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派作家研究与“高建群现象”
陕派作家中，高建群以其独特的文学魅力独树一帜。本章将探寻“高建群现象”及其在陕派文学中的地位，展现其文学特色与贡献。
第一节 “高建群现象”与陕派作家研究现状
当进入陕西文学研究现状的整体考察后，就会发现一些研究对象的扎堆、蜂拥以及重复性、不平衡现象的存在，这些问题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笔者以为，无论其动因为何，作为一个区域性的文学创作及作家作品的研究，研究者的关注点应该更为全面、系统，具有计划性与整体覆盖性，这样才不至于“热”到极致被推向幻化，“冷”的却被遮蔽使其沉寂，不利于区域文学整体性的推进。陕派作家研究的此种现象当为现实存在。本文就此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陕派作家研究现状
20世纪以来的陕派文学，可谓大起高歌与时代同步，其文学精神一路引领为学界众家所看好。陕派文学“八大家”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之创作的高屋建瓴的文学品质，时代领军的世纪史学地位，精神传后的路径导向，也就自然而然地为社会各界所尊定。于是便有了他们文学创作的经典性概述：柳青的“长安十四年”，杜鹏程的“筑路工地”，王汶石的“渭北村舍”，李若冰的“大漠情结”，路遥的“城乡地带”，陈忠实的“关中叙事”，贾平凹的“商州系列”，高建群的“浪漫骑士”等个性化的文学入场视域的描述。其间，尤为突出的是陕派文学后代的“路遥现象”“陈忠实现象”“贾平凹现象”论域之旨的普遍性论及。要知道，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被提升至“现象”的层面，就意味着一种被解读为经典性、经验性、思潮性的较高文学品质的综合性创作认知，就会被指认为文学创作特有的技术性、独创性、引领性的方法论的创新路径的指导性认知。当然，这些作家文学经典化的被概括，抑或文学现象的被界定，都是基于其各自创作实绩、文学成就、社会影响等诸多因素，无可厚非。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在陕派文学后代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四大家”中，“高建群文学现象”的研究相对滞后，较之于其他三人的文学现象研究氛围之热之火、传播之潮之闹、成果之丰之博、文化推介之广之深等的程度要逊色得多。经检索，对高建群文学创作的研究，公开发表的研究论文及研究著作并不是很多。原因何在呢？
我们试图分析一下“路遥现象”“陈忠实现象”“贾平凹现象”的研究。从文学现象研究所产生的学缘、地缘来看，除因茅盾文学奖获奖之天时所形成的全国性研究氛围浓厚追涨的指归外，其作家各自成长经历之学缘、地缘、人缘的因素是很重要的考量。如路遥研究，路遥是从陕北苦难大地上成长起来的优秀人才，又经延安大学学习培养，成为走向全国的知名作家。路遥的笔，更是钟情于描写生他养他的黄土地、父老乡亲的悲歌与壮歌，至今仍然激励着陕北一代代青年的前行之路。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路遥或者说路遥研究就有着作家成长经历所给予的学缘、地缘和人缘的得天独厚，也就有了延安大学、榆林学院身先介入，予以深情观照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研究之便。所以，以延安大学、榆林学院为依托，以路遥文学院（延安大学）、路遥与知青文学研究中心（延安大学）、柳青路遥研究院（榆林学院）等机构为平台，聚集了陕北众多研究人员，大有成就“路遥学”的学术气派和氛围，出版了《路遥传》（厚夫版/张艳茜版）、《路遥评传》（王西平、李星、李国平）、《黄土地的儿子——路遥论》（贺智利）、《路遥研究资料汇编》（马一夫、厚夫）等多项成果。那么贾平凹研究和“贾平凹现象”的缘起，则更多了些综合性因素，如茅盾文学奖的天时，陕西文化“名片”的影响力，多产作家文学生命持久的感召力，以及学缘、地缘的优势等，使得“贾平凹现象”的研究逐渐兴起。于是，就构成了以商洛学院为代表的贾平凹本地作家地缘性研究，以西北大学为代表的学缘性研究，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为代表的贾平凹名人效应办学性研究，以宝鸡文理学院为代表的贾平凹文学成就常态性研究等类型。商洛文化暨贾平凹研究中心（商洛学院）、陕西文学研究中心（西北大学）、贾平凹文学艺术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文学研究所（宝鸡文理学院）等多校多组织研究平台，以及贾平凹文学艺术资料库（木南）、贾平凹作品生态学术主题研究（冯肖华）、《〈秦腔〉大评》（高兴）大评（韩鲁华）、《贾平凹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综论》（程华）等成果，都指向了“贾学”经典化研究的构建。而陈忠实的研究，其地缘、人缘的比重较大，可以说主要因作家痴情于文学、钟情于文学的一种深厚的人文情怀的感动和感染。当然，这与《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的巨大量级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陈忠实生于白鹿原，长于白鹿原，就其文化的修养和做人的劲道来说，是原上的一位先生，是乡土村舍人群眼中的一位“圣人”。白鹿原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被先生尽揽眼中，诉诸笔下，他立志要写一本死后能“垫棺作枕”的书，其对传统文化的情怀五味杂陈，对文学的虔诚和较真深入人心。《白鹿原》的深远影响印证了作家的初衷。人们是怀着对这位乡村先生、较真作家的敬重、敬慕和钦佩进入陈忠实的研究中去的。于是，以西安工业大学、陕西思源学院为龙头，以陈忠实与当代文学研究中心（西安工业大学）、陕西作家创作研究基地（西安思源学院）为支撑，投入精力将传统文化与陈氏文学勾连，以兹推动“陈学”的纵深研究，出版了《陈忠实传》（邢小利）、《陈忠实的人与文》（李清晨）、《生命体验与艺术表达：陈忠实方言写作概论》（宋颖桃、王素）、《陈忠实散文选译》（马安平）等重要成果。从这些多层次研究组织的建构发展和多项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来看，都体现出高校服务地方文化建设的显著特点。鉴于高校研究经费的投入，以及学院派研究人员情感的投入，其研究成果也都具有学院派研究的学理性、公允性、高端性和系列化等特点。对此，“高建群现象”的研究，在此种强大的研究机构和庞大的研究队伍面前可谓微弱了许多。那么，高建群的文学创作是否构成了一种“现象”呢？其文学成就和影响是否与学界之关注和研究成正比呢？换言之，其文学的创作之“质”和“量”的积淀可否上升至“现象”关注的高度与厚度呢？
二、高建群陕派“八大家”之一地位界定
高建群在陕派作家创作中，作为“八大家”之一当是实至名归，作为后“四大家”之一是名副其实的。二十年前作家路遥就曾对陕西青年作家讲过：“人生的悲与喜，在于你看世界的角度。换一个角度如何？高建群是一个很大的谜，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如果我们以平常心态，不以陕西学界的门户师脉所见，那么要谈陕西文学或者陕西文学发展史，高建群文学创作无论如何也越不过去的一道宏大的且有着鲜明特色的文学大山。虽然他不曾有过茅奖桂冠加身，但其文学创作的实绩、成就和影响业已完成了“高建群现象”的文学存在。
那么，“高建群现象”的特征是什么，其在陕西文坛的位置、独特性又在哪里？笔者以为有四大特点，即：高建群小说具有独特的英雄主义情结和悲剧情怀，而非平俗私见的低吟浅唱，如《最后一个匈奴》《遥远的白房子》，那英雄主义的悲情令人震撼；具有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的厚重质地，而非陷入政治图解式的陈述，如《统万城》，一个剽悍民族的崛起与消亡，一个断代史的挖掘与呈现；具有浓烈的大西北风情的壮美画卷，而非渭河两岸围囿的狭隘游走，如《胡马北风大漠传》《伊犁马》，那是对西部生命大气象的描摹；具有独特的宗教大文化创新开拓，而非黄土迷恋乡一隅视域的徘徊，如《我的菩提树》，凸显对华夏民族历史人文的无限敬慕。这四大特点的文学抒写，使得高建群文学成为陕派作家中一道亮丽的独特、独有、独在的“高建群现象”风景线。由此，笔者以为，高建群是陕西文坛一位有着大视域、大境界、大情怀的作家，“高建群现象”的文学存在，即路遥所说的“一个很大的谜、一个很大的未知数”不可轻视。
依此思路再做进一步分析，“高建群现象”这四个特点，从陕西文学总体性上看，超越了陕西文学创作的整体面貌，也就是常态化创作的黄土地文学的叙事情境。众所周知，陕西文学的一代作家因所处社会背景的显著影响，柳青写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互助合作化生活，杜鹏程写战争年代和平时期的建设工地生活，王汶石写陕西渭北新农村面貌，李若冰写大西北地质勘探领域。这些生活的描写都是主流文学，是对历史的近距离反映和观照，当然是陕西文学时代精神主流彰显的骄傲，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到了陕军第二代作家，路遥描写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城乡交叉地带的变革，陈忠实描写传统儒学民间权威的乡村伦理，贾平凹描写新时期传统乡村逝去的忧患，等等，这些又从文化与时代、文学与社会的层面予以新的拓展，可以说各有领域各有特点，再次产生了重要的文学影响。
但是综合而论，上述“七大家”的文学创作中，能将英雄主义、民族文化历史、大西北风情、宗教文化融为一体，并且鲜活地、集中地彰显出独特，仍然缺乏丰满的多重力度和多彩风貌。所以说，高建群文学现象的四个独特，就尤为鲜明和卓异，具有另一层面的文学高度。一般讲，文学的标高包括阶级文学、民族文学、人类文学等多种维度。高建群的文学是在民族文学和人类文学的交叉点上建构了自己的文学定位与文学品质。这一点应该予以客观的关注和足够的重视。那么，这些年由于各种原因，高建群文学现象的研究和关注显然不够，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对其作品文本的广泛研究、追踪研究、推介研究、体系化研究很弱。所以，笔者认为，高建群文学的研究和推介，“高建群现象”的关注和重视，高建群新作的跟踪解读等，应该作为一个文学场域的命题，提高到“文学陕军”再出发的重要研究日程上来，使这位昔日的“浪漫骑士”、“陕军东征”文坛的黑马强劲回归，成为当下陕派文学中的一面特色旗帜。
三、“高建群现象”：实绩与影响的现实并存
文学实绩是考察一个作家成就的重要标志，它体现了一种在“质”的层面上的“量”的丰厚和多产。陕派作家高建群自踏上文学之路起，一路留下了层林尽染的文学绿洲，其主要资讯如下：中篇小说约十九部，有《大顺店》《刺客行》《伊犁马》《狼之独步》《遥远的白房子》等；长篇小说约九部，有《六六镇》《古道天机》《愁容骑士》《最后一个匈奴》《最后的民间》《最后的远行》《大平原》《统万城》《大刈镰》等；散文集约十一部，有《东方金蔷薇》《匈奴和匈奴以外》《胡马北风大漠传》《西地平线》《穿越绝地》《我在北方收割思想》《相忘于江湖》等。另有系列报告文学《三千个传奇》《太阳从西边升起》等和历史文化著作《我的菩提树》《我的黑走马》等。这些皇皇大著之成就，如果从高建群1976年从文算起到2018年的当下，其间约四十二年创作历程，其平均年产量超过一部。那么其文学创作的本我收获，以及给予社会的文学信息、精神食粮可谓丰盈而别有风味，它填补了陕西黄土地文学题材的空白，开拓了秦地文学创作的疆界，这一不争的事实是“高建群文学现象”的重要特色。
高建群文学的影响，在当今传媒发达的时代可以说随处可见其在文化、文学、书画等领域活动的信息和身影。这里就不再赘述了。那么有几个重要的节点是值得一提的。如20世纪90年代的“陕军东征”现象。以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贾平凹《废都》、陈忠实《白鹿原》三部长篇为代表，学界冠以“陕军东征三驾马车”，后又连缀了京夫《八里情仇》、程海《热爱生命》两部长篇，再称“陕军东征五虎上将”。于是中国文坛哗然，作为其中重要一“虎”的高建群也声名大振。此时他四十出头，一个成熟稳健且又生命经历独厚的最佳文学年轮。“陕军东征”现象使高建群创作一路高歌，好作不断，文学声誉节节攀升，于是“老舍散文奖”、“郭沫若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以及加拿大“大雅风文学奖”等各层次各类文学奖项尽收囊中。与此同时，高建群文学的文化推广也日渐增多，如陕西电视台组织的作家高建群担任文化大使的“一带一路”万里行出访吉尔吉斯斯坦的文化活动，陕西电视台主办的“高建群大话统万城”视频直播，总点击量逾三十万。同时，高建群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所邀的为数不多的内地作家之一。如此等等，这些因作家自身创作实绩而胜出的文学声誉的提升，社会文学活动的跟进，以及各类文化活动的彰显，可以说“高建群文学现象”作为中国文学圈，抑或陕西文学圈，值得足够重视并给予有力度的研究，促使高建群文学上升至一个“现象”的经典性、经验性、思潮性的应有高度。更应该以高建群文学本有的“崇高感”“古典精神”“悲剧情怀”“理想主义”元素，来照亮当下文学理想疲软、精神匮乏、庄严弱化、思想空泛等弊端，以便体现高建群文学的本质意义。
当然，高建群的小说文本并非完美无缺，如果从小说操作规律之技法而论，仍然有不十分精到的地方。如小说构架松散，故事的叙事紧凑不足，似有小说散文化的倾向等。这反映出高建群在小说结构上自然平铺的叙事心态，并不去刻意追求故事的起落和悬疑。那么，作者的这种章法以做小说的规律来衡量也就反映出其明显的缺陷来。另外，小说叙述语言上的直铺，也常常夹杂着对历史、对文化、对道德等的政论式的评判，偏离了小说应有的艺术性描写语言，等等。高建群的小说既然为小说，而这些小说文体操作中的缺憾，势必造成小说与散文两种文体的混溶。对于读者而言，小说乎？散文乎？其阅读影响势必是有的。
（作者：冯肖华）
冯肖华（1952年10月—2021年5月5日），陕西宝鸡人，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曾任陕西文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关陇方言与民俗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通讯专家，文艺学重点学科文艺批评方向学科带头人。
本文选自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高建群研究中心高建群研究论丛卷四《泼墨北国悲壮人生的情感挥洒——高建群中短篇小说研究》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