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与“大散文”
文/贺婧
本文选自《高建群研究论丛》卷三《行吟在西部诗意里世界的觉者》，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高建群研究中心出品，李冠华主编，总主编李国平、蔡静波，副主编田德芳。
系统梳理高建群的身世经历、所受教育和读书对其思想和创作的影响、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机缘以及四十多年文学创作取得的成就，就有了理解高建群作品尤其是散文作品的“生态环境”和“人文坐标”。在本篇中，笔者想重点探讨的是高建群的散文创作，为了能够给高建群散文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宏大的“比较空间”，请允许笔者将高建群散文放在中国“散文史”的维度进行评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入西方文学作品分类标准之前，在中国的“文体”概念中，只有“散文”和“韵文”两个大类。所谓“韵文”就是指诗词歌赋之类句式整齐、讲究合辙押韵的文体。相反，散文就是不用押韵的、句式可长可短的文体。中国传统的散文，既可以是日常对话的简单记录，人们称之为“语录体”，也可以是两个人的对话记录，也称“对答”；既可以写景状物，借景抒情，也可以连类取比，托物言志；既可以就事论事发表议论，也可以假托设喻阐释事理；既可以上条陈谏政事，也可以叙史实状人物；既可以纪行程录见闻，也可以具简牍做学问……总之，凡是可以用文字表达的，除了可唱可咏的，散文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样的散文，我们姑且称之为“广义散文”。自近代“西学东渐”以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西方大量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这才有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这样严格的文学作品体裁划分，中国传统的散文才被分门别类的归入“文学类散文”（狭义散文）和“实用类散文”（应用文）。按照这个标准，具有文学性的散文又被细分为：叙事散文、抒情散文、议论散文、杂文、随笔和小品文等。随着散文文体不断演变和应用范围日益扩大，狭义散文与其他应用散文的边界又开始模糊起来，于是，那些篇幅短小、构思精妙、文字优美的散文就被称之为“纯散文”“美文”，而那些体量巨大、具有较强理论色彩、文化色彩或学术色彩，但又不属于“应用文”的，姑且就称之为“大散文”，比如肖云儒的散文集《青灯说辞》中的许多文章（多为文化专题讲座讲稿，文化类谈话节目的对话文稿），比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系列作品，比如高建群的《穿越绝地》《胡马北风大漠传》——这个“大”与传统的与韵文对举的“散文（广义散文）”又有所区别。前文说过，中国传统的散文是和韵文相伴而生的，是孪生姊妹。仔细深究起来，无论是“韵文”还是“散文”有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的发展演进，而在每一次演进过程中，都有那么一些关键的节点和代表性人物，把这些节点和对应的时代串联起来，就构成了中国的“文学史”。那么，在这里笔者将用一定的笔墨，简略勾勒一下这一历史，看看高建群先生的散文会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中国“韵文”最早的代表是被称为“五经”之首的《诗经》。《诗经》不仅是中国最早有文献可考的“文学”作品，甚至是早期中国人学习语言的教科书。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意思是不学习《诗经》就不会文雅的说话。可见最早的“诗歌”和“说话”联系非常紧密，甚至有些诗歌就是“说话”。孔子一边用自己整理修订的《诗经》，训导他的三千弟子们优雅、规范的说话，一方面引导、教育他们学习和领悟“修”“齐”“治”“平”的道理，当然还要学习具有技术性的“礼、乐、射、御、书、数”。他日常教导学生的所说的话，被用功学习的学子们记录下来（算是最早的课堂笔记吧），以备“时习之”。大约在老先生去世后，大家觉得老师说过的那些话可以作为代代流传的“圭臬”，于是就有人把大家的“课堂笔记”收集起来，再加上大家大脑记忆内容的复述，分门别类的加以整理，成了一本固定的“教科书”，书的名字叫作《论语》，意思是这是老师的“语录”。由于《论语》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人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丰富的经验总结，很有哲理，而且语言很优美，因此作为中国教育史的第一本自编教材，也就慢慢成了许多人的行为指南、官场的葵花宝典——有人称可以凭借“半部《论语》治天下”——于是这本书也就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散文集，著名的“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形成的时代，是各大诸侯国兵戎相争、文人士子各显其能的战国大争之世，儒、道、法、墨、兵、农、医、纵横、阴阳、名家、杂家等等，各种政治经济军士科学教育的主张、学问蜂拥而起，各显其能，形成“百家争鸣”的气象。而且这“诸子百家”的思想、主张和学问最后都形成了文字记录，这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散文黄金期”，这一时期形成的《道德经》《论语》《墨子》《商君书》《公输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等等统称“诸子散文”。就在北方诸侯国的人们用“诗”的形式表达爱情和内心各种情绪的时候，在浩瀚水乡泽国的南方楚国，人们则用一种叫做“楚辞”的长调歌唱生活。就在北方的“诸子”用“散文”表达自己主张的时候，在楚国有一位“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爱国诗人，创作了大量爱国诗篇。这个诗人叫屈原，他创作的最著名的长篇诗歌叫《离骚》。此外，他还借助许多民间“楚辞”的曲调来表达他内心的愤懑、孤寂、期待之情，形成了《天问》《九歌》《九章》等篇章，和《离骚》统称“楚辞”。与屈原创作“楚辞”差不多同时期，也是在楚国，还出现了一位与众不同的“才子”和“写作家”——庄子（庄周）。庄子生活在百家争鸣时期，但他却不像其他士人一样削尖脑袋往国家治理机构的核心层里钻营，他更喜欢在楚国漆园里的水边看乌龟拖着尾巴在泥水里爬行，楚王派他的好朋友惠子来请他去做大官（宰相）他也婉言谢绝。由于生活贫困，饿得面黄肌瘦的庄子，却极善于想象富于幻想，也善于琢磨顺应自然的“养生”之道。他写的最著名的作品就有《养生主》《逍遥游》。庄子的文笔是“散文化”的，他的散文很善于讲故事、打比方、写景抒情，就像楚国的江河大泽一样恣肆汪洋，属于文学性特别强的那种散文。因此，此后有情怀和个性的“文人士子”都特别喜欢庄子的天真和任性，也喜欢他的文笔。秦国灭亡，大汉王朝建立，秦王开创的“大一统”局面得以延续。天下大定，不再需要“百家争鸣”。这时候，只要有那么几位有见解的青年才俊，写上那么几篇总结秦政得失和秦国灭亡原因的论述文章（贾谊《过秦论》），以及劝谏君王重农抑商、发展军垦、削减藩镇权力的“疏论”（贾谊《论积贮疏》，晁错《论贵粟疏》《守边劝农疏》《削藩策》），立马就能成为帝王倚重的红人，他们的主张也能成为开创一个升平治世（“文景之治”）的理论基础，本人也能获得“名垂青史”（司马迁《史记》有《屈原贾谊列传》）的机会，在文坛上也能得到“西汉鸿文”（鲁迅对贾谊晁错的评价）的极高评价。由贾谊晁错辅佐的帝王很快开创了号称“文景之治”的承平之世。社会安定了，贪图安逸享乐以及萎靡颓废的风气就会产生。针对这种风气，一个叫枚乘的文士写了一篇题为《七发》的文章。这篇文章借鉴“楚辞”和《庄子》的某些表达方式，假托“吴客”探望生病的“楚太子”时二人对话的形式，设置了音乐、饮食、车驾、宴游、田猎、观涛等六种享乐趣事，一步步引导太子改变生活方式，最后一通“要言妙道”，让楚太子在出了一身汗后，“霍然病已”。文中描述六件乐事极尽铺排叙事、夸饰渲染、穷形尽相描摹之能事，结构宏阔、辞采华美、语汇丰富，被中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家刘勰称之为“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这种表达方式后来发展成两汉“文章”中的一个特殊文体——“赋”。由于“赋”学习借鉴了“楚辞”的某些手法，因此也称“辞赋”。“赋”既有散文化的常规叙事，也有《诗经》四言排比的、追求节奏韵律的语言特点（后来发展为“骈四俪六”的骈俪文体），是一种介于散文和韵文之间的文体。到了汉武帝时期，这种文体被一个叫司马相如的轻薄才子发展成了讨好帝王的“进身之阶”——“大赋”（《子虚赋》《上林府》《大人赋》《美人赋》等），很好的迎合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脾气，成为著名的“讨好文学”“粉饰文学”。此后，又陆续被扬雄、班固、张衡、左思等一批大大小小的才子进一步发扬光大，最终成为一种纯粹属于文人侍才呈志的形式主义文体，走向了枚乘创作《七发》的反面。比如南北朝时大才子左思历时十年精心撰写的《三都赋》，曾创造了“洛阳纸贵”的神话，然而后世众多的求学者除了知道这个典故，有几个读过这样的“奇文”或是在文章学问上受过其影响呢？也是在这个时期，“散文”创作还取得了另一个飞跃式发展和高峰，这就是以司马迁《史记》中的《世家》《列传》为代表的“史传”类叙事散文。作为汉王朝的皇家史官，司马迁因为替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鸣冤，得罪了汉武帝，在遭受屈辱的腐刑（亦称“宫刑”）之后，他忍辱负重，潜心写作的《史记》，被鲁迅先生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鲍鹏山先生对司马迁和《史记》也是推崇备至。尤其是对《史记》叙事写人轻描淡写“如灶妇轻扫烟尘”却入木三分精妙传神的“太史公笔法”赞不绝口。客观而言，《史记》中的“世家”和“列传”作为叙事文，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尊重史实、记录历史的前提下，做到了叙事写人生动形象，文字精炼传神，文学性极高，可读性极强。这些文章放在今天都是极好的叙事散文。贾谊晁错在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散文的基础上，让“政论散文”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赋的诞生，让过去只重视思想性和实用性的散文成为一种艺术性更强的“美文”；《史记》的出现则使“史实”和“文学”相得益彰，使“记史”“叙事”和人物描写和谐统一。至此，中国的“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因此，后人在总结中国历朝历代文学特点的时候有“唐诗、宋词、元曲（杂剧）、汉文章、明清小说”的说法——当然了，鼎盛也预示着衰落，这是后话。历史推进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动荡，兵燹战火不断，政权更迭频仍，门阀势力割据，社会分化十分严重。这一时期，诗歌出现了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关注底层百姓命运的“建安风骨”和逃避现实的“田园诗”“山水诗”（陶渊明、谢灵运为代表的），进一步丰富了“韵文”的天地，而这一时期的“散文”除了辞赋的强弩之势还依稀尚存外，其他则陷入了禅意的“玄谈”（与佛教传入与兴盛有关）和寄情山水“小品文”。不过，受巫风和道教、佛教影响，这一时期出现了另一种文体：“志怪小说”（代表作干宝《搜神记》）。“志怪小说”虽然具备现代小说的一些要素，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称之为“小说”，是说它是对民间传说搜集整理的“笔记”文体，是不承担“载道”责任的“小玩意儿”，算不上“大文章”。经过隋王朝短暂统一后，唐王朝终于开启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全盛时期。唐朝是一个疆域广大、政治开明、经济强盛、文化包容的时代，也是一个具有浪漫精神的时代，因此由《诗经》《楚辞》《汉乐府》及田园山水诗发展而来的诗歌，与这个时代的精神十分合拍，于是出现了“韵文”（诗歌）的大繁荣：拟古诗（古风）、近体诗（亦称今体诗、格律诗）、自由诗（李白的许多诗）；五言、七言、杂言；五律、七律、排律、绝句……不一而足。笔者怀疑唐朝人日常会话都是出口成诗的。在韵文兴盛的同时，散文也迎来了发展契机：这个时代不再需要空洞华丽的“辞赋”，也不需要回避现实的“玄谈”，更不需要六朝脂粉气息浓郁的淫靡文风。于是，韩愈和文友柳宗元就发起了散文革新的“古文运动”。韩愈的复古散文尽管“诘屈聱牙”，但是他还是凭借着《师说》《进学解》《原道》《原毁》等一系列思辨性和现实针对性很强的作品，获得了“文起八代之衰”的美誉，坐上了“唐宋散文大大家”的首席；而柳宗元凭借着“永州八记”的清新和“三戒”寓言的深刻隽永被广大读者所喜爱。及至宋代，在韵文方面，明知格律诗赶不上唐代的文人们，另辟蹊径，创造出了比格律诗更轻松灵活、曲调更婉转柔媚的“长短句”（词）；在散文方面，韩柳开创的“古文运动”继续扩大战果，出现了欧阳修、王安石、苏门三父子、曾巩等散文大家——最值得一提的是大文豪苏轼，不仅是散文大家也是豪放派词人的魁首和旗手——由于有他们的存在，宋代（尤其是北宋）被后世称为是“最有文化”的朝代。在马背民族统制天下的元代，文风似乎明显的弱了一些，韵文方面在宋词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套曲”和杂剧，散文方面似乎在为下一个时代——“小说”（长篇章回小说和短篇小说）兴盛的时代——作着准备（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的作着罗贯中为元末明初人）。政权很快更迭到朱明王朝，韵文、散文到这个时候在形式上似乎都没有了创新空间，但在内容却出现不少亮点。散文方面涌现了刘基、李贽、王夫子、顾炎武、张岱、宋濂、归有光等一大批优秀的写作者和优秀散文作品；杂剧方面出现了《桃花扇》《牡丹亭》《长生殿》《西厢记》等足以传世的优秀作品。最突出的是，在唐代“传奇”小说和宋“话本”的基础上，明代长、短篇小说都取得了耀眼的成就，中国古典小说的四大名著，有三篇就产生在明代；冯梦龙、凌濛初编撰的《三言》《二拍》也成为认识明代社会的风俗画和后世其他艺术创作的素材库。满清代明后，也许是封建制度寿数将尽，也许是满人的文化专制过于严酷，散文诗歌创作似乎都已是强弩之末。散文方面尽管也出现了“公安派”“性灵派”“桐城派”等不断提出变革主张的文学流派，但无论是袁宏道、袁枚还是方苞、刘大櫆、姚鼐，其文学成就都已经无法和前朝大家相比；诗歌的“台阁体”也大多是无病呻吟。这一时期最亮眼的文学成就除了古典小说巅峰之作《红楼梦》，还有四大谴责小说和蒲松龄的鬼狐小说。这时，中国文学体裁的门类发展，已经与西方文学越来越接近，所差的就是提法和理论上的沟通与确认。“五四”新文化运动适时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五四”以后，随着白话文在写作领域的广泛运用，中国文学尤其是大众文学赢得了飞跃式发展，一大批专业和业余的作家和作者群拔地而起。撇开小说、诗歌、戏剧不说，单就是“散文”写作，就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胡适、郭沫若等政治领袖、文化领袖的政论散文，鲁迅先生像匕首、投枪和解剖刀的“杂文”，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等人的“小品文”，朱自清、俞平伯、陈寅恪、冰心、林徽因、叶圣陶、季羡林等人的“学者型”散文，巴金、老舍、郁达夫、沈从文、徐志摩、何其芳、钱钟书、张爱玲、萧红、竣青等人的小说家诗人的散文，以及郑振铎、唐弢、许地山、梁遇春、鲁彦、王统照、聂紺弩、孙福熙、汪静之、庐隐、丰子恺等一大批擅长写散文的作家、艺术家。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除了上述一些老作家如老舍、巴金、钱钟书、季羡林、冰心等继续大量写作散文外，还有邓拓、吴晗、廖沫沙、陶铸、曹静华、吴伯萧、王蒙、陈荒煤、徐迟、管桦、高晓声、冯骥才、张洁、刘再复、李若冰等一批作家型、学者型、官员型散文大家，以及以专一写作散文著称的秦牧、杨朔、刘白羽等。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媒介及文艺、文化生活的多元化，传统文学的诗歌、小说等虽然经历过几次短暂的“反激性”发展高潮，然而在日益高涨“市场大潮”面前，传统文学的影响力眼见得越来越趋于式微。在这种状况下，来自港台地区的散文作品以其短小、清新、隽永等特点，较受读着欢迎，文坛先后出现了“三毛热”“柏杨热”“林清玄热”“龙应台热”“南怀瑾佛系热”，在内地一批有影响的作家引领下，也出现“文化散文热”“美文热”等文化现象，铁凝、贾平凹、王安忆、张贤亮、张承志、周国平、阿来、毕淑敏、高建群、王朔、韩寒等有影响力有实力的作家，在小说创作之余，创作了不少有品质的散文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以文化学者余秋雨（代表作《文化苦旅》）、肖云儒（代表作散文集《青灯说辞》）、高建群（《穿越绝地》《西地平线》《胡马北风大漠传》等）为代表的文化题材“大散文”异军突起，成为文学界的一道靓丽风景。粗线条勾勒的中国散文（文学）史的大致就是这样子，从这张大“网”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作家高建群的散文创作无论从作品体例、命题取材，还是思想内涵、文学价值的角度来看，都有可称道的地方和不逊色于那些被公认的名家大家的地方。尤其是在以“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为主题的“散文”写作方面，在中国当代“文化大散文”文体创新和题材拓展方面，具有集“开山之功”和“集大成者”的地位。在中国当代文坛上，高建群是一位有重要影响的小说家，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以笔者看法，高建群首先可能是一位散文作家。因为高建群在第一部有影响的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发表之前，已经写了不少的散文作品（当然也有诗歌和短篇小说），并且出版了散文集《新千字散文》(1987年)，此后不久，1991年又出版了散文集《东方金蔷薇》。1993年，高建群最重要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出版后，高建群似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小说创作上，先后创作出版了“大西北三部曲”等小说。大约在1998年应邀担纲央视《中国大西北》总撰稿之一，在陕甘宁青新五省区转了一大圈之后，他对新疆罗布泊、对草原文明、对丝绸之路、对逝去的匈奴马背文化、对中亚细亚文化有了全面了解和深刻认识之后，他又重拾散文创作，先后创作出版了《穿越绝地》《胡马北风大漠传》《惊鸿一瞥大西北》《罗布泊大涅槃》《西地平线》等一批有分量的散文作品。这些散文作品，与他已经出版或即将创作的小说作品《遥远的白房子》《最后一个匈奴》《马镫革》《伊犁马》《愁容骑士》《大平原》等，完整形成了他对“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冲突与融合”问题（事关汉民族文化兴衰）的整体思考和求解，也奠定了高建群在西部文化研究与探讨方面的权威地位。以至于能够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就《西域文化与中国文明》作专题讲座，在“一带一路”建设大概念提出之后，高建群能够就“丝绸之路”问题作“千问千答”式的系统解读。这种知识的系统性和思想的深刻程度，在中国当代文学界和文化界可能都是少有的。在许多读者的印象里，高建群是以写小说著称的。但是笔者认为，高建群的小说语言具有很强的也是很独特的“散文化”特点。下面是从高建群第一部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中随意摘录的几个片段，读着诸君试着读一下，看有什么感受——高高的山峁上，一个小女子吆着牛在踩场。小女子穿了一件红衫子。衫子刚刚在沟底的水里摆过，还没干透，因此在高原八月的阳光下，红得十分亮眼；小风一吹，简直像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这是《最后一个匈奴》正文开篇第一个段落，色彩多么显明，多有即视感和画面感，又是多么有诗意啊！以笔者的阅读经验，这样的文字是很能吸引读着眼球的。他们走呀走，不知走了多少里路程，来到一架山前。坡底有一泓浅水，坡上生长着杂树野花，头顶上的山梁，像一个弓形的脊梁一样，正在托起缓缓坠落的红日。而在山峁上，生长着一棵高大的杜梨树。经霜的杜梨果已经变成赫红或者酱紫，成群的喜鹊和乌鸦在枝头栖息着。这像不像牛郎织女故事中的场景？这像不像董永与七仙女男耕女织生活的重现？这像不像阿诗玛与阿黑哥离开热布巴拉家的美好与浪漫！那山，那水，那红日，那野花，那经霜的杜梨果和鸟鹊，是诗中的意，画中的境，这样的描写更是散文的最高境界。在整个交媾的过程中，他们感到一种刻骨铭心的快感。这种快感除了事情本身的原因之外，另一半原因是由于乱伦而产生的罪恶感引起的。事情结束之后，在他们的身下，在一片压平的草地上，留下星星点点殷红的鲜血。大地仿佛在震颤，万物开始苏醒，青草又繁茂地生长起来，野花开始热烈地开放，河流开始淙淙流淌，阳光也不再悲哀。一言以蔽之，一切又恢复了灵性。这是神话传说中伏羲与女娲兄妹结婚繁衍人类的故事，但是在小说家的笔下，不经意又写成了优美的散文诗。这比那些擅长写赤裸裸性爱活动描写的平庸作家不知高明多少倍！母亲刚刚经历了分娩的痛苦，现在面色苍白，正趴在炕沿上喘息。婴儿的叫声使她的痛苦减弱了，好久好久，她才明白自己干了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她为丈夫理了理自己有些蓬乱的头发，她为儿子揉了揉自己开始发胀的奶头。她嘴角抽动了一下，笑了，眼睛里恐怖已经过去，开始出现母亲的柔情和妻子的羞涩。这是小说开头那个红衣姑娘与落马掉队的年轻匈奴军人在原始情愫中创造的生命的诞生，是一个新家族的开始。这一幕多么美好而动人啊！这情景焉能不是我们的祖先伏羲与夏娃第一次延续人类血脉时的场景，又如何不是每一对父母都会经历的难忘瞬间。“自己干了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它能唤起每一个人对生命诞生崇高感的认同和对生命的礼赞！如果手头有全部高建群的小说，如果愿意去找，我相信更找出无数这种“散文化”的片段。笔者之所以愿意把这些优美得让人“立毛肌收缩”的文字看作是“散文化”的描写，是因为笔者认为最美的文学笔法应该用在散文之中。因为，小说是以叙事、讲故事、塑造人物见长的，人物、情节、环境、对话、细节是构成小说的要素；诗歌是抒情的，意境、韵律、节奏是诗歌的要素；戏剧是诉诸视听觉的，场景、道白、唱腔、“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是它的要素。散文不同于三者但却比三者更接近人的生活，但是散文没有那么多“抓”人的手段，散文唯一凭依的呈现工具就是语言。因此，如果一个语言很蹩脚的人去写散文，绝对是一件煞风景的事。高建群说“我写小说时不允许自己平庸”，正因为不允许自己平庸，所以他把写散文练就的文字基本功全部用在了写小说上，从而使他的小说也像散文一样美！高建群对散文价值的追求和贡献，还体现在他做的另一件开创性的大事上，这就是以他为首为一所高校选编的以《今文观止》为书名的文选教材。有一些文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古代图书中有一本很有名的古代散文集《古文观止》。《古文观止》是清代学人吴楚材、吴调侯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选定的古代散文选本。该书在当时也是一部供学塾使用的文学读本，是为学生编的教材。全书12卷，共收录自东周至明代的文章222篇，以散文为主，兼取骈文。题名“观止”是指该书所选的都是名篇佳作，是散文的“天花板”。由于该书入选之文皆为语言精炼、短小精悍、便于传诵的佳作，衡量文章的标准基本上兼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因此，该书一经刊行就不仅得了莘莘学子们的认可，也成为了众多文学爱好者和一般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在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以至于“观止”二字成为人们形容不同行业“天花板”现象的不褪色的“热词”。敢于用“观止”二字作为现代散文选编的书名，可见高建群不仅有眼光、有想法、也有野心——与古人比肩的野心。想了解这本文选的具体情况，一时又找不到书，于是就上网去搜索。然而，在网上搜索《今文观止》词条，发现使用这个名称的图书不止一种，而且并非同一本书。大概看了一下，有由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任天石、博士生马佳选评的《今文观止——中国现代美文精品》(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精选了“五四”至当代我国大陆以及港台海外华人作家不同风格的优秀散文五十九篇（篇幅较少，覆盖面有限）；有由沈敏特等编辑、海南出版社1992出版的《今文观止》；有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编辑出版《今文观止》（收入中国现当代名家散文作品140篇。每篇作品配有精美的赏析文章，其中不乏著名作家、学者的精心佳构）；有由刘璐主编、巴蜀书社2013出版的《今文观止》等等。再看由高建群、杨葆铭、石堡编撰、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今文观止》，则是1989年5月出版的，从出版时间上来说，无疑是最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以高建群为首编撰的《今文观止》似乎是众多《今文观止》的“首秀”。不论这本《今文观止》水平如何，仅就这个创意，就这个敢与古代经典《古文观止》比肩的胆识，也得向高建群点赞。据了解，由高建群等人选编的《今文观止》是给一个有延安背景的民办高校文学院作教材的，这显然是要给高校的学子们建立一种“散文整体观”，让高校学生在一种包含着纵向横向多元信息的比较中既领略中国现当代散文的面貌，感受汉语言文学的魅力（散文艺术最大的优势应该是语言魅力），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时代风云的变迁，感受不同审美情趣的呈现，这种眼光不能说不独到，这种立意不能说不高远。在与青年小说家黎峰对话中，高建群回顾选编《今文观止》感受时说：在编散文卷时，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新时期散文界评的那么多奖项的散文，我都拿出来读了，觉得好多都不够入我这个选本的档次。由此可见高建群选编这本教材的标准是很“苛刻”的。（后来终于在旧书网上买到了一本高建群等人选编的《今文观止》，就现代文学时期入选作家和篇目来看，确实是很能够代表这一时期中国散文水平的！特作补充。）倒是一些小说家和科学家写的一些散文，层次很高的。有个小说家叫高晓声，他一个散文《摆渡》，写的一个老头在村口摆渡，十年后从这儿经过，老头还在摆渡。他十年中把多少人从此岸摆渡到彼岸，而我这十年在这搞文学，我又做了些什么？还有一些科学家、建筑学家写的东西，人家就不玩虚的，不是说先扎出个势说要写个散文，人家就是有啥说啥，最朴素的也是最美的。由这段话，又可看出高建群心中作家“责任意识”的强烈——“我又做了些什么？”不是拷问“我”为“自己”做了些什么，而是为众人、为社会做了些什么。其实，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高建群无论是在文学创作中，还是在选编教材中，还是在回答别人问题中，始终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渡人！他是要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自己的知识学问、自己的思考见解去“渡人”，这种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不是所有知名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同时，这段话还表明，他是愿意为高校学子们的审美观、价值观负责人的。他希望通过自己选编的散文作品，潜移默化的教会学子们求真务实的态度，不虚夸、不扎势的作风，引导他们建立以“朴实”为底色的审美价值体系。能静下心来，在“五四”以来浩如烟海的散文作品里，精心挑选出有一定审美高度和积极价值的散文作品，作为大学生的教材，这是高建群对中国现代散文的贡献，也可见高建群对散文的爱之深。笔者发现，要系统研究高建群散文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首先，由于年代相对久远，高建群早期的散文作品很难找到可靠的文本和文献资料。一般图书馆找不到存书，网上也找不到相关检索资料，在图书网或旧书网上，有些原本标价几元钱的书，价格却涨到几倍甚至几十倍，书籍的品相还很差，有的甚至就只有一本——现代“孤本”图书——这个现象是不是有点意思呢？高建群的第一本散文集《新千字散文》是1987年出版的，在“孔夫子旧书网”也找不到一本。就连1991年出版的散文集《东方金蔷薇》也找不到相关内容介绍的资料。好不容易从一个高建群先生的粉丝那里获得了一个推送高先生文章的网络账号，从中可以找到一些过往的文章，根据标题和其他内容参照，可以判断为作家早期的散文，数量只有很少几篇，也不知道收入了那本散文集。田间（诗人）一九八二年四月底回延安。那是一个暮春的日子，万花山上开满了牡丹花，一位瘦瘦的矮矮的诗人，缓步向花丛里走去。他光荣的名字叫田间。文末明确标注着“一九八三年一月六日黎明于市场沟”创作的散文《星在圣地闪烁》，应该是目前能够见到的作家较早的散文作品。文章用简单平实的文字，介绍了诗人田间、玉杲、公刘、贺敬之和作家胡采、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以及版画家修军回延安以及当年在延安的一些基本信息和近况，看不出有什么谋篇布局的构思，甚至段落衔接都是那么松散，俨然是简单的笔记和个人简介资料，但是字里行间却透露出一个文学青年对那些有成就的文学前辈仰慕之情和渴望亲近的愿望，这些前辈无疑是年轻作者的偶像和奋斗标杆，可以感受到作者心中萌动的文学理想。凭着手中的一卷《鄜州志》，凭着《全唐诗》里一条小小的注脚，凭着对一代诗圣千年未泯的思念之情，我们终于在黄土高原一面向阳的山坡上，找到了羌村。这是《空空如也古羌村》的开篇。这篇文章记述的是作者循着地方史志和古代文学作品的线索，探访诗圣杜甫当年活动遗迹的所见所闻，表现出一个文学青年对古圣先贤的崇敬与追忆，可以看作是《星在圣地闪烁》的延续。这篇文字依然很简练，但是透过开篇三个“凭着”的排比句式，已经可以感受到作家内心的文学冲动和对语言表达能力的追求。陕北高原由两条水系统领。一是无定河水系，一是洛河水系。两条水系的分水岭是位于定边县与吴旗县交界处的柠条梁。这柠条梁就是陕北说书艺人三弦开篇中那个“柠条梁的家狗大如牛”的柠条梁。独立于两条水系之外的，是位于神府地面，从草原与沙漠流来的窟野河、鸟兰木伦河。这是《陕北高原的河流》开头的话。语言平实，但却有观察事物、认识事物大视野，有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观察事物的方法论。这是作家探究了解陕北高原这片神秘土地地理特征和文化底色的记录。正是这种溯流探源式的探究与记录，为作家后来厚积薄发式的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从上面几篇散文约略可以看出青年高建群的文学志向与潜质，但还没有令人感到惊喜的表现。而在作家“三十而立”的1984年，一篇《很久以前的一堆篝火》，已经在写作技巧上出现了非同凡响的表现。评论家吴家钩就有这样的评价：如果真有什么创作方法的话，这篇散文的创作方法应叫“横穿马路”法。许多的人物，许多的事情，要在一篇短文中从容不迫地展现，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宛如一条马路，马路上熙熙攘攘人来人往，你如果顺路行走，你只能看见一部分人，前边的已流过去了，后边的还没有流来，你的视野不免受到限制。作者独辟新径，从马路上横穿过去，这样，便从生活的激流中截取了一个断面，将各式各样人物的命运聚光于一束，于是，产生了深刻的令人为之动容的艺术效果。通篇充盈着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荒原实际上是社会舞台的一个缩影，篝火所照亮的，实际上是人类命运在非常时期的闪光。所有的文学技巧都是容易掌握的，最难掌握的，是一位以写作为毕生事业，而不是闹着玩的人，应当有自己的沉重的思考。这篇有着“意识流”小说痕迹的散文，把“我”与几组人物巧妙的与旷野路边的一堆篝火联系起来，表现出不同人物的生命轨迹，读起来有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同时又觉得每个人的生活如同投影一样叠印在篝火辉映的夜空里，时明时暗，此消彼长，神秘虚幻，内涵无限。这大约也是评论人吴家钩所谓的“最难掌握”的“沉重的思考”吧。高建群作为一个有建树的散文家的气质，大概在这个时候已经初步养成了。这篇作品篇幅较长，不宜大段摘录，有兴趣的读着可以去自行搜索阅读。还想再摘录一篇作品的片段。有些作品是任何巧妙的转述和评价都无法传达出故有神韵的。临分手的时候，他作了一幅《壶口瀑布图》送我，作为这次陪他游壶口的酬谢。……月光如注，瀑布图的线条儿冉冉张开，于是先前的一切悠然间无影无踪，我的眼前只有一团青气。我气本是搅成一团的，后来渐渐顺了，合成一股，呈吞天吐海的气势；再后来，又轻轻地敛在北墙上，微丝儿不动了。于是我复看见了木刻家自己，复看见了黄河壶口瀑布的景象。上面一段痴语，一则为让你见识修军木刻的鬼斧神工，领略艺术的高深境界，二则为这篇小记定个抑扬顿挫的调儿，三则呢，那情那景，确实笔者的所经所历，不能不写，不得不写，不敢不写。这是散文《黄河在他胸中咆哮》中的句子，在这段文字之前，还引用了诗人玉杲的几句短诗，这样你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篇章结构还是主题意蕴和语言表现力上，高建群散文俨然已有大家气象。评论家吴家钩在文末的留言评论就这么说：“作者在完成这篇作品时，采取了两条线并行的方法，一条是写修军，一条是写壶口，或明或暗，或暗或明，十分讲究。可以说，没有对修军的层层描写，壶口瀑布便显得死板了，缺乏活泛之气了，他的穿越高原的特征也就给人留不下那么深刻的印象了。反过来说，没有对壶口的层层渲染，木刻家就没有凭托了，我们对他的气质和艺术追求，也就不会那么容易地理解了。壶口帮助我们理解修军，修军帮助我们理解壶口。此种写法，可以叫‘双比反射’法。”再看看1991年发表于《人民文学·散文选刊》上的这篇《陕北论》，文笔之老辣，内容之丰厚，思想的深刻，情感之炽烈、立意之深远，已经非七年前可比。北方有一块高原，汹涌的黄河将其裂为二。靠南边的一块，习惯上被称之为陕北高原。在此之前，黄河是青色或者灰色的，它的百分之七十的泥沙来自这里。黄河因此而被称为黄河，而被作为我们这个黄皮肤民族的象征，出现在故事中、传说中、浪漫诗人的吟唱中和悲壮歌曲中。黄河那激情的水流从这里奔突而下，将它的黄色染色体染向所有路经的地方，以及达到遥远的海洋，和海浪拍击着的他洲的堤岸。从远古走来，没有颓唐，没有怨尤，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深深扎根，顽强生长。一窝窝地生，一群一群地死，健壮者活下来，孱弱者拿去肥土。毛驴的每一次披红挂绿就是向残酷的大自然的一次无声挑战，窑洞的每一次明灭都在重复着生命的故事。父亲六十岁生日那天，必定要领着儿子，踏上马茹子花盛开的通往祖坟的道路，让头皮叩着地皮，声响传给三尺地表下的家族的昨日。孩子出生那天，干大必定要送给他一件石锁，石锁一岁加一道麻绳，以便将他牢牢地拴在这块生身热土上。当我从秦直道上经过，注视着秦皇两千年那远去的背影时，当我怀着诚实，走入我陕北山乡每一位父老的心灵时，当我看着安塞腰鼓，以不可一世的姿态踢踏黄土时，当我来到黄河延水关汹涌的渡口，虔诚地为多灾多难的民族祈祷时，我想起我的一位艺术家朋友的话，他说，我们这个民族的发生之谜、生存之谜、存在之谜、发展之谜，也许就隐藏在这陕北高原的层层皱褶中。无需再多举例，也无需再作穿凿附会的分析，高建群创作“大散文”的生活基础、思想基础、文学表现技巧已经具备，所欠缺的只是一个触发的契机。且看此后蛟龙如何腾大渊。高建群散文创作取得“大”突破，或者说高建群散文创作真正进入“大散文”境界，应该是1998年以后的事。记得前面我梳理过，1987年高建群出版了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同时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新千字散文》。作家（或出版社）之所以把这个集子的名称确定为“新千字散文”，一是当时开始流行“千字文”，经济大潮即将来临时，人们已经没有时间悠闲的阅读长篇大论的文章。二是如上节分析，这一时期高建群的散文还处在“千字文”的清浅单纯境界，但是，一个“新”字表明他的文字已经有了明确的“新意”。等到1991年，高建群已经发表过几个中篇小说、并且开始构思写作《最后一个匈奴》的时候，高建群又出版了一部散文集《东方金蔷薇》。这部散文集目前笔者没有找到任何文本和内容介绍的资料，不知道都收录了那些作品，这些作品的样貌如何。但是这个集子的命名显然是借鉴了前苏联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集《金蔷薇》。据介绍，在《金蔷薇》这部散文集书中，康·帕乌斯托夫斯基探讨了写作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作品构思的产生过程；作家应如何培养观察力、提炼素材、磨炼语言；想像的必要性；细节描写的功能；人物性格本身的逻辑性；灵感的由来等等。由此推断，高建群《东方金蔷薇》这个散文集中的作品，在写作技巧上一定会有较大的飞跃。大凡有朋友聚会，同仁中有做散文的，我便鼓动他们，弃了散文，去写小说。如是者许多年了，有哪几位朋友受了我的蛊惑，另投旗帜，我没有统计过。不过，至少有一位，那就是我本人了。小说是一种宽容的艺术，一种包容万状无届弗远的艺术。它允许艺术家在其间迂缓地进行思想的探索和艺术手法的探索。相形之下，我们看到了散文艺术表现手法的苍白和思想力量的苍白，看到散文艺术在走向自我完善的过程中逐渐走向自我封闭、以邻为壑。我已经写小说写了一些年头了，现在再回过头来看散文。我发现我委屈了散文艺术。我想说小说艺术具有它都具有，而且更自由、更深刻、更直接。一些散文大师的经典作品和一些别的门类的艺术大师的即兴文字，确凿地为我们提供了佐证。原因不在散文艺术本身，而在散文家、散文刊物、散文编辑、散文评价自身。评论家的诱引，编辑的决裁，刊物的风格，再加上散文家的削足适履，蓄久成势，于是乃有风气的形成。这个序言等于是一个“宣言”，宣告高建群将放弃（至少暂时放弃）散文写作，而专攻小说了。事实确实如此。自1993年第一个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发表后，高建群先后创作了一大批长篇、中篇小说（篇目不再赘述）。直到1998年，中央电视台筹拍《中国大西北》系列专题节目，邀请高建群等人作总撰稿之一。高建群跟随摄制组在西北生命绝地罗布泊穿行了13天，此后又在西北五省区转战半年之久，从而获得了大量散文创作的素材和灵感，于是又重拾散文，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先后写作出版了五部散文集，实现了散文写作的“大突破”，也完成了从“千字散文”到“大散文”的华丽转身。对于当代中国的散文，高建群所推崇的人物是贾平凹。在《影响我人生的书》一文中，高建群说：能代表当代作家小说创作最高成就的是张贤亮……能代表散文创作最高成就的是贾平凹。几天以前我见到平凹，我说，由于你的散文上的成就，由于《美文》杂志的日臻兴隆，日见坚挺，散文这块牌位，大有供奉在长安古都以续香火的势头了。高建群的感觉是对的。贾平凹特别能写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但贾平凹也很会写散文，而且贾平凹的散文确实与众不同。贾平凹不仅不断实践“美文”创作，而且积极倡导的“美文”主张、不断巩固的美文阵地（创办有《美文》杂志）。贾平凹的散文，无论是早期散文集《月迹》里的篇章，还是后来的《贾平凹旅游小品散文选》里的游记、介绍关中传统美食的短文，都具有清新、灵秀、隽永、唯美的特点。尤其是贾的散文力求每篇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结胎内核”，但却没有落入杨朔散文“逆挽式”窠臼的精巧构思，深受读者喜爱。正因为其在散文发展中有足够突出的创造与贡献，因此才会得到同样善于写小说和散文的高建群的高度评价。那么，同样创作了大量散文的高建群，在中国当代文坛会有什么地位呢？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国平对高建群的评价也不一般。高建群是小说高手，也是大散文的营造者。他的散文漂亮流畅，大开大合，才华横溢。在他作品的大视野下，是公共关怀中悲悯和伤感的色泽和品貌，是粗犷辽阔的意象，是民间生命智慧的传达，是生命的感悟力和精神指向性以及胸襟、气度的畅扬。很显然，高建群凭借其对文化“大散文”的独特贡献，也在中国当代文坛占得了一席之地。以笔者的看法，高建群的“大散文”创作实践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其实，“大散文”的概念最早是用来指代著名文化学者、作家余秋雨以《文化苦旅》为代表的文化散文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收获》杂志为学者、作家余秋雨开辟专栏，刊发其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这些作品，以“游记”的形式记录了作者讲学、考察途中遇到的一个个古老的文化景观，但与一般游记不同的是，在写景状物的同时，作者始终不忘探寻和揭示这些古老“物象”下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凭借作家特定文化人格、文化良知，通过山水风物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在经过了十年“文革”文化浩劫之后，中国人的内心已经是一片文化荒漠，这些带有浓郁文化气息的作品一经面世，就像一场甘霖滋润了人们饥渴的心田。因此，1992年，零散发表的37篇文章结集为《文化苦旅》出版的时候，一下子就轰动了文坛，形成了一种阅读热潮。于是，该书就先后获得了全国金钥匙图书二等奖、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上海市第二届文学艺术成果奖、台湾最佳读书奖等荣誉。此时，散文界、文化界不免为之震动，人们纷纷把这些具有较大篇幅和历史、文明等宏大的主题的文化散文称之为“大散文”，以彰显它大的格局、大的气度、大的视野，与那些写个人的喜怒哀乐的“小”散文拉开距离。此后，余秋雨又先后出版了表现中国历史文化的《山居笔记》，考察伊斯兰文明记录的《千年一叹》，以及西方文明记录的《行者无疆》。也可能是时事变化，也可能是随着地位改变作家的人格“膨胀”，此后余秋雨却不断遭到诟病，其他作品再也没有取得《文化苦旅》出版时那么轰动的影响。在当代中国散文阵营中，还有一位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著称的学者作家，他就是早年提出著名的“散文不散”理论的文化学者肖云儒。肖云儒是江西于都人，大学毕业后留在陕西工作，曾经在陕西日报做过多年记者，擅长散文创作。20多岁就提出了“散文不散”的观点，成为指导中国散文创作的“指南针”。肖云儒晚年长期担任陕西省文联副主席、主席等职务，在文艺文化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进入新世纪后，“文化复兴”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作为有影响的文化人，肖云儒参与了许多文化课题的考察调研活动、高校的教学讲座活动、媒体的“寻根”“追风”“论道”活动等，形成了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各种特色地域文化的系统认知，这些活动的成果积累，就形成了他以《对视》系列和“雩山书系”两大系列的散文成果。成为文化“大散文”的另一位集大成者。肖云儒的文化“大散文”既有余秋雨《文化苦旅》题材的大视野、大格局，更以其见解的周全、深刻、独到而自成一家。比如收录于散文集《青灯说辞》中的《行走并思考着》就是其在西安20多所高校讲座文稿的集成，涉及的文化景观载体就有西安钟楼、乾陵、汉中、云南、潮州、南非和印度等，而其对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特征总结的“家国同构”和“嫡长子继承”理论，就具有非常深远的理论价值。余秋雨的文化题材大散文被称为“大散文”，因于其取材视野大，文化格局大，同时也有篇幅体量大。肖云儒的文化散文自然也可以归为“大散文”范畴，比起余秋雨来，肖云儒的“大散文”篇幅、题材、主题、格局眼界更大。如果说余秋雨“大散文”文体还大体合着传统散文的模式，那么，肖云儒的“大散文”已经到了不拘一格的“大化”之境，讲稿、对话、谈话节目提纲等都可以看作是散文。如果说余秋雨的“大散文”偏重于个人心灵感悟，那么肖云儒的“大散文”则立足于探寻文化发展的大思路、大理念、大理论。那么，高建群关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匈奴文明”“楼兰文明”的深度追寻和探讨系列作品，称之为“大散文”也是当之无愧的。与余秋雨、肖云儒的“大散文”相比，高建群“大散文”固然在理论色彩上稍逊色于肖云儒一些，但在作品呈现样态的多样性、语言表述的生动性、义理考据辞章的严密性上，却有前二人所不及的地方，尤其是高建群《胡马北风》开创的“历史大叙事”文本样式，创造了中国散文创作的“极致”。这样的书写方式后有没有来者还不好说，前无古人是一定的。尽管对这样的文本样式存在着争议，但是，正如汉代“大赋”这种形式大于内容文本创新一样，它的“文本模型”价值却是现实存在，无法抹去。中国传统的散文，本身就是一个适合于表现各种题材与主题的文体。发展到现当代，许许多多的生活题材都被不知多少“大家”书写过多少次了，无论在题材、主题上，后来人都难翻出新意。仅在清代就有主张“直抒胸臆、不事雕饰”的“公安派”，也有“反对拟古”的“性灵派”，也有主张义理考据辞章的“桐城派”，都想在创作上玩出新花样。在当代经济大潮冲击和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背景下，中国的散文创作和散文欣赏实际上面临着两种冲击，一方面是专业写作面临无人关注的窘境，另一方面是，人人成为写作者，造成散文写作庸俗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专业水准的写作者，怎样才能在文坛上留下自己的足迹呢？提升写作理念和开辟写作题材空间就成为两个重要的突破方向。而高建群由于拥有独特的人生阅历和感悟生活的能力，以及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使命感（大约是五年边防军的阅历赋予的），首先在“为谁写作”问题上站稳了脚跟——“为一个有着古老姓氏的家族的子嗣们写作，“为这个东方民族”“为这个正在行进中的国家”写作，做“时代代言人”。其次，基于善于关注生活、关注社会的思维习惯（大约在被父母把他绑在延安清凉山的佛窟里，被迫看延河里修桥施工开始养成），从一开始就善于从身边鲜活的人和事中发现写作题材——陕北的河流、陕北走出来的艺术家、陕北高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性等等——沿着这个路径一路走来，最终把目光聚焦在“西域文化”“匈奴文化”“楼兰文化”乃至于“中华文明探源”这样具有地域广度、时间长度和思想深度的创作题材，并通过大量篇幅的作品，完成了自己的书写设想。这一点，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是无法忽视的。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遵循的创作理念就是“文以载道”，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然而，在当代作家中，真正能够践行这种理念的创作者却少之又少。在这样的环境下，敢于担当时代重任的高建群无疑就有了不容忽视的高度。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国平对高建群散文的评价中，使用了“公共关怀”“悲悯和伤感的色泽和品貌”“粗犷辽阔的意象”“民间生命智慧”“生命的感悟力和精神指向性”“胸襟、气度”等一系列密集的意象描述，这显然不是出于私情私交的“溢美”之词，而是对高建群文化“大散文”创作实践和作品呈现的全面概括。高建群写在《胡马北风大漠传》“引言”中的那一段表露“野心”的豪言壮语，去除背后的些许“私心”，看上去和“关学”创始人张横渠的“四为说”几可并论。如果认真去读，在高建群绝大多数的散文中，都能够读出严肃认真的思考、独到深刻的见解和宽厚包容的情怀。那些在不少作家不少作品里存在的“小情调”甚至迎合某些“低级趣味”的“小把戏”，在高建群散文中甚少出现。正因为其十分赞同“五四”运动所倡导的“为人生”的艺术理念，秉承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他的大小作品都具有不俗的思想承载，比如他品人论事的客观、恳切，比如他谈读书的高屋建瓴，比如他评价自我的清醒自觉……这些内容，前文已经做了大量分析，这里将不再一一赘述。总而言之，高建群是一个极其聪慧、勤奋好学的人，也是一个很有写作天份、勤奋努力并且十分高产的写作家，从他的许多作品中都能感受到一个待人诚恳、心胸豁达、立场公允的人格形象。然而，在笔者看来，高先生在文学方面所取得的声誉和影响，似乎与他的实力与付出的努力还不够相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媒体和学界似乎未能看到其作品的价值，二是读者似乎期待他的某些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再有一点点应有的突破，期待高建群先生对某些问题的思考还可以再深入一些。高建群先生的许多散文和小说作品关注的都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冲突的现象或话题，甚至说，高建群的“大散文”就是围绕这个大命题诞生、掘进与拓展的。但是，笔者系统读过高先生的《穿越绝地》《胡马北风大漠传》《西地平线》《相忘于江湖》《我爱北方收割思想》等散文作品后，觉得作家关注的似乎更多是某种现象，比如“东西方文化交汇是从人类越上马背开始的”“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冲突和交流大部分发生在西域这地面”“许多族群和文化看是消失了，但并没有完全消亡”……但是，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些现象究竟给了今天的我们什么启示？似乎并没有系统的阐释（也许这是个学术问题，而高先生只是一个散文作家），只是转述了蒙古学者孟驰北的一个观点：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共同创造的。“匈奴迁徙”问题似乎是作家最关注的问题，他写了无数的小说散文关注探讨这个问题，但是关注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意义又是什么？似乎也不是那么明确，好像就是为了对好朋友散文家刘成章（自认为是匈奴后裔）一个观点表示赞同，或说为了对这个民族的“高贵”品质以及它的后裔（如路遥）的某种人格表示敬意……题旨的指向性似乎都不是那么的明确。其实，古往今来，给“农耕文化”带来冲击的不光是“游牧文化”，甚至更严重还有“海洋文化”（如果这里的“文化”是指一切人类的活动的话）。而且“文化交汇”“文化冲突”许多时候往往是弱势文化的灾难，印第安文明、玛雅文明的消亡就是最好的答案。而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几乎都是“海洋文化”对“农耕文化”的冲击。当然，对于具有五千年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中华文明而言，面对种种“外来文化”的冲击，并不是只有被动的接受，而是采用“兼容并蓄”的态度，既在“抗拒”中改变自己，也在“同化”中消解对手。而且，这种应对外来冲击的方式，早已凝结形成了一种“多难兴邦”的信念！下面是笔者认识的一个业余写作者自己揣摩“东西方文化差异”得到的个人见解，尽管占据的第一手资料很有限，但是其着眼点和思考问题的路数似乎还有些与众不同，不知道能否对高先生或者其他研究者产生一点他山之石的影响呢？说到思维方式的不同，人们普遍认为，西方人长于理性的逻辑思维和数理思维，故而西方多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东方人（中国人）长于感性的模糊思维和类比思维，故而多抒写性灵和自我感受的艺术家；西方人长于微观具体分析，故而可以发现细胞、分子、原子等关于物质构成的原理与结构模式，东方人长于宏观“系统观照”，故而有“五行”“八卦”“虚实”“阴阳”等关于世界的囫囵描述。我以为，东西方思维方式和习惯的不同，实际上也是由生产、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不同所决定的。首先，西方渔猎、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个体技能和团队协作的要求更高：比如捕鱼，一只渔船上把舵、摇橹、撒网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缺一不可；比如狩猎，一个狩猎队伍中，驱赶、拦截和射杀猎物更需要紧密配合，一处出现漏洞都可能造成猎物逃脱；比如放牧，一个牧场，放牧牛羊马群需要配合驱驰，还需要接羔、剪毛、挤奶、宰杀等专业技术。因此，渔猎、游牧人群在建立有效的“协作关系”的同时，每个人都必须具备较强的“主体意识”——就像一群狮子老虎围捕一只猎物，要实现意图必须齐心协力，而要做到齐心协力，又要求每一个成员必须独当一面，这也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球类比赛中，西方强队球员之间既有密切的技战术配合，每个球员也都有很强的个人能力。其次，渔猎、游牧环境的不确定性，要求人们必须目光向外看环境、看对象、看路径。因此，西方人更善于立足“主体”做“客观”的观察思考，姑且称之为“外观”。“外观”即从外部寻求人类生存发展的出路，容易对人类命运的不确定性做出思考（比如古希腊的“命运悲剧”），进而对人类的终极命运（如旷世灾难：“大洪水”“外星人入侵”“世界末日”等）的思考。“外观”人与社会：探求“人性”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寻求社会治理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最佳模式，出现了“政治学”、“契约论”等理论体系；“外观”自然：寻求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模式；“外观”世界，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和财富来源（比如养羊圈地、海外殖民等）。“外观”的结果使西方人总是在“存疑”中寻求“突破”，在“质变”中取得发展与进步，故而西方社会发展呈“阶梯式”上升。而东方农耕人群，生产、生活环境和劳动对象相对固定，个体劳动技能差别不大，要求不高，人与人之间“群体共生性”强，“个体协作性”差——以耕种农作物为例，尽管需要一群人密集性劳动才能完成大面积耕作收获，但一是关键技术不多，即使有也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二是纵然有少部分人劳动能力不强（老幼病弱）也不影响整体效果。因此人们的“同众”意识突出，“主体”意识弱化。生存环境和劳动对象的“固定化”，容易使他们向内部寻求“平衡”（心理平衡、利益平衡——多干或少干，多得或少得），产生“自我麻醉”或“窝里斗”，失去向外发展的张力——今天的中国足球队差不多就像一群传统的“农民”，群体“打呼噜”有余，个体突破能力不足，而且经常相互抱怨；即使有个别能力出众的，也不善于寻求协作。因此，东方人群体意识、同众意识更突出，思维更趋向于主观“内视感悟”，姑且称之为“内省”。“内省”即从自身感受出发，寻求自我心理平衡以及“适应”各种关系的途径。“内省”人与社会：看重权力作用，忽视自我价值，“奴化”心态严重，不敢直面人生的残酷，忽视人的本质价值；同一阶层则会出现相互猜忌、“窝里斗”和尔虞我诈；一味追求“稳定”，力求维持固有秩序，缺乏制度创新精神；主张“中庸”骑墙，不敢彰显个性。“内省”人与自然：一方面强调“天人感应”，把自然“人格化”“神秘化”，只重“意象”不重本质，产生不了“格物”兴趣，也就产生不了牛顿、法布尔、赫胥黎、居里夫人、门捷列夫那样关注生物习性、物种进化和化学、物理变化的自然科学家；另一方面把可利用的自然物当做上天恩赐，不加珍惜，竭泽而渔，暴殄天物。“内省”外部世界：“我”居世界中心，外邦皆为“蛮夷”，夜郎自大，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内省”的结果使中国人总是在“逃避”中寻求“自适”，在“量变”中往复交替，故而中国社会的变化呈“螺旋式”循环。当然，这里所说的“中国”，是以往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人的思维和眼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中国有3.2万千米的海岸线，中国有走向“蓝海”的历史、理想和日渐强大的实力，今天更有有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同时，有“全球一体化”和互联网的加持，今日的中国正在逐渐褪去纯粹“农耕文明”的底色，实现由“黄色文明”向“绿色文明”“蓝色文明”乃至“太空文明”跨越。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作家“大散文”创作是否可以跳出大西北的范围，走向更大的空间，重新寻找更大的写作命题呢？编辑：牛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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