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陵、西行酒泉和敦煌瞻拜

文/高建群

一 西夏王陵

西夏王陵又称西夏帝陵、西夏皇陵，是西夏历代帝王陵以及皇家陵墓。王陵位于宁夏银川市西，西傍贺兰山，东临银川平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址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处西夏文化遗址。

西夏王陵营建年代约自11世纪初至13世纪初，承接鲜卑拓跋氏从北魏平城到党项西夏的拓跋氏历史。核心区域分布九座帝王陵墓，两百余座王侯勋戚的陪葬墓，规模宏伟，布局严整。西夏王陵受到佛教建筑的影响，使汉族文化、佛教文化、党项文化有机结合，构成了我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有“东方金字塔”之称。

西夏曾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割据王朝，它的都城在银川，银川那时候称兴庆府。西夏王国的强盛时期是在北宋，那时， 它与北宋对峙，西夏王李元昊与韩琦、范仲淹领军的北宋军队，曾有过几十年的战争。那时西夏的国土，以富饶的河套平原为中心， 向四周辐射，今天陕、甘、宁、青、新和内蒙古的一大部分，都曾经并入它的版图，它的疆界甚至到达敦煌更远。

西夏王国后来为成吉思汗所灭。成吉思汗为攻克兴庆府甚至搭上了自己的性命，或者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最后竟然是死在西夏王国的都城兴庆府城下的。
成吉思汗的大军围攻兴庆府半年有余，面对城内的顽强抵抗， 丝毫没有办法。不能让这小小的兴庆府绊住成吉思汗征服亚欧大陆铁骑的脚步，于是乎，成吉思汗冒着危险亲自上前督战。这时，城中箭矢如雨，一枚利箭射穿了成吉思汗的胸膛，一代天骄倒在血泊之中。
经过一个月的短暂养伤后，成吉思汗不治而亡。攻城的蒙古军隐瞒了成吉思汗死亡的消息，继续攻城不止。守城的西夏王室这时候并不知道成吉思汗业已死亡的消息，如果知道的话，他们一定会殊死抵抗的，说不定还会倾满城军队出城一搏，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一部中国历史，甚至一部世界历史，其中许多章节都要重写了。
西夏王国提出了议和，议和的条件是蒙古军入城后不得杀戮， 并承认西夏王国的存在，那时西夏王国将降格为蒙古的一个附庸国。蒙古军很爽快地接受了西夏王室的议和条件，因为蒙古军这时候也已经是主帅丧失，攻击力处于强弩之末状态。更兼成吉思汗战死的消息，一旦泄露出去，谁知道内部、外部会发生些什么情况。
蒙古军戴孝入城。愤怒的蒙古军屠城七日，将兴庆府这个黄河河套平原上的富饶都市从地图上抹去，将西夏这个民族从中国历史上抹去。如此这般以后，还觉得不解恨，又赶往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墓区，将西夏国六七位先王的尸骨从坟墓中挖出，暴尸荒野。
一个披着神秘面纱的民族就这样灭亡了。即便在那血腥杀戮中仅存百中之一、千中之一甚至万中之一，那么这一份还存在着的， 在又繁衍了许多个世纪之后，也会繁衍出许多子孙来的。但是，他们消失了，无影无踪。
西夏王国灭亡了，西夏民族灭亡了，西夏王李元昊创造出来的那种怪异的文字也灭亡了。贺兰山下那西夏王陵，如今已经成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不知为什么，西夏王将他们的陵墓都筑成些高高的金字塔式的土堆。因此，世人将这些没有了香火祭奠的陵墓，叫东方金字塔。
站在这雄伟的东方金字塔前，面对空旷冷寂的原野，听着身穿红衣服的漂亮女解说员在谈这些，你感到像在听一部天方夜谭。在当年兴庆府的废墟上，现代人建起了银川市。在银川市一栋有些简陋的楼房里，我见到一个叫李范文的老学者。这位老人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认得西夏文的人，他还编纂了一本厚厚的西夏文字典。
我问他是如何认识这些古怪文字的，又没有人来教他。李老先生听后，沉吟了半晌，他说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揣摩出来的， 经过了大半辈子的研究，在占有大量资料的情况下，有一天早晨睡梦中醒来，他突然感到眼前好像冰块融化一样，天眼开了，明白这些古怪字体的意思了。
我问他能不能将它们读出声来。让这些死去的文字，重新从活人口中复活，从而让我们领略那古老的声音，那该是一件多么有趣味的事情，但是李老两手一摊，遗憾地摇了摇头，他说不能发出它们的声音。
李范文先生是哪里人？是祖籍宁夏人或是别的什么地方的人吗？我遗憾当时没有问他。不过我觉得，能无师自通地认得这种消亡了的文字的人，他一定和那个消亡了的民族、消灭了的王国，冥冥之中有什么联系。
当李范文先生在这个寒风飕飕的早晨，面对贺兰山，面对西夏王陵，面对黄河大河套，吟咏出那首名叫《夏圣根赞歌》的西夏古歌时，顿时让人疑惑那消失了的历史恍如昨日，让人疑惑在这魔咒般的歌词中，冢疙瘩中的那些过去年代的英雄人物，会从沉睡中醒来，冉冉走出坟墓，用他们褪色的嘴唇向21世纪微笑。
年迈的戴着近视眼镜的李范文教授，张开双臂，这样吟唱：黑头石城漠水畔，赤面父冢白高河，那里正是弭药国。才士高，十尺人，马身健，五彩镫。
我们久久地沉浸在李先生为我们描述的那古歌的意境中。冢疙瘩在我们的旁边，神秘、冷漠、安静、无言，正像那地球另一处的埃及金字塔一样。贺兰山像一匹奔驰的骏马，蜿蜒横亘，黄河则在不远处，逝者如斯，发出疲惫的叹息声。

二 西行酒泉

酒泉地处河西走廊西端，在阿尔金山、祁连山与马鬃山之间， 祁连山主峰在其东。
夏代，氐、羌部族居于酒泉。西周时期，周人不断向酒泉发展，周人、羌人、氐人错杂分布。战国时期，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相互角逐驻牧于此。秦早期，秦人对甘肃境内的羌人发动战争，大量的羌戎人被驱逐，或融入华夏民族，或迁徙他方。秦统一前，占据酒泉一带的仍主要是乌孙、月氏、匈奴等。西汉初年，酒泉、敦煌一带仍被匈奴控制，不断袭扰中原。元狩二年（前121）， 汉武帝发动河西之战，使酒泉在内的河西地区纳入王化。
离开“金张掖”，沿河西走廊再西行，就是另一个丝绸之路重镇——酒泉。
酒泉得名源自这样一个故事：霍去病进军河西走廊，征伐匈奴获得大胜，汉武帝大悦，赐酒劳军，御酒到营，主将霍去病见御酒无法让三十万大军人人有份，就把御酒倒在大营旁边的泉子，让三十万大军齐饮泉水，同沐皇恩。
当年三十万大军齐饮的泉水，如今依旧甘醇清澈，泉眼跟前， 有两棵百年老柳护卫着霍去病征匈奴的雕塑，而植柳之人就是中国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左宗棠。左宗棠治下的湘军曾经疏浚修治过这眼泉水，并种下了遍布西疆的左公柳。
1865年，清王朝正疲于应付南方的太平天国，而在遥远的西部边陲，中亚的阿古柏正越过国界，向新疆进军。短短几年，英俄两国扶植下的阿古柏就近乎侵占了新疆全境，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在从中国的版图上消失。
可就在朝廷准备发兵新疆时，日本突袭台湾，沿海告急。要海防还是要塞防？朝堂之上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李鸿章说，收复新疆是“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左宗棠却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中国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
1875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和陕甘总督的身份，督办新疆军务。第二年，左大帅坐镇酒泉，祭旗出兵。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将阿古柏军攻灭，并收复了新疆大部分领土。然而，盘踞在伊犁一带的沙俄势力依旧心存侥幸，不肯撤出。1880年，左宗棠命令两万西征军挺进伊犁，而六十八岁的左宗棠则从酒泉、嘉峪关跃马而出， 紧随其后的一千多亲兵，就抬着他为自己备下的棺材，他要把指挥所从酒泉大本营搬到新疆哈密，誓死收复失地。
1884年，在俄国归还伊犁两年后，新疆建行省。如今，在酒泉市中心的钟鼓楼上，东西两方各有一块牌匾，向东是对着整个中国宣告“声振华夷”，向西则以“气壮雄关”为边塞助威。
陕甘总督左宗棠最初的营盘，应该是扎在陕西凤翔。凤翔三宝有“左公柳、西凤酒、姑娘手”之说。酒泉的营盘当是大军推进到嘉峪关地面后，设计的第二座营盘。左大帅以刘锦棠为先锋将，直取新疆，灭阿古柏于喀什噶尔。
我的这一次行程中，陇中高原地面、河西走廊地面，仍能见到那些已经为数不多的左公柳。柳树苍老，疲惫，斑驳，偶尔有几片绿叶，点缀枝头。残阳如血，停驻在远方的垭口，那是我们要去的远方。
而笔者五十年前作为中国边防军士兵，驻守的那一段边界线， 正是著名的“1883条约线”（《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
如果没有左宗棠将军抬棺入疆，北拒沙俄，收复伊犁，签订条约，中国现在的西北边陲，也许会在敦煌一带，或者在阿尔泰山的北塔山一带。
另一位曾任新疆督军的封疆大吏，死在任上的人物杨增新，守土固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他也不应当被历史遗忘。

三 敦煌瞻拜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西端，东有三危山，南有鸣沙山，西面是沙漠与罗布泊，北面是戈壁，与天山余脉相接。有玉门关、阳关，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以“敦煌石窟”“敦煌壁画”闻名天下。
夏、商、周时，敦煌属古瓜州，有羌、戎族在此地游牧。战国和秦时，敦煌一带居住着大月氏、乌孙人和塞种人。后来月氏强盛，兼并羌戎。战国末期，大月氏人赶走乌孙人、塞种人，独占敦煌直到秦末汉初。
西汉初年，匈奴人入侵河西，两次挫败月氏，迫使月氏人西迁锡尔河、阿姆河流域。整个河西走廊为匈奴领地。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乌孙夹击匈奴。汉元狩四年（前119），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开通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 说到敦煌，就绕不开莫高窟。修凿敦煌莫高窟的第一人，名叫乐尊。上苍把这份历史的光荣，给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僧人。修凿的确凿时间是公元366年（或344年）。敦煌地面的沙土中，曾出土一块断头碑，该碑的碑文上记载着这件事。
在我们农耕文明区域，人们居住形式通常是四合院。在四合院一进门的照壁上，或者起居卧室的墙上，凿挖一个方形的较浅坑洞，就叫龛。老百姓在里面供一尊菩萨或者财神，甚至什么都不供，只是安放一个香炉，到了年节时候，点上一炷香，祭拜追思神佛先祖。
第一个在莫高窟修建佛龛的人叫乐尊，这是一个来自东方的和尚。乐尊西游至三危山下大泉河河谷，大泉河唐代叫宕泉，当地人叫它红柳河。在大泉河河岸，乐尊和尚就制造了一个佛教神话， 他说他站在红柳河畔，看见三危山上霞光万丈，金光闪耀，状有千佛，他深受感动，泪流满面，就此发心立愿，开始在红柳河畔的山崖上打造佛龛。
第二年又从西方过来一个游方僧，很有可能是小月氏人，他也依样画葫芦，也在这里打造佛龛。我们知道，月氏人在匈奴人崛起之前，曾经游牧于河西走廊西部张掖至敦煌一带。公元前174年，匈奴老上单于大败月氏，杀死月氏王，并把月氏王的头颅做成喝酒的饮器，月氏人就此离散，其中随军的大多数健硕部众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及伊塞克湖附近，称为大月氏人；而留居在东天山地面至河西走廊原驻地的老弱妇孺小部分残众月氏人，称为小月氏人。敦煌莫高窟大量的佛窟督建，是在鸠摩罗什到来之后。前秦大将吕光攻破龟兹城以后，把西域知名高僧鸠摩罗什绑在一匹白马上驮行东归， 顺着塔里木河一路走来，经过楼兰故地罗布泊的极旱之地，马匹在进入敦煌境后嗅到月牙泉泉水，极度干渴的白马在月牙泉饱饮泉水之后，直接胀死了。追随鸠摩罗什而来的龟兹僧人和民众，感念白马功劳，就在白马的掩埋之地修起白马塔，又在白马塔附近修建白马庙。
经过沙漠艰苦跋涉之后的龟兹僧众，行经敦煌休养时，也开始在红柳河畔的山崖上继续打造佛龛，修造佛窟，感念佛祖保佑他们历经了九死一生的艰险磨难，重见绿洲。
经此以后，在敦煌莫高窟开凿佛窟，就成了一种社会潮流。西至哈密，东到酒泉、张掖，丝绸之路上的富户人家、达官显贵，都到莫高窟认领打造佛窟，以积修功德。
佛家有言，修建佛窟功德无量。他们认为修造佛窟，所得功德修为“莫高于此”，莫高窟之名也因此而来。在这样的信仰驱动下，这些处在丝绸之路核心地带的达官富户，积累有大量的物质财富，使他们富有财力，足以完成开窟造佛的巨大工程。甚至这些善男信女还把自己的相貌也依样打造在佛窟的入口处，后人把这些形象称为“供养菩萨”。其实这些供养菩萨并不是真菩萨，只是有菩萨心肠、发愿开窟并长期供养的信众，等同于我们民间把乐善好施的善心人称为“活菩萨”。
敦煌莫高窟的七百余佛窟，就是这样经过千余年开凿积累下来的，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乐尊始凿莫高窟的记录，是来自莫高窟出土的一块断头碑的记载。而我们知道匈奴和尚刘萨诃开凿莫高窟的记录，却是来自一百多年前，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无意中发现的敦煌藏经洞里的文书上的记载。除了佛教文化的辉煌以外，作为丝绸之路重镇的敦煌，还是汉唐国家经略西域的战略前哨。当时朝廷屯兵主要就在敦煌郡， 内守河西，外镇西域。中央政权对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的经营，往往以敦煌为据点、为跳板。这里举一个简单例子，前秦皇帝苻坚派他的大将吕光前往龟兹，迎请鸠摩罗什。吕光当时就驻守在敦煌。所以吕光从敦煌出发，沿丝绸之路北道绕行到龟兹国，路途并不算遥远和艰难。
如果中央政府足够强大的话，会以敦煌为据点，把军事行政控制进一步向前推。比如唐代在吐鲁番建立的安西都护府，又以安西都护府为根据地，继续西进，甚至翻越天山，进入哈萨克草原，在碎叶城建立都督府（学界有一种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唐代大诗人李白就出生在碎叶城）。甚至横穿费尔干纳盆地，到达世界的十字路口，就是今天的撒马尔罕，建立康居都督府，这些都督府就都隶属于安西都护府。
然后在天山北麓，现在乌鲁木齐这边，就是阿尔泰山将要开始的地方，即今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建立北庭都护府，管辖地面是辽阔的北疆地区，额尔齐斯河、伊犁河、叶尼塞河流经地， 以及色楞格河和贝加尔湖地区。最初北庭都护府也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后来为了强化对天山北麓的控制，将它升格为与安西都护府并列的军事行政建制，直属于中央政府。
这里介绍两件敦煌地面出土的文物，它们的珍贵之处，实物与内容都与丝绸之路这条横贯东西的物流大道有关。
这第一件是一枚简牍，是一个粮食购买合同。购粮者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他购买数量如此巨大的粮食干什么用呢？最初，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人们在高昌古城出土的简牍中又发现这个购粮者的名字，原来，他是安西都护府的军需官，这些粮食是为戍边的士兵采购的军粮。而再后来，在北庭都护府，即今天的吉木萨尔出土的简牍中，人们又发现了他的名字。原来，他又被调防到这里了。这位军需官后来是客死异乡呢，还是侥幸地回到了内地故乡， 就没有这方面的简牍告诉我们了。
第二件是一把精致的骨质尺子。尺子用图案分割成十寸。那图案分明是波斯风格的。这把尺子是怎么量骆驼背上那堆积如山的布帛丝绸的呢？笔者推测，它先用这尺子量出一丈，然后再用这一丈作为标准，将布帛一丈一丈地折叠，OK，很快就丈量出来了。而这波斯驼队又为何如此的不小心，将这精美的骨尺遗落在敦煌，是遇到了某种不测吗？我们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