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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群：达摩克利斯之剑（上）
2024-10-30 ·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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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的秃头，在距我三米远的地方闪闪发光。一块胎记，一块褐色的、仿佛蝴蝶斑一样的胎记，清晰地印在他的额头。这胎记增加了他的风度和个性。人类中但凡杰出人物，都或多或少地有点与众不同之处，我卑微地这样想，并且为自己平淡无奇的面貌悲哀。然而，如果这胎记长在我的额头，我有没有勇气让它堂而皇之地展现在大庭广众面前呢？我不敢想了。也许我是不会的，我将掩饰它，好在我有一头浓密的头发。记得小时候，母亲每一次为我洗完头，都要感慨这么漆黑而坚硬的猪鬃一样的头发，为什么不长给一个女孩子，而让我这野小子白白浪费了。你瞧，蝴蝶斑还没有长出来，我就开始想到掩饰之物了。因此我永远不可能与众不同，也永远不会成为杰出人物。想起来了，我的面部，倒有一处与众不同，那是在牙齿部位。一颗门牙，掉在我从军的年代了。怎么掉的，掉的具体地点，我都回忆不起来了。大致的方位当然记得，是在新疆，在阿勒泰。重要的是现在已经安上了新的，而且与原来的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我总想掩饰它，我在因为忘乎所以而开怀大笑的途中，常常戛然而止。我的嗜烟如命，最初的动机，大约只是为了叨一支烟，捉烟的手顺便捂住嘴唇而已。我想，为了将这块胎记完整地献给世界，戈氏一定也是经历了大半生的思想斗争的。遥想当年，赖莎初嫁时，他一定是有着一头浓密的头发，像我在望远镜里看腻了的那些穿开领衫的俄罗斯青年一样。后来头发在一次次的梳理中少了。那块天才的标志一天天再也难以掩饰了。在自卑感与自信心的许多次较量之后，自信心占了上风。在一次梳理的途中，他干脆明白无误地告诉理发师， 将为数已经不多的头发向后背起。胎记胜利了，或者说个性胜利了。它高高地飘扬在戈尔巴乔夫的前额，随着前额出没于世界各地，承受着光荣和欢呼，甚至走到我的面前，进入我的三口之家的生活。他似乎刚刚走下飞机。北京机场的红地毯铺得太匆忙，不知道他是否在意。他正在红地毯上走着，腆着肚子，高扬着前额。他的步子走得很有力，一步踩稳了，再换第二步，他就是这样从莫斯科的围墙内一直走到北京机场的。他的面部带着一种深藏不露的笑容，这种笑容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涉世程度给予各种解释。我还从来没有这么近的和一个俄国人打过照面，我有些心跳。戈氏的旁边走着赖莎，或者叫戈尔巴乔娃，一个穿着连衣裙的丰满的俄罗斯女性，一个站在陡峭的伏尔加河悬崖上歌唱的娜塔莎，一个与他共有过俄罗斯郊外的晚上的人。赖莎与他个头差不多，或者可以说比他稍高一点，那也许是因为穿了高跟鞋的缘故。可惜，我看不到她的脚底。我觉得她有些面熟，甚至似曾相识，接着我笑了。我笑时眼睛不笑，个中原因，我在以后将专门谈到。我怎么会认识她呢？我认识的一定是另外的一个俄罗斯女性。在我们眼中她们都差不多，正如在欧人的眼中黄种人都差不多一样。2
突然，一声沉闷的爆炸声响起。我没有精神准备，这响声因此令我突然打了一个冷颤。这不是枪声，它比枪声大些，浑厚些。枪声在子弹初出枪膛时，简短而干脆；在飞行的途中，打着轻松的口哨；在接近目标时，“扑”的一声，像一个不懂得房事技术的人那样，丝毫没有幽默感的草草收场。这也不是四〇火箭筒的声音。四〇火箭筒的声音虽然和这爆炸当量差不多，但是它的响声中有一种实际内容。不但后尾有成七十度夹角喷出的火光，而且前身有旋转而出的死神和死神狞笑时的呼啸。我似乎当过火箭筒射手和副射手，并且分别用机械瞄准和瞄准镜瞄准射击过目标，我的判断应该说是正确的。这也不是八二无后座力炮的声音。“八二无”的声音比这大， 并且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庄重感和悲剧意识，不像这爆炸声这般欢欣，这般轻佻，这般缺乏深刻。爆炸声接二连三地响起。这是礼炮声，这是两个伟大国家在握手时必备的礼节，这是两个敌对多年的巨人在向世界宣告一个时期的结束和一个时期的开始。我这样宽慰自己。但是，一种积年的恐惧感还是从我的心头泛起，并且迅速地弥漫全身。我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这是1989，不是1969，这是北京机场的礼炮声，不是珍宝岛或者铁列克提的枪声。但是，我的神志在一瞬间出现了狂乱。头上顶着一块胎记的一位苏联公民正向我走来。三米的距离， 他已经走么久，他马上就要走到我的跟前了。爆炸声一伴随着他。他笑容可掬，但是脸上的那块胎记不笑。“不吃亏，不示弱，不主动惹事，不挑起边界武装冲突，双方武装人员脱离接触。”忘记了许多年的这个灌输给我们每个士兵的边防政策总原则，现在突然一字不漏地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底。我记起我的枪是放在顺手的地方的，晚上放在床铺与床间隙， 白天放在枪柜里。我下意识地向身边抓去，但是没有找到我的马，也没有我的枪，我摸着了妻子的一条胳膊。3
儿子按了一下遥控，及时转换了电视机频道，于是突然之间， 戈尔巴乔夫从我的眼前消失了。这是在看电视。欢迎戈尔巴乔夫的场面在几千里外的都市进行，而不是在我这偏僻的北方小城、在距我三米远的地方。电视机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一种魔法。电视机里，一个轻盈的女孩子在唱歌。这样，我的小小的居室恢复了宁静。我渴望再与戈尔巴乔夫晤面。但是我没有动。在看电视问题上我总是屈从于妻子和儿子。妻子爱看电视剧，儿子爱看米老鼠和唐老鸭，我爱看足球。如果没有这些节目，那么无论收看什么，对三个人都是无所谓的。所以，细心的妻子没有纠正儿子。一切都恢复了宁静。一切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结束以后，我继续当我的蹩脚的学者，妻子继续当她的工人，儿子继续他的学业。正像我们日复一日地面对电视节目中别的生活的突然闯入者一样。我开始在白日出现一种忧郁状态，夜晚则彻夜彻夜地失眠。如果偶然睡着，也会在恶梦中猝然惊醒。那时我四肢冰凉，呼吸急促，面部青紫，眼皮上翻，全身浸泡在自己的冷汗里。我在恶梦中反复梦见一样东西。一个长着无数条腿的怪物，通体乌黑，宛如卡通片中的早已绝迹的飞龙，飘飘荡荡，向我飞来。“快！快跑！”我命令自己，但是我的双脚虽然在交替着， 身子却无法挪动。在有时的梦中，我会骑着马，但那仍然是一匹驽马，它依旧赶不过飞龙的速度，于是我感到自己突然被追上，飞龙无数条触须在拥抱我，令我窒息。我不得不取消了一次酝酿已久的出国计划：参加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组织的学者访问。这次访问的对象是苏联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本来，我想在这次访问中完成一本书：一个参加过中苏边界冲突的原中国边防军士兵访苏的感想。我不得不去看医生。我到许多年轻的或年老的有着怜悯心的或例行公事的医生那里就诊，我吃遍了所能吃到的各种神经镇定药， 但是无济于事。4
这样，有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位针灸大师。大师在祖国传统医学的经络以外的地方，又发现了一些穴位，因此被日本医学界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发现。他发表了一本《经外奇穴》的书，郭沫若题写书名。他把我当成了一件实验室的试验品，要在我的经外奇穴上试验；而且，为了加强效果，要给细细的银针上通上直流电。我不喜欢他的穷究一切的目光，在这目光中我被当作一只送上解剖台的兔子或青蛙。“光凭这句问话，就知道，他比我遇见的所有的医生高明。” 我一边回答，一边这样想。至于我怎么回答的，我不太清楚，因为针已插上， 我感到我在调动别人的舌头和嘴唇说话。我猛然意识到了别人的意识想主宰我，于是我做着各种努力， 想恢复自己。我这时脸色一定很古怪，目光也一定像狼一样出现一丝狂乱与茫然。我想照照镜子，可是没有镜子。我的镜子就是针灸大师的古板的深藏不露的脸。“你必须进行精神治疗。造成你目前身体状况的原因，是你过去年代所蒙受的压抑和刺激。你凭藉意志将这些压抑住了，但是，它并没有消失，只是顽固地储存于潜意识深处，等待诱因。现在，如果你同意，你可以让一切清晰地浮现出来，然后把重负卸给我。”我点点头，做出准备把一切交给他的样子。“必须配合我，为了你自己。”我继续点点头。“你还有一件事没有告诉我，是羞于出口。自从病症发作以后你再也没有与爱人同房？嗯，是这样，这很好，证明我的推断是准确的，事实上现在你的性功能已经丧失。”“能坦率地告诉我，在你和你的爱人结婚前，那漫长的白房时期，你有过性行为吗？哦，肯定是有的！”“那么，在你们结合后，最初的一段时间，你们一定不顺利这原因是在你！”针灸大师戛然而止。他用手指在仪器的按钮上点了一下。我明显地感到像受到一次雷击。眼前模糊了起来，眼前这个人脸上的轮廓渐渐模糊，只剩下一个白大褂。“你瞧，下雪子，白雪皑皑的冬天，雪地里有一座孤零零的白房子。”针灸大师用手指着雪白的没有任何内容的墙壁说。5
白房子边防站只有指导员，没有连长。连长是后来调去的。连长虽然到职，但是除了休假、公差以外，在边防站的时间不太多。连长的家属在县城。县城距白房子200公里。那里有部队的一个家属院。最初，上级规定，边防一线的干部不能随便回来与家属团聚。有一次，一个别的边防站的家属，好像是个农村妇女，思念男人心切，生出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一时成为笑谈。连长恰好是在那个时候来的。他忠实地执行了上级的关于休假的制度，况且，在休假前和休假后，他都要在连部关起门来蹲上三天。前者是为了养精蓄锐，后者是为了恢复体力。这样，在这块荒凉土地上，在白房子黑色的围墙内，就很少见到连长的影子了。指导员的家属在乌鲁木齐，回一趟不容易。况且，两个正职， 必须保证有一个在家。这样，他就和我们打交道多一点。指导员当年是一个英姿勃勃的排长时，曾经在乌市支左。他带领一个排进驻一家工厂支左时，进去时是一个排，出来时是两个排，排长当然也没有例外。这真是一个十分浪漫的故事。但是这种浪漫受到了批评。批评归批评，只要是明媒正娶，只要带出去的不是三个排，总可以原谅的。至于以后会变成三个排甚至四个排，那是以后的事。所以他的爱人在乌市。所以他无法享受月假。所以他在登上瞭望台，将望远镜对准苏方镜内瞭望一阵后，总要转过身，将望远镜对准茫茫的戈壁以及戈壁尽处苍茫的群山。白房子是争议地区，似乎有一篇关于它的小说，已经准确无误地告诉了你这一点。小说是谁写的，我不知道。也许是我写的， 是一个老兵在回首往事时被一种无法排遣的痛苦所压倒，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驱使，被一种生命体验和哲学契合所启示，于是一挥而就。他不是在创作，而是在纪录，因为在那星斗满天的夜晚，他感到有人正站在高处向他口授，因为他感到这本书在他出世以前早就有了，他只是让它免于泯灭，重新复述一遍而已。那一瞬间，理智的我已经死去，神秘之力借助我的躯体完成它的向人类的一纸通知。所以那时我已非我，所以我没有理由接受这篇小说所带给我的麻烦和荣誉。不过，当我如今站在理智之岸，当魔鬼不再附身时， 我仍然愿意用凡夫俗子的推理办法，来解释一切细节的来源与出处，因为我毕竟比别人更了解作者。茫茫的荒原上有一队士兵，他们居住在一座白房子里。白房子被一圈黑土打成的短墙围定，短墙上布满枪眼。院子里是几条冬青隔成的小路和一个篮球场。一间马号，一个猪圈，一座厨房。厨房每天定期地用烟囱向天空升起炊烟。正像一首诗中所说，它每日三次，用炊烟扬起手臂向祖国问安。有两条小路通向围墙以外的地方，一条通向瞭望台，一条通向菜地。通往菜地的小路可以一直通向生产建设兵团一个团场的驻地， 还可以继续通往县城。因此，道路上，有时，一辆小车或巡逻车或大车会扬起灰尘。通常，道路上固定的来访者是一位绿衣邮差。邮差每半个月来一次。边防站有一条十分凶恶的狗，腼腆的兵团小伙子先要站在远处的大沙包上，吆喝一阵子，让我们把狗拦住，他才敢进站。6
话题再回到白房子。在白房子，我有一位同年入伍的老乡，后来无缘无故地复员了。他已经有了未婚妻，晚上油灯下，常常捧着那个留着小辫的农村姑娘的照片流泪，并且指着她身上那件带花点的衣服，告诉我，那是他们一块逛城市时，他为她买的，记得那始果大约是一个生产大队的广播员之类；在队上许多始娘中挑选这么一位广播员，大约还是有几分姿色的。他在临离开白房子时说，班长，我这一生全完了。他号响大哭。我们一群老乡也抱头痛哭，并且相约，回到家乡，谁也不许再提这个老乡的事。复员后，我还见过他一面。他晒得黑黑的，穿着红背心，在故乡的县城里给一个黑包工当季节性民工。他已经结婚了，有了孩子。他的妻子是不是当年照片上的那位，几次话到嘴边，我都不好启齿。他还按照习惯称呼我“班长”。这称呼没有往日那样令我自得，而是有些尴尬地意识到，从白房子开始以至如今，我把自己包得太严了，我一直按社会的需要循规蹈矩地扮演着“样板人”之类的角色。7
我是在那个白雪皑皑的冬天走进白房子的。请来兵团的斯大林一百号在前边压路，装着新兵的卡车尾随其后珍宝岛和铁列克提的枪声炮声坦克声刚刚停息，整个国境线弥漫着一种死亡的气息。中苏边界上每一个边防站都是下一个潜在的目标，而可能性最大的是白房子。道理很简单，因为它是争议地区，它所统辖的这五十平方公里不但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而且出现在苏联的版图上。苏方任何时候都可以以在自己的版图上执行公务为由将它抹掉，从而再出现一个白房子事件。在中苏漫长的边界线上，有一百多块争议地区，而由中国控制的只有三块，白房子即是三块之一。不可以在每日清晨升国旗，不可以在沿额尔齐斯河巡逻的巡逻艇上插国旗，不可以在瞭望台上树国旗，总之，不能在这五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出现标帜。唯一的标帜是我们这些活动着的人，是我们领章上的两面小旗帜。我们坐着汽车，从乌苏、克拉玛依、布尔津、哈巴河，一天一停，一直坐到这里。当我们查看地图，看着地图上已经走到不能前行的位置时，汽车顺国境线又前行了二十公里，到达白房子。当我们走在国境线上时，是黑夜。界河对面，探照灯、信号弹、曳光弹、穿甲弹，各种光芒织成半个天空，告诫我们生活将以这样的序幕开始。“哨兵晚上注意一点，我们都是脑袋别在裤带上过日子！” 饭前，大家列队唱完歌后，副连长站在队列前，双手插腰，这样训话。那时最大的可能性是抓一把就走。上级时时这样告诉我们。“单凭你们这几十号人是无法抵抗敌人的大规模进攻的。”记得，有一次，一位军区副司令来到白房子，这样训话，“那么，你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有三条，一是延缓敌人的进攻速度，二是杀伤敌人的有生兵力，三是给决策部门及时通风报信。退路是没有的， 后边是戈壁滩，是语言不通的少数民族地区，所以应该有与阵地共存亡的准备。当然，你们的牺牲是值得的，等敌人将你们消灭以后，在你们争取的这一段时间内，后方就会有所部署了。”这些都是大实话。这个道理身临其境的人都明白。但是从来没有人这样想和这样说，现在，由一位战略家清晰地将白房子的任务和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说出来地鸦雀无声。我来到白房子的第三天晚上十二时半，突然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声音像小孩哭或者狼哭。声音是从有线电传到班里的那个喇叭里发出来的。有线电的另一头在连部。我当时正在熟睡，也许正在做梦，正像电视广告里那个什么洗衣机的广告词里所说：妈妈，我又梦见了家乡的小路。是不吹号的又是因为争议地区的缘故。我们都醒了，妈妈、家乡和小路倏然在眼前消失。不许点灯， 我们摸黑穿衣穿鞋，拿武器拿弹药，冲出了营房。从听见吹喇叭到在院子里站好，用了大约五到十分钟。“老修一个排，沿一号口突袭，想抓一把就走，命令一排…… 二排……三排……”我们迅速地分成几拨，向额尔齐斯河与界河的交汇处迂回而去。雪很深，有的地方齐腰，有的地方齐膝，只有额尔齐斯河上， 一河晶莹的冰层，出奇地干净、明亮；风把雪都打扫走了。额尔齐斯河的冰层，突然一声接一声地爆响。响声就在脚底， 十分吓人。原来是天气太寒，冰冻得裂起了口子。8
我应当永远以骄傲的口吻，回忆那个时期的我，我的单纯、善良、诚实和为崇高目的奋不顾身的激情。有一天，假如我的孩子大了，我要牵着他的手，来到这里，手指白房子，告诉他牵着他的手的这个人曾经和共和国一起共度苦难，一起承受过巨大的心理压力，曾经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撑起白房子这五十平方公里战云密布的天空。我想说一个人的一生，有这一段就够了，就无愧于生你养你的父母之邦了。有个叫饶介巴桑的诗人，曾经写过一首很好的诗，诗中有这么两句：白房子是在我高中刚刚毕业后，丝毫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 生活突然塞给我的一本书。我在这以后的进驻别尔克乌争议地区斗争中，在1974年3月14 日苏联武装直升飞机越境事件中，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边防一线进入非常时期中，都用行动证明了我的勇敢和忠诚。尽管我没有成为英雄，但是我曾经努力过。那个时代的人哪！那一天夜里，我们开始时并不知道是军事演习，所以很紧张。紧张之外，还有一种准备神圣地献身的感觉。我们班同时进来两名新兵。我是火箭筒副射手，他是班用机枪副射手。我因为喝了一点墨水，他因为人高马大。他是个哈萨克，原谅我记不起他的真名了，不过翻译过来的名字我记得，叫“三个巴依”。一个有点奇怪的名字。据他讲，生他的那一天，恰好有三个巴依路经他家。在军事演习中，我掉进了路边的一个雪窝里，雪一直掩埋到我的脖子。他伸手把我拉了上来，并且将我背上的一束火箭弹背在了他的背上。火箭筒这种装备，是根据一九六九年珍宝岛事件中缴获的苏制武器研制而成的，口径四十毫米，所以称六九四0火箭筒。这位班用机枪副射手的肩上，扛着一铁匣子弹，两边肋下分挎着两个弹盒，现在再加上我的装备，结果仍然显得很轻松。当我们在额尔齐斯河河沿的大沙丘上趴了许久，弹上膛、刀出鞘等了很久之后，边防站围墙内打了三发信号弹。班长说：敌情解除，看来这是场演习。于是我们一下子松弛下来。这时我才感到自己疲惫不堪，感到自己的棉衣棉裤都快被汗水湿透了。我想尿尿，发现口子开在了屁股上。我把裤子穿反了。后来三个巴依受到了表扬。站在队列里，我作为为他创造表扬条件的人，感到不自然。队列解散后，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才笑起来，并且拍拍他的肩膀表示友好。那个时候的人就是这样，希望“上进”，希望建功立业，希望自己在服役期间有个出人头地的机会。毗邻的边防站曾经有一名哈萨克士兵，因为入党申请没有被批准，于是背了一卷《参考消息》越境投敌，后来被从原路遣送回来，又被军事法庭处决。自珍宝岛铁列克提之后，叛国投敌者一律格杀勿论。渴望入党和叛国投敌， 这里面的逻辑关系很难解释，但这是真的。9
有一天，那是个星期六，三个巴依把我叫到班里的小储藏室， 关好门，神秘地说，有一件事情需要我帮助，问我愿不愿学雷锋。我明白了他想请我理发。我推辞说，我的理发技术很不高明， 况且，连里有义务理发员。他告诉我一定要我理发。他说他物包了很久，才物色到我，我应当以此为荣幸，说着，不由分说，摘下了帽子。这样，我只得操起了理发推子。理发的途中，我发现他的脑顶上有一块明晃晃的五分硬币大小的疤。尽管有雷锋给我保驾，我还是有点怕。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本故事书。书中说，一位国王头上长了一只角。每天早晨，他都要问为他梳头的侍女，在他的头发中看到了什么。侍女如实回答了， 于是，一个个的侍女被杀掉了。后来，一位聪明的女子明白了她的前任们死去的原因，于是在梳完头后，回答国王的问话时，答道：她没有看到什么，国王的头无疑和正常人的一样。这个女子于是留下来了，永远为国王梳头，从而也就没有令别的妇女再遇到这个难题。这是笑谈。出于礼貌，出于我善良的愿望，我也没有问他的头上为什么这样，但是我明白了他为什么请我理发的原因了。是三个巴依主动告诉我的。他说这是小时候生狼疮，没有及时治疗，留下的伤疤。我答应为他保密。答应我一直服务到他复员或者我复员那个时候。我后来忠实地履行了这个诺言。后来，白房子的人们，突然发现三个巴依从来不卸帽子，晚上睡觉戴，打篮球戴，到大河里打鱼或游泳也戴。大家起了好奇心， 想探个究竟。这事自然不好探。于是大家想起，这些年来，是谁给他理发的。他们很容易地发现了我。我没有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我说，他很好，他只是喜欢戴帽子而已。其实，脱下帽子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也许可以增加风度。看来，我和他，三个巴依，我们都没有希望成为戈尔巴乔夫。他长得可以算得上漂亮。身材修长，浓眉毛，深眼睛，鹰勾鼻子，洁白整齐的牙齿。他的漂亮来源于杂交优势。据他说，他的爷爷是汉人，山东人，后来来到新疆遥远的阿尔泰，走进一家哈萨克毡房，被招赘为婿。从山东到这里，多么遥远啊！在那不通火车， 不通汽车的年代，从那里走到这里，简直是一个奇迹。如今，他的爷爷已经故世，他的父亲，驾着一只渡船，在额尔齐斯河上游的一个渡口摆渡，属生产建设兵团管理。他崇拜汉人，正像我崇拜哈萨克一样，这种崇拜的原因其实是一种神秘感引起的。他说，他上高中那阵，他们那里来了几个从团场下来的插队女知青，他喜欢上了一个，昼思夜想。有一次，瞅见只有她一个人在屋，就走了进去。他含羞地站在那里，想表达一下他的爱慕之情，只是笨嘴拙舌，不知如何张口。想来那女青年早已看穿了他的心思，并且对他的热情冷淡不已。只见坐在床头的女青年说了一句“小哈萨，你想吃奶”，旋即一下子将两个袄襟高高提起，露出胸罩包着的两个鼓囊囊的东西来。三个巴依吓坏了，他的白净的脸一下子羞得通红，然后一转身，逃了出去。三个巴依的身上装着一个漂亮姑娘的照片。照片上的姑娘， 一头浓密的头发，像一顶皮帽一样罩住半边脸，形象有点像当时来我国访问的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的王后。这是三个巴依的姐姐。据说他的姐姐给州上一位高级领导人当翻译。他希望姐姐能找一个汉人，于是常常拿出照片，让我们羡慕。班上很多人都有这种浪漫谛克的想法，包括我在内，只是，复员时，屁股一拍就走了，谁也没把这件事付诸行动。他的马骑得特别好，或者说骑马的姿势很漂亮。两条细长的腿夹住马的前，上半身连同屁股微微倾斜着。有时候，还拧过身， 用不抓马钗子的那只手，拄在马屁股上，活像我们看到的美国西部电影中的那叱咤风云的牛仔。我的一部小说改编电影时，有个骑马的角色，我曾经向导演推荐过他。导演后来四处寻找，不知他在哪里。他比我早复员一年。10
那支小喇叭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萦回了许多年，并且总是伴随着心惊肉跳。它“呜儿呜儿”地叫着，缓慢但是固执，一直到命令我脱离梦境，从床上爬起，踏上死亡的旅途，才肯停止吹奏。如果在第一次吹奏中我就战死在一号口，那么我将不会甘心，因为我的裤子是反穿着的。入侵者在用皮靴踢了一下这个冻僵的尸体后，将会嘲笑我。而作为游魂野鬼，我永远反穿着裤子，在世界游荡，一定会遭到嗤笑，我甚至不好意思踏进家门。所以在以后小喇叭的每一次吹奏中，我宁背慢上几分钟，也要注意自己的衣着，起码不将裤子穿反，不将大头鞋或胶鞋穿反，不让上衣的钮扣错位。人真是奇怪。就说牙齿吧，它昨天还长在我的体肤之中，成为我的一部分，承受我的爱抚，接受我的保护，执行我的指令，与我一起共度苦乐，怎么今天突然就成为身外之物了；我走过去时，信步踢它一脚，就像踢戈壁滩上的任何一个沙粒一样。我常常想，我死的时候，一定要抿紧嘴唇，免得有人看见我的后补的假牙，并且评评点点。我最好死在一个自己动手封闭的窑洞里，或者系一块石头沉入河底，或者趁一息尚存，自己动手为自己盖上棺材盖，这样世界就不能在我死后，在我失去自卫能力，在我已经成为弱者的情况下，伤害我。白房子时的情景，真是既凄凉又悲壮。我像一只老鼠，有一只雄壮无比的猫卧在你身边。它虎视眈眈，什么时候高兴了，有了胃口，才吃你。它现在还想和你嬉戏一番，用胡子撩拨你，用尾巴扫你，或者发出可怕的恐吓声。它清楚地知道你被牢牢地捆在这里， 不能挪动半步。看见你在巨大的、无形的、看不见尽头的压力面前，精神趋于崩溃，看见你渐渐变得呆滞，由一个活泼的青年变成了沉默寡言的半老头，看见你以饥饿的目光，在这块没有异性的土地上搜索异性，它感到了这种嬉戏的乐趣。我没有崩溃，我支撑过了这一阶段。我的神经由最初的中学生的敏感现在变成了一种麻木。这个转变靠了一只蚊子的帮助。白房子的蚊子，相信你已有所耳闻。有一次，在睡午觉的时候，我的左手放在了蚊帐上。一只蚊子透过蚊帐，叮了我一口。我的大拇指因此发炎，并引起血液中毒。在高烧昏迷了一个礼拜后，我突然清醒。恢复了清醒，但没有恢复敏感，这一定是毒液刺激了中枢神经的缘故。时间是一个伟大的东西。麻木发展到后来，靠了时间，靠了日复一日机械地巡逻、执勤和一日三餐，这种麻木渐渐让位于一种无所谓的精神状态。你对夜半突然响起的小喇叭声，你对别尔克乌轰轰隆隆向你威吓和俯冲的武装直升飞机，你对执勤时隔着界河与敌哨兵四目相对，你对上级每隔一段时间一个煞有介事的敌情通报， 甚至包括勃列日涅夫就在对面那个边防站视察这类事情，都表现出一种平静的置若惘闻的态度。这时候就是说你成熟了，你适应了边防站的生活，用行话说，你成了兵油子。生活中于是重新出现热情，出现对事物的兴趣，并且你的话语里有了一种难得的笑声。尽管这笑声中饱含着忧郁和压抑。你的眼神不笑，你的眼神是愁苦的。直到有一天，复员命令宣布，你才突然从沉沉的梦中惊醒。你站在队列中，在摘下帽徽领章的同时，顺便摸了一下自己的脖子，发现头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你哭了。这时候你开始强烈地思念故乡，思念亲人，思念梦中曾反复出现的门前的那条小河与屋后的那条小路。你希望尽快离开这里，最好不要在这里过夜。如果非得过夜不可，你就打好行装，放在营房的门口，自己彻夜不眠， 坐在行囊上。你的手里荷枪实弹，以百倍的警惕熬过这一夜。你希望在这一夜最好不要发生什么，至于白房子的以后呢，以后我就管不着了，在我以后哪怕洪水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