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的风很硬。已经是阳历三月了，四周还没有丝毫的绿色。触目所见，眼前只有残破的山崖和在朔风中竦竦作抖的枯草。七个土黄色的冢疙瘩，就在贺兰山脚向阳一面的黄土地上。中国历史上一个闻名遐迩的王朝，就这样消失了——国家消失了，种族消失了，文字消失了。唯一给这大地上留下最后一点痕迹，或者说是最后一点纪念物的，就是这些无言的冢疙瘩。作为一个旅游开发项目，宁夏人把那业已泯灭在历史路途中的西夏王朝，称作“披着神秘面纱的王朝”，把这贺兰山下的土黄色的冢疙瘩，称作“东方金字塔”。1998年春天那个寒风飕飕的早晨，一位名叫李范文的西夏文专家，陪同我们去看西夏王陵。李先生编撰了一本《夏汉字典》。他是目前这个世界上唯一能认得西夏文字的人。为破译这些字，他用了大半生的时间。他将这些文字与汉文对照，与梵文对照，与金文对照，与蒙文对照，才逐步悟觉出这些字的书写规律。当然，为他提供破译便利条件的还有宁夏境内一座佛塔上的那些夏汉文字并用的铭文，黑城地面出土的一块石碑，以及俄罗斯圣彼得堡博物馆收藏的当年一位俄国将军从黑城掠去的西夏文物。所谓黑城，是在西夏版图时代的称谓。在此之前，它被称为居延海，在此之后，它被称为内蒙古额济纳旗。西夏时期，位于巴丹吉林大沙漠南沿的这座城池，是西夏北控西域的一个战略支撑点。“西夏文是西夏王李元昊创造的，是李元昊收容了一批从中原跑到西夏来寻求发展的汉文化人创建的。它比汉字繁琐一些，或者说，是在繁琐的汉字上又加了一些笔画而已！”李教授说。为了加强它的说法，李教授还在我的记事本上，写下西夏文“常乐”二字。字形有些怪异，鬼气森森的，虽然一横一竖、一撇一捺都还是汉字的用笔，但是和汉字“常乐”二字比起来，似乎看不出有什么渊源关系。不过它像中国民间过红白喜事时，那些阴阳先生用朱砂笔写在黄表上的鬼符。真的很像！我一直不知道这些民间的大师们是从哪里承继来这种鬼气森森、无法辨认的文字的。在西夏王陵，我找到了答案。第一次记载这事的是元昊的同时代人、北宋的科学家沈括。那时，元昊在黄河北岸的银川地面称雄立国，而北宋名臣沈括，则在黄河南岸的陕北延安担任最高军事行政长官，与之对峙。因此，他的话是可信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一个叫野利仁荣的党项贵族，受西夏王元昊的指派，独居一楼，创造蕃书。而那位从黑城地面掠去大量文物的俄国将军，他的话也为沈括的说法提供了佐证。野利仁荣当时是元昊的主要谋士、西夏王国的宰相。根据他创建文字的事情来看，他还应当是一个大文化人。不过，野利仁荣当时肩负着国家社稷重任，他是不可能专注于这一件事的。合理的推测是，他提供了一条思路，然后又提供了一座专家楼和一些资金支撑，然后请这些来到西夏的汉文化人完成这一工程。那情形，就像我们现在搞的那些社科类攻关项目一样。后来，西夏文字造出来以后，野利仁荣将它献给西夏王元昊，于是历史记住了“野利仁荣”这个名字。当李范文先生在这个寒风飕飕的早晨，面对贺兰山，面对西夏王陵，面对黄河大河套，吟咏出那首名叫《夏圣根赞歌》的西夏古歌时，恍惚间，让人疑惑那消失了的历史恍如昨日，让人疑惑在这魔咒般的歌词中，冢疙瘩中的那些过去年代的英雄人物，会从沉睡中醒来，冉冉走出坟墓，用他们褪色的嘴唇向21世纪微笑。年迈的戴着近视眼镜的李范文教授，张开双臂，这样吟唱：我们久久地沉浸在李先生为我们描述的那古歌的意境中。冢疙瘩在我们的旁边，神秘、冷漠、安静、无言，正像那地球另一处的埃及金字塔一样。贺兰山像一匹奔驰的骏马，蜿蜒横亘，黄河则在不远处发出疲意的叹息声。如果用原汁原味的西夏文发音来诵出，那也许会更具魅力。但是，西夏文的发音现在谁也不知道了。今人能将这种死文字破译出来，已经是勉为其难的事情了。“至于发音，那时候又没有录音机可以记载，鬼才知道那时候西夏文字是怎么发音的！”李先生说。“在这个世界上，目前还没有一个人能寻找到西夏文的发音，就连寻找它发音的途径也无法找到！”李先生又强调说。记得已故的小说家王小波在他的小说中，曾提到过一位西夏文专家李先生。他说的该就是这个李范文了。西夏王朝从公元1032年李元昊称帝开始，到公元1227年为成吉思汗所灭，期间共经历了十个皇帝。如果我们愿意为贺兰山下的这些冢疙瘩寻找到它的坟主的话，那么，这十个皇帝依次是：上面这个“西夏帝系表”，是正史，是《宁夏通史》告诉我们的。不过在谈到这个“西夏帝系表”时，亦应谈到元昊的父亲李德明，祖父李继迁。正是在李继迁手中，这个家族开始称“西夏王”，在河套地区、陕北高原北部、内蒙古西北部这块地面，拥兵自重，成为割据势力。而李德明又延续父业，为西夏立国奠定了基础。而在李德明西征吐蕃战死后，元昊即位称帝。我们在这里先讨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话题，而“到哪里去了”这个话题，放在下一节来说。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要讨论这个话题，请允许我们先在这里设一个时间的坐标，然后设想。这个坐标就是，当宁夏地面处于赫连勃勃的铁腕统治之下时，这一拨西夏人在哪里。回答是那时他们在青海高原上，在三江源，在九曲黄河的上游的上游。那时他们的族名叫党项，而在党项之前，汉王室曾经称他们为西羌。或者换言之，党项族曾是西羌的一个部落，后来西羌渐渐疲弱，而党项逐渐强盛，于是，党项挥师顺黄河南下，成为一个独立的部族。史学家们给他们的准确的称呼叫“古羌族之西羌党项部落”。他们是这样来的，古羌族的居住地，即是曾发生汶川地震的那个地方。一天夜里，这些古羌人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之后，带着醉意，围着篝火跳舞。其间，有一拨人寻思：眼前这一股大水是从哪里来的？它的源头在哪里？又有一拨人寻思：这股大水流向了哪里？什么样的器皿才能把它盛下？寻思完以后，被好奇心驱使的这两拨人，开始行动。一拨顺着长江往上走，寻找长江的源头。一拨往下走，寻找长江的归宿。往上走的这一拨古羌人，就是我们所说的西羌。他们经历了许多代，才走到了三江源地面。人群中有些人已经走出惯性了，还想继续行走，于是走向了雪域高原。他们在雪域高原中生活，成了吐蕃，即现在的藏民族的先民。另一部分则贪恋着三江源的水草肥美，不愿意行走，于是在这里定居，形成了党项部落。那时候匈奴人已经逐步西迁，这块地面一片空旷，给了党项人发展的机遇。他们逐渐强大起来，成为一个民族。这时候，历史已经进入了大唐了。大唐皇帝封党项王为“朔方王”：北方的地面永远交给你们了，你们为我永远地守护吧。这样的时间延续了一段以后，有两个游牧政权先后强大了起来。一个是吐蕃。文成公主入藏以后，松赞干布政权空前地强大起来。为了寻求发展，他们走下了高原，走入三江源。这些强悍的藏族人，甚至一直走入塔里木盆地。另一个是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回鹘，即今天的维吾尔族的前身，也空前强大起来了。他们从塔里木盆地走出，进入河西走廊。两股喷涌的潮水共同夹击，党项人只好一步一步地退缩，从三江源先到西宁城，再从西宁城到黑城，然后顺着黄河一直往下走，走到陕北高原。在无定河边米脂县桃镇，这时候的朔方王李继迁在这里为党项人设寨，叫李继迁寨。桃镇这个地方显然是太小了。于是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翻过山去，将已经废弃了的统万城修整了一下，叫夏州城。他在这里盘桓了许多年，与当地居民通婚，形成著名的“党项八姓”以后，他的儿子李元昊跨过黄河，在岸边平地起土，建立了一座新城。这座新城，最初叫兴庆府，后来则叫银川城。他们原来并不姓李，而是姓拓跋。这个李姓是李唐皇帝赐的。据说曾经先后赐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唐贞观三年（629），与吐谷浑作战兵败而归附唐朝的拓跋赤辞被赐予李姓。后来在唐僖宗时，因为部族首领拓跋思恭勤王有功，被封为夏国公，并再被赐李姓。从此，他们就一直沿袭李姓。此种情形，正如赫连曾被汉皇帝赐刘姓一样。这是一群面色黝黑、颧骨高耸、身高八尺且体态修长的草原来客。在那遥远的年代里，他们骑着青海矮马，唱着古歌，一步一步从青藏高原南麓向中原大地走去，在这世界上为这一拨人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党项羌最初的强盛完全出于一种历史的偶然。吐谷浑在强大的唐王朝和吐蕃的两面夹击之下，终于离开了这一片草原，消失在路上了。于是，青海高原上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权力真空时期，党项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像野草一样突然勃发生机的。吐蕃在文成公主穿过日月山、倒淌河，嫁与松赞干布以后，日见强盛。党项人不能在这块草原上生活下去了，于是他们且战且退，内迁至河西。想那时巴丹吉林沙漠和毛乌素沙漠，也不像现在这样荒凉空旷，而居延海尚且是一个鸥飞鱼跃的内陆湖泊。这些都令他们迁徙的路不至于那么艰难。山西太原地面的李渊起事以后（按照陈寅恪先生、孟驰北先生的说法，李渊家族亦有“胡羯之血”），党项就参与了李唐王朝夺取政权的斗争，从而明智地为其内迁中原留下了伏笔。后来在唐王朝与吐谷浑、与吐蕃的战争中，党项人都作为同盟军参与了，这样在参与的同时为自己获得了发展空间。而在最后，机会又来了，党项人因为镇压黄巢起义有功，便被唐王朝分封到这块地面，为李氏家族永镇朔方。有意思的是，党项人在这一块地面上最初的落脚点是在统万城周围。前面我们提到“三边”这个地理概念。三边即是指定边县、安边县、靖边县。党项的一部分，即在这里落脚。这里已进入黄土高原山区了，所以他们称“南山党项”。党项之另一部分，则在统万城北边，当时的夏州、麟州、银州地面落脚，这里是无定河和窟野河流域，所以称“川泽党项”。其实南山党项和川泽党项，当都属于拓跋氏改为李姓的党项部落，他们之间的区别并不大，距离也很近。骑一匹快马，一天就可以走遍所有地方，而这些地方都是以统万城为圆心向四周辐射的。党项人有着极强的生存能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他们最初能够在青海高原上得以发展，就是得益于部族首领委曲求全，入赘吐谷浑，被招为驸马这个契机。后来在陕北高原北部落脚后，故伎再用，党项首领迅速与当地豪族通婚，从而稳稳当当地扎下根来。最典型的例子是与麟州、府州地面的豪族折氏家族通婚。折氏先祖系鲜卑折掘部，故乡在山西大同以北，后来则先后在甘肃、青海地面辗转挪动，唐初进入府州，成为当地大族，以折为姓。杨家将故事中那个杨老令公的妻子、率领十二寡妇征西的佘太君，就是这个折家的姑娘。她的真名叫折赛花，后来在戏文中，演唱者大约可能觉得这个折字有点怪，不像是姓氏，于是改成佘字。后来随着佘赛花年龄渐大，资历渐老，不宜在戏文中直呼其名了，于是就叫成余太君。党项人迁徙到这里后，迅速与折氏家族联姻，建立关系，而后来在长期的杂处中，折姓家族竞被党项同化，从而成为党项大姓之一。党项共有八姓为大户，号称“党项八姓”，折姓即为其中之一。党项人在陕北高原的落脚，还有一处地方同样值得关注，这就是过去的银州，今天的米脂县。米脂县紧倚无定河而筑，下距天下名州绥德城不足一百华里，上距统万城则一百华里多一点。这里有一个著名的所在，叫李继迁寨，有理由相信，这里是党项人最初落脚陕北的地方。而事实上，这块地面也一直是党项人的老巢，直至后来到了李继迁之子、李元昊之父李德明的手里，党项为求发展，重心才转到三百公里以外的河套地区，即如今的银川市地面，建造兴庆府。这样，一支从青海草原上过来的部族，便在这九曲黄河转弯的弓背上，悄悄地、顽强地扎下根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唐魏征的话。他的话说对了，蛰伏在农耕文化眼皮底下的草原部落，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其实早在唐朝末年，中央政权已经对党项人的日渐壮大有了畏惧之心。奈何大家都吾身难保吾身，哪能腾出手来管理这些。这种状况于是延续到五代十国和北宋初期。这样，在这块有沙漠、有草原、有河洲、有高山的空旷土地上，党项李氏便像野草一样疯长起来，直到李元昊有一天揭竿而起，黄袍加身，建立大夏国。西夏王国达到最盛的时候，它的疆土包括今天的宁夏全境，青海几乎全部，甘肃几乎全部，内蒙古几乎全部，陕北高原北部。是时，它的版图东到呼和浩特市、包头市，西到哈密、敦煌，南到延安以北，北到蒙古境内，也就是说，几乎覆盖了大西北的全境。它以兴庆府作为首府，以黄河和贺兰山作为屏障，以“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河套地区作为粮仓，以巴丹吉林大沙漠和腾格里大沙漠作为躲闪腾挪、迂回用兵之地，以著名的黑城作为屯兵和出击西域的桥头堡，以陕北高原北沿的怀远（今子洲县）、横山、麟州（今神木市）作为对大宋用兵的前沿阵地。这个发端于青海高原的西羌，辗转于北中国地面的党项，起事于大漠河套地区的西夏，就这样与当时统治中原的北宋、南宋王朝对峙了二百多年，成为与宋、辽、金、元五鼎并立的一个中国历史王朝，从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西夏王朝在立国的二百多年中，经历过许多的战争。北宋、辽、金、元都曾经屡屡发动对西夏的战争。除这些大的政权以外，触角已经伸展到青海以南、甘肃以北的吐蕃，与触角已经顺丝绸之路伸展到河西走廊的回鹘，也都发动过对西夏的战争。仅仅只说这些周边势力对西夏用兵，这样说法是不全面和不公允的。这样说的结果，好像西夏是一个四面受敌的弱者似的。而事实是，战争是相互的，四面受敌虽是实情，但是，更多的战争，是西夏王朝主动发起的。早在建朝之初，元昊就在这个陕甘宁三角地区，攻城掠县，扩充疆域，从而迫使宋兵节节败退。继而，元昊又对西域用兵，率兵进攻吐蕃占据的西宁市，苦战二百多天，大破吐蕃大首领角厮罗于城下。接着他又举兵进攻回鹘部落，占领了肃州（今甘肃酒泉）、瓜州（今甘肃安西）、沙州（今甘肃敦煌），从而为建朝扫除了后顾之忧。公元1038年，元昊正式称帝，国号为大夏，西夏语为大白高国，都兴庆府。后来人们为了区别前一个赫连勃勃建造的大夏，习惯上把李元昊建立的大夏称作西夏。称帝的第二年，元昊正式向宋王朝进表，表示他已称帝，希望能得到皇帝陛下的原谅和理解，并且说他绝没有与宋朝为敌的想法，只愿双方结为友好邻邦，鱼来雁往。还有他愿为宋朝镇守边防，宋王朝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上表的总体意思，是希望宋王朝正式承认夏国，并册封帝国。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官方文书。既然西夏已自立为王，成为帝国，那么从理论上讲，它与宋王朝该是平等的，或者说是平行的。那么它为什么还要上表，以俟宋王朝的批准呢？这反映了一种心态-游牧文化面对中原文明、面对定居文明时的仰视心态。这类文书在过去的年代我们也见到过。例如匈奴冒顿大单于上给汉文帝的著名的“冒顿文书”。这类文书往往都显得有些气虚，在文书的第一个字上都先以臣的身份开言，而文书的内容都是以希望自己得到正式的册封为主题。为什么是这样呢？在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岁月中，所有的长城线内外的民族，都视农耕文化为正宗，为主流文化。这就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向中央政权呈送这种奇怪文书的原因。这种关系也许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一直追溯到轩辕黄帝的年代。夏商周的年代，都是有一个中央大国，中央大国有一个天子，为象征性的最高统治者，然后这天子再分封许多小国。于是一群卫星国簇拥着天子，形成这样的国家体制。这种国家体制最初是从轩辕黄帝那里来的。轩辕氏将天下分封成许多小的国家，由他的儿孙们去统治。大约从那时候开始，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国家原来是这样组成的这种想法，就已经定型了。李元昊的上表，引起宋王朝的极大震惊。那时宋王朝当政的是宋仁宗。仁宗于是急调兵马，开始讨伐和抵御西夏。于是，宋夏之间的战争开始。西夏当时对北宋的用兵，主要战场在陕北高原。其时，先后有童贯、沈括、韩琦、范仲淹、狄青等北宋重臣，在延安府担任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可见北宋当时对西夏的重视。元昊大约最初也想效仿赫连勃勃，取秦直道这一条道路南下长安，直抵中原，但是，无奈当时的秦直道已经年久失修，不适宜大量调兵，而延安府则由于北宋的重视，从未被西夏攻破过。凶悍的西夏在秦直道走不通的情况下，于是改走无定河流域到达延安府，再从延安顺洛河流域南出金锁关的路线。他们曾在无定河流域的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战三捷，杀得无定河成一片红色，宋军死伤不计其数。继而，又挥得胜之师南下，围困延安。据说，元昊曾将延安府围困半月，日夜攻打，幸得范仲淹率众殊死抵抗，延安城才得以保全。后来，突然天降大雪，西夏兵马只得悻悻退去。喘过气来的范仲淹，从延安顺宁塞川，连筑三十六座营寨，这样才将西夏军队重新挤到了陕北高原北沿，从而使延安府和西安府不致失守。如今的延安人说，“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那孤城是延安府，那长烟则是延河。如今的神木人则说，这个句子说的是麟州城，那长烟则是自大漠流来，绕二郎山而过的窟野河。这条道路被堵之后，西夏对北宋的用兵就改走宁夏西海固（西吉、海原、固原）方向了。公元1044年，宋夏这时候的战局，应该说是打了个平手，于是双方休兵议和。辽兴宗亲率十万大军分三路西渡黄河击夏。夏军诱辽军深入，以疲其师。此后，夏军大举反攻，重创辽军于河曲一带。辽夏议和。后来，北宋徽、钦二帝为辽国所俘获，国都也由汴梁迁至杭州，并称南宋之后，由于与西夏已无领土接壤，且距离遥远，再加上辽和后来的元已经成为它的主要敌人，故期间不再有战争发生。但是西夏王国更为强大的两个敌人产生了，这就是金和元。西夏后来的君王，在国力日渐削弱的情况下，只能走平衡路线，朝秦而暮楚，以维系这个小小帝国的生命。他们先后多次与金国结盟，称“兄弟之国”，攻打蒙古军，又先后多次与蒙古军结盟，攻打金国。在两个国家的互相交战中，它还多次为他们双方借道，叫人觉得滑稽。事实上这时候，西夏的气数已经快尽了。舍我其谁的一代英雄成吉思汗，自然不能允许枕边有这么个强大的敌人存在。况且，西夏王朝决策者们的反复无常、时敌时友也叫大汗烦心，于是在西征花刺子模班师归来后，他决心顺手除掉这个敌人。这也许是大汗一生中犯过的为数不多的错误之一。他小觑了当时国土和国力都已大大弱小的西夏王朝。西夏王朝在灭亡的那一刻，发出最辉煌的一声绝唱。兴庆府的矮矮的城墙挡住了成吉思汗所向披靡、无坚不摧的马蹄。党项西夏这支草原来客，在那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身上的野性和激情得以火山般地进发，他们最后悲壮地完成了自己，捍卫了尊严。元朝军队将兴庆府围困了半年，仍然无法破城。成吉思汗在征服世界的道路上，大约每一场战斗都是残酷的，不过最残酷的战斗要数这一次。愤怒的成吉思汗见兴庆府久攻不下，于是不顾属下的劝阻，亲自上马，参与到了攻坚队伍中去。可是，在攻城中，城头上乱矢如雨，一支利射穿了大汗的胸腔。一个月后，成吉思汗在今天甘肃省清水县磨盘沟一座大山深处养伤期间，不治而亡。成吉思汗之死的这一说，是《宁夏通史》的官方说法。《宁夏通史》的主编是陈宇宁教授，我的一位朋友，我曾经询问过他，这种说法确切吗？我说在民间，还有成吉思汗去世的多种说法。陈教授说，官方语言，我们取这种说法。围攻兴庆府的蒙古军，隐瞒了成吉思汗死去的消息，秘不发丧，继续加紧攻城。在攻城途中，蒙古军提出建议说，如果西夏人投降，可以保持它现在的国制，只是降为附属国。这时鉴于兴庆府已被围半年，粮尽弹绝，西夏王朝末代皇帝李晛，于是献城以降。眼见得城门洞大开，兴庆府已成坦途，攻城的元军这才披麻戴孝，失声痛哭。蜂拥入城的元军屠城七日，将兴庆府中的居民，一个不剩杀戮殆尽。献城以降的末代皇帝李晛，也被执杀。屠城后，元军觉得还不解恨，于是策马赶到西夏王陵，将历代帝王的陵墓掘开，将白骨曝于荒野。于是乎，这个历经二百多年历史，经十代君王，曾经雄踞于河套地区的西夏王朝，从此从中国历史上消失了。它的种族，它的人民，它的文字，也同时在一瞬间消失了。人民流亡，茫茫然而不知其所终，只给这世界上留下几个无言的冢疙磨，以任后人做无凭的猜测。如今这块地面上，以回族同胞居多。所以这块地面现在叫宁夏回族自治区。而兴庆府，如今叫银川市。回族同胞是在那遥远的年代里，从阿拉伯，从小亚细亚迁徙过来的。也许从那时候起，随着丝绸之路的日渐繁荣，这些波斯商人便骑着马，骑着骆驼，从远方来到中国。而他们中的一些人，便永远地羁留在这块地面上了。回族大量的迁徙是在唐朝。那时在唐都城长安的外国使团和侨居人口，占长安城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其中，居住四十年之上的回族常住人口是四千多家。回族的另一次大迁徙则是在宋末元初，这是被西征得胜归来的成吉思汗押解回来的手工匠人。西夏王朝既灭，那么，为了填补这一块地面的域内之空，这些回族人被顺理成章地安置在这一块地面上。那么，宋末元初期间，迁入中国境内的回族人大约有多少呢？《宁夏通史》中说：“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伊斯兰化的突厥人被蒙古军队作为工匠、士兵带入中国，其数量很难估计，大约也有百万之多，大大超过了唐宋时期的“土生蕃客＇。······他们在回族形成的过程中，比唐宋时期的回族先民（即“土生蕃客＇）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这百万之众当然不仅仅只在宁夏地面定居，他们中有许多去了元大都北京，许多流落在中原一带，只是大西北尤其是宁夏境内数量多一些而已。那么，此刻且让我们回过头来，再关注一下从西夏消亡到回族定居这中间的历史断层。我们的问题是，那些亡国之后的西夏人后来都到哪里去了呢？正如我们曾经探寻过西夏人的来路一样，我们也不妨怀着拳拳之心，注视一下他们的归途。尽管所有的史书都信誓旦旦地认为，西夏它的国家，它的人民，它的文字都像传说中的玛雅文明一样，突然从大地上消失。但是我不这样认为。冥冥之中，我一直有这种感觉，即这些顽强的党项人正如当初呼啸而起一样，他们在大灾难面前，并没有根绝，而是重新归附到大地上，并且落地生根了。斯巴达克式、堂吉诃德式的陕北英雄李自成，他的籍贯是米脂县桃镇李继迁寨。米脂县即党项李家最初起事的银州，而李继迁寨是这拨党项人最初落脚陕北高原时安营扎寨的地方，或者换言之，是党项李家的老巢。当西夏王朝为成吉思汗所灭，国家、民族、文化都消亡之后，失败者又回到他们祖先居住的地方隐姓埋名，以防迫害，继续生存下去。这是合乎逻辑的推理。李自成兵败九宫山以后，当时陕北地面一个大文化人叫高汉士，曾经作过一首《李自成咏》：这首诗的前两句，有些含糊不清，仿佛谜语，什么叫“姻党”，什么叫“并赫扬”，什么叫“溯天潢”，面对这谜一样的话，我们不敢主观臆断。不过它的后两句，却是清清如水、明白如话的：李自成兵败以后，陕北地面李继迁寨的李姓人家，害怕受到株连，于是纷纷说彼李家非此李家，李自成是北草地上过来的牧羊人，是从西夏那边过来的，和我们陕北的李家无关。到了后来朝代更迭、时过境迁之后，李继迁寨的李家终于承认了李自成是他们的先祖，并以此为荣。20世纪40年代初，米脂桃镇有个陕北开明士绅叫李鼎铭的，曾经给当时居住在延安的毛泽东献策，提出“精兵简政”这个口号。这个李鼎铭先生就是李自成的后裔。这样，从西羌到党项，再到西夏李氏王朝，再到李自成，最后落脚到米脂桃镇李继迁寨的李姓家族，我们便清晰地看到了生生不息的一条红线。我们也知道了，在西夏灭亡之后，它的人民则消融到四周的各民族中去了。“人活低了就按低的来！”陕北人这一句时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里，包含着太多的历史况味。还有一件需要提及的事是：去年，见报载，西安几户李姓的老板，向媒体披露了他们的家谱，表明他们曾是西夏王公贵族的后裔。古长安是个大地方，他们流落到这里，混入市井应当说是正常的。是不是？！另外，南京一所大学的教授们也和我联系过几次，称他们是李自成的后裔，并且握有家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