地方依然集中在作者所熟悉的故乡，比如陕西的武功、扶风、甘泉宫，作者将这些地名的由来与历史人物苏武、班超、钩弋夫人、秦始皇的事迹结合起来，还有曹操在秦直道迎接王昭君之后远嫁边塞的三位公主的事情，在讲述烂陀寺的历史时，也会很自然地插入白衣少女的故事，作者游刃有余地发挥自己的想象，使作品在历史与文学中灵活切换，相得益彰。在作品中，高建群将自己熟悉的地理环境进行历史和文化的溯源，用文学的想象推理还原了正史之外的中华民族史和文明史，使地理、历史、文化、宗教和文学等学科知识浑然天成，互动共生，同时也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五彩斑斓的民间史。在叙写佛教进入中国的过程时，作者非常细致地勾勒了它落地传播的每一个地方，作者在作品中追溯了佛教进入塔里木盆地后东行的路线和方式，以佛洞为线，串起了一个个有文明史的地方，由此又将每个地方作为分叉点展开历史和文明的叙述，还穿插文学的故事和想象，不蔓不枝，娓娓道来。从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伊始，便有墙壁和壁画中女子的故事，之后是敦煌莫高窟以及很多古城的石窟等地理建筑的描写，而后是天水附近的麦积山佛窟，之后进入作者所熟悉的关中地带，作者将自己熟悉的宝鸡、咸阳、秦岭、蓝田兀家庄、兀家崖、礼泉叱干镇、司马迁的家乡韩城芝川镇、泾河对岸的完颜村、长安的历史和文明进行了追溯和叙写，同时也完成了胡汉融合过程的书写，除普通村落地理外，作者还追踪了很多寺庙的宗教史，例如翠微寺、玉华寺、法门寺。作品除了建构地理空间外，还加入了很多地理学科知识，例如作品中插入大量介绍西域地貌的地理知识，蒲昌海的地貌变迁及原理、雅丹地貌、罗布泊六十泉等，在第六十五颗念珠中，写法显和尚西去取经的路上途径库鲁克塔格山时所见到的“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的情境，作者笔锋一转，将时空拉回到了现在，开始介绍库鲁克塔格山的地貌知识：“山体是花岗岩的，坚硬无比。山前山后开满了石花。什么叫石花？一块石头，中亚细亚地面夏天灼热的太阳，将它烤得发烫，烫得像要着火似的，这时候如果突然有一阵猛雨一浇，于是“哗”的一声，石头就破裂了，开花了，眼睁睁看着形成一堆堆碎片。许多石头都在开花，因此碎片布满了戈壁。如果这花岗岩是黑色的，那么这一块戈壁滩就成了黑戈壁，如果这花岗岩是红色的，那么这一块戈壁滩就成了红戈壁，如果是白色的，那就成了白戈壁了……”除丰富的历史知识外，《我的菩提树》这本书还囊括了丰富的宗教知识，作者从释迦摩尼的出生、人生经历开始讲起，在地里位置上从印度的那烂陀寺起，到佛教东传的路线及其在中国的落地生根过程，作者可谓分星劈两，不仅如此，在书中，还有专门讲述佛教本身的专业知识，比如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区别、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区别、汉传佛教的八大祖庭、佛教中的夏坐、行像仪式等等，不一而足。不仅在文体结构方面，《我的菩提树》与古代那些记录丝路故事的作品如《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等著作形成了一种呼应和互文，作品也不时引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的故事来再次凸显丝路求法的艰难和凶险，如文种引用：“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绚法之宾，入显法师则首辟荒途，入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其间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沧溟以单逝。……然而圣途多难，宝处弥长，苗秀盈十而盖多，结实罕一而全少。寔由茫茫象碛，长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漂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作者以古人作品来印证自己的故事，使古今丝路故事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些作品都是将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遇合的故事做了细致的记录，高建群在古代记录帝王将相生活的丝路文学基础上加入大量的民间文学故事的叙说和记录，既体现了丝路文学的浪漫风骚也彰显着丝路文学的艰苦和悲壮，在内容和风格上形成了与古代丝路文学的一种互文。高建群用一系列历史人物、故事情节和意象将作品串联起来，其作品内部形成了一种互动共生的对话，一方面体现出作者对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地位的深切关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作者创作独特的互文艺术。在情节上，《我的菩提树》与《统万城》形成了一定的互文关系，鸠摩罗什的传播佛教的过程中发生的故事以及他的译经活动在《统万城》中也出现过，但是鸠摩罗什作为《统万城》的主人公，其事迹与赫连勃勃的大恶形成鲜明对比，在作品中成为与赫连勃勃事迹平行并进的一条主线，而在《我的菩提树》中鸠摩罗什传播佛教的事迹是作为中外文明交流的过程事件来进行叙述，使鸠摩罗什的传教事迹在不同的作品中有了新的言说功能。丝绸之路上的脚夫与公主的浪漫爱情也同样在《我的菩提树》，在此，高建群将主观的想象与客体丝绸之路融为一体，打破了主客二元对立的叙述思维，赋予了丝绸之路一种情感审美特性，给读者不仅呈现了一条宗教文化交流之路，同时也呈现出了一个动人的爱情乌托邦，相似的情节在多部作品中的互动共生，使其作品的叙述主旋律更加突出，更富有感染力。傅介子刺杀楼兰王的故事在《统万城》中也有所叙述，但是在《我的菩提树》中用这个故事开启了中原王朝屯田西域的历史叙述，同样的故事却在不同的作品中有新的源起和发展，引出了另外一种叙述结果，与上一部作品的中的言说构成了一种互文。高建群多次表达自己对巴尔扎克的崇拜，其作品中历史人物不同阶段的面目和事迹在不同作品中的展现，使历史人物形象和一些典型事迹越发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这与巴尔扎克“人物再现法”的技艺有一定暗合之处，同时也彰显了作者自成一体的互文性文学系统。高建群钟情于荒凉而偏远的西部世界，使其每一部作品都充斥着最为典型的西部意象，使他的作品在内部构成了互动共生的动态对话系统，《我的菩提树》中的“菩提树”“女萨满”“罗布泊”“雅丹群”“千棺之山”在别的作品中也多次出现，从而让读者在其多部作品中看到了一个完整的西部形象，也强化了西部景观特色和风格。作者对新疆的广袤大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对那里的地貌也非常熟知，关于准葛尔大洋到蒲昌海（罗布泊）的地理演变过程，作者在自己之前的《西地平线》《罗布泊档案》等作品中也有所叙说，罗布泊似乎成了贯穿作者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互文意象，但是在《我的菩提树》中，这个罗布泊意象的功能在于叙述丝绸之路的艰险，在勾勒法显西去取经学习佛法的路线中成为特别重要的一个地理环境，以此来烘托佛教东来的不易，法显一路与寒冷疾病作战，翻越葱岭，历经磨难往返于五印大地，成功带回佛教，他的这种艰苦卓绝的毅力与佛的光辉、佛的智慧一样成为作者在书中要张扬和赞美的。因此，罗布泊这个意象虽然在作者的多部作品中出现过，但是在本书中具有了一种新的功能，带出了一种新的叙述方向和内容。《我的菩提树》立意很高，从中国文明的三大源头起笔，将世界文明和文化的融合过程与丝绸之路上或动人或惊险的故事巧妙糅合，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跨国界、跨学科界线的开放视野和意识。正是这种开阔的视野，使其作品呈现出了多形态的互文性，作品与历史、宗教的对话，在风格、文体上与西方史诗形成了一种互文和对话。因为作者将自己的精神绿洲始终定位在西部和边疆，西部的历史和故事成为高建群创作的主旋律，使其作品形成了以西部意象为中心的互文性系统，这使得高建群的创作总体上形成了一个独特而又丰富的文学世界。本文参考文献：
1.陈答才《大历史大地理大文明——浅谈高建群新作<我的黑走马>》，《光明日报》，2020。
2.朱莉亚·克里斯特娃《关于语义分析的研究、如是文集》，Saul出版社，1969年版。
3.高建群《我的菩提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4.卡尔维诺著、萧天佑译《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5.马闪闪《“西部文学热”背景下的高建群散文论，延大大学，2012年硕士毕业论文。
编辑：牛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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