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的“最后”
著名作家高建群在其文学生涯中的起步，颇有些偶然的意味，并牵涉到一位将军。那位将军叫那狄，时任新疆北疆军区政治部主任。
1975年冬季的一天，那狄将军去往边防部队某连进行座谈，原计划座谈结束后，于翌日离开。可天降大雪，浩瀚的戈壁、草甸被全然覆盖，那狄将军无法启程，于是就驻留下来。是夜他查铺之后，又去哨所视察，适逢三班值班站岗。
那狄将军步入哨所之前，三班长高建群业已下哨，并在瞭望登记簿上做完了登记。他的枪斜靠着墙，枪身上的冰雪化成了道道水纹。等待枪支风干期间，他忽然心潮涌动，平日间积于心底的情感喷薄而出，他便立刻伏在桌子上写了下来。
走进哨所的那狄将军，站在他身后询问他在写什么，他拘谨地回答：“算是诗歌吧。”那狄将军看后很感慨，没想到在肃杀的边防之地居然有诗情的薄烟，遂让干事誊写后，投寄于《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文艺》于1976年8月号发表了一名解放军战士的组诗《边防线上》。
就这样，高建群于22岁时发表了处女作。时至今日，斯事已过去了近五十年，但高建群依然历历在目，还能随口背出组诗中的一些语句：
几十年前的那个雪夜，高建群突然心血来潮奋笔疾书，实属偶然；那狄将军到哨所视察也属偶然；而那狄将军让干事将他即兴创作的几首诗歌誊写后投寄出去，当是兴起之举，这也是一种偶然。然而，偶然是必然的随机显现，尤其当紧密相关的几个偶然接连发生，这便形成了命运，使得高建群必然要踏上文学的路途。
时光荏苒，而今高建群已届七十岁，进入了杖国之年，他的文学生涯也已近乎五十载。其间，他经历了创作的生长期、成熟期和高峰期。
生长期中，他的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雕像》等。《遥远的白房子》一炮打响，堪称他的成名作；《雕像》也大受赞誉，获得庄重文文学奖。
成熟期中，他的主要作品有“大陕北三部曲”，即《最后一个匈奴》《六六镇》《古道天机》，以及《愁容骑士》《白房子》五部长篇小说。其中，《最后一个匈奴》是其代表作，与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并称“陕军东征三驾马车”，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中国文坛相继引发大的震动。
高峰期中，他的主要作品有《大平原》《统万城》《我的菩提树》《胡马北风大漠传》《丝绸之路千问千答》《中亚往事》等长篇小说及文化散文集。其中《大平原》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统万城》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第二届国际大雅风文学奖提名奖；《胡马北风大漠传》之《成吉思汗的上帝之鞭》获郭沫若文学奖。
在高建群创作高峰期的诸多作品中，长篇小说《中亚往事》为最新力作。该作入选中宣部2023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及陕西省委宣传部2024年度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整部作品有四十五万余字，以作者在新疆边境的从军经历和对丝绸之路的文化考察为背景，以中亚地区的草原、河流、城镇以及人文景观等为情节运行的场域，是一部兼具传奇色彩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草原英雄大传。作品延续了高建群典型的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叙事风格，是以大地理、大历史相支撑的史诗性书写，彰显了高建群独特的创作标识。该作弥漫着宏阔而辽远、浪漫而悲情的中亚细亚草原气息，是一部充满了爱国精神、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主题作品。作品洋溢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守土有责、寸土不让的爱国主义精神，且生动、深刻地诠释了国家脊梁和民族信仰的丰富意蕴。
《中亚往事》的创作，在高建群的文学生涯中牵扯了先后四十年的时间，这场经年累月的创作发轫于1984年。那年初夏，三十岁的高建群曾在黄龙县的黄龙山参加过一个笔会，其间，与会人员去往韩城的司马迁庙参访，高建群没有去。他在开笔会的院子里看见民工正在施工，就走到近前捡起了一个水泥包装袋。几经收拾，他将包装袋变成了干净了许多的两大扇，然后带回房间，在粗砺、厚实的包装袋上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而后他把这个短篇扩充为中篇，之后又改编为电影剧本，后来又将剧本改写成小说，再后来又把小说变成长篇电视连续剧，最终于2023年的夏天，在柞水县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院里，完结了这场旷日弥久的创作，定格为长篇小说《中亚往事》。
2024年的初夏，《中亚往事》正式出版了。高建群浩叹：“它纠缠了我四十年，折磨了我四十年，现在终于结束了……”
类似的慨叹，高建群在完成《最后一个匈奴》的创作时也曾发出过。《最后一个匈奴》《中亚往事》都在高建群的生命中刻下过深刻的刻度，因而他将这两次创作状态做了比照。
在创作《最后一个匈奴》时他激情四射，其间，他曾一天写出过一万四千多字，仿佛井喷，整个创作过程好似江河涌荡。在创作《中亚往事》中，他是平静的，这是一种内敛力，而内敛力则是更加成熟的张力，宛若江河汇入大海后，没有了涌荡时的跌宕起伏，呈现出了雍容的平静。
《中亚往事》是高建群的第27部著作，这27部著作可分为三部分，即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集、文化散文集。这三部分又可归为两类，即小说创作、文化散文创作。
高建群的小说创作风格鲜明，标识性很强，总而言之有这么几个特点：一、具有显著的英雄主义、别致的浪漫情怀、深刻的悲剧情结，如《遥远的白房子》《最后一个匈奴》；二、具有民族系统、民族结构的理性意识和民族文化构成的大视野，如《统万城》；三、具有典型的西部文学的崇高、悲壮的气质，能够深入探寻西部生命大气象、大格局的底层逻辑，如《伊犁马》《中亚往事》。
西部文学的特质在高建群的许多作品中不光有充分的体现，而且还得以加强。高建群认为，西部不仅是中国的地理高度，更是精神高度。所以西部文学具有天然的宏阔气势，它的表达基调是大表现，它不允许作品里的人物、背景平庸，一切都充满了张力，充满了崇高，充满了生命力的奔腾！
高建群对西部文学精神的整体性阐述是合度的，从西部的诸多经典、艺术中可以体味得到，诸如青藏高地的《格萨尔王》、蒙古高原的《蒙古秘史》、新疆瀚海的《福乐智慧》、甘肃戈壁的《敦煌遗书》、宁夏岩峦中的贺兰山岩画、大西北的花儿、陕北高原的民歌等等，它们共同铸就了西部文学健强的体质。
当代西部文学不仅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也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阳刚、剽悍的生机，如宁夏作家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等；青海诗人昌耀的诗集《一个挑战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盘》；新疆诗人周涛的诗集《神山》《野马群》；等等。高建群也堪称当代西部文学旗帜性的作家。不仅如此，高建群作为陕西人，还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巨大的创作成就，而成为陕派文学八大家之一。
宝鸡文理学院的冯肖华教授在其《“高建群现象”与陕派作家研究现状考察》一文中阐述，陕派文学前四大家为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后四大家为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并对他们各自特质化的文学标识做了简短概括：柳青的“长安十四年”，杜鹏程的“筑路工地”，王汶石的“渭北村舍”，李若冰的“大漠情节”，路遥的“城乡地带”，贾平凹的“商州系列”，陈忠实的“关中叙事”，高建群的“浪漫骑士”。
无独有偶，西北大学的段建军教授在其文论《高建群与寻根文学》中也提到了“浪漫”：“具有高氏风格的浪漫主义寻根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增添一种新的浪漫文学经验，寻找一种与世界文学争胜及对话的新途径。”当然，该表述中的关键词不光有“浪漫主义”，还有“寻根文学”。
寻根文学的意旨，是用文学的方式追寻民族文化的谱系根源，探求文化习俗与集体人格的关系，以及民族活力的源泉，透视出文化心理与民族兴盛、衰败的底层逻辑。高建群作为有大追求的实力作家，自然要以自己的文学视角、文学方式探询与探寻。于是高建群创作了“大陕北三部曲”（《最后一个匈奴》《六六镇》《古道天机》），以探寻这片被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相浸淫的地域之文化秘密。之后，他继续向西北寻根，又相继写下了寻根随笔《胡马北风大漠传》，寻根小说《统万城》。
段建军教授在《高建群与寻根文学》中提到：“为了审美地完成这次寻根之旅，高建群在世界艺术宝库中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两本书，进行创造性借鉴。高建群说‘每位作家的身边都站着一位守护神。在创作《最后一个匈奴》的时候，我案头必备的两本书，一是《印象派的绘画技法》，一是拜伦的《唐璜》’。高建群坦言，自己从印象派大师那里，学会了摆布人物和情节时，把艺术的一个特征推向极致，然后在峰顶重造和谐，学会了在特定时空中，以一个人物的视角，进行定点透视。从《唐璜》的手法中，学会了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学会了像压路机那样把遇到的所有材料都压到诗意道路上，学会了挥舞着缪斯的魔杖一路前行，把所有的材料都点化成金。”
在高建群好几部寻根文学作品中，最让他感慨的是《最后一个匈奴》。他很怀念《最后一个匈奴》产生的那个时代，尤其是那个时代中的文学热潮。就是在那股巨大的文学热潮中，中国当代文坛出现了“陕军东征”的文学现象。
《小说选刊》时任社长柳萌先生曾问高建群，“陕军东征”对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发展有何影响。高建群诚恳地说，这几部作品都展露出了大家气象、大格局，缩短了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与世界现代文学之间的距离，对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能够起到引领与推动的作用。
高建群清楚，“陕军东征”现象绝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绽放有着充足准备。高建群回忆到，1985年陕西省作家协会召开了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该会在西安开的开幕式，在延安开的讨论会，在榆林搞的闭幕式。会后，路遥便去做关于《平凡的世界》创作的准备，贾平凹、陈忠实也各自去搞《废都》、《白鹿原》的创作筹备，而他则申请挂职黄陵县委副书记，并在挂职期间写《最后一个匈奴》。高建群怀恋地说：“那个时代浓郁的文学气息对创作很重要！能够激发出强烈的创作欲望，涌动起巨大的创作冲动，而且都是对大格局创作的憧憬，因而创作者都能沉得下心来。”
高建群就是因为“沉得下心来”而创作出了“大陕北三部曲”以及《愁容骑士》等五部长篇小说。然而这之后，“他突然停止了自己长篇小说艺术大厦的建造，在世纪之交将风头正健之笔转向了大量的散文创作，这多少令如我一类的读者感到吃惊”。西北大学的杨乐生教授在其《西北望 射天狼——高建群散文小识》一文中如是说。他的吃惊，印证了“多年前路遥就曾对陕西青年作家讲过的话：‘高建群是一个很大的谜，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冯肖华《“高建群现象”与陕派作家研究现状考察》）
高建群的小说创作已臻成熟，且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但却转向了规模化的散文创作，效果如何？杨乐生教授在《西北望 射天狼——高建群散文小识》一文中这样评述：“事实上，高建群这些或长或短、篇幅不一的散文作品，不仅仅是描摹了中国西北部的现实生存状态，而尤为醒目的是有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在这些作品中，那便是中国西北人的生存精神。不论是历史上的，还是今天的；不管是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城里人，还是偏僻之地目不识丁的农牧民兄弟；也不管是‘口内’去的汉人，或者是祖祖辈辈生长生活在这里的土著少数民族；无论是农工，还是戍边将士……当用血肉之躯做时代前行的润滑油的时候，他们的生存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尽管他们能生存本身就已经是奇迹了，但他们根本不满足，他们不愿意为生存而生存，他们要生存出味道来，他们要生存出人的高贵和尊严来。高建群手中一支激情喷溅的笔，几乎触及了中国西北部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交通、能源等大的领域无不关注，散文集基本已经可以当作中国西北部的百科全书读了。特别是历史、文化及当代城乡生活，作品涉及的既深入又仔细，既宏观又具体。大西北五省区没有高建群未写到的地方，单此一点，我们就会发现他散文创作所关注的领地早已不是20年前他当兵时的额尔齐斯河两岸那一小块地盘了。从历史文化和民族流变角度切入的《胡马北风大漠传》、从人与自然等角度创作的《穿越绝地》及以当代现实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惊鸿一瞥》《西地平线》等散文专著，其文化视野的宏阔，热爱之情的深挚，批判锋芒的犀利，都已经为中国当代文坛提供了中国大西北全景式的艺术画卷……作为一个作家，仅此一点，高建群便可以不朽了。”
经过多年来高质量的积累，高建群的散文著作已成体系。他的诸多散文作品，基本都具有文化大散文的气魄，构建起的系统已能够填充这样一个公式：血统＋血缘＝血脉。何为中华文明的血统，孰为中华文明的血缘；不同部族、不同民族的文化互视、互识，并最终融合，构成了中华文明的血脉。这与高建群的寻根小说形成了互相支撑、相互说明的结构框架。
小说创作、散文创作构成了高建群文学版图的主体，他要以之来实现作为一个作家的使命。高建群说，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是有使命感的，比如巴尔扎克，他的使命是要做国家的时代书记官。高建群也有类似的使命感，并将使命的完成作为一种责任。为此，他用自己的代表作《最后一个匈奴》做例证谈到：“对于刚刚经历了用血和泪写出人类历史上最壮丽一页的这一代人，我们必须给予更崇高的东西，比如为他们写一个传记。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我们将欠下父兄一笔债务，将欠下历史一笔债务！”
进而，高建群又以路遥为范例，做了更深切的说明。高建群讲到：“路遥在深入构思《平凡的世界》期间，曾和我在黄陵县的轩辕宾馆住过三天。三天里，我关上房间的门，认真听他说关于《平凡的世界》的构思——人物、故事、结构等。起初他把构思中的第一部命名为‘黄土’、第二部为‘黑金’、第三部为‘大时代’，全书命名为‘走向大时代’。三天后，路遥说要去黄帝庙看看。我陪他看完后，他又让我陪他去黄陵县照相馆拍了一组照片。其中的一张后来用在了《平凡的世界》初版中，就是路遥穿着黑呢子衣服、夹个包包的那张。当时他让把所有的照片洗了两套，他自己留了一套，给了我一套，说我今后用得上，到时就知道了。后来我回想才明白，当时他已决心用自己的生命做投注，要奋不顾身地去创作他的大部头，只要能完成，哪怕写完后去死都行！而他留给我的照片，是让我写悼念文章用的……”
高建群唏嘘不已，动情地继续说：“他记录了那个时代，塑造出了典型人物，很多人都能在那些人物中看到自己的身影。路遥把生命和文学融在了一起，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们这一代人是崇尚奋斗的，奋斗也是一种使命。”高建群又说道。的确，高建群一直在奋斗，奋斗了一生。他从22岁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发表、出版了一千多万字。他不仅写作，还写字、作画，并引古人之言“诗不能尽，溢而为书，书不能达，变而为画”以示其中的意趣。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他的浪漫。
高建群被誉为“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他年轻时曾在边防线上当过骑兵，是最后一代骑兵；他的代表作是《最后一个匈奴》。看来，“最后”是他生命中显著的质点。最后意味着结束，结束是新的开始。高建群在他七十岁时完成了自己四十年来的夙愿——完成了《中亚往事》，他又有了新的写作计划，创作《老班长的阿勒泰》。他曾在边防部队某连排当过三班长，由此推想，《老班长的阿勒泰》将要写他眼中的阿勒泰、他心中的阿勒泰、他生命里的阿勒泰。
高建群：唱给中亚大地的赞美诗 | 最新长篇小说《中亚往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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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杰 马凤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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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2024年5月20日，入选陕西省委宣传部2024年度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编辑：牛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