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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群：我的兵团兄弟
2024-09-18 · 散文
我的兵团兄弟
文/高建群
阿尔泰山消融的雪水，在戈壁滩流成两条小河。靠西的一条叫头巾河，靠东的一条叫自然渠。头巾河这名字，是哈萨克人给取的。一名哈萨克少女在河里洗头，结果，湍急的河水将她的头巾冲走了，于是这条小河有了名字。自然渠这名字，是兵团人给取的。它原名叫喀拉苏干沟，屯垦的兵团人将它视作他们的一条大渠，为了区别那些人工的渠道，故称它自然渠。这两条小河其实什么区别也没有的。但是在左宗棠与沙俄签订的1883年条约线中，头巾河被确定为界河，即中俄的国界线，于是这条河流有了重要的内容。两条小河在戈壁滩上穿行了约五十公里然后几乎在同一个位置上，注入额尔齐斯河。我所在的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就在这头巾河、自然渠与大河的交汇处。某一年由于一场意外的边境事件，俄方将那个后来被称为自然渠的小河，当作界河划入其版图，这样，两条小河相夹的这条狭长地带，便成为争议地区。在这块五十多一点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上，沿边界一线，一字儿排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一八五团的六个连队。他们从阿尔泰山脚下向大河方向依次排开：一连、二连、三连、四连、五连、六连。团部设在中间位置，团部还有一个值班连和修理连。除生产建设兵团以外，争议地区还设有边防军的三个边防站。依次是阿赫吐拜克边防站（白色的沙山）、克孜乌营科边防站（红柳），北湾边防站（白房子）。我是1972年12月14日至1977年4月10日在北湾边防站服役的。 那时珍宝岛、铁列克提事件已经结束，但是漫长的中苏边界，还处在一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中。我曾在小说中将苏军在边界一线的陈兵百万，称作高悬在我们头顶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那时边境冲突的形式已经成为“抓一把就走”。白房子地区是漫长中苏边界上一百多块争议地区中仅有的由中方控制的三块中的一块，它被“抓一把”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苏方认为这些地方是他们的。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在那些英勇的日子里，在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里，作为身无牵挂的士兵，我们活得似乎相对来说轻松一些。最沉重的要数争议地区内居住的拖家带口的兵团人。兵团人大约来源于三部分：解放新疆时进疆的老战士；20世纪50年代集体转业到这里的山东籍士兵；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天津的支边青年。这些人中，以山东人居多。说一句笑话，这一带那些游牧的哈萨克们学的汉语，竟然是山东话。记得有一次我在了望台站哨， 一个游牧的哈萨克骑在马上向我问话，我听了半天才明白。于是我说：“你说的这原来是山东话！”牧人听了，两手一摊表示不可理喻。兵团人主要从事的是农耕。这五十平方公里地面，除了那些大沙山，那些芦苇丛生的沼泽地以外，平坦的地方，都被勤劳的兵团人修成了整齐的条田。他们引来自然渠的水，从大沙山那里就开始修渠，渠道像网状一样，可以灌溉每一块开垦了的土地。这些土地上通常种植的是春小麦和向日葵。春天康拜因轰轰隆隆地从条田上驶过，开始播种。秋天收割的时候仍然是用康拜因。那种和平的景让人的神经能稍微松弛一下。记得有一年深秋季节，一名河北籍的士兵到分区教导队学习， 我俩骑着马，先到一八五团的团部，然后从那里搭兵团的便车。那是一个秋天的黎明，这二十公里的路程，我们几乎全部是从兵团的葵花地里穿过的。铺天盖地的葵花地，散着一种诱人的清香。远处的黑黑黝黝的阿尔泰山，放出蓝宝石般的光芒。在山顶，有一颗星，其大如斗，一直照耀着我们前行。这一幕美景，时至今日，还不时浮游在我有些昏花的眼前。六连紧靠着我们边防站。由于这里离大河不远，所以，这个连除了种地之外，打鱼也是一项重要的谋生手段。那时，额尔齐斯河里的鱼真多。记得，有一次我骑着马，从自然渠旁边走过。自然渠里有一个一米多高的跌水，跌水下面是个洗澡盆大小的水坑。正是额尔齐斯河春潮泛滥时节，大头狗鱼从北冰洋逆水而上，遇到小河汊，便游过来产卵。这个涓涓细流的自然渠里，鱼儿一个咬着一个的尾巴，拼命地往上游，游到这跌水一面， 上不去了想要调头，后面的鱼又不断地拥上来。于是这个水坑，被大大小小的狗鱼填满。见状，我于是把马拴到一棵胡杨树上，挽起裤腿跳进水坑里，抓起鱼就往外扔。一会儿工夫，戈壁滩上就白花花的一片了。平日里，兵团人三三两两的，在自然渠，在大河里下挂网，有时甚至冒险到界河里去下。春潮泛滥时节，那是节日，他们会动员老老少少，到大河里去打鱼。妇女和儿童，站在岸边拉网，青壮劳力则坐着平底船在河里撒网。河里主要打上来的鱼是鲤鱼、狗鱼、大白鱼、小白鱼、五道黑，等等。最壮观的场面是冬天在冰面上打鱼。额尔齐斯河千里冰封，能看见冰层底下鱼在呆头呆脑地游动。兵团人先用马拉着一个什么东西，在冰面上钻几个窟窿，而后，将渔网从一个窟窿里缓缓地塞下。而后，在冰面上推着一块大磁铁， 带着这渔网走。在河里转了一大圈后，收网。网的那头，原来就捉在人的手里，现在网的这头则在磁铁的吸引下，从窟窿里跳出。网从窟窿里拖出，鱼就这样打上来了。那时节，兵团人的生活很苦（当然那时候全国人民的生活都很苦）。山东籍的复转军人，后来又从家乡找到对象，接到这里，成为农工。他们那时候一般有两个到三个孩子，夫妇俩的工资大约各是二十三元和二十九元。天津、上海的支边青年，那时候也都是该婚的婚，该嫁的嫁，并且有了后代在这荒原上诞生。兵团的男男女女，身上永远的装束是一身旧军装。我至今还不明白这些破烂是从哪里翻出来的。有布的旧军装，那些布已经是陈旧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肩膀上、后背上印满了汗水渍下的白印子。还有人字呢的旧军装。人字呢如果洗得白，会很好看的。但这些人字呢，一是破旧，二是衣服的主人对洗它根本没有兴趣。我还见过五连的连长，穿着一件笔挺的呢子旧军装，怪模怪样的。还有一些旧军装，发黄，像溃兵穿的衣服。在五年中，惟一叫我眼前亮过一次的是，一八五团修理连的一位电焊女工，在夏天的日子里，穿过一件粉红色的的确良衬衣。在许多年以后，我在内地见到修理连的一位回乡的老工人，我试探着问他那姑娘的情形，他说，那姑娘后来被推荐上大学走了。兵团人最初住的是地窝子，后来用泥脱成土坯，盖些干砌的小房子。人走在建筑物中间，像走进一座迷宫。一种忧郁之色，永远地挂在这些离乡背井者的脸上。他们呆在一起的时候，所有的话题最后都会落脚到一点上。那就是什么时候能回到内地。而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自己没有可能回去了。他们要努力让孩子回去。确实曾有人经过努力，举家迁回故乡的。我上面谈到的那个修理连的老工人，就是一例。我还见过类似的好几个。但是，回到内地后，几乎所有的人都会生出悔意，他们发现故乡并不怎么欢迎他们，他们发现自己那种孤僻的性格已经很难再融入大众，于是有相当数量的人又重返新疆。记得我在报社当编辑时，一位排字女工是从新疆兵团回来的人。这大约正是那种“努力让孩子回去”中的一个孩子。这个心高气傲的姑娘，仅仅在家乡待了一年以后，就又怅然地回新疆了，她说她无法容忍这内地人的平庸和自然景观的平庸，她说她宁肯把自己放在新疆荒原上去饲鹰，也不愿意在内地小城里做个平庸的小市民了此一生。延安市场沟一座低矮的民房前面，静静地蹲着一个老汉。老汉瘦瘦的，叼着一支烟，每天从早晨开始，一直蹲到天黑。他惟一做的事是瞅着这过往的行人。吃饭的时候，也是蹲在那里，由体态臃肿的老伴，将碗递到他的手里。我家那时候也住在市场沟，常常路过的时候，我要停下来，敬他一支烟和他拉一段话。老者是从兵团农七师回来的，他的儿女现在还都在那里。他说他每年都要回一次新疆。他们团的现任团长是他接的兵。他说他是从延安出发，打到兰州城，越过星星峡，最后成为农垦部队的一员。这个古怪的老头轻易并不与人拉话，只是听说我也在新疆呆过，这样才精神陡然为之一振，脸上洋溢出笑容，和我拉话的。说起“故乡”这个话题，不独回来的兵团人，就连我这个当兵的，也有许多感触的。大城市并不认你，农村也并不认你。复员后，当我迈着骑兵的罗圈腿，从西安的解放路一走三摇地晃过时， 后面传来少男少女们的笑声。当我回到故乡的小村时，迎面走过来儿时的伙伴，他的肩上架着一个孩子，手里拖着一个孩子，他说： “你吃亏了！当兵五年，你耽搁了两个孩子。”面对这些，我有一种“阿崎婆”的感觉，我有一种电影《第一滴血》中那个越战归来的美国大兵的感觉。我怅然地问：难道我怀着一种崇高感和神圣感，所保卫的就是眼前的这些吗？关于“思乡”这个话题，无论是兵团人，或是别的什么人，自然是可以说一说的，因为远方那一块丽日蓝天乃是根之所在。但是我有一言，那一言就是：生活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幸福是一种自我感觉。记得在一篇小说里，我曾经写过我当时的那种困惑。那段话是：“当我们作为游子在远方游历的时候，我们给心灵的一角， 安放下故乡的牌位。我们疲惫时躲在里面休息，我们委屈时躲在里面哭泣，那里盛满我们委屈的泪水和疲惫的叹息。但是，亲爱的朋友请你告诉我，当我们回到故乡的时候，为什么我仍然感到一种陌生，一种茫然，感到自己仅仅是在客居？！”兵团的值班连，又叫武装值班连，他们基本上是职业军人，只是不佩戴领章帽徽而已。他们的武器和边防站的差不多：半自动步枪、冲锋枪、班用机枪、六九式四〇火箭筒、八二无后座力炮，等等。农业连也配备一些武器，这些武器一般都由男人掌握。武器基本上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武器。我觉得，将这些兵团人放在边境线上，成“一”字形摆开，尤其是摆在这块争议地区里，决策者们的意图很明显。经济的因素， 肯定是次要的而主要的是出于军事目的。退路是没有的，背后是荒原、大戈壁，是人迹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等待援兵也是没有可能的。那时偌大的阿勒泰草原上，机动部队只有一个骑兵团，在盐池草原，一个分区独立连驻在阿勒泰。你惟一能做的事是拼死一搏，血溅疆场。当兵的当然更是这样。记得，北疆军区一位姓赖的副司令，视察我们边防站时，曾经这样训话。他说，你们的主要任务有三条：一是一旦有敌情发生， 立即给后方决策机关通风报信；二是抵抗一阵，你们的抵抗将为后方赢得全国总动员的时间；三是尽可能地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位战略家在说了上面三点后，坦白地说，你们作为一盘棋子，必须做出牺牲，不过你们的牺牲是值得的，它为后方赢得了时间。这位战略家说的是实话。这些话即便他没有说，我们也都懂。但是，当他坦率地将这些说出时，操场上是长时间的死一般的静寂。司令员说完，坐上吉普车走了。白房子则继续着它的日子。现役军人是这样，兵团的人也是这样。我们共同撑起白房子上空那一片阴霾的天空。我们是兄弟。或者说我们是一根线上拴着的两个蚂蚱。1993年，在给《绿洲》杂志孟丁山先生的一封信中，我曾经说过一段话。请允许我把这段话在这里再重复一遍：“当写到这里的时候，眼泪突然从我眼角里溢了出来。让我为你骄傲，那些曾经为共和国承担过责任和苦难的兵团老大哥们，让我借《绿洲》的一角，向光荣的你们，向那个早已过去了的年代，洒一把我心酸的眼泪。”我在的那一阵子，这一块地区经历过好多次边境事件，其中留给我深刻记忆的有三次：一是别尔克乌争议地区边境武装冲突，一是苏联间谍武装飞机越境事件，一是毛泽东逝世以后边境一线进入非常时期。这三次都有剑拔弩张、不得不发之势，但后来由于双方的克制，都未能酝酿成像珍宝岛、铁列克提那样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苏联武装间谍直升机越境事件。这事当时吵吵得很大，《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作为重要新闻作出报道，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表过严正声明和抗议照会，有把年龄的人大约都还记得这事。事的基本经过是这样的： 1974年3月14日上午11时， 一架苏联武装直升机从白房子上空顺额尔齐斯河越入中国境内，进入纵深二百公里一个叫黑龙沟的地方降落。当时降落在一个牧场上。游牧的哈萨克们见了这个钢铁怪物，纷纷围拢前来。驾驶室里共有三名苏联军人：一名少尉，两名少校。他们打开机舱后，见围拢来的哈萨克牧民的胸前挂有毛主席像章，明白这是进入了中国领土，于是赶紧关了舱门，就要重新起飞。这时，剽悍的哈萨克们挥动着自己的套马绳，甩过去，无数条绳索套住了飞机的螺旋浆，飞机于是动弹不得了。双方一直僵持到我分区骑兵连风驰电掣般赶到，此后，驻在争议地区的三个边防站、兵团一八五团值班连，也都派兵员赶到。后来，我方一位资深驾驶员，将这架飞机低空飞行驾到乌鲁木齐，继而，这架飞机被火车运到北京。1974年国庆节期间，这架飞机和在珍宝岛缴获的那辆苏式坦克一起，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供游人参观。就在截获飞机后的第二日，中国方面发表了严正声明，认为这是一架武装间谍直升机，认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事件，继而，又大张旗鼓地表彰了这些牧民，认为用套马绳套飞机是一件军事史上的奇迹。这些牧民被誉为孙玉国式的英雄。苏方也迅速地提出了强烈抗议。苏方说他们这架飞机是去执行一次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有一个苏联边民病危，飞机是去救援，结果误入中国境内的。飞机越境的那天的那个时间，边防站的了望台上，恰好是我值班。我记得，那天的天空虽然有一些薄云，但是能见度尚好，飞机是不至于迷失方向的。首先，这架飞机不是去执行什么救援任务的，它这次起飞纯粹是军事用途。它是一架在中苏边界上空执行例行巡逻任务的巡逻飞机。它为什么会越界，也不是天气方面的原因，原因在三个士兵身上。三个士兵在斋桑军用机场临上飞机前，在一家小酒馆里灌了一通酒。这样，醉醺醺的他们，在飞行中，错把额尔齐斯河当成了界河，于是溯河直上。据说，飞机在失去导航的地面坐标之后，曾经降落过两次，辨认方向因为失去地面坐标，只好拉起来又飞。飞机上有两挺轻机枪，三个士兵的腰间都别有手枪。在中苏双方你来我往的抗议照会、抗议声明中，中方以武器这件事为论据， 有力地戳穿了这是一次执行救援任务的谎。还需要说明一点的是， 套马索是套不住直升机的螺旋浆的，事实上，这架直升机后来是没有油了，飞不起来了。这样，牧民们将套马绳甩向还在旋转的螺旋浆，让它停止旋转，继而，像拴牛一样，将牛皮绳的另一头拴在树上。我没有见过这三名苏联士兵。听一位分区参谋说，他们开始时态度很强硬，但是在北京关押期间他们㞗了，一个个都成了软蛋， 其中有一个少校军官，每天捧着妻子的照片流泪。苏直升机越境后的第二天，苏出动了六十多架次的侦察机和中型轰炸机，在白房子上空盘旋，寻找失踪的飞机。相信，一旦找到那架惹是生非的直升机，他们会用武力将飞机强行夺回，或者干脆从空中扔下炸弹将飞机炸成碎片。好在哈萨克牧民们将直升机用马草遮掩起来，伪装成了一个草垛。这样，苏方始终没有发现直升机。中苏双方，因为这架直升机的事，发表了许多的抗议和声明。边界局势，随着这些声明的措词日益强烈，局势也就越来越趋于紧张。到了1975年的下半年，苏方终于失去了耐性，大量的坦克、装甲车云集边界。从了望台用五十倍高倍望远镜向苏纵深望去，可以看见烟尘滚滚——苏方调动部队的征状。有一天，苏方连续三次向中方发出照会，最后一次照会的措词是：“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中方承担。”这话实际上就等于是战争通牒了。谁也无法预料情势会如何发展。这会成为一场中苏全面战争的起因吗？须知，一战、二战都是以边境事件为起因的。会有一场局部战争以苏方吞并这块争议地区为结束吗？那时，这块争议地区里的所有的人，他们惟一能做的事是硬着头皮勇敢地支撑。不管叫“困兽犹斗”也好，不管叫“以卵击石”也好，争议地区的人们， 得硬着头皮。其实那时候大家似乎并不紧张，因为长期的这种压力已经使大家神经麻木。边防站的人全部剃成了光头，这是为了一旦受伤后便于包扎。大家全都趴在了战壕里，轻重武器的枪口齐刷刷对准界河。黑夜白昼都守着，吃饭是炊事员用行军锅将饭抬来。大家的几件旧军装和日常零用，则打成一个小包袱，用针线包缝好，上面写上家乡地址和个人的名字，集体放在班里小库房里。一旦谁死了，这就叫遗物：如果有可能的话，这些遗物将寄回去。我那时候是六九式四〇火箭筒射手。这种武器是专门对付坦克的。我趴在一个丁字形的碉堡里，将火箭弹弹头安装好，从射击孔里伸出去，火箭筒则扛在肩上。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一个射手在射到第十八颗火箭弹的时候，心脏就会因为剧烈震动而破裂，然而，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为自己准备了十八颗。在这种情况下，兵团沿边境线摆出的这一溜儿村庄，其情景自然也是这样。胡子拉碴的大男人们，年轻一点、有点文化的小女人们，全都拿起了枪。我在前面说过，枪是那种老式的冲锋枪和老式的机枪。这些人员围绕着自己的村庄，组成一个半圆形的散兵线，昼夜值勤和巡逻。连队的那些拉大车的马，也被从车上卸下来，披上鞍子， 成为巡逻人员的座骑。这期间，我曾经到一八五团团部去过一次。沿途这些村庄，都好像面临一场大劫难的前夜的景象，如死亡一般地静寂，鸡不叫， 狗不咬，孩子们也知趣地闭上嘴巴，眼睛里露出恐怖的神色。那些家庭妇女们将值钱一点儿的东西，都包在一个包袱里。人就坐在包袱上，随时准备撤离。家具无法带走，就在门前挖一个坑，将它埋起来。在一家门口，我看见一户人家正将手摇缝纫机卖给一个游牧过来的牧民，价钱是30元。团部这争议地区平日十分热闹的小城，此刻也是出奇的冷清。男人们备战去了，女人们守在家里。我从这一个一个迷宫似的土坯房中间穿过，冷风飕飕，像走进一座废墟城市。孩子们仍然在上学。从一座小学校里，传出孩子们唱歌的声音。那声音有些低哑，有些压抑。童音在这块荒原上回荡着，这声音叫我感动。记得，当我骑着马，打一家兵团人的土坯房前走过时，一个七岁的兵团女孩，向我招手。2000年的8月1日，我作为一个老兵，重返白房子。重返的原因是因为在最近的中哈谈判中，白房子争议地区已经划归中方。重返中，百感交集的我专门去找那座土坯房，在那里，我见到了那个姑娘。算起来已经整整二十七年了，那房子还是原来的模样，姑娘则已经婚嫁，姑娘的儿子，也已经七岁了。姑娘姓陈，叫“小陈”。这是我这一次知道的。事情后来终于没有发生。理智代替了诉诸武力。中国拿出了大国的风度，先是释放了那三名倒霉的士兵，接着在1975年的最后一天，将那架直升机也送回去了，过了几天以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因此，我猜想，中方所以后来采取了“和为贵”的政策，大约与周总理病危，希望边境安宁有关。受惠的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是这些拖家带口的兵团人，是这些唱着凄凉歌曲的兵团孩子。我的十八颗火箭弹没有派上用场，我也终于没有战死白房子。要不，新时期文坛，也许会少了一个不算太蹩脚的小说家的。另外尔克乌争议地区斗争则是边防站和前哨公社反修大队的哈萨克牧民们携手进行的，每年冬天成立一个军民联防指挥部，强行进入该地区放牧。毛泽东逝世那一段时间，边境局势也是十分紧张。总参命令边界一线进入“非常时期”。据说，“非常时期”这个说法，只在抗美援朝时期用过。那一次，也是在战壕里不分昼夜，趴了二十多天，皮大衣上都长满了虱子。直到国庆节过后，“非常时期”才解除了。如今苏联已经解体，中苏武装对抗已成为昨日黄花，所以我这个前白房子士兵，作为过来人，才斗胆将这一段亲历写出。我最后想说的是，当江泽民主席与叶利钦与中亚四国总统在上海签署联合公报，并向世界宣告那一段边境线将成为永久和平边界时，坐在家中看电视的我，百感交集，为这一伟大的时刻流下了眼泪。是阅读兵团文联办的大型杂志《绿洲》，才引发我心中对兵团人的这分珍藏的感情的。感谢编辑，把杂志期期寄给远方的我。在阅读的过程中，诸如“团场”“胡杨林”“引水渠”、“翻浆地”“斯大林100号拖拉机”这些别人看来是普通的字眼儿，却往往能引来我一阵激动，一股惆怅，一种崇高的感情。附带说一句，已故前辈作家，曾在新疆待过的杜鹏程较我的感情更为炽热。只要一提新疆，杜老就激动得两手发颤。我是一个一无所能的人，惟一对社会还有一点用处的，就是还能提起笔来写一点文字。因此我要把我的这段情愫用文字写出。中亚细亚荒原上的太阳在猛烈地炙烧着。一个面色黝黑的兵团女人， 穿着一双高筒雨靴，拄一把铁锹，站在水渠的分岔处浇水。她的面前是一望无际的条田，条田里生长着春小麦。一个小兵——那是我——顺着田埂走过去。小兵的面色黝黑，神色忧郁，一颗大门牙在骑马时摔断了，因此他笑起来显得很滑稽。小兵就用这种笑容向兵团女人打了一下招呼，大约还敬了一个军礼，然后说，他是边防站的种菜班的班长，他希望能分一点儿水去，去浇边防站的菜地。女人打开闸水，于是水汩汩地向菜地里流去。记得，站在分闸口，我和这位面色黝黑的女人还拉过一段话。她说，她是天津支边青年，和邢燕子那一批一起来的。我则邀请她到边防站去做客，我说我们连长的老婆，也是那一拨天津支边青年。不过，连长的老婆多么年轻呀，像个小姑娘。我这话刚说完， 就有些后悔了，于是我赶快补充说，连长的老婆之所以年轻，是因为她不生育。后来那年冬天，边防站放一部叫《卖花姑娘》的朝鲜宽银幕影片，我专门到兵团邀请他们看。那面色黝黑的女人也领着孩子来了。我将那女人请到班里喝茶，女人的两个孩子又领来了一群兵团孩子。孩子们在地上乱跑，在床上打滚。记忆中，农十师宣传队来边防站慰问演出过一次。那是一群面黄肌瘦营养不良的姑娘。她们很可爱，那《布伦托海打鱼归来》的歌儿充满柔。记忆中，这些姑娘特别能吃。边防站的家底很厚，餐桌上的东西很丰盛。但是这些姑娘们风卷残云，桌上的碟子碗儿很快就见底了。边防站的副连长特意用一个大洋瓷碗，盛了满满一碗米饭，端给那个唱《布伦托海打鱼归来》的姑娘。米饭一层一层，用铲子拍实上面又堆成一个宝塔状。副连长是想让这姑娘出丑。谁知，好姑娘，端起碗来，一口气将这碗米饭吃得一粒不剩。直看得副连长在旁边目瞪口呆。姑娘们见副连长很有趣，于是晚饭后邀请他到她们的住处去打扑克。那时流行的扑克游戏叫“五十K”，谁输了给谁脸上贴纸条。脸上贴纸条最多的当然是副连长了。打牌的途中，有些热，副连长就将帽子甩在了铺上。打到半夜，散场的时候，副连长站起来，寻找他的军帽。铺上没有，那两个姑娘站起来，摸摸屁股底下，也没有。只有一个姑娘没有站起来，就是唱《布伦托海打鱼归来》的那姑娘。副连长猜想，帽子肯定是在那姑娘屁股底下了。他烧烧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突然，那姑娘叫起来，而在叫的同时，另外两个姑娘把副连长往门外推，嘴里还喊道：“首长你快走吧！她来了！”副连长莫名其妙她来什么了？副连长是有家室的人。“例假”这个字眼儿当然懂得，他一听，吓坏了赶紧就往外跑。随着门“嗵”的一声关了，屋里传来三位姑娘的畅怀大笑。这就是兵团农十师宣传队那一次留给人的温馨而美丽的记忆。印象中，那也是我在白房子服役五年中，边防站惟一住过女人的一夜。那一夜，姑娘们的房间门前都加了双岗，界河边也派了几组潜伏分队，为了腾房子，战士们还挤在一起过夜。但是所有的人都很快乐，她们的那歌声和笑声，够我们在此之后咀嚼很久。相形之下，新疆军区文工团来的那一次，留给人的印象就不怎么样了。她们像一群从天上掉下来的人一样。那个领队的男干部， 喝了边防站的第一口水，就说：“大家不要喝这北湾的水，提防拉肚子，这水是咸的！我第一口就喝出来了。”这话叫人伤心。几个女文工团员，上厕所的时候，蹲在茅坑里说：“瞧，你瞅底下，这地方还常有女人来！”女文工团员说话的那一刻，我正在另一边的厕所里。听了这话，我吼道：“你们懂得个球，这地方哪有女人来！你们蹲的那是干部厕所。白房子没有男女厕所，只有干部厕所，战士厕所，你们来了以后，干部厕所临时改成女厕所了！”演出一结束，她们就坐上车，连夜离开了这危险之地了。我们也有腿，但是我们不能离开。全边防站列队，眼睁睁地看着汽车的大灯消逝在夜幕的深处，副连长喊了一句要这天晚上加强警戒。完了，他还嘟嚷了一句：她们命贵！我就写到这里吧！这个话题一旦开了头，就很难打住，我原先仅仅想把它写成一篇千把字的小文，想不到一搭笔，就写了这么多。附带说一句，2000年8月我的白房子之行中，我曾专程前往农十师驻地北屯市，寻找那个当年唱《布伦托海打鱼归来》的姑娘。我询问了许多的人，最后才在师工会主席何勤那里得到一点消息。何勤也是当年去白房子慰问演出时的文工团员，她告诉我说，那可爱的姑娘叫何润香，山东支边青年。她还说，这姑娘已经在1986年的一次车祸中去世了。写作的这几天，正是西安的阴天，我全身的关节都在疼痛。这是那一段日子留给我的纪念之一。记得临离开时，边防站的医生对我说，一旦回到内地，这关节炎就会不治而愈的，看来，他并没有说对。我用这篇短文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每一个兵团兄弟致敬。我献上我对那块土地的热爱和对你们的热爱。时过境迁，那一段日子已经不复存在，并日渐为历史尘封，后来的人们已经不会知道为共和国承担过巨大责任的那些普通人们的事了。但是我们有责任让人们知道。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请将我一分为三》。文章说，假如有一天我死了，请将我的骨灰分为三：一份儿撒入我故乡的渭河，一份儿撒入我生活和工作过的延河，一份儿撒入我驻守过五年的额尔齐斯河。是的，我将回到那块土地上。我将乘着马穿过那铺天盖地的葵花地，穿过那一个又一个兵团村庄，我将向每一个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深深地祝福。额尔齐斯河春潮泛滥时期那喧嚣之声，里面会有我年年的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