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虎 刘宇涛：论高建群长篇小说《中亚往事》的史诗性书写

论高建群长篇小说《中亚往事》的史诗性书写 

王俊虎，刘宇涛

（ 延安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高建群新作《中亚往事》以宏大的叙事结构、丰富的人物群像与多元的文化内涵彰显了其史诗性的文学创作追 求 。在叙事层面，高建群以独特的“我性”叙事沟通了广阔的空间描绘和纵深的时间轨迹，构筑了其史诗风格的作品结构 。在 这一宏阔背景中，高建群塑造了丰富的人物群像，并细致地书写出英雄人物马镰刀从骆驼客成长为戍边英雄的心路历程 。作 品不拘于一时一地，再现了中亚大地的地域风貌、风土人情和民族文化，揭示出其独特的文化魅力 。《中亚往事》以精湛的叙 事技巧和深邃的思想内涵，体现了高建群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对史诗性风格的不懈坚持和实践。

关键词：高建群；《中亚往事》；史诗性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25)04-0000-0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现代中国研究”(18ZDA280) ; 延安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世纪以来 陕北本土作家小说创作研究”(24BWY47)

作者简介：王俊虎(1974—) , 男，陕西大荔人，延安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后。

学者洪子诚曾深刻地阐述了“史诗性”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中的核心地位，强调史诗性作品应“通过揭示历史本质、构建宏大的时空框架、融入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塑造英雄形象和英雄主义基调来展现其的独特魅力。”[1]119高建群作为1990年代“陕军东征”的三驾马车之一，其创作风格历来以追求史诗性著称，在《最后一个匈奴》《大平原》《统万城》中无不以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和人物的细腻刻画展现出崇高感和理想主义色彩。对于高建群文学创作的研究，学界目前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多聚焦于他以往代表作品中的历史 叙事、地域文化以及人物形象等方面，对其新作《中亚往事》中的“史诗性”关注较少，存在着一定的拓展空间。新作《中亚往事》延续了高建群史诗性的创作风格，以其亲身体验的新疆边境军旅生活和丝绸之路万里行为创作源泉，勾勒出爱国英雄马镰刀戍守边疆的传奇一生。作品不仅描绘了中亚广袤的土地和丝绸之路的壮丽景色，更深刻地表达了作者热忱的家国之情。作为一部积淀四十年之久的匠心之作，《中亚往事》不单单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高建群献给中亚大地的一首赞美诗。他以雄浑而深沉的笔触，绘制出一幅波澜壮阔的边地画卷，使读者深刻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深邃，以及英雄的伟岸与崇高，赋予了这部作品非凡的文学魅力和深邃的思想深度，使之成为研究中亚地区历史文化、民族精神、风土人情的文学样本。通过对作品中历史与文学的交融、地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呈现、英雄形象重塑的研究，可以挖掘其独特的史诗性内涵，丰富高建群作品研究，为当代文学史诗性创作的研究提供更多参考与思路。

一、史诗风格：宏大叙事的多维建构

文学创作的史诗性突出表现在作品拥有宽广的历史视角，着力刻划时代的风云变幻与个人命运的联系，

以及对历史进程的实质的深刻认识，构成这一切的外在形式便是作品的结构组织模式 。在《中亚往事》中，高建群通过横纵结合的地域描绘和多元融合的叙事手法，讲述了饱经战乱纠纷的中亚大地从古至今的历史变迁。在小说宏大的叙事框架下，读者跟随主人公马镰刀的人生轨迹，从苏州出发，经丝绸之路新北线前往辽阔的中俄边境，可以领略中国西北边疆独特的生态美景以及人文风情。

（一）纵横交错的地域描绘

《中亚往事》以一百多年前中俄边境额尔齐斯河北岸的白房子为叙事源点，将横向广阔的空间叙事和纵向历时性的时间轨迹相结合，共同构建了宏大的故事框架 。这使得小说中包含了足够多的叙事元素，大量自然景致的诗意书写与城市风貌的精描细绘在作品中被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丰富而不冗杂，呈现出极强的史诗风格。

法国作家左拉曾直言“小说家的最高品格就是真实感，作品不是广泛建立在真实之上，就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2]127高建群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是一个生活中的作家，我不允许自己躲到象牙塔里，所以我所有的作品都是从生活中来的。”[3]早年守土戍边的真实军旅生活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因此在作品中能够全面地展示中亚地区广阔秀丽的地域景观。无论是浩瀚无垠的哈萨克草原，还是寸草不生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奔腾不息的额尔齐斯河，这些自然风光都经过高建群的细腻刻画跃然纸上，使人心驰神往，如临其境。在他的笔下，流动的河水是仪态万方、雍容华贵的；辽阔的草原是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绵延的沙漠是银沙刺眼、沙潮起伏的。高建群将自己的五年青春奉献给了这片广袤的中亚大地，为它倾注了太多的情感，因此他将目光聚焦在这片土地上，并以此作为叙事源地展开创作。高建群不光关注边疆风景，还书写了中亚大地的古老城市群，如惠远城、萨尔布拉克小镇等。惠远城，是一座在历史中留下独特印记的城镇，清人徐松曾在《西域水道记》记载“临河有高楼，红栏碧瓦，俯瞰洪涛，粮艘帆樯，出没其下”[4]242, 笔端之下，尽显其雄浑之态与磅礴之势，而在《中亚往事》中，它却呈现出另一番别具风情的景象：“中亚风格的城镇，热闹非凡，路上人来人往。街道不宽，两边商铺林立，青楼上悬挂着红灯笼，清真寺高耸的圆顶塔楼引人注目……”[5]29高建群细腻地描绘了这些城市的建筑风格、城市布局、贸易往来等，全面地展现了中亚大地的辽阔与独特。他对于中亚大地全景式多方位的呈现，使人仿佛置身于中亚大地，充分地感受到这片土地的幅员辽阔，这一宏大的空间维度也成为《中亚往事》史诗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

高建群在作品中还采用了纵向历时性的时间轨迹，他选取清朝末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为背景，将历史背景与人物命运相融合，通过对彼时中亚地区的社会风貌、政治格局以及各民族之间交流与碰撞的书写，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以及边疆的动荡局势、不同势力的角逐等对中亚大地的影响。作品中的中亚边地早期相对和平安定，丝路商贸发达，往来商客无数，但中后期由于国界纠纷，走私偷渡现象愈演愈烈，开始变得动荡不安，最终在一次争议导致的激战过后，恢复安定。混乱的大变革时代为英雄人物的出现提供了舞台，主人公马镰刀的命运起伏与时代的变迁是紧密相连的，他生于苏州城的富贵人家，却从年幼时便开始跟随父亲的马队前往中亚地区进行贸易通商，最后在仇家的追杀下被迫落草为寇，接受招安后前往中俄边防站守土戍边。从丝绸之路骆驼客到中亚悍匪草原王，再到守土戍边的卡伦站长，他的身份随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发生着变化。高建群通过对主人公马镰刀传奇一生的完整呈现，在作品中建构出清晰的纵向时间线。他这种纵向历时性的时代背景描绘，阐释了英雄人物如何在时代的漩涡中挣扎、奋进，以及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行为动机与命运沉浮。同时，小说通过展示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完整地呈现了中亚地区在特定时期内的历史变迁，在增添作品历史厚重感的同时，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史诗性特征。

（二）多元融合的叙事手法

作品的史诗风格与作家的精神气质、创作气度和艺术追求有着紧密的关联 。高建群被誉为浪漫派文学 “ 最后的骑士”，他以一种诗人的浪漫之情和欧洲“骑士精神”为我们描绘了带有传奇色彩的异域文化和“ 白房子世界”。[6]98在《 中亚往事》中，高建群舍弃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手法，采用多元融合的叙事技巧，通过多线叙事、“我”性叙事以及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建构了富有层次感的叙事结构，增添了作品的史诗魅力。

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曾评价高建群为：“一个常周旋于历史与现实两大领域且从容自如的舞者”。[7]52在《中亚往事》中，高建群采用了非线性叙事的手法，通过时间线的交错，插叙了自身的新疆戍边经历与中亚诸多国家的战乱兴衰史 。他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穿插了自己在白房子的诸多往事，力图对自己所切身体验过的生活作出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分析与研究，这一叙事手法不仅串联了作品的故事情节，还增加了叙事的真实性。高建群在小说开篇便讲述了自己在新疆的服役经历，借用酒醉后的梦境巧妙过渡，引出了小说的叙事中心—马镰刀与中亚大地。他自己在小说中这样写道：“也许，这是一个老兵进入白房子的最好的形式”[5]12,这样的叙事手法，宛如在现实与历史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使故事在开篇便充满梦幻与神秘色彩，引人入胜。在小说结尾部分，高建群以自己重返白房子的体验为这部中亚英雄史诗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他细致地描摹了白房子往昔与今朝的不同面貌，并发出：“现在的白房子，已经大大地变样了”[5]481的感叹，这一手法使得小说的历史厚重感油然而生，好似岁月的长卷在面前徐徐展开，使人不禁感慨中亚大地历经沧海桑田后依然历久弥坚，整部作品从白房子开始，以白房子结束，使这段恢弘的中亚史诗完美地形成了闭环。

高建群在作品中还讲述了中亚大地古往今来的战乱纠纷史，无论是号称上帝之鞭的阿提拉大帝，还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亦或是伟大的征服者跛子帖木儿，他们的传奇故事都在小说中多次出现，一方面展现了中亚大地的古老与辉煌，另一方面交代了小说发生的时代背景。高建群通过运用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叙事手法，不仅增加了作品的文化深度与史诗风格，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中亚地区悠久历史的窗口。多线叙事也是小说叙事手法的一大亮点，小说分别围绕马镰刀、道伯雷尼亚和刘永寿父子等人形成不同的叙事线索，增强了故事的层次感。当牛皮纸事件发生后，来自两个不同国家的边防站长——马镰刀和道伯雷尼亚，两者的处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镰刀因私自协约借地被追杀，在颠沛流离中挣扎求生，反观道伯雷尼亚，他则凭借此事得到了升迁，与马镰刀的悲惨遭遇天壤之别。高建群通过多线叙事，以他们二人在同一时期截然不同的处境作为不同的叙事线索，突出了马镰刀境遇的悲惨，借此批判了沙俄军队贪婪、蛮横的土匪本质，拓展了小说的叙事空间。除此之外，高建群在这部作品的写作方法上也推陈出新，将浪漫主义的激情与现实主义的深刻融合在一起，赞美了草原辽阔、沙漠浩瀚的中亚大地。在作品中，除了荒无人烟的边界地带，我们还可以看到叶丽亚与马镰刀忠贞不渝的爱情、小长安与慕思寒等生死相依的兄弟情，以及那段“牛皮大的一块地方”的传奇故事。在他的笔下，美丽多情的草原女郎玛莎去世后，埋葬她的草原上仿佛被赋予了灵魂，生长出一种奇特的花，后世称之为玛莎花。当来来往往的游人赞美博尔塔拉的美景时，它也成为被盛赞的一部分。这种将人物命运与自然景物交织融合的浪漫主义写法，使得作品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和主观抒情性。高建群通过运用浪漫的诗性书写，不仅描绘出边地的雄伟与壮丽，还突出了小说史诗性的独特艺术魅力。

高建群通过运用纵横交错的地域描绘与多元融合的叙事手法，勾勒出一幅富有生命力的边地史诗画卷，他自觉追求小说的史诗品格，以历史经历者和见证人的身份，写出了清朝末年中亚地区的境况。在作品中，我们可以领略边地那如画般的美丽风景。高建群凭借其娴熟的写作技巧，使得作品中众多的人物和复杂的情节在宏大的叙事框架下不显冗杂，循序渐进，印证了他在创作中秉持史诗性追求的正确性与前瞻性。

二、史诗人物：英雄群像的立体呈现

史诗风格的小说往往致力于展现宏大的历史画卷与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因此小说中的各类人物肩负的使命与所处时代的重大历史进程紧密相连。《中亚往事》作为一部具有史诗性追求的作品，在人物塑造方面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小说中的英雄人物象征着时代的理想和精神，而丰富的人物群像犹如一幅社会全景图，高建群在创作时将二者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使得小说在叙事深度、历史呈现与主题表达等方面得到了提升。

（一）英雄形象的典型性

“崇拜英雄、崇尚英雄主义或许是人类的固有本性之一，因此英雄豪杰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文学作品中出现频率之高是无与伦比的。”[8]1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在《论史诗》一文中写道：“就史诗本身来看，它是一种用诗体写成的关于英雄冒险事迹的叙述”。[9]321 史诗中的英雄，具有非凡的体力和能力，是整个民族的性格和精神的体现者，是民族和时代的化身和缩影。[10]98英雄人物作为社会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是史诗性小说的核心与灵魂。没有英雄人物的支撑，史诗性小说便会失去其震撼人心的叙事深度。

高建群在《中亚往事》中以辽阔的中亚大地为切口，完整呈现且深刻剖析了草原悍匪马镰刀如何通过招抚成为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的全过程，展示了他为守护国家利益而以身殉国的大义凛然，着力为守土戍边的英雄人物高歌礼赞。高建群这种契合宏大历史背景的使命设定，让马镰刀这一英雄形象站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营造出悲壮的宿命感，使人仿佛目睹了那段气势磅礴的边塞史诗 。“ 山因脊而雄，屋因梁而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11] 在史诗性小说中，英雄人物的成长以及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抉择和命运起伏，始终是故事情节的主体 。在高建群的笔下，英雄人物马镰刀的成长历程是小说叙事的重要脉络，他起初是随父经商的丝路骆驼客，在被仇家逼上绝路后落草为寇，最终在家国情怀的指引下接受招抚，成为北湾卡伦的戍边站长，在守卫边境的战斗中壮烈牺牲。高建群笔下的马镰刀从冲动到沉稳、从单一到多元的性格转变，使其人物形象不再扁平，而是具有了深度和立体感，成为一个有血有肉、不断成长的英雄形象，体现了英雄在时代洪流中的自我超越。忠诚与献身是马镰刀最鲜明的特征，他就像1883条约线边上的胡杨一般，傲然的挺立着，风吹不动，雨打不动，忠诚地守卫着祖国的边防线。他将满腔热血毫无保留地倾注于守护祖国边防线的伟大事业之中，成就了令人敬仰的英雄之梦。他深谋远虑、顾全大局，始终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安身立命之本，并立下了“我的兄弟们把国家看得比命还要重！我马镰刀堂堂七尺男儿，愿将热血洒在国土上！我绝不偷生！”[5]186的誓言。在中俄边界战争爆发后，他以血肉之躯铸造防线，最终将他的生命定格为中俄边境上的一座墓碑，他内心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感情使他完成了最终的身份转变，成为了令父亲骄傲的民族英雄。马镰刀的身影虽然消逝在岁月的长河中，但他那守土戍边的崇高精神依然在，边防线上的“白房子”依 然在，一代又一代戍边人依然在，这一切恰如作品中白房子顶上升起的炊烟，会停歇，但永远不会断绝。高建群作品中对马镰刀成长历程的描写具有多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拓展了人物塑造的深度，另一方面提升了故事情节的连贯性，使得这一成长历程犹如一根坚实的支柱，支撑起了小说的史诗性架构。

草原英雄马镰刀身上忠于祖国的赤胆忠心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推崇的优秀品质与精神风貌，这一精神通过故事代代相传，使他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和载体，为小说增添了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史诗氛围，使人感受到浓厚的民族文化气息和深远持久的民族精神感染力 。高建群将英雄人物的个人命运轨迹与历史的发展进程结合在一起，使得这部作品不单单是对纷繁复杂的中亚地区历史事件的简单再现，而是成为深刻反映中亚 大地宏大历史和英雄悲欢的史诗。

（二）人物群像的丰富性

史诗性小说凭借宏大的叙事框架，可以精准地描绘出一个时代或者一段漫长历史时期的轮廓，塑造出一系列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物，全面地展示时代与社会的整体面貌。在《中亚往事》中，高建群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共同构成了这部中亚史诗的人物群像，描绘出中亚地区的历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风貌，成为凸显其小说创作史诗性追求的重要因素。

高建群通过多维立体的人物塑造实现了史诗性长篇小说中人物塑造多样性的追求 。在他的笔下，既有像高天德、刘永寿等朝廷重要命官，他们参与战争决策、招降纳叛，展示了顶层官员的政治角色和思想观念；也有像萨迪克、古丽江等普通草原民众，他们以底层平民的视角展示了马镰刀为中亚草原的和平与安宁做出的巨大贡献；还有马镰刀及一众兄弟，通过他们的视角可以明晰当时中俄边境的动乱以及朝廷内部的派系争斗。高建群通过对不同阶层人物的细腻刻画，全面地勾勒出中亚社会的人物群像，呈现了完整而真实的中亚社会全貌，体现史诗性作品对社会的全面反映。人物群像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马镰刀的众多兄弟，为卡伦偷运粮草的何东晨宁死不招，被皮鞭活活抽死；为马镰刀舍命挡子弹的小长安，临死不忘嘱咐马镰刀要回中国的土地；为掩护同伴撤退的而身中数枪的鸿玄羿，拼尽最后一口气将刀插入敌人的肚子。高建群通过描写这些小人物命运的起伏，生动地展现了中亚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从小人物的微观命运中反映宏观历史的沧桑变迁，体现出史诗性作品对社会反映的深刻性。作品中的反面角色也为叙事情节增添了别样的色彩，刘氏父子与马镰刀的家族世仇贯穿了作品始终，他们之间的恩怨纠葛宛如一根丝线，牵动着众多故事情节的走向，不断地推动叙事发展。此外，高建群还成功地塑造了两位英勇机智、敢爱敢恨的女性形象。叶丽亚与马镰刀一见钟情，彼此许下厮守一生的约定，这使得马镰刀在面对玛莎的示爱时一再表示拒绝，并将其视为自己的亲妹妹。叶丽亚的追求者胡永为了救她致使自己残废，尽管如此，叶丽亚也只是答应在生活上照顾他，拒绝与他产生任何情感纠纷。叶丽亚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促使她克服万难寻找爱人马镰刀，而玛莎却深陷在爱而不得的情感漩涡里无法自拔。两位女性形象与马镰刀之间的情感纠葛不仅丰富了小说的情感叙事，也深刻地影响了马镰刀的命运走向。这些人物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一张无形的关系网，高建群通过人物塑造将众多故事情节紧密地串联在一起，丰富了小说叙事的层次感，凸显了人物群像在构建史诗性宏大叙事方面的重要作用。

英雄人物的塑造和丰富的人物群像是彰显高建群史诗性创作追求的重要手段，有助于其构建起宏大的叙事规模并展现出深刻的时代内涵 。英雄人物以其高尚的品质和传奇的成长历程成为作品史诗叙事的核心，不仅塑造了丰富的人物群像，还展现了中亚社会的全貌 。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成就了这部史诗性作品宏大、深邃的艺术世界。

三、史诗内蕴：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

美国文学家保罗·麦钱特在《史诗论》一书中指出：“ 一部史诗应具有声势浩大和包罗万象这两个方面的意义。”[12]111《 中亚往事》中蕴含的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将这两方面的意义合二为一，使其成为小说史诗性风格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高建群通过对小说中的地域风貌、风土人情、民族文化元素等进行细腻地描绘，建构起小说宏大的文化景观，展现了其小说创作时的史诗性追求，使人陶醉于中亚大地迷人的文化气息与深厚的历史底蕴。

（一）特色异域文化的展示

黑格尔强调史诗应具有“某一民族处在某一确定的时间和某一确定的地理气候、山川林野之类自然环 境之中形成特殊习俗的那种完全实实在在的世界。”[13]122 这个实在的世界要求作家在进行地域描写时要具有真实性。作为曾驻守边疆的作家，高建群借《中亚往事》展现了自己对中亚地区的独特记忆与情怀，在曾经挥洒青春的热土上，企图以马镰刀的生活轨迹为主线，展开对整个中亚地域风貌的描绘。高建群在小说中对中亚地区的自然风貌与历史由来进行了细腻地书写，开篇便谈及造山运动、大陆板块漂移、河流湖泊的形 成等历史由来问题，其中渗透的地理人文知识之丰富、之深刻、之精准在其他文学作品中很难见到。此外，辽阔的草原、巍峨的山脉、奔腾的河流等自然景观不仅为小说增添了雄浑壮阔的背景，也孕育了当地独特的人文风情和民俗文化。余秋雨在《闲说中国人》一书的序言中提到了“地域人”这个概念：“因地理、物候环境的不同和人文历史的差异，中国形成了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地域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造就了一批批个性迥异的、斑斓多姿的地域人”。[14]2高建群作品中的哈萨克族人民生于草原长于草原，广阔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们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以及乐观奔放、热情好客的性格。因此阿曼别克与马明轩分别时告诉他：“兄弟，记住，只要沿途有哈萨克人，哪怕你走一年的路，也用不着带一粒粮一分钱，准保你不会挨饿受冻。”[5]78这深刻地反映了生活环境对地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

一部具备史诗气质的长篇小说，在“史”的呈现风格上，应当蕴含深邃而广博的历史底蕴，对于所处时代的反映应该是全方位的。当落实到微观的、感性具体的细节时，它应将特定时代民众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民族特质和人情风貌都呈现出来，全景式地描绘出特定时代的历史画卷，这样方能构筑起小说强烈而厚重的历史纵深感 。这要求高建群要从整体上把握整个社会，并通过艺术手法使其表现出来 。王先霈在《论史诗性》中对史诗性作品的描写范围进行了概括：“史诗性作品广泛地描写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风俗等各个方面，涉及朝廷政府、市井商行、茶楼酒肆，书房绣阁等各种场合。”[15]144 在高建群作品中不仅可以感受毡房、骑射、草原古歌等哈萨克民族独特的草原游牧文化，还可以领略馕坑烤羊、手抓饭等维吾尔族特色饮食文化，使人强烈感受到生活的广阔、丰富和复杂 。宗教与民间传说等文化元素也渗透其中，清真寺高耸的圆顶塔楼，塔楼里低沉的唱经声，以及叶丽亚危急时刻“愿真主赐给他们勇气和力量”[5]338的祷告，都展示了伊斯兰教在哈萨克民族中特殊且神圣的地位，这不单代表一种宗教信仰，更是哈萨克民族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重要源泉 。“牛皮纸”、“头巾河”等民间传说的加入，犹如打开了通往中亚大地古老文化宝库的大门，使读者能够深入了解中亚地区的文化传统，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地域文化色彩。

高建群在《中亚往事》中对中亚异域文化进行了详尽的书写，不仅涉及自然景观、民俗风情，还包括底层民众生活方式，成功地凸显了其作品的史诗性追求。这些颇具特色的异域文化为小说营造了浓郁的文化氛围，使小说成为一部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反映中亚地区历史和文化的作品。

（二）多元民族文化的交融

在《中亚往事》中，高建群以多民族聚居的中亚大地为背景，书写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体现了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 。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作为文化内涵中最为突出的特征，为小说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力地凸显了小说的史诗性追求。

中亚地区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形成了众多不同民族文化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这一情形在《中亚往事》中屡见不鲜 。惠远城的一间小酒馆同时拥有伊斯兰风格的设计图案、印度风格的舞台设计以及俄罗斯风格的长条桌椅 。“舞台上是维吾尔族的杂耍艺人和阿拉伯风情的肚皮舞舞女，舞台下喝酒的有印度人和俄国人……那个时期的中亚西亚地面，像一口沸腾的大锅。各色人等，蜂拥而至；各种文化，也在这里汇聚。”[5]30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强调“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16]8地域性对人个性的形成和塑造是至关重要的，它几乎是一种源头般的力量，一个人的一生都与地域带给他的印记密不可分。个体之间会因生活地域的不同而产生诸多不同的生活和行为习惯，而当个体跨越地域的边界，踏入新的文化土壤，生活地域的转换使其身上渐渐印上多元文化的烙印，成为不同地域文化共同影响下的结合体。马镰刀本是苏州城的富贵公子，但留居中亚后，他的性格、行为、价值观受到多种民族文化的影响。他从哈萨克族的朋友那里学到了坚韧的性格和精湛的骑射本领，他的饮食习惯也杂揉了不同民族的风格，无论维吾尔族的烤馕、拉条子还是哈萨克民族的草原特色酥油、奶疙瘩，他都钟爱有加。马明轩身上具有多元文化的烙印，这使得他不再是单一民族文化背景下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特殊魅力、能够代表中亚地区文化融合的典型人物。他的爱人叶丽亚本是一位汉族姑娘，但自幼长于草原的她一身哈萨克族的穿着打扮，并拥有高超的骑术，她身上兼具维吾尔族女性美丽与温柔的特性与哈萨克族女性勇敢和果断的特质，也是一个受多元文化熏陶而成的女性形象。马明轩手下的众多士兵也都来自五湖四海，拥有不同的民族信仰，但他们都具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捍卫国土、守卫边疆的爱国主义精神，共同在卡伦戍守边疆。中俄戍边士兵可以共同在界河旁的胡杨树下载歌载舞，分享彼此的烟草和食物，神医薛草药还用中医的针灸为俄国边防站长道伯雷尼亚治疗腿疾，让外国人领略了中国医术文化的博大精深。各式各样的民族文化有条不紊地汇聚一起，使作品具有了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高建群在《中亚往事》中通过展示特色异域文化与描绘多元文化交融，全面地展示了中亚大地的文化内涵，有力地彰显了其史诗性追求。同时，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使得小说成为中亚地区人民生活习惯、民族风俗以及人情风貌的生动写照，使人不仅领略了中亚地区的异域魅力以及多元民族文化共生的和谐场面，还深 刻感受到文化这一元素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历程中的强大凝聚力和创造力。

《中亚往事》不仅是一部全面展现中亚大地历史与现实的文学作品，更是一部歌颂民族英雄的悲情史诗。正如高建群在开篇中提到的：“这部作品是唱给中亚大地的赞美诗，献给我曾经生活过的磅礴大地，以及大地之上那些勇敢的人们！”[5]1 作品里深厚的历史内蕴和深邃的思考体现了高建群史诗品格的艺术追求，他将恢弘的结构、多重的视角、复杂的人物群像以及对时代发展演变的思索和价值观的树立，注入到小说的“史”与“思”中，使《中亚往事》既有深广之史的纵深，又有深邃之思的内涵，还有深厚之诗的追求，从而构成完整的史诗性小说。同时，高建群还在作品中融入了他对丝路、对西部、对中国的独到理解与感受，不仅回顾了中亚大地的过往岁月，还探讨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冲突，以及这些历史争端事件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启示广大读者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当今社会，要充分尊重和理解不同的文明形态，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建群以其卓越的思想智慧与当代意识显著提升了这部史诗性作品的时代价值。高建群也凭借其细腻的人物刻画、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宏大的文化视野，展现了这部作品的史诗魅力以及其秉持史诗性创作追求的前瞻性与深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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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虎：献给大地与英雄的壮美史诗 | 评长篇小说《中亚往事》

献给大地与英雄的壮美史诗

——评长篇小说《中亚往事》

文/王俊虎

王俊虎

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延安大学社科处处长

《中亚往事》是著名作家高建群最新出版的一部长篇力作，作者在卷首有一句话“献给我曾经生活过的磅礴大地，以及大地之上那些勇敢的人们！”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大地”“英雄”，注意这里是“大地”而不是土地，如果是土地，我感觉更多的是指向乡土以及乡土文学，大地就包括乡土而不限于此，大地的视野与格局显然更为开阔，指向更为辽远。所以就有了我今天的发言题目“献给大地与英雄的壮美史诗”。高建群先生以自身真实的新疆边境军旅生活和丝绸之路万里行的亲身经历为背景，讲述了爱国英雄马镰刀守土戍边的传奇一生，展现了中亚大地的辽阔以及丝绸之路的壮美，体现了中国西北边疆以及中亚大地独特的生态美景以及人文风情，以英雄史诗的（自我）主情主义叙事手法，抒发了作者深厚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情怀。

一、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高建群在《中亚往事》中以辽阔的中亚大地为切口，完整呈现且深刻剖析这一伙以草原王马镰刀为首的草原悍匪如何通过招抚成为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的全过程，展示了他们为守护国家利益牺牲一切的一腔报国热血，着力为守土戍边的英雄人物高歌礼赞。其中，高建群着重刻画了马镰刀这一传奇英雄形象。马镰刀起初是随父经商的丝路骆驼客，在被仇家逼上绝路后落草为寇，成为威震四方的悍匪“草原王”，最终在家国情怀的指引下接受招抚，成为北湾卡伦的戍边站长，在守卫边境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结束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马镰刀在兵荒马乱的时代中结束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将他的生命定格为中俄边境上的一座墓碑，他内心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感情使他完成了最终的身份转变，成为了令父亲骄傲的民族英雄。虽然马镰刀与他手下的众多士兵来自五湖四海，拥有不同的民族信仰，但他们都具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捍卫国土、守卫边疆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使得他们在面对沙俄士兵越过界线进行侵略时都展现出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誓与中国国土共存亡，用生命捍卫了民族尊严。高建群以史诗笔法塑造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群象，升华了小说的主题思想，因而全书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二、生态美景与人文风情完美交融

作为一部积淀四十年之久的匠心之作，《中亚往事》不单单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首唱给中亚大地的赞美诗。小说中渗透的地理人文知识之丰富、之深刻、之精准在其他文学作品中很难见到，例如本书开篇的“引子”，谈及造山运动、大陆板块漂移、河流湖泊的形成等等。读者在作品中，跟随主人公马镰刀的人生轨迹，从苏州出发，经丝绸之路新北线前往辽阔的中俄边境，可以领略中国西北边疆以及中亚独特的生态美景以及人文风情。高建群在作品中全面地呈现了中亚地区的秀丽景观，无论是浩瀚无垠的哈萨克草原，还是寸草不生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奔腾不息的额尔齐斯河，这些自然风光都经过高建群的细腻刻画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心驰神往，如临其境。同时，人文风情的描绘也是这部作品的一大亮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在《中亚往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毡房、草原古歌等哈萨克民族独特的草原游牧文化，还可以看到馕坑烤羊、手抓饭等维吾尔族特色饮食文化。作品中的一间小酒馆同时拥有伊斯兰风格的设计图案、印度风格的舞台设计以及阿拉伯风情的肚皮舞舞女。中俄戍边士兵可以共同在界河旁的胡杨树下载歌载舞，分享彼此的烟草和食物，神医薛草药还用中医的针灸为道伯雷尼亚站长治疗腿疾，让外国人领略了中国医术文化的博大精深。在高建群的笔下，各式各样的民族文化有条不紊地汇聚一起，使作品具有了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增强了作品的异域风情色彩。

三、宏大的叙事结构与浪漫的（自我）主情主义手法

在《中亚往事》中，高建群以历时性的时间轨迹和广阔的空间叙事共同构建了宏大的故事框架，讲述了饱经战乱纠纷的中亚大地从古至今的历史变迁，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中亚史诗。高建群笔下的叙事结构是宏大的，这使得他的小说中包含了足够多的叙事元素，众多的人物与事件在他的作品中被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丰富而不冗杂，呈现出极强的史诗风格。高建群将英雄的个人命运轨迹与历史的发展进程结合在一起，使得这部作品不单单是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的简单再现，而是成为深刻反映中亚大地宏大历史和英雄悲欢的史诗。除此之外，高建群还采用了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叙事手法，通过插叙中亚诸多国家的战乱兴衰史，增加了作品的文化深度的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中亚地区悠久历史的窗口。高建群也在作品中加入了他自身的新疆戍边经历，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穿插了自己与白房子的诸多故事。整部作品从白房子开始，以白房子结束，使这段恢弘的中亚往事完美地形成了闭环。高建群在这部作品的写作方法上推陈出新，将浪漫主义的激情与现实主义的深刻融合在一起，塑造了马镰刀这一充满传奇色彩又不失真实感的人物，赞美了草原辽阔、沙漠浩瀚的中亚大地。

《中亚往事》融合了高建群对丝路、对西部、对中国的独到理解与感受，这部作品不仅回顾了中亚大地的过往岁月，还探讨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冲突，以及这些历史争端事件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启示广大读者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当今社会，要在保证国家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和理解不同的文明形态，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建群以其宏阔而深邃的眼光显著提升了这部作品的时代价值。

总而言之，《中亚往事》不仅是一部全面展现中亚大地历史与现实的文学作品，更是一部歌颂民族英雄的悲情史诗。正如高建群在开篇中提到的：这部作品是唱给中亚大地的赞美诗，献给我曾经生活过的磅礴大地，以及大地之上那些勇敢的人们！《中亚往事》凭借其细腻的人物刻画、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宏大的文化视野，必将成为中国文学宝库中又一颗璀璨的明珠。

2024.12.7

王俊虎、李明泽：论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中的命运意识

王俊虎 白翻琴：高建群与贾平凹文学创作中的女性观比较论 | 以《大平原》中的顾兰子与《山本》中的陆菊人为例

高建群与贾平凹文学创作中的女性观比较论

——以《大平原》中的顾兰子与《山本》中的陆菊人为例

文/王俊虎 白翻琴

摘要：与贾平凹在其作品中着意塑造需要仰视的“女神”形象相比较，高建群笔下的女性更多的是质朴淳厚的原生态女性形象；贾平凹笔下频频出现内心充溢着传统儒教思想的女性形象，高建群笔下的女性则更趋向于追求真实本质的自我镜像。从地域文化、成长道路、文学熏陶等方面可对两位作家不同女性观以及女性形象塑造成因进行探析。女性人物形象塑造寄托着两位作家探求女性生存与发展之路，即女性该以怎样的姿态来平衡自我与家庭、自我与社会、自我与时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良苦用心。

关键词：顾兰子；陆菊人；高建群；贾平凹；女性观

《大平原》是高建群长篇小说中为数不多的以渭河平原作为创作背景的一部家族叙事史，与他的代表性作品《最后一个匈奴》相比较，目前评论界对《大平原》的关注相对较少，而对作品中人物形象进行专门分析的更是少之又少。该书的责编韩敬群先生说《大平原》“也许是显示中国文学有可能达到的一个高度的作品”，高建群本人在谈到《大平原》时说：“《白房子》是我献给新疆的作品，《最后一个匈奴》是写给陕北高原的作品，但是一直没有一部作品写给生我养我的故乡——渭河平原，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作品。”[1]可见，《大平原》不论在文学史上还是作家的创作历程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山本》是贾平凹2018 年新出的一部长篇小说，可以说它既是一部关于山川人事记载的秦岭志，也是作者自认为进入60多岁之后的一部关于人生阅历的感悟史，如他在访谈中所说：“年轻时阅读，好技巧，好那些精美的句子，年纪大了，阅读看作品的格局和识见。现在人阅读习惯于看作品讲了个什么故事，揭露了什么，宣传了什么主义，或者有趣不有趣，其实人类最初谈小说，就是为了自己怎么活人，里面有多少值得学习的生活智慧。《山本》是我60多岁后的作品，我除了要讲一个完整有趣的故事，就是一有机会就写进我60多年的生命经历中所感知和领会的一些东西。”[2]104

作为陕籍作家，20世纪90年代又同为陕军东征“三驾马车”的两位主将，贾平凹与高建群自然有许多可比较之处。以往研究中，谈到两位作家在创作方面的差异时，多从地域角度入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这个角度来讲，以区域划分来比较两位作家的创作异同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人性角度讲，却不尽然。如果说作品乃至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作家主观意识一定透射的话，那么不论对作品还是对其人物形象的分析，将其间的差异仅仅归结为地域因素，则显得过于偏颇。基于此，本文对书中两位女主人公的形象对比分析后，试图从地域文化、生活经历、文学熏陶等方面来探讨两位作家不同女性观的形成原因。高建群在《大平原》中所塑造的顾兰子形象与贾平凹在《山本》中所塑造的陆菊人形象，二者身上有着很多相似而又对立的方面，通过对比这一组复杂形象，我们可以窥见两位作家在创作上不同女性观，由作品走近两位作家，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们在创作理念等方面的差异。

一、顾兰子与陆菊人人物形象比较

从以下三方面来说明顾兰子与陆菊人可以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的原因，也即两者的相似性。首先，作为的女主人公——顾兰子与陆菊人，其形象均被作者寄予了期许与厚望，是作者情感的旨归所在。

高建群在《大平原》的题记中写道：“谨以此献给我的从黄河花园口决口中逃难出来的母亲。”书中的女主人公顾兰子正是以母亲为原型塑造的，其尊崇之意不言而喻。而在贾平凹的《山本》中，书中反复提到庙里的地藏菩萨，很多学者将书中的女主人公陆菊人解读为地藏菩萨的化身，作者也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陆菊人的赞许之意。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书中被寄托了作者情感的两个人物的对比，从某种程度上是对两位作家情感态度进行对比的一个小切口，这是将二者形象进行对比的初衷。其次，两位女主人公在角色设置上的相似性：先从姓名来看，两位女主人公的名字中分别含有“兰”“菊”二字，笔者认为对于这样的命名，作者是有意的。“兰”“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深有寓意，除了表示共同的清高品德外，兰有“蕙质兰心”之美好，而“菊”有“寒花开已尽，菊蕊独盈枝”的傲骨，这样的品性对应到两位女主人公身上是恰当的；再次从身份来看，两位女主人公均有过做“童养媳”的经历，因此，客观方面造成两者在其行为举止或性格特征方面有相似之处，便有了对比的可能。最后，两位女主人公的角色都属于“成长”型，即不论外在性格还是内在思想，她们都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而与这一过程相伴的亦是两位作者创作心路的变化过程，对这一动态过程进行详细分析，能更好地从纵深层次上把握作家情感态度、创作理念的不同，这是进行对比的着眼点。

对陆菊人与顾兰子身上的不同点进行对比分析，围绕性格特征、成长道路、命运结局三方面的差异来展开。

首先，两人性格特征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如前文所说，因为两人都有“童养媳”这一身份，所以性格中不可避免地会沾染上由这一身份带来的一些共性特征，诸如初到婆家时的胆法、谨小慎微、时时的察言观色等，但此处笔者想要说明的是在这一共性之外两位女性身上所体现出的“个性”。

顾兰子性格懦弱，与人相处时唯唯诺诺，自称一辈子只会“做饭”一件事，表面看是个只会默默承受命运安排的“逆来顺受者”；陆菊人则事事精明，既上得厅堂，又下得厨房，即使遭遇生命的重创也是个能坚强承受命运安排的强者。表面对比的背后，又形成迥然相异的另一种对比，前者在生命的重要转折点时，所爆发出的强悍与表面的弱者姿态形成鲜明对照，诸如在与景一虹和高二的三角恋中，目不识丁的她却表现出惊人的智慧与勇气，以至于很多年后，连作者也不禁感慨“细心的黑建注意到了，顾兰子在说这句话时，嘴角上隐约地浮现出一丝笑意。这笑意让黑建打了个冷颤”“那阿姨始终没有回头。”“黑建扶着的手，感觉到她全身在颤抖。黑建在那一刻，心里想：也许他此刻扶着的这个人，才是最大的弱者”。[3]309

很显然，作者在这里借用黑建前后态度的一个变化，来定义何为真正的强者与弱者。反过来看陆菊人似乎很强势，而作者也在不断强化她这些“强势的假象”，让她成为风光一时的“茶统领”，让她身边的男性都折服于她，对她言听计从。但对待感情，她却唯唯诺诺，缺少顾兰子身上的那份决然与勇气，以至于将原本与她惺惺相惜的井宗秀越推越远，她也极其矛盾地将另外一个女人塞给井宗秀。在此处，我们与其将之归结为陆菊人在感情方面的迟钝与胆怯，倒不如说她是被“弱势化”，被作者定格在这样一个“情非得已”的场域中，这其间便可窥见贾平凹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矛盾复杂的心境了，即按照正常的逻辑和人性，有智慧有谋略的陆菊人在丈夫死后，本可以顺利地与同样丧偶的井宗秀成为名正言顺的夫妻，但碍于纲常伦理和世俗对“地藏菩萨”形象的评判，陆菊人与井宗秀的关系只能止于“发乎情，止乎礼”的精神层面，非如此，她整个形象的建构便会塌陷，而顾兰子看似带有几分狡黠的形象刻画倒使人物显得更加真实饱满。

其次，两人有着迥异的成长道路。两位女主人公在出场时都带有几分闹剧式的描写，顾兰子随着父母逃荒至高家渡的官道上，那一年她6岁，带着儿童式的顽皮，她不仅抢走了高二的馒头，在被高二追赶上时，还故意将馒头塞进牛粪里，塞进去之后，又用双脚踩着牛粪，跳了两跳，一部儿童恶作剧诞生，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她是为饥饿所迫，另一方面却也不难看出小顾兰子性格中的机智与顽劣。而小陆菊人在出场时也不同凡响，那一年她12岁，因无意偷听到两个赶龙脉人的对话，为了将“三分胭脂地”占为己有，第二天一大早赶在赶龙脉人到达之前，故意将象征着好风水的气泡戳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儿童时代的两人性格中都有一种“打破规则”的意识。而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包括她们共同经历的童养媳时期和为人妻母时期，两个人的性格或者说成长道路出现了偏转趋向。顾兰子在父母双双染病过世后，被高家收养，初到高家时，高发生老汉掐算一番后认为她属相凶险会妨碍高家，虽然后来被修改了年月，但顾兰子终归底气不足，再加上她上吊寻死却没能如愿反而闹了一场笑话后，她在高家更没有地位了，“她听见了这话，懂事地点点头，不过仍不敢用正眼看人。这天晚上，她平白无故地制造了这么一场事端，从此那目光就越发怯生了”。[3]63将她在高家的尴尬处境推向极点的是她与高二的婚姻，高二参加革命后，与没有文化知识的顾兰子之间本来就有了差距，加上又遇到与他有共同语言的景一虹，顾兰子与高二的婚姻岌岌可危，后来在顾兰子的尽力争取与高发生老汉的威逼胁迫下，两人的婚姻虽然保住了，但顾兰子在高二的眼里一辈子都是没有地位的。

与她相反，陆菊人在嫁到涡镇后，由杨家的童养媳逐渐成为一家之主，在与井宗秀相伴相知的共同成长中，她被尊为“夫人”，有了显赫一时的“茶统领”身份，与这一身份相伴随的是她心灵所经历的一场大洗礼：儿子剩剩摔断腿成了残疾，丈夫与公公在意外中去世，精神知己井宗秀也在事业到达顶峰之时遭仇家暗害，亲人知己的相继离去，于陆菊人而言，是生命的重创，更是一次次心灵的大嬗变，在井宗秀中弹身亡后，“陆菊人站在井宗秀尸体前看了许久，眼泪流下来，但没有哭出声，然后用手在抹井宗秀的眼皮，喃喃道：事情就这样了宗秀，你合上眼吧，你们男人我不懂，或许是我害了你。现在都结束了，你合上眼安安然然去吧”。[4]506笔者认为此处，与其说她是在向井宗秀作告别，倒不如说她是在向过去的自己，向世俗的烦琐作告别，她“地藏菩萨”的形象也在这一刻真正得以升华。由此可见，两位女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顾兰子的形象被不断的“矮化”和“现实化”，却也具有了接地气的人间烟火味，而陆菊人的形象则不断地被“拔高”和“理想化”，以至于让人觉得她就是庙里的“地藏菩萨”。

最后，两人命运结局不同。从表面看，两位女主人公都历经人生苦难，在身边的亲人们相继离去后，她们都以“长寿者”的姿态活了下来，但活下来之后怎么办？或者说两人最后面对人生的心境与态度有何不同？我想这是需要追问的。这点可以从高建群与贾平凹对各自女主人公苦难命运的描写态度上来透视。顾兰子与陆菊人的苦难均集中于世事无常中亲人们的相继离世与各自爱而不得的爱情悲剧，但经两位作家各自处理后，带给读者的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前者的苦难实实在在，让人感同身受，但后者作者似乎故意对其经历的苦难进行了搁置、转移、虚化，呈现给我们的反而是历经苦难折磨之后女主人公的奋发向上史，而非现实苦难本身的呈现。

顾兰子从黄河花园口决口中逃难出来，随父母逃至黄龙山，没有过几天安稳日子，家人们就相继染瘟疫死去，小小年纪的她承受了丧失亲人的痛苦，这是其苦难之一。来到高家之后，在与高二的不幸婚姻中，她从始至终都是一个卑微的付出者、承受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捆绑了高二一辈子，也酿成了她一生的悲剧。所以在高二去世后，这样描写：“而顾兰子，这时候一个人坐在炕头，大放悲声：‘老高呀，你把我整整扣了一辈子，害了一辈子，今天，终于解脱了。’”[3]304读到此处，不止读者，我想可能就连顾兰子本人也分不清楚，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感？放松、解脱抑或是一种胜利的宣告，这是其苦难之二。而关于陆菊人的苦难，贾平凹并没有花太多的笔墨去描写，尽管她也接二连三地遭受失去至亲的伤痛，但作者只是轻描淡写地谈起或略过不写，反而将陆菊人经历一次次打击之后的成长史详细地展现开来，如略去杨钟去世之后陆菊人的伤痛描写，详写她如何深明大义地拒绝来自杨钟生前好友救济的粮食，略去她的孤苦无依，详写她为了完成丈夫与公公未完成的使命(杨钟与杨掌柜都是在帮助井宗秀的半路上意外丧命的)如何尽心尽力地帮助井宗秀经营茶铺、抚慰人心等。笔者认为，此处越是故意淡化陆菊人的苦难、越是渲染陆菊人的能干，越能凸显出命运对陆菊人的残忍和陆菊人的坚强，最后“三分胭脂地”的梦境被城毁人灭这一现实打破后，她跑向陈先生的安仁堂暗示着她对生命真谛的参悟，她将以通透的态度来面对命运的安排。

二、人物形象塑造映射出的不同女性观及其成因

通过前一部分对两位女主人公形象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窥见两位男性作家在创作中不同女性观的显现，本文主要从呈现方式、外貌特征和性格特征三方面做以总结：首先贾平凹在塑造陆菊人形象时，在很大程度上对她的形象进行了虚化和美化，或者说过多地将自己的理想熔铸于女主人公身上，使得陆菊人形象有“拔高化”和“理想化”的倾向，而顾兰子形象则显得平实、接地气，她的言行举止包括前后期性格的变化都更给人以真实感；其次，两者性格方面，通过上文我们可以知道，占据陆菊人性格内核的仍是传统儒教观的因子，具体体现为她既有敢拼敢斗的进取精神，又有“尽人事听天命”的豁达心胸,而顾兰子性格中除却在危急时刻所爆发出的争取意识外，总体上保守、务实、忍耐的因子居多；最后是上文未直接进行比较，却贯穿在人物塑造全程的一点，即对两位女主人公形象塑造时，两位作家对女性外貌特征的不同描写，关于陆菊人形象，贾平凹赋予了她姣好的外貌、端庄的气质以及越来越别致的着装，书中多次写到她见到井宗秀时有意无意地做出整理头发、衣服等细节,还通过旁人的眼神和赞叹来表达对陆菊人仪态的欣赏。与贾平凹偏重于对陆菊人外貌进行描述与评价不同，高建群笔下的顾兰子形象的建构是由她“只会做饭”这一件事来完成的，且高建群还多次借顾兰子之口强调“我一生只会做饭一件事”。“民以食为天”，尤其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只会做饭”显得多么重要，其实此处也可以看出高建群对顾兰子这类勤劳朴实的女性的称赞。

对两位男性作家在人物塑造时所呈现出的女性观进行简单梳理后，新的问题产生，即同为陕籍且年龄相仿的男性作家，为何会形成不同的女性观？下面尝试着从地域文化、生活经历、文学熏陶等三方面来对两位作家不同女性观的成因做以探讨。

首先是地域文化的因素。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我们自己虽说是已经多少在现代都市里住过一时了，但是一不留心，乡土社会里养成的习惯还是支配着我们。”[5]15“对于作家而言,不同的生长环境会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产生不同的影响，诸如对某一类文学题材的偏爱，作品中频繁出现的一些方言俗语、文学意象等，但更多时候，地域文化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作用于长期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们，诸如对他们思想观念、写作习惯等的支配。

贾平凹作为一个地道的陕南人，青少年时期生长于此，后又长期定居关中一带，不论陕南还是关中，历史上长期以来都将它们纳入文化、政治的版图加以规制，传统儒教中“正中典雅、温柔敦厚”的风格自然深入贾平凹的思想，所以我们看到他笔下的女性形象，“菩萨型”一类自然不必多说，《满月儿》中的满儿、月儿，《浮躁》中的小水，《天狗》中的师娘，无一不是典型代表，就连他笔下的“妖娆型”女性，如《浮躁》中的英英，尽管她的性格中张扬着自我的成分。但在后期，贾平凹还是竭力勾勒她作为“地母”的形象，由女性形象的塑造，我们不难看出贾平凹创作中地域文化观的显现，即对女性品格与性格的强调。高建群虽然籍贯关中，但由于从小生长于陕北，后又在此工作30多年，所以我们可以将他归为陕北作家。提到陕北，最著名的莫过于清朝光绪年翰林院大学士王培棻在此地考察后所写《七笔勾》，在谈到陕北的人文景观时，他写道：“塞外荒丘，土鞑回番族类稠，形容如猪狗，性心似马牛，嘻嘻推个球，哈哈拍会手，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因此上把礼义廉耻一笔勾。”此处作者对陕北的描写虽不免有过于鄙夷之嫌，却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陕北的实情：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接壤，长期以来，深受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疏远于正统儒家学说，加上又处偏远苦寒之地，因此，陕北人便有了浪漫叛逆、打破常规、勤劳坚韧的性格特征。基于此，高建群被称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最后的骑士”，他笔下呈现出的女性形象也充满了陕北文化气息，诸如《最后一个匈奴》中杨蛾子对一场形式婚姻中的苦守，杨干妈的勤快，荞麦的憨厚与朴实，黑白氏的大胆，集中在顾兰子身上，则具体化为她不仅具有超强的忍耐力，还具有惊人的决断力与爆发力。

其次是两位作家的生活经历。17 世纪法国哲学家普兰·德·拉巴尔曾说：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这句话被波伏娃引用，作为她著名的《第二性》的开篇话语，即暗含了作家不同女性观对其笔下女性形象的决定作用。

众所周知，童孩时期的经历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作家各人的婚恋经历亦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作家对该类事物的看法，因此，在这里主要分幼少年时期的成长和成年后的婚恋两个阶段来分别论述。上文在分析陆菊人形象时，我们提到贾平凹对陆菊人形象的塑造，有“理想化”和“拔高化”的趋向。

笔者认为贾平凹之所以在陆菊人身上寄予如此厚望，或者说之所以要塑造如此完美化、理想化的女性形象：一方面可能出于对其早年时期缺失的一种情感的补偿，他自称幼年时，体质孱弱加上身材矮小，内心的自卑使他与同龄人越来越疏远，加上做工时又长期厮混于女人堆，使他对那些粗鄙笨拙、言行恶劣的农村妇女早生嫌恶之心，所以在贾平凹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对美好女性的幻想，而创作正是其情感宣泄的主要途径；反观高建群的童年，在他记忆深处，童年时期最温馨最难忘的场景要数他祖母带给他的了。祖母勤快、慈祥、温暖，在那个食不果腹的饥饿年代，祖母总是将好吃的留给他，他受到委屈时，他的祖母总是护着他。后来，母亲又来到他的身边照顾他，他也常常提到母亲为他下的一碗面条。祖母与母亲都没有多少文化，却总用她们的智慧将家庭经营得圆满和谐，可以说，在高建群的记忆中，女性带给他的都是温暖感动，所以在他内心深处，对农村这样一类勤恳朴实的女性是充满敬意的。而两人成年后，在各自的婚恋家庭中，与妻子的相伴相知，使贾平凹与高建群对女性又有了新认识。

贾平凹对女性更深刻的认识可能正来源于他与前妻那段失败的婚姻，他多次借陆菊人之口来谈论两性间的相处之道，谈到女性该以怎样的姿态来面对婚姻、丈夫，如陆菊人告诉花生：“他在外边少不了有烦心的事，受气或者委屈，回来要给你说，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是错的，你也要给他宽慰，不能指责他，一定要待事情安然过去了你再说他的不对。”“女人不能使强用狠，你把你不当女人看待，丈夫也就不会心疼你。”[4]327而与现任妻子的相识相知，使他感受到来自女性的温暖与能量，陆菊人不仅是杨钟的贤内助，更是知己井宗秀事业上的好帮手，她使杨钟迷途知返，避免走上邪恶之路，在她的鼓励下，井宗秀一步步走上事业巅峰，可以说陆菊人如此完美形象的塑造灵感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贾平凹的现任妻子，来自于现任妻子对他生活的照料，事业上的扶持。而高建群也在多个场合表达了他对妻子的感恩，感谢妻子在他内心最荒凉、最无助的时刻带给他的支持与感动。可以说两位作家在妻子真挚的情感、无私的付出中，内心都曾有过被救赎的感觉，所以他们笔下的女性往往又都具有内心坚强、成为引领男性前进的“救赎者”这一特性。

最后从二人接受不同文化熏陶这一角度来论述。我们知道，作家的成长离不开特定文化的滋养，或是来自文学前辈的扶植、或是受到作家作品的影响，高建群与贾平凹的文学成长，同样离不开这些因素。贾平凹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已成为评论界的普遍共识，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如语言风格、情节模式等方面时常显露出古典小说的印记，而且还体现在他的思想观念等方面，诸如对女性的看法。

贾平凹在塑造女性形象时，特别偏重于对其优美仪态的描写，伴随着陆菊人成长的，不仅有她能力的提升、身份的转变，还有她的越来越富贵的仪态和精心的着装打扮。这一点，贾平凹在《关于女人》一文中说道：“如果作理性的分析，一个女人，既然是仅属于女性的人，其形象的美与丑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实际情况是，每一个男人，包括最理性者，见到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漂亮的女人，没有不产生异样感觉的。”[6]112“男人们观念里，女人到世上来就是贡献美的”；而女人则应当贡献与保持“美”，而使男人有“新鲜感”，从而让“美”“长长久久”地“产生效力”。[6]112这段话经常被学者引用，作为批判贾平凹独断、粗暴的女性观的证据。笔者认为此处虽说不过是贾平凹借此写出的多数男性真实的想法，却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他潜意识中对这种观念的认同与接受。

辽宁师范大学的王琳在《女性崇拜掩盖下的男性中心主义——论贾平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论文，即从传统文化心理角度对其女性观的成因进行了翔实的论证：“作为一个文学家，应该说是古典散文和古代文言白话小说给了他最直接的文学营养，他深通汤显祖《牡丹亭》、李渔《闲情偶寄》、沈复《浮生六记》、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蒲松龄《聊斋志异》以及曹雪芹《红楼梦》的神韵，这些作品都善写女人之美，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了他的女性观。”[7]33笔者认为该论文的突出之处在于对贾平凹的女性观成因探讨时，作者没有浅层次地停留在古典作家作品对贾平凹创作的影响上，而是深入到心理层次，并借用相关理论对贾平凹传统士大夫式的女性观的形成进行了较深入的挖掘。

提到高建群，学者经常将他与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放在一起比较，韦建国等人就写过相关论文，对两者的女性崇拜情结进行了详细的对比，认为：“高建群受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的影响，在创作中欣赏、赞美甚至神化女性，塑造了众多优美的女性形象，表现出了与艾特玛托夫相似的女性崇拜情结。”[8]74但我们可以发现，与贾平凹有意无意地美化女性外形相比较，高建群在美化女性形象时更侧重于她们的内在本质，如他笔下《大顺店》中菌香，打动大家的恰恰是她的善良、仗义及爱国的热忱，《最后一个匈奴》中的黑白氏，除了她姣好的面容与迷人的风姿，让人印象深刻的更是她的豪气仗义与重情重义，不能不说这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艾特玛托夫的影响。

艾特玛托夫作为一位双语作家，自幼深受俄罗斯古典文化和吉尔吉斯民族两种文化的影响，在俄罗斯的文化传统中，女性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所以在艾特玛托夫身上有着浓厚的圣母崇拜情结，所以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就往往带有“圣母”光环：博爱、包容、慈善等。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深受艾特玛托夫影响的高建群为何会侧重塑造具有内在本质美的女性。

三、结语

上文以顾兰子和陆菊人的形象分析为例，通过对比两人性格特征、成长道路、命运结局等三方面的差异，探讨了高建群与贾平凹在创作中不同的女性观，即与贾平凹着意于建构神仙气的“女神”形象相比较，高建群笔下的女性更为朴实、接地气，与贾平凹过多的“虚化”“美化”女性形象相比较，高建群更愿意勾勒真实原态的女性形象，与贾平凹笔下频频出现的内心充溢着传统儒教因子的女性形象相比较，高建群笔下的女性更趋向于追求真实本质的自我。

笔者在对两位作家不同女性观的显现进行对比后，从地域文化、成长道路、文学熏陶等三方面对其各自的成因进行了阐释。之所以对两位作家不同的女性观进行对比分析，是为当下的女性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找寻出路，即女性该以怎样的姿态来平衡自我与家庭、自我与社会、自我与时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笔者认为，对于女性出路问题的探索，“娜拉走后怎样”这类问题不会是过去式，也暂时不会终结。

随着社会的发展，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但不断地寻求发展与突破却是每代人都在努力追求的。身处当下这样一个极速发展的时代，摆在女性面前的是“娜拉走后怎样”具体化为“娜拉走向社会后怎样”的新问题。职场的竞争与压力、性别属性带来的系列劣势、社会机制的不完善、传统家庭角色与观念的束缚……无一不是当下走向社会、走向职场后的“娜拉们”所面临的新困境。女性该如何完善自身，如何将自身的发展与传统家庭、与社会的需求结合起来，除却女性自身的努力外，社会、时代可能还都需要提供更多的助力。

参考文献

[1] 高建群，希望500年后还有人记得我！[N].杭州日报，2010-09-08(7).

[2] 贾平凹，王雪瑛.声音在崖上撞响才回荡于峡谷：关于长篇小说《山本》的对话[J].当代作家评论，2018(4)：103-107.

[3] 高建群.大平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4] 贾平凹.山本[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

[5]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

[6] 贾平凹.关于女人[M]//贾平凹散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原载于《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