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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群中篇小说：一个梦的三种诠释
2024-11-08 · 散文
一个梦的三种诠释
文/高建群
天下的芸芸众生啊，你们生生不息。我愿你永远美好繁荣。这是一个平常得再不能平常的姑娘，就是经典作家以轻蔑的口吻说到的那种村姑，她大约一米五五，腰围很粗，肚皮腆起，正是那种被陕北的小米汤灌胀的肚皮、被粗重的农活锻炼出的腰围。她头上扎两根小辫，头发很黑，很硬，但是不太整洁，油乎乎的。她的脸是椭圆形的，面色红润，和身材一样丰满。一双大眼睛充满了驯良的色彩，毫不戒备地直视着你。她的脚上，穿一双系带的布鞋，裤子是那种容易被人忽视的灰色。关于服饰，它的突出之点是上衣，一件大约是税务工作人员穿的制服，纯粹的蓝色，袖口和肩头有几道黄，肩上还有两个软软的肩章。不过这件上衣不合身，显然不是她的，还因为着装者本人没有那种行业优势感。我无法判断出她的年龄，二十岁或者说三十岁，说不定还是四十岁。在这方面我是个外行。记得，一次在火车上，我称呼了我的邻座一路“大娘”，临下车时，说起年龄，才知道她和我同岁，都是蛇年生的人。她的惊世骇俗在于她的嘴唇。那是两片丰润的、仿佛好莱坞影星那样的嘴唇。嘴唇有些大，嘴角些微翘起，在内唇与外唇之间， 有一层闪着光泽的、酱紫色的、仿佛唇膏一样的颜色。最初你会以为是涂抹上的，后来你会发现，她天生这样一副嘴唇。这嘴唇给她平俗的面貌，平添了一种高贵的东西。关于这嘴唇，以及面貌上某些若隐若现的特征，比如两只大眼，比如皱褶明显的双眼皮，都给我以似曾相识的感觉。我努力使自己回忆，但是我明白我是回忆不出来的。延川城，我这是第一次造访。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后来找到了依据。我这是第一次见马延都，但我知道她的老姑，养女像家姑，她的那两片丰润的嘴唇， 确实像她。“文革”中的批判片之一，有个叫《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当解说员以优美的女中音，说出“美丽的兰花献给刘少奇主席以及他的夫人王光美”时，我注意到了，这位原国家主席夫人，正有这种嘴唇。那时，没有别的什么影片好放，因此，这个影片我们看了又看，对于身穿旗袍的她，记忆得相当深。生活中有许多偶然的东西，比如我与马延都的相遇，就纯属偶然。我是偶然到延川去的，我是偶然从县城里这家饭馆门口经过的，而她那时候恰好站在门口、朝街上张望。现今的小饭馆门上，常常摆些这种活动的花瓶，来招徕顾客。但是她不是，她站在门口，足以令人对她，以及这个饭馆产生一种暧昧的感觉。但是我从门口走过时，还是很注意地看了看她，注意的原因是她的眼圈有些发红，大约刚刚哭过。“这位姑娘有什么烦恼呢？”我在看她一眼的同时，这样想。而她，也在此同时，认真地看了我一眼，并且露出某种期待的神色。我硬着头皮走了过去。走过去后，似乎又有点于心不忍，就又回了一下头。结果，我发现，她的脸色突然暗淡了下来，期望的神色已经消失在半边脸上。“反正都是吃饭，不管在哪一家。” 我想。这时，我也确实是饿了，于是，走进了这个有着马延都的饭馆。当后来知道了她是马延都，是北京插队知青的女儿，我突然明白了她望我一眼的原因。在平淡无奇死气沉沉的生活中，她也许常常幻想，某一个早晨或者黄昏，一辆小车突然停在这家简陋的饭馆门口，那位女北京知青从车上走下来，将她揽在怀里，泪落如雨地说：“孩子，你受委屈了！”或者，一个像我这样装束的公家人（她后来告诉我，她一眼就看出了，我不是本城人），某一天，突然来找她，先神色严肃地和饭馆经理谈一阵话，然后对她说：跟我走吧，我是你母亲的朋友，我受她的委托，来接你，接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我把自己的想法对马延都谈了，结果她“扑哧”一声笑了。她说最初的日子，她确实是这样的，朝思暮想，但是现在，这种想法已经有些淡了。“我真的很认真地看了你一眼吗？我不记得了！” 她说。一个老太婆家里，刚才，是老太婆来喂奶。马延都说着，用手揉了揉膨胀的胸部。“你都有女儿了！”我有些惊奇，“那么，你今年多大了呢？”“二十二了。1 970 年生的。像我这个年龄，孩子还算小的呢！”马延都说。女北京知青的女儿已经有了女儿，这事尽管是正常的，但总给人——至少是给我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在我的印象中，她们永远是扎着两根羊角小辫，穿一身红卫服，见一样东西就要发一声惊叹的女孩子。她们花八块钱买了一头跛腿的驴子，骑在上面，然后让男知青牵着，招招摇摇地从街道上走过去，还将家里寄来的糖果、面包之类，硬往驴嘴里填。就在我见到马延都大约一个月之后，一位女北京知青回访。她现在还是单身，正儿八经一个姑娘家，在北京一家报社当记者。当年，我们之间似乎都有那么一点意思，后来不知为什么又搁置了下来。她现在还是单身，这令有了妻室儿女的我，总觉得在她面前有点理屈。她倒不在乎什么，见人乐呵呵地大笑。她还对着我臃肿的身体说，当年你刚从部队回来，第一次参加文艺创作学习班时， 一副英气勃勃的样子。“英气勃勃”这个词从她口中说出，使我感动而又感慨，感动的是看来她当年确实对我有意，感慨的是我已非我。我陪她去了一趟南泥湾。当她喋喋不休地谈到和她一起插队来的邓小平的两个女儿、王光美的侄女之类的事情时，我愚蠢地插了一句话。我说，你不觉得世界有些奇怪吗？北京知青的女儿，已经又有了女儿，也就是说，她们中已经有人做了祖母。我将马延都的事给她说了，我想她一定会感兴趣的，但是，当我说完后，行驶的车厢内是一片沉默。许久，我才明白，我戳到了她的痛处，她还是单身，她的乐呵呵的大笑其实是伪装的，是保护自己的自尊心不受伤害的一种手段。其实在内心，哪一个女人不希望成为人妻、成为人母呢？我真蠢！以上是插言，还是回到延川城，回到这个小饭馆，回到马延都身上吧！饭馆的起间很高，水泥结构，墙壁有些灰暗，而桌椅板凳之类，也都有些灰暗和破旧。我从马延都口中知道，这里当初是国营食堂，现在则被私人承包，于是，便成为那种几种因素混合在一起的有些奇怪的食堂了。是经理的一声吆喝使我知道她叫“马延都”的。马延都的母亲王庚的故事，在插队的年月里，曾经在这高原成为一个传奇。我的一位女知青朋友，曾经含着眼泪讲过这个故事，讲男人怎么打她， 婆婆怎么虐待她。“是往死的打，你知道吗？”这位口齿伶俐的女知青说，“我真不能理解，既然你们知道她是叛徒、内奸、工贼的内侄女，你们就不该找她做媳妇，既然找了她做媳妇，就不该打她！”就是如今，前不久的时候，我到北京的文学圈子时去转悠， 倘若几个“老插”遇到一起，谈论最多的话题，还是这个王庚的故事。“不知道她丢在陕北的那个孩子，现在怎么样了？”他们问我，我不能回答她们的问题，我很抱歉。他们说：“她叫马延都， 延安的延，首都的都，你记住！”“你叫马延都吗？是哪三个字，你能不能写给我看？”吃饭的途中，我对这位姑娘说。她正抱一把笤帚，在扫地。她回答说，她不会写字，不过“马延都”这三个字，她是知道的，马牛羊的“马”，延安的“延”，首都的“都”。马延都告诉我，她是三岁上离开母亲的，当时组织决定，父亲和母亲离婚，母亲就失踪了，不知道被转移到哪里去了。她自小在农村长大，放牛，放羊，干各种农活。后来，她母亲的一位同学， 在百货公司工作的一个女知青跑前跑后，将她转成城市户口，到这家小饭馆里。现在，那个女知青也回北京了。她告诉我，她的男人是个复员军人，现在在水厂工作。你们感情好吗？我问。她回答说，他不打我！看来，她将打不打作为衡量夫妻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童年时母亲的故事，一定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问她后来还见没见过王庚。她说见过的，妈妈后来调到了西安，和大学里的一位讲师结了婚，妈妈很想我，整天哭，我和爸爸还专门到西安，看了一次她。妈妈想把我留在身边，并且征得了那位讲师的同意，可是，爸爸不让我跟他们，说城里人不可靠， 他们会害死你的。我们走的那天晚上，妈妈哭着，把我送到公共汽车上，我们走了很远，还看见她扶着一棵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发呆。“他没有，自从妈妈走后，他的神经就有些不正常了。他是爱妈妈的。后来，他不参加劳动，整天四处流浪，不过光景了！”“传说，你的父亲经常打你的妈妈，是吗？” “是的，是经常打。不过，这不是他的本意，是奶奶挑唆的！” 奶奶瞅妈妈不在跟前，就偷偷地将锅盖掀开了一条缝，结果，这一锅米饭夹生了。父亲下工回来的时候，奶奶指着妈妈说：“你看你这媳妇，这哪是做饭，简直是给猪搓食。”父亲听了，顺手操起个镢把，就没头没脑地朝妈妈打来！“那么说，形成这桩悲剧婚姻的，你奶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你的奶奶，使你失去了母亲。那么，你恨你的奶奶吗？”“不，我不恨。我谁也不恨。我的母亲，好可怜，我怎么能恨她？我的父亲，也好可怜，我只有心疼的份儿。至于奶奶，这是我世上最亲的人，她最心疼我，爱我。母亲丢下我时才三岁，一把干骨殖，村上人都说我活不了，是奶奶把我养活大的！”听着马延都的话，我默然了。世界上有些事情，你是永远无法说清的。这天下午，马延都夫妇，抱着他们八个月的女儿，来到县招待所找我。她的男人是个瘦瘦的很精干的青年，个头不高，身子骨有些单薄，大约小时候营养不良。他在部队里当过上士。他是一个很好的、很善良的人。他不会打马延都的，我相信，他们夫妇关系很好。即便打，我想那也不要紧的。他的麻秆一样的胳膊打在胖嘟嘟的马延都身上，也不会疼。我怀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陪着他们一家三口，在街上走了走，给孩子买了点巧克力之类的东西。我并且拿着相机，为他们一家三口，拍了很多的照片。拍照片这件事，是马延都提醒我的。她说这一年清明节的时候，她的一个外爷王光英，来轩辕黄帝陵祭祖，他们赶去见到了他，向他打问王庚的下落。王光英没有说，只是说，让他们寄来孩子的照片，给他，他转给王庚。在拍照片的途中，从远远的秀延河上游，走下来一位骑着毛驴，瘦骨棱棱的老者。这位老者的身躯很高，两条长腿骑在驴背上，两只脚斜斜地耷拉在地上，再加上他瘦瘦的一张长脸，络腮胡子，身上左一片右一片破旧的衣服，令我想起那个西班牙苍凉高原上的游侠堂吉诃德。我和他搭讪。搭讪的目的是想借他的毛驴用一用。因为我突然产生了一种灵感，我想马延都抱着孩子，骑在驴上，然后由她的男人牵着驴，照一张相，一定很有趣。望着这个已经完完全全成了陕北女儿或者陕北婆姨的马延都，我想这张照片是合适她的。“骑驴婆姨赶驴汉，调过你的白脸脸让哥哥看”，这个流传久远的陕北民歌，它表现了一种什么情绪呢？我每一次听一个村姑或一个后生站在畔上唱出，都不由得热泪盈眶。它表现了一种在苦难的无望的岁月中，人类的一种自我超脱，一种苦中作乐。我想将这样一张照片寄给音讯杳然的王庚，既可以解释为她的马延都已经像这块土地生生不息的代代女儿那样，找到了自己的文化心理的支撑点，她将像山间野草一样顽强地生活下去，又可以解释为对没有尽到责任的母亲的一种谴责！她是你的亲生女儿，面对你和她这种强烈的反差， 你的灵魂能安宁吗？老者和人打招呼时，半扬起胳膊，他下驴的姿势从容不迫， 身上确实有股古代游侠那种高贵气质。他告诉我他是沿这条河下来的，他老家是清涧，就是毛泽东写过《沁园春·雪》的那个地方， 这条河流在上游叫清涧河。他问我在哪里工作。我回答说在延安， 他说他正是去延安的，他的一个侄儿在那里工作。他说出侄儿的名字。结果，我发现，我和他的侄儿原来是同事。他说这毛驴是他自己的。我说我知道这一点。前几年，我还在报社的时候，就写过两篇专题报道，一篇是《狼又回到了陕北高原》，这主要是对生态平衡而言；另一篇就是《农民进城有驴骑了》，这是说包产到户给农民带来了好处。马延都骑在毛驴上，抱着她的小裙裙，她的丈夫在前面牵着驴，顺着秀延河重重叠叠的石头崖岸，他们走了几个来回，而我，适时地为他们拍了好多照片。拍照完后，我提出要为这头毛驴付钱。谁知，老者听完我的话，像受到侮辱似的摆了摆手。他说他也曾经是一个公家人。他还说，这条毛驴有福分照相，是它的荣耀，他早就说过，这头毛驴跟了他，要沾他的光的。这样，我邀请老者，到我下榻的招待所就宿。县上为我安排了一个有些奢侈的房间，除了一张大床，还有一张小床，不住白不住。这天晚上，马延都夫妇，邀请我到他们家去，他们像亲人一样地邀请我，好像我是她的母亲派来的专使似的，这使我有些为难， 但是又不好令他们失望。年轻的丈夫陪着我，穿过一段有些阴暗的、树枝婆娑的街道。我们来到水厂的小院里，马延都抱着孩子在门口迎候。他们住在单位一孔石砌的窑洞里。窑洞的墙壁刷得很白，一套家具也是比较新的，有沙发，有钢化玻璃茶几，墙壁上还挂着一面题着几个红字的镜子。窑掌上，端端正正地贴着四领袖像。房间所有的家什，都擦拭得一尘不染，这在黄土弥漫的陕北高原上，是很难得的。总之，整个窑洞的气氛，给人一种温馨的、稳定的、准备有年没月地过下去的感觉。知青们留下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过知青这档子事似的。我见过一个北京知青的家，就是上面提到的口齿伶俐的那位， 她的家里仅有的家具，是一只躲在墙旮旯的很大的白木箱子，整个零乱的房间给人一种不安定感，而那只白木箱子似乎要告诉你，明天的某个时辰，汽车喇叭会在外边响起来，而一个吊车会把她的白木箱子吊到汽车上，姑娘会带着她的白木箱子，立即从这块黄土地上消失。我还到过一个知青夫妇的家，两张床并在一起，一张的床腿低些，一张的床腿高些，这是他们两个当年的床，结婚时，就把两张床并起来。于是，那低的床腿底下，分别支了两块砖头。“难怪你们四十大几了，还没有孩子！”我摇了摇这晃晃悠悠的床说。假如有一天，我有缘遇到王庚，我会告诉她，生活在继续着。生命既然来到了人间，她就会顽强地适应生活，生存自己，宛如那陕北原野上的山丹丹，如果雨水好，它的五瓣奇花就开得大一点， 艳一点；如果旱了，它就开得小一些或者不开，但是它不会死，因为它的泥土里边，有个像蒜锤儿一样的根系。我当时在马延都的家里，大约就是这么想的，但是，没容我细想，一碟又一碟丰盛的饭菜，已经摆在了茶几上。还有苹果、梨、葡萄、枣儿之类。“今天是九九重阳节！”马延都丈夫说。我说我吃过了，一点不饿，我说这一桌，大约花掉了你一个月的工资吧（马延都一个月工资是八十元）。不知为什么，自从遇见马延都以后，我一直有一种伤感的情绪，我不忍心吃他们的饭。在马延都的一再要求下，我和她的丈夫，各喝了一杯酒。好在这时候，马延都打开了电视机，于是，才把我从尴尬的气氛中解脱出来。电视一闪：出现了王光美的镜头，确实是她，距“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已经二三十年了，我还能一眼辨认出她，可见她给人的印象之深。今天是九九重阳节，九九重阳节不知什么时候又变成了老年节，屏幕上出现的剧场的横幅告诉我，这是老年协会在办文艺晚会。王光美明显地苍老了，当年丰润的嘴唇如今普通得很薄，使劲地抿着，包着牙龈些微突出的牙齿。望着她，我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而她，对着舞台上变幻莫测的灯光和跳跳蹦蹦、声嘶力竭的男女，面部表情也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昔日雍容华贵的她，似乎有些不适应眼前的气氛，她的两只瘦瘦的手，在膝盖上面不停地揉搓着，那神态好像一个初涉社交场合的女中学生。只有主持人将话筒对准她，请她讲话时，我在她身上，又发现了昔日雍容大度， 从容不迫的第一夫人的风采。她口齿清晰地说，她拥护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她衷心期望，这场改革，带来中国的进步和繁荣。说完这些话后，她双掌合十，微微欠身，向电视观众点头致意。这时候，我突然注意到了，在我的身边，在陕北高原这个普通的石砌窑洞里，我们的马延都正抱着孩子，指着屏幕上的王光美， 教她的女儿说话。孩子咿咿呀呀，不知说了句什么，马延都笑起来。“乖孩子！”她说。我怎么也抑制不住眼泪了。我赶快将头掉过来。我抓起放在自己跟前的枣子，往口里填，我说：“这狗头枣真好吃！”当夜已经变得深沉，当莽莽苍苍的陕北高原已经趋于一片静寂，当北斗星在北边的山顶熠熠闪烁时，当电视上的文艺晚会已经结束，而为广告取代时，我提出告辞。我问他们城里有没有事，或者捎不捎人，明早我就要走，县委的小车送我。听说是有车，马延都夫妇唧唧咕咕了一阵，后来说，如果方便的话，他们想搭我的车去延安城，他们是想看看曹伯伯。我问他们找他有什么事。马延都说，她父母结婚的时候，老曹是介绍人，当时他是公社的知青专干。后来她父母离婚的时候，也是老曹代表组织来办的，当时，他是县上知青的专干。我离开的时候，热情的马延都夫妇，硬将红枣给我提了一塑料袋。“你说过，这红枣好吃的！只有黄河畔上有，叫狗头枣。”马延都说。老者还没有睡，他正缩在沙发上，一个人吧嗒吧嗒地抽旱烟。有些悠闲，有些恍惚。他是赤着脚的，一双布鞋，面对面扣在一起，放在地上。这种放鞋子的办法，小时候我见爷爷用过，鞋子走了一天的路，有脚汗气，这样扣着放，显示了对同室的尊重。记得，我的爷爷有时候还会将眼镜扣在鞋里，他说这样对眼镜好，保养眼镜。眼镜是父亲给买的，是石头镜，但是，爷爷死后，当眼镜作为遗物又回到父亲手里后，他惊奇地发现这不是石头镜，而是人造玻璃。他有些惶惑，但是，这副眼镜，毕竟在爷爷的年代里，给过他满足和虚荣，想到这里，父亲同时感到释然。我没有丝毫的睡意，我的思绪还停留在刚才。我接触到了一个人，一个其貌不扬、稀松平常的人，这样的人举手投足都能碰到， 但是，当你深入下去，进入她的那一方世界时，你会发现，她有她的生活，她有她的痛苦和欢乐，她简直就是一部历史。我还坚定不移地相信，每一个人，只要你走进他的世界，你都一定会发现什么和得到什么的。我按捺不住，将马延都的故事对老者讲了。讲的另一半原因也是为了向老者做出解释，因为，他对我的深夜未归，投来探询的目光。原先，我以为，马延都的故事，一定会引起老者的感慨，即使他不像我那样激动不已，起码，他应当有所感触的。但是，我错了。老者在听完我的话后，电灯光下，他异常的平静，继续吧嗒吧嗒地抽着烟，丝毫不为这个故事所动。后来，老者终于说话了。他说，猪娃头上还顶三升粗糠哩，一个生命来到这世界上，她总得活，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活得好孬是一回事，但总得活。如果大家都死了，那就没世事了。他还觉得， 这个故事所以令我激动，无非马延都是个北京知青的女儿，如果是一般人，一个一生都足不出户的农家的孩子，那么我是不会如此关注的。他说这个胎投到谁家，用哪个女人的屁股生出来，由不得她，也说不上贵贱，包括知青下乡，不就是受几年苦，看看一般人是怎样生活的，养家糊口的，有什么不好，那些农家孩子，有年没月地厮守着黄土地，打着牛的后半截子。要说冤，他们想不到这一层，如果想到的话，非跳崖不可！老者说完这一堆话后，就上来睡觉。他坐在床上，先用被子盖住自己的腿，然后脱裤子。他为什么要这样脱衣服呢？我突然明白了：他没穿裤头。我明白自己遇见一位乡村哲学家，一位腮帮深陷骑一头毛驴四处游荡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他的话使我明白了不少的事理。我至今还羁留在陕北高原上，没有上调，个中原因，就是一种直觉告诉我，这块地域会给我许多的东西的。记得，那位口齿伶俐的女北京知青，那年去香港时，我热泪盈眶地请她留下。我说，你的出走会是中国文坛的损失，你明白这一点吗？她说，她明白，但是她必须走，她已经寂寞了十年，她无法再继续承受这寂寞。“有你在！”她说，也许正是为了她这句话，我才至今还像游魂野鬼一样在这空旷山野奔波的。在我游历的年月里，类似这样的乡村哲学家，我还遇到过不少。这真是块奇异的土地。记得有一年，我在一个更为偏僻的村子，遇见一位老者，老者拿出一部他的四十万言的著作。他说，人类所有错误都是他的错误，人类所以至今还生活在苦难和黑暗中， 就是因为他的著作他们还没有见到。他说，他本来想给我讲讲人生的，但是他不讲，因为他一讲，我就明白了。“让你继续糊涂下去吧！”他神秘地说。这一夜我没有睡好。我的同室最初是一个劲地呻吟。呻吟时他大约还没有睡熟。因此，还道歉似的，迷迷糊糊地向我说了一句， 说他满身的关节疼。后来不再呻吟，他睡熟了，但是他开始说梦话，梦话中有“机枪给我上”“手榴弹给我上”之类的字眼，不过出现得最多的字眼，是一个叫“三交镇”的地名。三交镇是一个令陕北人触目惊心的地名，刘志丹将军就在那里罹难。从老者的梦话中，我判断出他以前大约是一个军人。我曾经是个军人。因此，我明白非军人是说不出那样的军事术语的。我想， 他找他的侄儿，我的朋友老曹，不知有什么事。汽车驶入了延安市区，喧嚣的市声纷至沓来，熟悉的林荫树， 熟悉的建筑物，半熟不熟的匆匆而过的面孔，这些都给人一种亲切感。就连小贩那有板有眼的吆喝声，就连街头那身着华丽包装故作惊人姿态的姑娘们，都让人觉得亲切。在城市的刺激中，你在乡间的封闭的每个毛孔会突然张开，你贪婪地享受着这一切，你会觉得这平常之又平常的城市，是多么可亲。当然，这要以你在乡间出差的时间长短而定，通常你在到乡下跑了一个礼拜以上，乍入城市，才会有这种感觉的。老者，马延都一家三口，还有我，当我们来到老曹的窑洞门口时，听见老曹正在家里训斥儿子。隔着窗子，我看见他挥舞着斯大林烟斗，唾星四溅，那阵势，仿佛在面对千军万马。“我是一位学者、诗人，今年是我走向全国的决定性的一年， 我很崇高，我靠一口气活着，可是，我却不得不为你们这些庸人四处奔波，为你们的吃，为你们的穿，为你们的各种莫名其妙的事情，我在牺牲，你们明白吗？”关于老曹，我的这位年长几岁的朋友，我一直想把他介绍给大家，只是苦于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他出生在一个荒凉而又偏僻的陕北农村，家中兄弟姊妹们七女一男。七星伴月，这使有些金贵的他上了小学或者中学。后来他便来到公社食堂当伙夫。他大约就属于他的叔父谈到的那种“解开世事”的农家孩子。但是解开世事以后，看见了生活的全部卑微性和悲剧性以后，他没有跳崖，他捧着他的中学课本，赤着脚跑到黄河边上，对着黄河流泪。课本上有个《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他梦呓般地念叨着，渴望有普希金式的金鱼出现。金鱼当然没有出现，但是生活给他提供了另外一次机会。那是1964年的事。当时，省作家协会主席，一位可敬的老头来这里搞“四清”。老曹是伙夫，夜半更深，伏案劳作的主席常常会得到老曹特意做的一顿加餐，而平时吃饭的时候，主席的汤面的碗底，往往会发现一个荷包蛋。老曹是想跟这位作家学习写作。后来，他真的有一首四句的小诗在省报发表。好事接踵而至，1965年，全国青年业余创作会议在京召开，给了县上一个名额，这个名额给了已经有作品发表的他。北京开会回来，他立即提升为公社文书。接着，我们知道了，当北京知青到来时，他成为公社的知青专干，后来成为县上的知青专干。“我不欠这个世界什么，倒是这个世界，欠我的太多！”他说，“也许，我比所有的城里人都优秀。起码，我在智力方面和他们是平等的，所以，我完全没有必要自惭形秽！”陕北人心中那种强悍的本性突然在他的身上苏醒了。他找到了武装自己的武器和面对眼花缭乱的这个世界的武器，而城市，尽管不情愿，终于还是宽容地接纳了这个闯入者。关于老曹的故事，后来还有很多，我们适可而止吧，总不能让他的叔父，还有马延都一家三口，长久地站在门口，听他演说。窑洞里乱七八糟扔满了撕开口子的信封，还有从信封中拆出来的杂志。电话铃在不歇气地响着。老曹的儿子赤红着脸，拧着脖子，将一根嘟嘟跳动的青筋不满地对着老曹。他没有考上大学。老曹出了一些钱，让他自费上学。谁知，上了半年，他就中途辍学了。他贷款办了个食堂。据老曹说，越办越赔本，现在欠下好几万了。可是据儿子说，只要他将食堂转手给别人，不但能还清贷款，还有余头呢。我打了声哈哈，附和着说了儿子两句。老曹的儿子大约是气不顺，还磨磨蹭蹭不走。这时，老曹的异常美丽的小女儿（她令人想起普希金笔下的杜妮亚），从里窑里走出来，半推半劝将哥哥拉走了。“老曹，你瞧，我为你带回了什么？哈，简直是整个陕北！” 风尘仆仆的我，大声说。马延都果然没有事，他们来找老曹，是串亲戚，就像乡间的亲戚之间，好久没有见面了，走动走动而已。看得出，他们是老曹家的常客，马延都告诉我，裙裙这个名字，还是老曹给起的，马延都和北京联系的信件，通常也是老曹给写。王庚的下落，大约是我最关心的问题，这个旧年的故事，总该寻出它的结局才对。原先我以为老曹是知道的，他将他们接来，他将他们送走，中间有许多变故，他又都是当事人，按说他会知道的。何况，他又是个通天人物，和许多的北京知青人物都有着联系。但是，老曹告诉我，他确实不知道那位故人的下落。只知道办了手续后，王庚就被转移到另外一个县上去了。这大约是个没有依靠就无法生存的姑娘，因此，在那个地方，又死死活活地爱了一场，后来她被保送上了一所中专，中专毕业后，便去了西安。再后来，听说她回到了北京。“也许，她有自己的考虑吧，她想忘掉那一段不愉快。”老曹回答。“能忘记吗？往事能隔断吗？”我苦笑着，压低嗓门说，“有马延都这个大活人在。”老曹说：“是的，是隔不断的，也是永远无法抹掉的，即便没有孩子！这仅仅只能是一个愿望。”王庚的故事，大约是老曹经常谈论的话。（后来我才知道了， 这个故事在陕北地面流传之广，远远超过我原先的估计，就是说， 几乎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因此，轻车熟路，他谈了许多王庚的故事，而这桩婚姻的前因后果，也正如我揣摩的那样差不多。老曹说，男的当时是队长，是生产队里拔尖的人儿；女的插队来这里以后，知青窑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就在男的家里住。仅仅这两点，就足以构成这桩婚姻的基础了。作为女的来说，自打她踏进这个小山村起，大约就以为，她将永远在这里居住了，时代的潮水将永远将她冲击到这个角落了。背着“黑五类”沉重包袱的她，需要生存，需要有个起码的生存空间。因此她似乎有些轻率地做出了这次选择。这里面没有阴谋，没有强制，也不是我这个当年的知青专干导演出的新生事物，一切完全是在自愿的、对新生活充满渴望的基础上成为事实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两个人的悲剧（加上马延都，是三个），并不仅仅在于女方。如果说，今天要反过来追究责任的话，责任也许在时代，是时代因素，是大环境造就的。老曹说，当女的被殴打和虐待时，当眼看就要闹出人命时， 作为组织，不能不管，而管的唯一办法，就是将他们拆开。（这时候，马延都插话说，她记得，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母亲是哭着离开那个小山村的。）至于男的经受这个打击，作为旁观者，我们有什么办法呢？至于女的人生阅历中，有了这一段痛苦，我们亦是无能为力。我有一个一直萦回在心中，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我问老曹，既然他们夫妇的感情很好（这是马延都说的），既然那位农村老太婆是一个不乏爱心的人（同样是马延都一再捍卫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虐待王庚？他们为什么对王庚拳脚相加，他们不知道“不要欺侮无靠的女人”那句民间俗语吗？既然他们有勇气接纳她，他们就应该对她以礼相待才对。老曹口齿木讷了一阵，点燃了他的斯大林烟斗，猛吸了两口， 又对着头顶，喷了一团烟雾，然后，说，他们的思想准备不足。原先，他们只认为自己不花钱白捡了一个媳妇，后来，当巨大社会压力向他们压来时，他们才感觉到了自己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清清白白的他们，背上了一个沉重的时代包袱。他们好像接纳了一个不祥的、能给人带来厄运的事物一样。男的生产队长被撤职了，老太婆也从此在村里抬不起头来。邻家的猪圈修在你的门口，你不敢去争；谁家的羊踏了你的青苗，你不敢去骂；自家的鸡在邻家下了个蛋，你不敢去要。一场口角，一场是非，一场斗殴，总是以社会力量合起来欺侮这家为结束。农村人想不开，他们将这些责任理所当然地归结于王庚。说实在的，那老太婆，比起王庚在家里受的气来说，也不见得就少。我却不能够同意老曹的说法。我说，老曹，尽管你巧舌如簧， 将责任轻轻易易地推向了社会，但是，我还是不能原谅他们母子。接着我又感叹地说，在那个年代里，人性扭曲得多么可怕呀！老曹同意了我的话，但他只同意了一半。他说，你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处在那个环境下，你自己试试。王庚这个话题，我们谈了很久。当抽身拔出延川这个地面， 站在它的高处，瞩望那一片莽莽苍苍的黄土山岭，瞩望那渐渐远去的年代时，这个苦涩的话题似乎不再变得苦涩，而是多了一份沉思，并且蒙上了一层哲学意蕴的思考。（这时候我又想起了我临进门时，老曹那段毕巧林式的内心独白。我有点想笑，但是，当这段话是以暴风雨般的激情，以无限的真诚脱口而出时，你没有理由去笑。因此我努力做到使自己不笑。）没想到我们光顾拉话，冷落了窑里的另一个人。老曹的叔老子开始时抱着一个茶杯皱着眉头在喝水，脸上显出不耐烦的样子。这时瞅我们说话的间隙，他突然站起来。他问汽车站在哪里，他要买票，起身回清涧老家去。我们赶紧安慰这位老人家。我说，既然来到了城里，你就住几天，看看风景吧。你不是说找老曹有事吗，有什么事，你就说吧！老者果然是个军人。不过军人的履历很短，只有大约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参加过那次著名的东征。在东征中，陕北子弟兵死伤得不计其数，他大约是偶然从黄河岸边侥幸返回的、为数不多中的一个。我现在明白了，他身上那种堂吉诃德情绪的原因。那次遭遇笼罩了他的一生，光荣了他的一生。自那以后，他一直就在自己的英雄梦想中活着，试想一下吧，他撇下犁杖，跟上川道里过路的队伍行进时的那种感觉。“今天，全拉满恰的人都穿着漂亮的节日衣服，正在向全世界讲述一个愉快的故事：他们中间一个人出发去解放人类，把人类从历代相传的苦难中解救出来。……现在一个新的英雄出现了，他的乡村再也留不住他，他要到外面世界中去，作为被压迫阶级的保护者，做美德与正义的守护人，在这个世界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高贵的了。他要用他的强壮的手臂庇护无辜的人， 铲除专横与暴虐；让世界上的人过上幸福的日子。”我用一种套近乎的口吻说，我，还有马延都的丈夫，我们都穿过二尺五。不过，在这位老者面前，我们充其量只是新兵蛋子而已。我的奉承，老兵并不领情，听见把我们和他相提并论，老兵甚至有点生气。“你们那算是当兵吗？”他说，“你们杀过人没有？ 你们放过几枪？你们看见过人像谷个子一样在眼前扑通扑通地栽倒吗？你们经历过那种血里头捞骨头的场面吗？”我语塞了。不过，看到自己的话毕竟产生了效果，使这位刚才被冷落了的老者又重新找回了自己，我还是高兴的。老者现在成了窑里的主角。他夸夸其谈起来，讲的永远是那个东征的故事。他说他们那条川，过河的五十个，过来的只有两个， 他谈到那场令刘志丹将军罹难的三交镇一战，他谈到他回来，身负重伤，是从黄河上游过来的。（这令我想起他晚上睡觉时大声呻吟，全身关节疼痛的情景。）他说如果不是受伤，脱离了部队，如今不知道要混成多大世事的。窑洞里满是虔诚的听众，包括我，包括里窑里老曹的儿子和女儿。只有老曹似乎有些不耐烦。他低声对我说，娃娃家时，他就听说过这些故事，好容易逮住了这些听众，他会有年没月地一直讲下去的。老者在他过去的光荣中陶醉了很久，游历了很久，终于突然间醒悟了，他意识到了自己来延安城的目的。他的脸色微红，木讷其词，胆怯地说了他的来意。原来，他的红军优待证丢了。丢失了就补发一个嘛。可是，按政策条文规定，申请补发得有两个以上的人证明。“回到村子里的只有我们两个。”老者说，“自己给自己写证明，又不算数，因此找来找去，还缺一个证明人！”“他当然不能证明，他又没参加过东征。何况，他是我的侄儿子！”原来，他要老曹给他托托关系找找门路，办这样一个证件来。他的根据很充分，他说老曹是公家人，事情好说一些。他这又不是让曹去杀人抢人，而是出于一种正义感和后人的责任感。为他这个叔老子“验明正身”而已。一直没有吭声的老曹听了这话，突然从沙发上弹起来，他说他不会给办的，他没这个能耐，热屁股遇上冷板凳的事情他遇上的多了，零碎丢人都丢够了。说到这时，他的斯大林烟斗在空中挥了挥。我赶紧拽了拽他的衣角。不管怎么说，老者是我领进门的，我不忍心让他难堪。老曹的话语变得和缓起来，他对叔老子说，你所以四处奔波无非就是为了那二十块优待么！饶了侄儿吧，从下一个月开始每月侄儿将从工资里给你寄去二十元。这样总该行了吧！没承想，老曹的话却激起了老者更大的愤怒。骑士的面孔一下子变得通红，他也霍地一声从床上跳下来，冲到老曹跟前，挥舞着手臂说，他绝对不是为了那二十元钱，他是为了自己的那一段经历，那一段荣誉而奔波的。“你现在活成个人物了，你不认你这个叔老子了！”他气势汹汹地说。马延都瞪着吃惊的眼睛看着这一切，她怀里的孩子甚至哇哇地哭起来。这时候，我说了几句奇妙的话，我至今还为这段话而自鸣得意。我说：“老曹，记得我看过这样几句诗，是写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诗中说，你是一个支点，一头担着历史，一头担着未来。好老曹，我真羡慕你，你就是一个支点，历史在你的左边，未来在你的右边，历史要求你还给它历史，未来要求你还给它未来，没有办法，找上门来的事情它们都有找你的理由，该你承担的你一件也推脱不掉，你说呢？”我的支点学说使老曹冷静了下来。也许他突然意识到了完成这些也是一种崇高。他态度和缓了。“我给你跑吧，叔老子！”他无可奈何地说。接着，老曹又转向马延都一家三口：“你们又来叫我写信吧， 晚上我写。不过，我再写这一封信了。从现在起，我教你马延都识字，你的前程还大哩，不是吗？”北方是悲哀的。 这话是艾青说的，一前一后，郭小川也说过。哦，这悲哀的北方高原，生生不息的人类一群，我该怎么表现它， 才圆满和深刻。几年以前，一位资深编辑约我写一篇关于陕北的东西，他说我一定能写好，他说他渴望它类似小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性格》。那时他眯起眼睛，望着莽莽苍苍的陕北高原，说，当走在寂寥的陕北高原上，吟诵着叶赛宁的那些诗句时（我将他提供的诗句写在了头页），你不得不突然从心中涌出一股苦涩的感情，你想哭，你在这一刻想起毛泽东和李自成，想起刘志丹和谢子长，你不由得对这块土地肃然起敬。我在一篇悼亡文章中说：“在这个地球偏僻的一隅，生活着一群有些奇特的人们。他们固执，他们天真善良，他们自命不凡以至目无天下，他们大约有些神经质。他们世世代代做着英雄梦想，并且用自身去创造传说。他们是斯巴达克和堂吉诃德式性格的奇妙结合。他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最后的骑士，尽管胯下的坐骑已经在两千年前走失。他们把死亡叫作 ‘上山’，把出生叫作‘落草’， 把生存本身过程叫作‘受苦’。”我愿意重复地将这段话写在这里，并以此礼赞这块土地上每一个曾经辉煌和不曾辉煌过的生命。这一切也同时适宜于老者，适宜于我的朋友老曹，适宜于这位命运多舛的马延都。他们同样的是梦想家，只是，用自己在诠释着他们的梦想而已。关于马延都，我想说，她是一个纯粹的陕北女儿。看来，我在研究陕北人种的交融过程时，除了提到匈奴，除了提到大夏王赫连勃勃，除了提到清同治六年的那一场“回乱”，我还必须提到1968年冬天至1969年春天的那一次北京知青插队，并且举马延都这个例子作为注脚。像每一个陕北人那样，对那些远去的北京知青们，我们永远有着刻骨铭心的怀念。他们将痕迹留在了这块土地上，正如那位老者所说，他们的到来是时代使然，他们的离去亦是时代使然。这个使然纵然有一千种的错误，但是它毕竟给这块古老的高原带来了一次冲击，并留下长久不衰的话题。作为高原人来说，我们将永远注视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并随时随地为他们祈祷和祝福。马延都至今还不知道王庚的下落。不过，有什么理由非要知道呢？为人母者和为人子者，她们都生活得很好（至少马延都是很好的），都生活在地域为他们限定的生活基础上，因此，有什么必要打破彼此的宁静呢？倒是我想插一句，我知道了那位口齿伶俐的、远走香港的北京朋友的下落，是那位回访南泥湾的朋友告诉我的。她说某一位北京女知青突然去世，消息登出，于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北京延安插队知青，纷纷来人来电吊唁，这样，他们知道了她的下落。她如今已经成为香港的一个大亨，这正应了她临走时告诉我的话，她说，1997年香港回归时，她将以一个香港大亨的身份昂首阔步地走进北京。她终于事业有成了，但是现在她很孤独，居住海湾的一栋花园洋房里，她拔掉花园里所有的花草，腾出地面，种满了老玉米和西红柿。她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搬一个小凳，坐在老玉米和西红柿跟前，一边流泪，一边怀念或者诅咒着自己的插队生涯。一个秋色宜人的日子，当我从老曹的门口经过时，听见屋子里，他正教马延都识字：马——马牛羊的马，延——延安的延， 都——首都北京的都；王——三横一竖的王，士——战士的士， 光——光荣的光。老曹那嘶哑的声音，马延都那清脆的声音，还有裙裙咯咯咯的笑声，隔着窗户传来，让人感慨而又感动。至于那位老者的“优待证”办成了没有，我不知道，我至今没有问老曹。这是我三十年前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在里面写了一个陕北高原过去年代的故事，写了一个北京知青嫁给当地农民的故事。小说中的那位女知青，我在写作时用了化名。她在和丈夫离婚后，被政府保护， 转到黄龙县插队，后来被招工到陕南一个军工厂，再后来回到北京。就在前些天，我参加省社科院四十年社庆时，该院的一个副院长对我说，那位女知青也看了我的这个中篇小说《一个梦的三种诠释》。她很痛苦，她希望有机会见一见我，说一说过去的那些事情，像亲人一样拉一拉家常。我当时听了，心里也很难过。我在那一刻明白了，这个故事还远远地没有完毕，它在酝酿和等待着一个结局。在中国的传统戏剧中，往往都会有一个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作为结束，为人物画上句号。那么，我们的故事， 我们故事中的人物，是不是也应当享受这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