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世纪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人类有三种文明形态逐渐孕育发展成型，那就是以希腊为代表的商业文明，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文明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农耕文明。
商业文明天生倚重交通运输，按照运输通道的不同，分为水系商业和陆路商业。希腊人和地中海东岸的腓基尼人利用优越的海洋区位，垄断了地中海和黑海沿岸的商业贸易。那时候航海技术还很落后，他们只能沿着海岸线发展航运，在所到之处建立商业殖民据点，形成了完备的贸易体系。后来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继承了这一贸易体系。中世纪之后，北欧的维京人沿着第聂伯河、伏尔加河、顿河等大河而下，开始季节性的抢掠与贸易，将黑海的贸易网延伸至欧洲内陆和里海周边。威尼斯人和阿拉伯人分别控制了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海洋贸易，阿拉伯人的足迹到了印度，甚远至东南亚和中国沿海。14世纪以后，大明帝国、西班牙、葡萄牙开始创建全球性的航海商贸。再后来，就是荷兰、法国和英国等航海大国的崛起。
而欧亚大陆的陆路贸易基本上控制在闪米特人、含米特人、波斯人以及丝绸之路沿线的游牧人群手中，他们做起了东西方转手贸易，赚取了巨额财富。当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实际上就是在争夺通往东方印度和中国的陆上贸易通道。公元4世纪之后，中亚的栗特人活跃在通往中国的商道上，沿路建立商队聚落据点，打造体系完备的贸易网络。中国王朝赋予他们社区自治权，授予他们首领“萨保”的官职，管理其内部事务。
农耕文明大概分为三种类型，平原农业、绿洲农业和山地农业。
平原农业依赖于灌溉，更依赖于气候所赋子的水热条件。比如我国长江、黄河、辽河、珠江流域，土地宽阔，连片耕作，人口众多，村落密集。广博的生存空间使居住在这里的人民很早就有机会走向联合，建立国家。人民附着在土地上，国家按照地域设置行政区划进行管理，而庞大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所提供的赋税足以供养强大的国家机器。
绿洲农业属于灌溉农业，依靠高山冰雪融水形成的内陆河流提供的水源，在荒漠中开垦耕植。我国的河西走廊，天山南北、塔里木盆地南缘，以及中亚锡尔河、阿姆河流域的农业都属于绿洲农业。绿洲农业受水源限制，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不会有大的突破，各个绿洲的实力基本均衡，加之地域分散，绿洲之间很难走向联合，只能建立力量弱小的绿洲城邦。
山地农业的发展其实非常晚，我国山地农业始于唐朝后期，盛行于宋元明清。到明代，番薯和玉米传入，山地所产食物足够供养一定人口，百姓才开始大规模进山垦殖。徐光启在《农政全书》里详细撰述了山地梯田的修造方法。
游牧文明除了我们印象中的大草原游牧之外，还有荒漠游牧、林地牧猎和山地游牧之别。
大草原游牧分布在亚洲北部的蒙古高原上，这里水热条件不适合农作物生长，却是游牧人群的天堂。游牧人群逐水草而生，牧民们驱赶牛、马、羊，随季节变化转场在不同的草场之间，人民并不附着在固定的土地之上。他们的社会结构为部落、氏族、家族，各部落和氏族都有一个模糊的区域空间，有自己的名称、图腾和精神标志。如果某个部落实力强大，武力征服了其他部落，那么草原就会走向联合和统一，所有草原部落均承认征服者的部落名称为共同的名号。与农耕人群的“地域管辖”方式不同，游牧社会的治理方式是“人群管辖”的部落制和领有制。古代游牧人群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都属于大草原游牧形态。
荒漠游牧主要集中在中亚和西亚的荒漠和半荒漠地区，依靠泉水和内陆河流形成的草场生存，主要以牧养骆驼为主，人口规模比较小。土库曼人和贝都因人多为这种生活方式。
林地牧猎主要集中在北半球西风带上。这里降雨丰沛、森林密布、草原茂盛，林地牧猎人群就活动在森林与草原的交织地带，半牧半猎，驯养鹿与马。古代的丁零、黠戛斯、女真均属此类。
山地游牧主要集中在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周边地区。这些山地虽然处于荒漠之中，但降雨量较多，利于草场发育。山地的气候和降雨是垂直分布的，海拔1000米至2800米的山坡上是草场和林地，海拔3000米以上是高山草甸和荒漠，海拔3800米以上是冰川。山地牧民跟草原牧民的生存方式大相径庭，他们主要活动在山前和山间草原上，根据季节变化随山势的高低垂直转场，平面活动空间并不算大，人口要比草原游牧更为集中，社会组织也比草原游牧部落更紧凑更严密。游牧人群有一个铁律，“进攻者必胜”，原因在于游牧人群没有常备军，牧民们闲时放牧、战时为兵，平时分散各处，集结和动员起来需要较长时间，进攻者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时机沉重打击对方。不过，山地游牧人群因为地域相对集中，军队集结和战争动员速度更快，因而更具攻击力。现在推测，月氏、乌孙属于此类人群。
祁连山的山地牧业并不发达，它地处青藏高原的北缘，低于海拔3000米的山谷非常稀少，而海拔3000米之上的山地基本上都是高山荒漠和冰川，不能孕育草场。整个祁连山脉北侧，除了狭小的山丹牧场之外，再无适合游牧的空间，更别提让一个族群庞大的游牧人群依此生存了。所以，祁连山地历来是游牧文化的边缘而非中心。
事实上，游牧人群对于农耕人群是高度依赖的，正如它高度依赖贸易一样。
欧洲气候宜耕宜牧，游牧与农耕是同一人群内部不同成员的工作分工，这种分工甚至会深入到家族和家庭。所以，欧洲的游牧和农耕是同一文化形态之下的不同生产方式。
而东亚却大不相同，东亚的游牧与农耕属于不同的人群，由此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东亚的游牧人群与农耕人群既互相依赖又互相对抗，正如匈奴与秦汉王朝一样。匈奴要从中原获取粮食、食盐、工具和其他生产生活用品，要么贸易，要么抢掠，而中原的秦汉王朝希望开疆拓土，占据所有适合农耕的土地，于是争夺生存空间的历史大剧时时都在上演，这是大草原游牧族群和大平原农耕族群之间的争斗，也是大草原游牧文化与大平原农耕文化之间相互对抗、相互竞争、相互学习、相互融合的过程。在长达200余年贯穿整个汉代的汉匈缠斗中，征战与湮灭、臣服与融合的轮回和悲喜时时上演。
而同一时期，月氏逐渐征服我国西北地区的天山、阿尔泰山、河西走廊的羌、戎、狄各部游牧人群，走向强盛，最强大时疆域可能囊括东至河套、贺兰山、六盘山，西至天山西段，南至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北至阿尔泰山、蒙古高原西端的广袤地区。
月氏作为游牧人群，当然也依赖农耕人群，只是他们所依赖的是绿洲农耕人群而非平原农耕人群。由于绿洲的脆弱性和分散性，月氏与绿洲城邦的关系不是对抗和竞争，而是征服、驾驭与控制。这其实也是历史上山地游牧文化与绿洲农耕文化之间长期存在的关系。月氏控制绿洲城邦后，采用的仍然是游牧人群的治理方式，并没有设置严密的行政体系，月氏王庭与绿洲城邦之间是领有关系，这有点像中原王朝对游牧部落实施的羁縻政策。
有的学者认为月氏人是古羌人，有的学者认为月氏人是印欧人，有的学者认为月氏人是黄种人，有的学者认为月氏人是白种人，这不但说明了月氏的复杂性，其实也说明了月氏本身就是种族和文化融合的结果。和众多的游牧人群一样，当月氏以一个政权的名称出现的时候，它并非一个单一种族人群的“国家”，而是一个多种族与多文化交融的集团，月氏人也并非单一的族群的称谓，而是一个多源人群综合体。
天下何其之广，月氏为何要以东天山为中枢？答案就在丝绸之路和东天山脚下的绿洲。东天山扼守丝绸之路咽喉，占据此处，就像希腊人占据了地中海与黑海之间的黄金水道博斯普鲁斯海峡。月氏人据守东天山，从过境贸易和转手贸易中获取了巨额财富，富强了数百年，而东天山周边分布着的众多肥沃的绿洲上出产的粮食也为月氏提供了充沛的给养。
月氏人迁徙到中亚巴克特里亚之后，又扼守丝绸之路上的另一个咽喉——中亚至南亚、中亚至波斯的黄金商道，继续控制当地绿洲城邦，过着富足而骄奢的生活。
公元前176年，汉文帝即位第四年，北方草原匈奴汗国大单于冒顿给大汉皇帝修来一封国书。
“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氏等计，与汉吏相距，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皇帝让书再至，发使以书报，不来，汉使不至，汉以其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已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云云。
大概意思为，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向大汉皇帝问好，前段时间咱们沟通得还不错，但最近一段时间你们驻守边境的官员寻衅滋事，羞辱和攻击我的右贤王，右贤王轻信下属，在没有向我报告的情况下就与你们开打。这事搞得不美，违反了两国之间的约定，也伤害了咱们兄弟般的感情。你不断发信进行谴责，我派使者前去说明情况，你却将他们扣留，而且也不派人来和我沟通，还利用这件事情搞对抗，周边的那些小国家们也都不赞同和附和你们的做法。为了惩罚右贤王，我令他向西征讨月氏。托老天爷的福，我们兵强马壮，或斩或降，彻底击溃降服了月氏。同时，我还攻占了楼兰、乌孙、呼揭及它们周边的二十六个小国家，现在它们都并入了匈奴。北边已经安定了，前面的事全都翻篇吧，咱们继续以前的约定，安境保民，世代和平。
这封国书是用汉字写在木简之上的。当时，匈奴、月氏这些游牧人群还没有文字，两国文书只能以汉字书写。阿尔泰周边草原和蒙古高原上的游牧人群最早的文字是公元6世纪突厥人吸收西亚的阿拉米字母所创建的突厥文，这已经是600年以后的事情了。契丹人创建契丹文是公元10世纪的事情，党项人创建西夏文更在其后100余年的11世纪，而且契丹文和党项文都是参照汉字所创造的。蒙古文则要到13世纪才被创造出来。没有文字，就没有历史记录。草原上的传统和往事，只能依靠口口相传的故事和说唱艺术传播继承。研究游牧人群的早期历史，所能查找的文献只有中国的历史古籍和古希腊、古波斯的历史著作。
整篇国书充满炫耀之感，更不乏指责之意，字里行间能读出冒顿单于的自满、倨傲和威逼。前半部分讲的是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从河套地区向南越过边境线扰袭汉朝民众，被大汉丞相灌婴击败的事情。后半部分却提到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匈奴已经击败月氏，并占领了西域二十六国（应为三十六国）。
当秦国攻灭六国统一中原的时候，起源于蒙古高原杭爱山脉鄂尔浑河上游的匈奴逐渐统一北方的各个游牧部落，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匈奴集团，并一步一步蚕食至阴山以南与中原对抗。而这一时期，西北方向的游牧人群月氏也逐渐统一了各个游牧部落，形成了月氏集团，扼守丝绸之路，充当着中原与西域贸易的中转商。欧亚大陆东部自此开启了一场秩序重构的角力，这场角力围绕争夺丝绸之路贸易控制权而展开。
战国末期，匈奴就开始与燕赵各国缠斗。秦朝建立后，大将蒙恬北击匈奴，收复河套地区，公子扶苏与蒙恬驻守边关，移民屯田，修缮长城。此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当时的匈奴头曼单于迫于形势，战略后撤至阴山以北。但情况在冒顿单于时代发生了变化-他是一个厉害角色。
冒顿在匈奴语中为“勇猛”的意思。他本来是头曼单于的太子，后来头曼单于溺宠的阔氏（妃子）生下儿子，头曼单于便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于是就将冒顿作为人质派往月氏。如此也罢，但之后头曼单于破坏协约，急攻月氏，意欲借月氏之手除掉冒顿。月氏暴怒，果然准备捉杀冒顿。冒顿闻讯，仓皇偷了一匹骏马，星夜兼程逃回匈奴。头曼单于迫于无奈，大夸儿子勇猛，并授权让其带领一支军队。
冒顿训练军队自有绝招。“呜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就是以哨箭为令，我的哨箭射啥，你们就得射啥，不服从的一律斩首。第一次射鸟兽，不从的兵士辄杀之。第二次射冒顿的坐骑，不敢放箭的辄杀之。第三次射冒顿的女人，不敢放箭的辄杀之。第四次，冒顿带领将士射杀头曼单于的良马，这一回箭镞齐飞，没有不射的。“于是冒顿知其左右皆可用”，便带领将士射杀了自己的父亲头曼单于，自立为汗。冒顿单于人如其名，刚猛凶残，匈奴迅速崛起。
冒顿单于利用中原地区秦末大乱、楚汉相争的战略机遇，东讨东胡，西逼月氏，南犯河套，一时称雄。汉朝初年，汉高祖刘邦亲征匈奴，被冒顿单于围困在平城白登山。朔风裹雪，天气大寒，援兵未至，情势危急，刘邦采纳陈平的建议，收买冒顿单于的阏氏，才狼狈脱围。此后，匈奴一直在边境寻衅，刘邦去世后，冒顿单于给吕后写去一封用词孟浪的信，轻薄侮亵吕后，吕后隐忍，延续刘邦休养生息、韬光养晦的政策，与匈奴和亲修好。
其实，匈奴的战略方向一直是月氏，因为月氏占据着东西方的贸易商道。
欧亚大陆从史前就存在着东西方的往来，公元前3000多年前，在黑海北岸直到大兴安岭的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上，来自西方与东方的人群在西伯利亚南部相遇融合。这条物品、文化与人种的交流通道，被称为“草原丝绸之路”。
到了公元前2000多年前，北方已经完成融合的人群开始南下，西方伊朗、高加索一线的人群开始东进，东方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人群也开始西进，来自三个方向的人群在中亚和新疆地区交汇融合，共同开创了该地区的青铜时代。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源于西亚的小麦，传播到了黄河流域；源于黄河流域的小米，也传到了新疆以及中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区。这说明从中亚经过帕米尔高原、新疆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直到黄河流域的通道，这个时候已经存在了。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的通道。
大部分西方学者认为，月氏人是古印欧人的后裔，使用的是印欧语系的语言，这个观点在一段时间内几乎成了国际学术界的定论。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不支持这一结论，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根据《史记》的记述，月氏人很早就生活在丝绸之路上，并且和匈奴人一样，都是游牧人群。
游牧人群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于农耕人群。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耕人群粮食自产且可储存，家宅屋舍世代而居，财富不但可以积累而且还可以继承，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吃穿用度的物品几乎不用采买，贸易物品无非盐铁和奢侈品，而盐铁官营，价格浮动不大，所以中国古代农耕人群向来重农轻商。
游牧人群蓄养牲畜，逐水草而生，不动产较少，受环境影响较大，肉、奶、毡、皮之外，几乎所有的重要生活用品，比如粮食、武器、工具、器皿、茶叶、丝绸、食盐、木材等，当然还包括宝珠、饰物、胭脂以及香料等等奢侈品，都依赖于外来。取得这些物品的手段有两个：贸易或者掠夺。贸易是常态。战争往往发生在天灾降临之时，彼时，草原上牲畜死去，马匹、橐驼大幅减少，无物可易，只有去抢掠，而游牧人群的文化并不以此为耻。倚重贸易的游牧人群，对金银等货币金属有着天生的贪嗜-阿拉伯沙漠荒凉而贫瘠，但那里的游牧部落里也流传着《一千零一夜》这样的对财富和货币充满渴望的民间故事。
月氏人扼守丝绸之路，做起了中原和西域的中转商。中国古代典籍曾将月氏称为禺氏，《逸周书》有“禺氏騊駼”之记，《管子》有“禺氏之玉”之述，表明月氏人与中原做马匹和玉石生意，大获其利。《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秦朝时居住在安定郡乌氏县（今宁夏固原）一带的“乌氏倮”，通过做“戎王”和秦人之间丝绸牛马交易掮客而发了大财。这里虽未指明“戎王”是否为月氏之王或者月氏某一部落之王，但相信那些丝绸一定到了月氏的手里。
贸易需要和平。中原农耕人群占据的是400毫米降雨线以东适合庄稼生长的地域，也就是从阴山到贺兰山再到乌鞘岭这一线以东的地区，而月氏正好在这一线以西，双方各得其所，未起战端。可能月氏对大汉并未形成战略挤压，而且双方的贸易盛于民间，所以大汉朝廷对月氏的关注度并不高。中国史书也没有为这位邻居花费太多笔墨，只是在记录与匈奴周旋之时才略有提及。
匈奴人觊觎丝绸之路上商业贸易的巨额财富，持续向月氏发动攻击。匈奴击溃月氏，征服西域，冒顿单于志得意满地向汉文帝发去了上面的那封信。而大汉帝国在文帝、景帝时期，迫于敌人的强大压力，正休养生息、削藩平叛、厉兵秣马、积蓄力量。
擐甲挥戈，铁马冰河，游牧人群形成的持续压力，砥砺着中华文化不断内聚、淬炼、扬弃、升华，而他们每隔一个历史时期的南下，也会为中原文化注入新的血液和元素。假如没有游牧人群，中华文化的走向与风貌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情形。实际上，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从来都是一个血脉融合、文化融汇的过程。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盛世也都强邻环伺：汉有匈奴，唐有突厥，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
到汉武帝的时候，大汉帝国不再忍受匈奴的袭扰，准备发动战略决战。公元前139年前后，汉武帝刘彻向匈奴降兵探听消息，偶然得知冒顿单于的儿子老上单于又一次击溃月氏，月氏王被杀，头盖骨被做成了酒器，月氏人大部分西逃，但他们怀恨在心，时刻准备复仇。
将敌人或者仇人的头盖骨沿耳朵环切下来，外面再绷一层牛皮，作为祭祀或者行乐的酒器，如果敌人或者仇人的地位很高，那就再镶上一圈金边，这是阿尔泰周边游牧人群的风俗，勇士们以此炫耀地位和身份。
不过让汉武帝眼眸一亮的并不是关于用头盖骨做酒杯的风俗，而是月氏与匈奴的矛盾。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与月氏缔结联盟共击匈奴，便成了大汉帝国抗击匈奴的战略设计之一。汉武帝于是招募张骞作为使臣，前去联络月氏。这是一次没有确切目的地，只有大概方向的出行。而且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西边大陆的深处是地理学上的黑箱，除了不靠谱的神话传说和民间传闻之外，他们没有任何知识与经验。汉武帝和张骞所拥有的，只是一个敢想，一个敢做。
张骞大概是沿着河西走廊西行的，但河西走廊和西域三十六国早在汉文帝在位的时候，就已经被匈奴冒顿单于控制了，张骞于是被匈奴俘虏了。这时候匈奴老上单于已经死去，在位的是他的儿子军臣单于。军臣单于也是位有意思的人，见了张骞，非但不杀，还调侃了几句：月氏在我西北，你们如何前往？假如我要遣使访问南越，大汉会同意吗？军臣单于给张骞娶了匈奴妻子，并把他软禁起来。10年之后，张骞与他的随从堂邑甘父寻机逃出，继续寻找月氏——他们应该是沿着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一路西行的。当时的西域还在匈奴的控制之下，为了避免再次被匈奴俘获，两人一路上隐姓埋名，昼伏夜行，直到抵达今天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逃出了匈奴的势力范围之后，才亮明自己大汉使节的身份。在路过塔里木盆地周边各小国时，他们不敢到处察看和打听，国情军情社情民情所获无多，所以对西域的了解只能从大宛开始。后来，司马迁根据张骞的记述，在《史记》之中叙述了西域各国的情况，集为“大宛列传”，第一句话就是：“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大宛王热情地接待了张骞，并礼送他们去了康居，之后，他们从康居到了月氏王庭。这时候的月氏，太子已经即位并臣服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这里富庶安定，远离匈奴，月氏再也无心向匈奴寻仇了。
司马迁与张骞是同时代的人，《史记》中关于月氏的事实均来自张骞之口，但是整个记述却非常简单甚至有些浮皮潦草，连张骞所见到的那位月氏王的名字与称号都未提及。事实上，《史记·大宛列传》关于月氏行踪的叙述只有一小段：“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寥寥数语，框定的却是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的方圆2000公里的空间范围。短短50余字，记叙的却是两个族群血与火的战争和杀戮。其中，宛即大宛，现在的费尔干纳盆地。大夏是中国史书对希腊一巴克特里亚王朝的称谓。妫水就是现在的阿姆河。这是一次悲惨的生离死别，那些老弱病小不能长途奔走，被迫留下来投靠羌人，史书称他们为小月氏，逃离故土、前往中亚那一部分则被称为大月氏。后来班固在《汉书》中还记述了月氏在西逃过程中一度占据伊犁河谷塞人之地，不久又遭到匈奴支持下的宿敌乌孙的打击，不得已再次南迁至中亚阿姆河流域之事。
大月氏远去的身影就这样暗淡在了历史的迷雾之中。
中亚的咸海有两条水源河，北边的叫锡尔河，南边的叫阿姆河。两条河及其支流所涵盖的地域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河中地区。这块区域位于天山山脉、帕米尔高原与里海之间，是一大片广袤而干燥的荒漠。锡尔河和阿姆河中上游，以及沿天山、帕米尔西麓的绿洲，古时候叫索格底亚那，中国古代称之为粟特。锡尔河和阿姆河下游及咸海周边的绿洲，古时候叫花刺子模。阿姆河以南一直到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周边的绿洲，古时候叫巴克特里亚。自古，中亚的文明就发生、衍替、幻灭在这些绿洲之上。
中亚地区往东，是东方的中华文明；往西，是西亚的两河文明、埃及的尼罗河文明；往南，是印度河恒河文明；往北，是草原地带的游牧文明。中亚就处在世界文明交会的十字路口，表面看来是三大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边缘地带，但从交通的角度看，这里何尝不是另外一个中心？
中亚，一个注定有很多故事的地方。
绿洲农业天生脆弱。水源的有限制约了它的规模与扩张，地域的分散阻止了它的集中与联合，所以绿洲农业不能像大平原农业那样形成并供养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以此抵御侵略、赓续文明。传统社会里，中亚几乎没有建立过像样的、统一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大部分时间都只有一些分散的绿洲城邦。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竞争的时代，中亚始终处于下风，周边地区的势力像潮汐一样，一次又一次拍打、浸漫着这一区域。中亚真的就是一个十字路口，来往的都是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