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一堵墙对另一堵墙说什么

一堵墙对另一堵墙说什么

文/高建群

一

我一直期待着中国文坛能出现一种尖锐的批评声音。现在黄先生的文章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声音。这是一件叫人高兴和值得赞赏的事。而对于我个人而言，尤其值得高兴，因为这批评是针对我的。如果我能成为一个靶子，供大家练手，只要有利于中国文学的发展，我会很高兴。高呼着“向我开炮”的那感觉，大约会很悲壮。

二

黄先生的文章叫我知道了，在目前中国文学如此不景气的情况下，至少有一位可敬的读者，是如此认真地看过我的作品。我们为什么写作？我们写作的全部的和唯一的目的，正是渴望交流，渴望沟通，渴望心灵与心灵的碰撞。现在我看到，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在中国境内至少有一对作者和读者，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这就是黄先生和我。

三

一件作品，它一旦面世，它就有了它自己的命运。作为原作者来说，他现在该取的最好的姿态是三缄其口，作壁上观，任人评说，任人褒贬。但是，我同时又觉得，原作者如果仅仅这样，那么，他对自己的产儿是不公平的。而他最负责的办法，是应该将他所知道的真实告诉大家，是将泼在这件作品上的脏水拭去。这既是对作品负责，也是对读者负责。

四

基于以上三条理由，作为《成吉思汗的上帝之鞭》（以下简称《成》）的作者，针对黄琳斌先生发表在《南方周末》2004年2月12日的《如此散文为何列入年度十佳？》的批评文章，我做如下的说明。

五

《成》文是我2003年9月出版的《胡马北风大漠传》一书中的一章。这本书的另一个名字，叫《第三种历史观》。即作者认为，除了二十四史正史观点，除了阶级斗争学说观点之外，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史，更是以另外的一种形态存在着的。这本书的“大要”说：“站在长城线外，向中原大地瞭望，你会发觉，史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二十四史观点，在这里轰然倒地。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是以另外的一种形态存在着的。这就是每当那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走到十字路口，难以为继时，于是游牧民族的马蹄便越过长城线，呼啸而来，从而给停滞的文明以新的‘胡羯之血’（‘胡羯之血’为陈寅恪先生语）。这大约是中华古国未像世界另外几个文明古国一样，消失在历史路途上的全部奥秘所在。在这本书中，以《最后一个匈奴》而名世的当代重要作家高建群先生，以一支饱蘸才华的犀利之笔，在历史与现实两大空间里舞动长袖，为你再现了匈奴民族的最后走向，楼兰王朝的生生灭灭，西夏王朝的何去何来，成吉思汗的铁骑纵横，中亚细亚的雄伟风景，罗布淖尔的沧海桑田等，从而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一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冲突相互交融从而形成的五千年文明史’这样的结论。作者放言，他要给行进到21世纪的中国人，一根赖以支撑其前行的历史拐杖。”

六

《成》文中我对成吉思汗以及游牧文化的关注和评价，正是基于上面的思路的。成吉思汗之前的东方和西方，基本上是两个在各自的蛋壳里孕育和发展的文明，这文明仅靠伟大的丝绸之路有着微弱的联系而已。是成吉思汗的西征打碎了两个蛋壳，让世界从此成为一个大家庭的。所以成吉思汗是个划时代的人物。所以世界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完全可以以成吉思汗来划分，即他之前的阶段和他之后的阶段。

七

毋庸置疑，正像他的先祖，另一位游牧民族领袖、匈奴末代大单于阿提拉一样，成吉思汗是一位世界秩序的伟大破坏者，但同时，他又是新的世界格局的伟大建设者。是他把从古长安到古罗马之间这漫长的欧亚大平原联系在一起的。英国人类学家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说：“蒙古帝国使得许多区域性文明发生了迅速的相互接触，而在此之前，这些文明在其发展中很少把它们彼此联系在一起，甚至很少知道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它们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只是通过传导性的欧亚大平原被潜在地联系在一起。”法兰西院士勒尼·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提到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的行为时则说：“人类从来不曾是大地的儿子以外的东西，大地说明了他们，环境决定了他们，只要认识他们的生存方式，则他们的行动和行为便会即刻‘一目了然’的。”西方人尚且这样客观地评价成吉思汗，这叫人尊敬。而较之这些有着或多或少的西方中心论思想的西方权威学者的思考，中国蒙古族大学者、草原文化学的创始人孟驰北老先生，则对成吉思汗表现了更多的肯定和崇拜。2002年和2003年，我曾两次前往乌鲁木齐拜会他，听他讲草原文化与人类文明。

八

另外，黄先生在文章中，将成吉思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这是极不妥当的和十分愚蠢的。

九

关于成吉思汗的死因，我是1998年担任央视《中国大西北》专题片总撰稿之一期间，在宁夏西夏王陵看资料介绍，听讲解员讲解，得出成吉思汗是在打银川时（当时叫中兴府，是西夏国都）中流矢受伤，后来不治而亡的。记得，宁夏作家马青说她插队的地方，好像叫云台山，就是成吉思汗当年养伤的地方。记得，当时宁夏旅游局的王局长还对我说，他们计划将成吉思汗养伤的那个云台山，修成一个旅游景点。为写《胡马北风大漠传》，记得我还查过资料，资料说，成吉思汗受伤后，不到一个月，即不治而亡。资料还说，攻打中兴府的元军隐瞒了成吉思汗死去的消息，与西夏言和，而在入城之后，屠城七日，又将西夏王陵掘开。这样，西夏国家灭亡了，文字死亡了，人民流离不知所终。

十

而关于成吉思汗陵那一段，确实是1989年夏天我去拜谒成陵时，听看门人所说。一代天之骄子成吉思汗葬身何处，一直是一个谜，所以，对于看门人如此美好、如此真诚的说法，我是取赞成态度的。我宁肯相信那些口口相传的野史。难道碑载文化就那么可信吗？言之凿凿的史书大约有一半的纸张是谎言。前年，报上曾一度吵得沸沸扬扬，说在蒙古国的某一座山里，发现了成吉思汗墓。继而，这一番吵闹又沉寂了下去。我的观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就认为黄帝陵就葬着轩辕黄帝，我们就认为成陵就葬着成吉思汗，一种崇拜物与祭祀之地而已，又有何妨。顶多，我们对民间传说中黄帝陵里葬着黄帝的一只靴子，成陵里葬着大汗的两只马镫，表示一种会心的微笑，仅此就够了。

十一

关于成陵中成吉思汗的棺木曾在抗日战争中移往兰州近郊保护一事，我完全同意黄文的意见。1992年至1995年期间，我曾在黄陵县挂职县委副书记，所谓的棺木曾在黄帝庙放过一事，就是那时听说的。据说，那时的考虑是，如果日本人打过黄河，黄帝陵面临沦陷，则将棺木移至兰州。如果延安不沦陷，则在黄陵存放。看来，也许如黄文所说，为了万无一失起见，确曾移往兰州近郊去过。但是，它在黄帝陵放过也应当说是肯定的。

十二

我的关于友谊峰的材料来源如下。20世纪70年代初，我曾在友谊峰附近的一座中国边防站当了五年兵。当时友谊峰叫“三国交界处”。阿勒泰军分区作战参谋做战备动员时说，这里在成吉思汗的年代叫奎屯山，新疆军阀盛世才的年代，因为蒙古国独立，这里成为中、蒙、苏三国交界处，所以盛世才将它改名叫友谊峰，伊塔事件后，周总理说了话，这里改成三国交界处。而在中苏两国关系解冻后，这里又恢复友谊峰这个称谓。后来，2000年和2003年，我重回老部队，从友谊峰下面的白哈巴边防站出发，顺中哈边界走了千余公里，陪同的部队同志叫这里奎屯山。而在写《胡马北风大漠传》的时候，我查看了最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新行政区划图”（学生专用），那阿尔泰山最高峰处，赫然标着“奎屯山”三字，这样，我就认为友谊峰已恢复奎屯山旧称了。这就是材料来源的情况。也许，友谊峰与奎屯山，真如黄文所说，是两座不相干的山峰，那么，这是我的错误。也许，它们就是同一座山峰，那么，这是黄文的错误。

十三

导致六万余中国边民外逃的伊（犁）塔（城）事件，是中苏两国（而不是两党），交恶的标志性事件，我的这个说法应当没有什么异议。这是大家都在采用的说法，而且也是曾经的史实。

十四

“干粮”并不是专指“干的粮食”，而是指行军途中携带的一切食品。当过兵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况且，“奶水”并不是单单的奶水，它还可以制成奶疙瘩、酥油、酸奶子等等。哈萨克人远行，常常就将奶疙瘩泡在水里，熬奶茶喝的。况且，《成》文中关于“奶水” 是这样写的，有个前后联系：“随队伍一起行进的，往往还有牛群。母牛的奶水是他们行军打仗的干粮，公牛是驮牛，士兵们用它来驮载帐篷辎重之类。”因此，我不能同意黄文对“奶水”的指责。

十五

而对地名，我则完全接受黄文的指责。也许，这句话应当这样说：“在西域大地上行走的时候，你会发觉，大地上所有的那些重要的地名，都几乎是以阿尔泰语系中的突厥语种来命名。”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偏激的说法呢？是因为在写作《胡马北风大漠传》一书时，我的思维还停驻在大蒙古帝国这个历史概念中。蒙古人的概念有三种，大的概念是指突厥——蒙古人，或中国史书上所说的鞑靼人，小的概念是指成吉思汗族蒙古人。介乎两者之间的概念是指中国东北至西北广大沙漠草原上的蒙古人。当年，当成吉思汗请教他的宰相，为“蒙古人”下一个定义时，宰相说：“凡世世代代居住在毡房和帐篷的人都是蒙古人。”这就是默默无闻的蒙古人为什么能一夜之间广纳百川从漠北大漠呼啸而出的全部奥秘所在。我在写书时还停留在那种思维中。

十六

关于俄罗斯大公国，则完全是我的笔误。事实上当时俄罗斯原野上有许多大公国，莫斯科大公国是其中之一。它与占领者金帐汗国并存，充当傀儡。后来金帐汗国衰落，在金帐汗国的版图上，莫斯科大公国强大起来。而在俄罗斯一位杰出的皇帝，号称“北方雷神”的伊凡雷帝手里，蒙古帝国在俄罗斯的势力日渐弱去。

十七

关于克鲁伦河，我的资料来源如下。2002年夏天，我到伊犁，返回途中住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赛里木湖畔。是夜，喝奶茶的时候，蒙古族小姑娘唱歌助兴。当时随行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陈莉莉女士，请小姑娘用汉语将《美丽的博尔塔拉》的歌词记录下来。我记得小姑娘说夜色中的那座山叫阿拉套山，河叫克鲁伦河。后来写书时，我请陈女士专门将歌词从上海寄给我，然后我则一字不动地把歌词搬到了书上。成吉思汗早期活动的那条河叫克鲁伦河，在如今的蒙古国境内，黄文的说法这是对的。那么，博尔塔拉草原上的这条河是不是也叫克鲁伦河呢？黄先生是从网上去看，我是亲历呀！我想，它们也许是同名。这种同名的事情是时有发生的。例如，伊犁军分区李副司令告诉我，新疆境内有一条额尔齐斯河，东北也有的，为了区分，人们把前者叫白额尔齐斯河，后者叫黑额尔齐斯河。又例如，阿尔泰山第一高峰叫奎屯（山），距其近五百公里的农七师师部所在城市也叫奎屯（市）。

十八

关于土尔扈特部，黄文中认为是“西迁”，不是“西征”，我同意他的话。不过“西迁”和“西征”确实很难分辨。例如公元2世纪的匈奴人纯粹是被迫迁徙，但是西方人把匈奴末代大单于阿提拉称为“世界的伟大征服者”。

十九

综上所述，黄文并没有能撼动我文章中“第三种历史观”的立论。他主要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而就细枝末节而言，黄文的小部分的指责是正确的，大部分的指责是错误的或有待商榷的。

二十

我在《胡马北风》题记二中说：“我不知道这近十年来，我为什么痴迷于这一类题材和这一种思考。我常常觉得自己像一个女巫或者法师一样，从远处的旷野上捡来许多历史的残片，然后在我的斗室里像拼魔方一样将它们拼出许多式样。我每有心得就大声疾呼，激动不已。那一刻我感到历史在深处笑我。”我还说：“我把自己的这种痴迷悟觉为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些年随着我在西部地面上风一样的行走，我取得了历史的信任，它要我肩负起一个使命，即把那历史的每一个断章中那惊世骇俗的一面展现给现代人看；另一个则是，随着渐入老境，我变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我有一种大人类情绪，我把途经的道路上的每一个人都当作我最亲的兄弟，我把道路上遇到的每一座坟墓，无论是拱北玛扎，还是敖包，都当作我祖先的坟墓。”——我是这样创作的。

二十一

我是很晚才看到《南方周末》这篇批评文章的。之前接到朋友和记者许多电话。我说，活到老，学到老，我每走到一个地方，就去请教那些高人，例如到宁夏银川时，去请教目前世界上能唯一认得死亡了的西夏文字的李范文老先生，例如去乌鲁木齐时，去请教中国草原文化学的创始人孟驰北老先生，而现在，生活又慷慨地给我提供了一次学习的机会。我还说，黄文和《成》文，实际上是一个作家的感性思维和一位学者的理性思维的冲突。我还说，欢迎批评，让批评的声音来得更尖锐些吧。

二十二

文章的题目，取自一个西方的谜语。一堵墙对另一堵墙说什么呢？谜底是：它说，让我们相见，在拐弯处。这里感谢《南方周末》，它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我与黄琳斌先生两个彼此毫不相干的人相见了。

二十三

最后，谨让我借这个机会，向发表、转载《成吉思汗的上帝之鞭》一文的《绿洲》《散文》《散文选刊》《新华文摘》表示敬意，向编辑家们的劳动表示感谢。我是从南方周末的文章中，才知道该散文获得2003年度中国散文十佳的。那一刻我感到了文学殿堂的辉煌与庄严，感到文坛还有一颗正直和公平的心存在。因为这些年我已经不去参与任何的文学评奖了。还需要附带说明的是，我在给每一家杂志社投稿的时候，都要向编辑叮咛，一定要将我当一个陌生的作者看待，千万不要有感情因素在内，否则，对别的作者是不公平的，而我自己也会有深深的不安的。因此，黄文对编辑家们的指责，是想当然的和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