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而忧郁的民族历史文化叩问者
文/吴妍妍
高建群是一个地理意识较强的作家。他曾提出“作家地理”概念，自觉建立文学创作与地理的密切关系。他说自己有三个精神家园——渭河平原、阿勒泰草原与陕北高原；文学生命定格于三条河流——渭河、额尔齐斯河和延河。这些原与河彼此纠缠又独具个性，丰富了他对文化地理的复杂思考，并孕育了他的三类小说——平原小说、边地小说与陕北小说。这些小说相互关联，亦彼此有别，共同建构了他独特的文学版图。
阿勒泰草原是高建群文学探索的起点，承载了他对个人军旅岁月的无限依恋，以及对草原历史文化的自我体验与丰富想象。对一个情感敏锐细腻的年轻边防战士而言，紧张而枯燥的戍守生活无疑是痛苦的，无所寄托的精神情感似乎唯有通过对异域的想象来填补，浪漫而略显忧郁的英雄传奇由此诞生。小说处女作《遥远的白房子》于1987年在《中国作家》发表，引发多位评论家关注。这是一曲英雄史诗，作品用白房子勾连边境的当下与历史，将今天的边防战士与历史传奇人物马镰刀联系起来，增强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厚重感。白房子作为圣洁的象征，净化了马镰刀与萨丽哈（耶利亚）超越禁忌的跨族之爱，以及与沙俄老兵道伯雷亚间的跨国之情。小说思考民族融合史与边境交往史，张扬超越民族、种族、国别的人类之情，跨族书写使高建群的创作具有较高的辨识度。
不久，他将目光投向陕北高原，这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会之地，高建群于此地生活多年，有着特殊的情感记忆，他选择了从当下向历史回溯，于这块“不安生的土地”上寻找游牧民族铁蹄踏过的痕迹。最早发表的是《骑驴婆姨赶驴汉》，祖先李闯王面对阶级的不平等选择征服世界，身为游牧民族后裔的农民李纪元因被城市女人麦凤凰羞辱抑郁而终。强悍、豪爽等游牧文化性格在李纪元身上已经消失，但拒绝麦凤凰何尝不是他最后的倔强？这种反抗意识在《老兵的母亲》中得以强化。小说书写陕北早期革命史，史铁柱在史家畔组建“皮袄队”奔赴革命战场，尽管他们并不真正了解革命的真谛，但投入瓦窑堡战役的决绝俨然他们的祖辈骑马征服世界。小说触及一个深刻的问题：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史上，陕北何以能完成决定性的一步。《最后一个匈奴》尝试给出答案。小说开篇通过汉族姑娘与匈奴小伙的爱情故事，为残酷战争下的民族融合史披上了温情的外衣，强化了小说的可读性，也解释了陕北的地域文化心理构成。游牧民族的基因使这里的人桀骜不驯且雄心勃勃，这块“积蓄了几千年力量的土地”涌动着不安与反抗，革命之火在此点燃。这块土地“斑斓的历史和大文化现象”也点燃了高建群的创作热情，使他不断追问“这个民族的发生之谜、生存之谜、存在之谜”。
在关注陕北文化的间隙，高建群将目光投向关中文化。故乡渭河平原作为记忆中家族史的源头，是他精神出走的此岸与漂泊灵魂的栖息地，童年记忆的温馨、乡村行将消失的忧伤在《车祸》《大平原》中得以呈现，这是高建群对个人家族史的短暂回眸，之后的《统万城》《我的黑走马》则将读者拉向游牧民族史的更深处。
纵观高建群的三类小说，不难看出，边地书写为他后续的创作提供了两条路径：一是从边防战士的成长史走向家族史，如《大平原》；一是从个人的视角探寻少数民族乃至民族融合史，如陕北系列小说。前者在记忆中打捞故事，后者从史料与传说中寻找素材。新时期以来，家族小说经历了四十余年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家族史创作经验，亦不乏巅峰之作，超越谈何容易。同样，跨族书写成为不容忽视的现象，如迟子建写东北鄂温克族，马原、范稳等写藏族，冉平、姜戎等写蒙古族，红柯、董立勃等写新疆少数民族，以建设兵团为主。总的来看，新疆阿勒泰边境、陕北游牧民族的书写经验较为缺乏，这为熟悉两地的高建群提供了创作空间。相较而言，因在民族融合史上的特殊地位，陕北高原有更多可说的“故事”，成为高建群文学的徜徉之地。
高建群是一个自觉的文化寻根者。面对陕北高原，他的眼光并未流连于自然风光、琐碎人生甚至时代脉搏上，而是转向陕北文化的独特性并溯本求源。高建群是陕北艺术的膜拜者，他在《陕北艺术散论》中详细介绍了“崇尚生殖崇拜和赞美生命”的剪纸和民间画；具有“强烈的表现欲望和剑拔弩张式的力量”的安塞腰鼓；用赤裸裸的语言和热烈的激情唱出来的民歌以及响遏行云的唢呐声等。他的许多小说中都穿插了民歌，亦塑造了多位先天具有超常艺术感悟力的陕北人。艺术是文化的重要载体，陕北艺术的独特性源于陕北文化中的游牧文化因子。
陕北文化是在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形成的。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与恶劣的草原生存环境使游牧民族崇尚生命、乐观豁达，渴望自由，又有征服世界的野心。在“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之地，这些游牧民族的后裔保留了较多的天性，形成独特的文化性格，如豪爽、剽悍、自命不凡、充满激情且不安于现状等。正如《最后一个匈奴》中所说：“他们固执。他们天真善良。他们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他们自命不凡以至目空天下。他们大约有些神经质。他们世世代代做着英雄梦想，并且用自身去创作传说。他们是斯巴达克斯与堂吉诃德性格的奇妙结合。”同时，农耕民族安土重迁的观念以及生存现状将他们束缚在土地上，当他们在眺望远方时，又不得不俯视脚下的土地。于是，他们一半的灵魂属于马背上的漂泊者，另一半灵魂属于黄土地上死死厮守着的农人，游牧文化哺育出永远在路上的精神漂泊者，农耕文化哺育出家园顽强的守护者。对远方的渴望与对家园的守护，两种灵魂彼此纠缠、牵扯，生活中便出现了现实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出现了安分守己的农民和不安分的叛逆者。
基于对民族融合下多元文化性格的理解，高建群在作品中塑造了具有豪侠之气的理想主义者，如《最后一个匈奴》中的杨作新，《遥远的白房子》中的马镰刀，《六六镇》中的张家山；也塑造了随遇而安、生性温顺的庄稼人，如《最后一个匈奴》中的杨贵儿。女性人物中，既有泼辣风流的“浪女”，如《遥远的白房子》中的萨丽哈（耶利亚）、《大顺店》中的大顺店、《最后一个匈奴》中的黑白氏，她们自觉彰显爱情与欲望，是自由生命的象征；也有极富奉献精神的“圣女”，如《老兵的母亲》中的母亲、《最后一个匈奴》中的杨蛾子、《雕塑》中的兰贞子，她们理性克制，对亲情、爱情甚至革命忠贞不渝。同一性别下不同性格代表不同文化心理，在远行与驻足的矛盾纠缠下，人物既难以苟同现实，也无法抽身而去，理想主义者被现实羁绊是高建群小说中悲剧人物形成的关键。文化融合的思考带给高建群小说两种美感形态：一是随英雄情结与奉献精神而来的崇高感，二是因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而造成的悲剧感。
高建群是一个情感细腻的倾诉型作家。他的创作生涯从诗歌起步，从创作实践来看，他首先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小说家。诗人通常具有敏感多情的特质，更易于捕捉被人忽视的细节，比常人多一份对世界、人生的独特感受与思考，并通过诗歌得以抒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高建群将诗歌“言志”“缘情”的特点借鉴于小说创作，强化抒情色彩，使其小说表现出主情主义倾向；他用文化史家的眼光打量世界，用诗人与哲学家的语言讲述故事，用底层的立场揣摩人物，形成了独特的高氏叙事法。
作为“行吟歌手”，高建群行走于陕北高原的沟沟壑壑，用悲悯与深情为陕北人民抚琴而歌，表达对陕北与陕北人的无限深情。在讲述过程中，高建群会根据情绪需要暂停故事，将叙述主体切换成抒情主体，插入一段与情节发展本身并无关联的文字，以宣泄情感、增强小说的感染力，甚至多个插叙彼此呼应，以强化思想情感。《最后一个匈奴》中在杨作新自杀后，小说有三处插叙，分别为杨作新自杀、杨作新被平反与为杨作新迁坟，表面上三段内容思维跳跃，介绍陕北的文化现象、领袖传说、作者创作动因、追问时间概念等，却有其统一的情感逻辑。陕北人对革命的奉献表现为男性的身体与女性的情感：才子杨作新从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成长为早期优秀的革命者，本应承担更多的革命重担，却因遭诬陷早亡；杨蛾子与在家养伤的士兵因爱结合，伤病员痊愈归队后再也没有回来，杨蛾子苦等无果。一个被污名，一个被遗弃，在错误的评判与未知的等待中饱含无尽的失望，写满了历史的沧桑，一切都在默默诉说陕北的奉献与委屈。杨岸乡为父申诉与杨蛾子寻夫可视为无名者在寻求话语主导者的客观评判，无论有无回应，都已刻下了深深的伤痕。英勇就义不仅有冲锋陷阵的方式，还有别种形态的存在，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革命史的组成部分。陕北独有的精神动力源于其地域文化中存留的游牧文化基因，当马背民族的后代逐渐适应了偏安一隅，当征服世界的野心被自卑内敛的克制所取代，这种文化基因已逐渐流失。因此，澎湃的诗情不过是表达对这片贫瘠、苦难、极富奉献精神的土地的怜悯与挚爱。
小说主事，诗歌主情，侧重点各有不同，诗人写小说难免借鉴诗歌的创作手法，既叙事又抒情。在高建群的小说中，表现为讲述历史故事，抒写底层情怀。在聚焦民族大融合或历史大命题的过程中，高建群习惯于选择小人物带有偶然性的故事，通过一个情感丰富且倾诉欲强的叙述者或隐含作者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最后一个匈奴》书写陕北革命史，为了说明这片土地的跨文化现象以及陕北人的性格特点，小说花了大段篇幅讲述了在一个汉族少女与一个匈奴士兵因跨族之情不被接受而即将被处死的关头，两人如何被一个偶然路过的接生婆所救，并由此“诞生”了生机勃勃的吴儿堡家族。对于小说而言，民族融合史的准确性本身并不重要，正如作品所说，研究是学者的事，作者更关心“人的命运”“人的心灵的编年史”。《一个梦的三种诠释方式》反思了社会动荡给人带来的历史之痛。陕北姑娘马延都的“红二代”母亲因政治身份被否定被迫与陕北农民丈夫离婚，最终母女失去联系，马延都被永远留在了陕北。特殊年代被否定的政治身份可以被平反，历史的车轮却不会为任何人倒退抑或停留，时间抚过伤痛，伤口终将结痂，从显赫阶层跌落的马延都如山丹丹花般顽强地生活在了陕北的土地上。在小说中，叙述者不禁为人类在苦难无望的岁月中的自我超越精神而感慨。《车祸》则借用蝴蝶效应分析了堂弟遭遇车祸的种种偶然因素，思考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问题。叙述者近乎饶舌，开篇花了大量篇幅解释蝴蝶效应，即彼此看似无关的事物会产生连锁反应，一件细微的事情会带来很大的后果。为了证实这一效应，叙述者讲述了一个自己经历过的恐怖故事，之后介绍了车祸故事发生的背景，终于转入正题，指出家族繁衍，堂弟的出生、文学梦、工作、爱情，小镇的路面，货车司机，堂弟的值班等这些偶然性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堂弟的必然死亡。大历史影响小人物，小人物改变大历史；必然性中包含偶然性，偶然性导致必然性。生命个体陷于大与小、必然与偶然等诸种力量的纠缠之中，无法预知未来，亦无法逃脱预设的结局，生命的无奈感与无助感由此凸显。
高建群是“浪漫骑士”、“行吟诗人”、作家，也是边防战士、文化寻根者、陕北外来者，多重身份预示他的多维文化背景与多种视角，因此，他才可能跨越疆域，站在长城内外思考历史文化。他关注民族文化大融合、历史大发展，以及为历史所裹挟的普通大众，从中生发出大悲悯、大情怀。他的诗情跳跃，思绪延绵，情节线时常被情感线干扰，相较而言，中短篇小说因篇幅短小、结构紧凑，更适合这种写作风格，因此也更显其创作魅力。或许，这正是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高建群研究中心选择高建群的中短篇小说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原因。
论著出版之际，高建群研究中心主任李国平先生嘱我写序，我自知才疏学浅，又不想辜负李老师的期待，身为当代文学研究者亦责无旁贷，恐慌之余唯有全力以赴。因与高先生素未谋面，所有的评价只能来自阅读与想象。重读高建群小说的过程，也是不断推翻旧我的过程。在文字中感受作者的浪漫与忧郁、浓烈与克制、自尊与怯弱，看似不断接近对象，也可能在无限接近自己。尼采说，没有事实，只有阐释。每一个阐释视角都有其正面、侧面与背面，这给我些许心安。对于高建群的小说，我们同样有另一种阅读视角，那就是，不执着于故事情节，而是在文字中寻找与其思想对话的通道。对话式阅读，开启情绪之旅，历久弥新。
论著从多维视角探究高建群的中短篇小说，通过纵向、横向对比，为高建群的创作定位；代表性中短篇小说挑选合理，研究视角客观全面；跨文化写作、民间精神、崇高美学风格等关键词抓住了高建群创作的独特之处；对话式的研读、感悟式的批评与抒情性作品极为契合。论著确立了《遥远的白房子》原点性小说的地位，分析高建群小说中的诸种意象、民俗书写以及作品的影视改编等，均可视为研究者拓宽研究视阈的努力；早期发表的论文，也充分说明研究者长期且持续地关注并研究高建群及其创作。
高建群研究中心已先后出版“高建群研究论丛”之中的《高建群文学创作资料研究》《高建群地缘文学疆界研究》《高建群散文研究》，此论著为第四本。创新学院有这样一个追求梦想的团队，令人感慨万千。集体之作，集思广益，也需要精心统一风格，持之以恒终是难能可贵，长此以往，便无可取代。生命的意义在于心灵抵达的高度，不因为有人生在罗马，就否定奔赴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致敬高建群研究中心研究者的坚持与执着，致敬高建群先生对民族历史文化的不断叩问，致敬精神求索永远“在路上”，致敬生命的每一次努力绽放。
2024年8月于西安
吴妍妍：作者系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