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杀戮（中）
既然它两个是野猪，那么当在杀戮之列。副连长是对的。但是指导员更正确，他认为它们是走失了的家猪。
他说即使不是边防站走失的，也是国境线对面的苏联集体农庄走失的，或者是我们的生产建设兵团农场走失的。它们的走失当在许多年以前。
对于它们之所以能这么庞大（超过普通家猪的体积的一倍）， 指导员认为，这是原始森林中丰富的给养，潮湿的空气，还有自由自在的生活所给予它们的。它们一定很大的年岁了，老得都快要成精了。
对于它们为什么重返白房子，指导员认为，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某一天，它们身上的制约机件发生作用了。“自由是相对的， 不自由才是绝对的。”这位政工干部说。
他说，它们渴望得到某种管束，某种约束，渴望规则，而这种管束、约束和规则，只能由人类给予它们，它们重新走出原始森林，来寻找人类。
指导员是老牌的高中生。你看，他在某种意义上是个哲学家或玄学家。
断了一颗门牙的我，对副连长和指导员的话，都只同意一半保留一半。
我认为他俩关于“家猪”或“野猪”的概念，实际上是大同小异的。他们认为那两个白色动物是猪，这就够了，须知，野猪是没有驯化了的猪，家猪则是被人类征服了的猪，如此而已。
我更倾向于它们是未知的、身份不明的白色动物的观点。
我觉得天上突然掉下来这两个臊味十足的雌性动物，来打搅这一块雄性的、干渴的土地，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大神秘。
我始终把它们看作是白色动物，而没有看作是家猪或者野猪。因此，士兵的这种欲念就少了许多亵渎的成分，而是一种虚无飘渺的仙想。
即便真的是猪，那也好。记得，一位刻板的小说家，曾经在他的小说里写道：“当兵三年，看见老母猪都是大花眼！”这句话绝不是用那种轻薄的口吻说出的，这句话里面包含着一种深刻的痛楚。
但是在白房子外边，在嘈杂的人声中，我表态说：“这是家猪！”
我所以附和指导员的话，是因为我那阵子正努力争取入党。申请书已经交上去了，我正在接受着组织的考验。
如果我想上分区教导队，那也许会附和副连长的意见的。副连长是军事专家，在这个问题上他说话算数。
尽管我断了一颗门牙，口齿不清，但是我的表态还是被指导员听见了。他亲热地叫了我一声“三班长”。获得支持，他的语气比以前更坚定了。
为了证明这确实是家猪，他要三班长去端一脸盆猪食来。我端来了猪食，搁在指导员面前。
指导员要我把猪食不要搁在他面前，他又不吃这东西。他说应当把猪食端在房间去，去喂那两只白色动物，它们肯定会吃的，因为它们是家猪。
我端着猪食盆子，站在那里，傻了眼。
我没想到自己的一声附和，会附和出这个结果。老百姓有一句粗话，叫作“舔尻子舔到毯上了”，这句话说的好像就是现在的我。
我面有难色，站在那里，吱吱唔唔不想动。读者朋友们知道， 我的不想动是有理由的。虽然指导员说它们是家猪，但是，它们自己不承认自己是家猪，而认为自己是野猪的话，那我就惨了。我没忘了，那个骑手和那匹马的命运。
指导员见我裹足不前，他的脸色沉了下来。
他说他当大头兵那阵子，只要听到“剃光头的给我上”这句话时，前面就是崖，他也要闭着眼睛跳下去。如果听到“卧倒”这个口令，前面就是有一滩牛粪，也要不偏不斜地趴上去。
指导员不光动嘴，他还动手。
他抢过我手里的猪食盆子，用一根木柴棒儿搅拌两下，在盆沿上磕掉棒上的猪食，然后，用棍子在沿上“当当当”地敲起来。
盆子是搪瓷的，木柴棒儿也很干，因此，这声音很清亮，像一曲音乐。
指导员一手端着猪食盆子，一手用木棒敲着，进了白房子的门。他的嘴里还念咒语一般，“唠唠唠唠”地叫着。
我为指导员担心，我也为自己而羞得无地自容。我跟在指导员后边，拽着他的衣角，要他回来。白房子外面站着的士兵，也都一哇声地喊，要指导员回来。
“他当过猪倌！他不怕的！”副连长在身后制止我们说。
副连长的话令我明白了，原来，他在内心深处，也没有排除这是家猪的可能。
指导员没有出事。指导员像一个去喂自己家养的猪的老娘婆一样，蹑手蹑脚，敲着盆沿，哼着口歌，将猪食盆搁在了白色动物的嘴边。两只白色动物睁开假寐着的眼睛，用白眼仁看了看，伸伸懒腰，又合上了眼。房外的我们，都屏住呼吸，心惊胆战地看着。那根木柴棒儿在指导员手中像一件道具。
他见两只白色动物置之不理，想了想，就用木柴棒儿，为它们搔起痒来。动物的最痒处，却在耳根。指导员知道这一点。他在两只白色动物的根，捅了一阵，只见这两个家伙，舒服地分别放了屁。身子一仄，睡得更舒服了。
这一仄楞不要紧，肚皮上那两排长长的纽扣，便显露了出来， 无遮无掩地落入我们的眼睛。更要紧的是，白色动物下身的那个地方，出现了潮湿、红润，粉红色的肉鼓成了一朵花。
指导员挥舞着他的魔棒儿，仿佛赵匡胤手中的降龙杖，顺着白色动物那两排纽扣一路横扫。
只见两个白色动物一个打滚，站了起来。站起来后，想了想， 筛筛身子，于是伸了嘴巴，到那盆里吃食。
没容它们吃第一口，指导员便俯身端起猪食盆儿。
指导员端起盆子，仍然用那木棒儿敲着，嘴里念念有词，引着这两个白色动物，出了白房子。两个白色动物，紧紧地跟着，嘴里哼哼唧唧的，说不清是为了指导员，还是为了那盆里的猪食。
出了房子，指导员又领着这两个白色动物，出了院子。
我们全都跟在后边，但是噤若寒蝉，不敢出声，怕触怒了这两个庞然大物。我有一种感觉，觉得它们好像在梦中一样，现在梦还没醒。副连长则掏出了他的手枪，顶上火，一旦那两个白色动物敢侵犯指导员，他的子弹会在它们动作之前，先射出去。
我们原来以为，指导员会将它们引入原始森林，然后再想个办法脱身就是了。但他却把它们引入了菜窖里。
顺着长长的幽暗的地下通道，指导员将两个白色动物引入了通道里。两个白色动物在通道口迟疑了一下，但还是进去了。
进了菜窖，将盆子放下，指导员又“当当当”地敲了两下，于是让开。两张长着獠牙的长嘴，是向盆子伸去。
瞅着它们吃食，指导员倒着后退了几步，退到通道跟前。然后扔掉柴棒儿，车转身，飞也似地跑出了地下通道。
“快用木头堵住通道！”指导员对蜂拥而上的我们说。
他头上虚汗直冒，脸色发白，嘴唇直哆嗦。从这一点看来，他也没有排除这是野猪的可能。
菜窖旁边就垛着一垛一垛的圆木，这是我们伐下来当劈柴用的。士兵们扛的扛，拾的抬，一眨眼的工夫，就将这个通道，用圆木填满了。
菜窖里的两个白色动物，现在好像大梦初醒。
它们恐吓着，怒吼着，要从通道里钻出来。通道已被圆木结结实实堵死。它们想寻找别的出路，可除了通道以外，四周都是坚硬的沙土。而顶棚又太高，顶棚亦覆盖子几米厚的一层沙土，那白色动物直起身子，又跳了两跳，发觉这是徒劳的，它们根本够不到顶棚上去。
我们是从菜窖顶上的透气孔里，看到这些的。
两只白色动物就这样被活捉了。过冬的蔬菜还没有入窖，因此，这空荡荡的菜窖恰好可以做它们的囚室。
我们的英雄指导员，这时候脸色才转了过来。他喃喃地说：“这两个家伙可能是野猪！”副连长听了，将子弹退出来，重新放进弹夹里，又将枪放回枪套，然后说：“它们更大的可能是家猪！”
我在旁边没有吱声，不过我心里还在认为，它们是白色动物， 我们未知的一种动物。
指导员很兴奋，他说，他所以要将它们留下来，圈养起来， 是因为他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他说，家猪也罢，野猪也罢，且不去管它，他要说的是，如果我们让这两个白色动物和边防站猪圈里的公猪交配，肯定会生产出一个新的品种。他说他估算了一下，这白色动物一只就有半吨重，如果将来我们的猪，每只都长到半吨重， 那么就有吃不完的肉了。推而广之，这个良种若普及到全国，你想想，那将是什么情景。
二十年前，中国人吃肉还是凭票供应。
指导员是一位天才的幻想家，又是一位勇敢的实践者。自离开白房子以后，这些年来，我和他的仅有的一点联系，就是和指导员一直通信，我所以这样做，大约正是出于此刻对指导员的这一评价。当然，他如今也早已不在白房子了，他转业到了乌市。
我们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因为这两只白色动物，白房子经历了一场血浴。
几百条亮着獠牙的凶恶的公野猪，在第二天包围了边防站，惊天动地的咆哮声，仿佛要把白房子抬起来，而那所向无敌的长嘴， 仿佛啃玉米秆一样啃向这些直立的动物--我们。
第二天是1975年的9月30 日。我之所以很清晰地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下一天就是节日。而在节日的前一天，按照惯例，要进行战备动员。当时，白房子的全体士兵，荷枪实弹，坐在小饭堂里，听副连长进行战备动员。
这样推算，两只白色动物出现和被羁留的那天，就是1975年9月30日。
我们正在接受“动员”，门突然被撞开，哨兵倒拖着枪，跑了进来。这个湖南兵是雷公脸，他的脸因为惊怕而变得通红，像只猴子。他语无伦次，念叨着：“野猪！野猪！好多的野猪！”
湖南话将“野猪”说成“野鸡”。我们正纳闷着：野鸡怎么能把他吓成这个样子。没容我们继续纳闷，一头气势汹汹的大公野猪，撞破了饭堂的门。接着，我们搭眼一看，整个院子白花花地被野猪填满。
我们平日操练走正步的操场，现在野猪们嗷嗷地叫着，由它们在走正步。而更多的野猪，像疯了一样，顺着边防站黑色围墙的内圈，在一圈一圈地跑着。
没容这只大公野猪闯进来，副连长一把从哨兵手里接过冲锋枪，拉了一下枪栓，然后，一梭子子弹像一阵雨一样，向公野猪泼去。
公野猪倒在饭堂门口，死了。
第一只刚倒下去，第二只又不顾死活地冲了上来。这次开枪的有许多位，包括断了一颗门牙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