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两棵树”：路遥与高建群
文/田德芳
有人说，从文学史的发展看，陕西无现代文学史。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陕西现代文学虽然成就不高，但是延安文艺时期一批青年作家崭露头角，如柳青、王汶石等人，他们成为陕西当代文坛的第一代作家，成就了“十七年文学”中农村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辉煌。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等人是陕西新时期文学的主力，续写陕西文学的辉煌，是陕西当代文学的第二代代表性作家。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被誉为“陕西八大家”，在陕西当代文学成果的创作中、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中具有重要的文学地位。
从文学空间看，陕西因地理地貌的差异，形成了以陈忠实、杨争光等为代表的关中作家群，以路遥、高建群等为代表的陕北作家群，以贾平凹、王蓬、陈彦、李春平等为代表的陕南作家群。关中文学和陕北文学隶属黄河流域，具有深厚、质朴的文学风格，陕南文学则属于长江流域，在南北文化融合中添了几分灵秀、神秘，减了些厚重。
路遥和高建群是伴随着新中国成长的作家，是陕北文学的代表，两人都是以诗歌创作登上文坛，然后转向小说写作的。富有戏剧性的是，祖籍关中的高建群在陕北完成了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陕北人路遥则是在西安完成了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其后，路遥以《人生》《平凡的世界》名声大噪，成为新时期反映社会人生和时代变革的代表作家之一。用生命写作的路遥陨落于1992 年。作为挚友的高建群在 1992 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在北京的研讨会上引发了“陕军东征”现象，与陈忠实、贾平凹等人续写了新时期陕西小说的辉煌。
在文学追求上，路遥和高建群同中有异，他们紧跟柳青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的创作道路，追求宏大叙事，深具底层关怀。童年的饥饿记忆、求学的艰难、陕北高原的生活经历等是他们创作的源泉。因此，路遥和高建群的小说在文化选择、文学认知、文学地理、主题意蕴等方面具有相似性。但不同的家庭环境、人生阅历又导致他们在文学地理版图、文学主题、创作风格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
一、文学地理：陕北高原与西部高地
文学地理学强调作家祖籍和客籍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作家祖籍多为童年或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地域，对作家创作心理、作品风格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后受求学、工作等因素驱动，作家会建立新的生活地理坐标，这属于作家的客籍。作家流徙是促进文学繁荣的成因之一，对文学创作具有积极的影响。根据作家流徙与文学中心的关系，主要可以分为向心型地域流向、离心型地域流向和交互型地域流向三种形态。
路遥和高建群都是具有流徙经历的作家。路遥因为求学和工作，经历了从农村（清涧）到城市（延安—西安）的空间变化，属于向心型流向，即从边缘封闭的农村，走向开放现代的中心城市。城籍农商的双重身份让他敏感地意识到城乡交叉地带的过渡色彩和文化内涵，在小说创作中开掘出独特的文学地理——“城乡交叉地带”。高建群则经历了关中—新疆—陕北—关中的人生旅途，属于交互型流向。高建群在中心和边地之间多次往返，尤其是执笔戎从戎的新疆生活，让他领略到游牧文化的独特魅力，因而热衷于书写历史上神秘消失的匈奴民族的传奇故事，在对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反思中探讨中华民族发展的奥秘，建构起西部文学高地。
路遥出生、成长在陕北清涧农村，作为有农民血脉的作家，路遥的小说与陕北高原农民的生活血肉相连。虽然经过个人的努力奋斗，摆脱了土地的束缚，成为城市人，但是路遥的思想情感依然是属于农民的，具有浓厚的乡情。路遥从清涧农村到延安再到西安的个人奋斗经历，促使他一直关注农村有志青年的命运，书写发生在陕北高原的苦难和抗争故事。因此，路遥的小说创作聚焦于表现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村变化，尤其是人的思想和精神转变。在他的小说中，对底层人民充满温情，对黄土地饱含依恋，因此路遥被称为“黄土地的儿子”。陕北高原是路遥的文学地理选择，路遥也成为陕北高原奋斗者的代言人。
高建群祖籍关中临潼，曾在新疆白房子边防站从军五年，后在延安生活工作了三十年，于1995 年重回西安。他说，“我这大半生，有三个精神的栖息地，一个是我从军的阿勒泰草原，一个是我成长的陕北高原，一个是我的出生地、我的桑梓之地渭河平原”，“我为阿勒泰草原写出了震动中国文坛的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该作现在还被公认为新时期文学以来最好的中篇小说。我为陕北高原写出了高原史诗《最后一个匈奴》，如今，很好，我兑现承诺了，我完成了《大平原》”。至此，高建群完成了他的新疆—陕北—关中的文学地理建构。
路遥跟高建群一样都有明确的文学地理意识，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创作谈中说：“我的作品的题材范围，大都是我称之为‘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五光十色的世界。无疑，起初我在表现这个领域的生活时，并没有充分理性地认识到它在我们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深刻而巨大的意义，而只是通常所说的，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这无疑影响了一些作品的深度。后来只是由于在同一块土地上反复耕耘，才逐渐对这块生活的土壤有了一些较深层次的理解。”高建群曾提出“作家地理”的概念，作家地理是“一本作家个人化了的地理图书，再展开来说就是写作者独特视角中的地球一隅，写作者主观意识下的第二自然”。作家地理是作家个人精神构造的地理，既是作家生活过的地方，更是作家精神游历之地。作家地理“除了赋予这些地方以理论家所解释出的那些文学含义外，它还是地理的，而地理的哲学意识甚至是支撑思考，支撑一本书的主要框架”。路遥和高建群在文学地理上都选择了陕北高原，写出了这块土地上人们的苦难生存和顽强抗争。两人作品中的文学地理版图又有所不同，路遥的文学地理版图是陕北高原的“城乡交叉地带”，具有时代的典型性；高建群则从陕北高原出发，书写陕北、新疆、丝路等西部高地。
“城乡交叉地带”作为路遥作品中的文学地理，理论上应该写出特定时代的城乡交互影响。但是，在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社会发展中，这种影响几乎是单向度的，主要体现为城市生活对农村青年的感召。城市有篮球场、图书馆、宽敞的道路，更是美好现代爱情的发生地。在《人生》《平凡的世界》中，高加林和孙少平的高中毕业生身份是他们接近城市的标志，是他们离城市和现代文明最近的体现。农村对他们格外优待，让他们远离土地，成为民办教师。失去民办教师的工作后，高加林面对不合法（走后门）的进城机会，违背了自己的价值标准默默接受；孙少平选择进城打工，只为脱离土地的奴役，寻找外面的世界。农村对城市的影响则微乎其微，《人生》中克南的母亲在农贸市场购买农村的蒸馍，农村人夜晚进城拉大粪，文明了城市，却打扰了城市人夏季的乘凉。总之，路遥的小说再现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城乡差距，以及在城市的感召下，农村有志青年的思想精神变化和奋斗历程。作家有意弱化时间发展的历史跨度，强化“城乡交叉地带”这一独特地理空间中人们思想的转变和社会生态的变化。
高建群对陕北怀有深厚的情感，作为记者的他，采访足迹遍布陕北大地，这让他对陕北地域文化有了深刻独到的发现和认知。“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这里曾是游牧民族活动的范围，陕北的民风民俗蕴藏着人类起源的大奥秘。《最后一个匈奴》强化了小说的历史感和陕北高原的文化过渡特征，是20 世纪民族历史发展中的文化寻根。陕北高原在《最后一个匈奴》中是历史文化的存在，小说在序幕和尾声中展现了匈奴民族的发展在陕北留下的足迹，正文内容则书写了流淌着匈奴血脉的杨作新、黑大头等人在革命斗争中的抗争和野性力量。《统万城》亦是献给陕北的，小说塑造了最后一个匈奴王赫连勃勃的大恶人生，也展现了大善之人鸠摩罗什弘扬佛法的虔诚，可视作写给游牧文化的挽歌。接下来高建群完成了《我的菩提树》《我的黑走马》《丝绸之路千千问答》等丝路文学作品。总之，高建群从额尔齐斯河到延河再到渭河，在文学中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河流意象，书写发生在陕北、新疆边地、丝绸之路上的地理历史故事，勾勒出西部文学的地理版图。
文学地理是作家辨识度的体现，相比较而言，路遥的“城乡交叉地带”这一文学空间更具作家个性，高建群的文学地理虽广阔，却分散。高建群既被认定为路遥之后的陕北文学写作者，也被划分到新疆文学写作的阵营。缺少明确的地域归属，是高建群作品读者熟悉度偏低的原因之一。
二、文学主题：现实反思与文化寻根
路遥和高建群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社会责任感与忧患意识，体现出为人生、为人民写作的艺术观念，他们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让人民大众感受到真情实感，领悟生活的真谛、生命的意义。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创作谈中提道，“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大众的精神需要”，“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高建群在《我把读者的认可当作对我的最高褒奖》一文中说：“艺术家在这个堪称伟大的时代，他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用他的笔，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那样记录他的时代，做时代的代言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人类的良知和良心。”因此，路遥和高建群都把作家定位为普通人，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员。路遥说，作家应该具有普通劳动人民的品质，永远也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高建群说，“我永远把自己当作一个最普通的人，甚至比最普通的人还要低，我走向民间，和老百姓一起承受着社会进步带来的这种快乐，承受着社会各种弊病带来的各种痛苦，迎接这个时代，走过这个时代”。
另外，路遥和高建群深受柳青道路影响，深入生活，体验生活，表达对现实和历史的反思。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过程中住在深山煤矿啃干粮，下矿井体验矿工的生活，从而真实地展现了孙少平在大牙湾煤矿的经历。高建群遍访陕北历史文化之地，在长达十余年的材料积累中完成《最后一个匈奴》，书写匈奴血脉波澜壮阔的人生传奇和革命历史画卷。“欧亚大穿越 丝路万里行”则带来了《我的菩提树》《我的黑走马》等文学成果。他们以各自独特的生活体验和感悟，实现其创作的博大宏阔、情深意长。
路遥和高建群对创作的理解、对作家的定位具有相通性，但在主题表达上各有偏重。路遥更关注社会转型中的现实人生问题，尤其是对城乡差距下农村青年的命运探讨，揭示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歌颂面对苦难的抗争精神和勤劳善良的包容胸怀。在《人生》《平凡的世界》中，我们看到路遥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价值判断。农村有志青年进城的坎坷人生道路，“是一种现实境遇，是一种社会现象，很多时候，都是由环境和人造成的，甚至是由某些负有责任的他者造成的；苦难意味着考验，因而，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境和不幸，人都要充满热情和力量，承担起改变自己命运的使命”。路遥的小说多书写人与人之间因政治、经济、思想差距等社会文化因素导致的悲剧。这些悲剧的成因是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困境。路遥以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揭示科学与旧俗、文明与落后、开拓与保守之间的撕扯，历史在螺旋式上升，现实问题终会解决。因此，路遥小说中人生道路的坎坷、爱情的悲剧和生活的苦难是暂时的，作家以历史的眼光、乐观主义的精神给人以战胜不幸的勇气。
高建群则沉入民族文化历史，探寻民族文化根脉和自我生存之根。关于代表作《最后一个匈奴》的创作主题，作家自己说：“从大的方面讲，是试图揭示我们民族的发生之谜；从小的方面讲，是试图展示革命在这块土地上发生、发展的20 世纪历程，其中包括 1935 年 10 月 19 日以后的一段时间，历史何以将民族再造、民族再生的任务放在这块轩辕本土上的缘由所在。”接下来的《六六镇》《古道天机》《统万城》等小说，沿着文化寻根的道路，深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发掘匈奴民族历史及匈奴血脉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的传承，进行中华民族文化交融的探寻和人类起源的探秘，进而形成了“第三种历史观”：“站在长城线外，向中原大地瞭望，你会发觉，史学家为我们津津乐道的二十四史观点，在这里轰然倒地。从这个角度看，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是以另外的形态存在着的。这就是，每当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走到十字路口，难以为继时，游牧民族的嗒嗒马蹄便越过长城线，呼啸而来，从而给停滞的文明以新的胡羯之血。”
路遥和高建群的小说是新时期文学中的优秀成果。“反思文学曾一度成为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主潮……也存在着不足。这种不足表现在，它基本上还是从哲学和道德的层面对历史进行反思，而没有真正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尤其还没有从民族群体文化心理结构方面寻找造成‘文革’这场悲剧的历史原因。……缺乏一种深刻的悲剧意识，一种人性的深度”，在《人生》中，我们看到路遥“触及了社会的、道德的、文化的、心理的各种矛盾的图画，……作品深刻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不仅使路遥超越了自身，而且远远地超越了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审美范畴”。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是反思小说的上乘之作，高加林等形象已步入新时期文学人物画廊。高建群的小说则属于寻根文学的优秀代表作，寻根文学是新时期作家们的一次文化“乌托邦运动”。在寻根作家的文化意图里，有着强烈的启蒙主义动机，通过对民族文化的“根”的挖掘与再审视，可以振兴民族文化，从而走向世界。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历史文化的故事性和传奇性往往淹没了寻根作家的启蒙意义追求，使寻根文学不自觉地走向了形式和审美，导致其意义追求流于虚浮，这种倾向在寻根文学的后期越来越明显。高建群以独特的历史文化观念完成了对人类起源奥秘、匈奴民族历史和中国历史发展动力的探寻，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完成了新时期寻根小说的价值建构与审美追求。总之，路遥和高建群的小说主题既契合了文学发展潮流，又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和思想高度，两人也成为新时期作家中的佼佼者。
三、创作风格：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路遥和高建群的创作继承并发展了“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具有开放的现实主义精神，对社会现实问题密切关注，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色彩。路遥和高建群在小说中都塑造了一系列青年形象，展现出20世纪青年人的道路选择和人生发展历程。如《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孙少安，他们代表改革开放时期通过奋斗改变个人命运的农民子弟，这些青年人坚强、勇敢，充满奋发的生命力量，具有良性的精神生态。《最后一个匈奴》中的杨作新代表着走上革命的一代觉醒青年，而杨岸乡则是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中青年人的思想精神状态的折射。
现实主义风格追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刻画。路遥认为，“小说创作中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人物，情节、主题都是围绕人物展开的，如果人物没有完成，那么它纵然有许多长处，也不能成为好作品”。路遥在《人生》《平凡的世界》中塑造出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田润叶、贺秀莲、田晓霞等一系列青年形象。尤其是高加林和孙少平，呈现出农村有志青年的个人奋斗史。面对保守的传统文化观念和户籍制度的限制，高加林和孙少平得改革风气之先，不惧磨难，努力挣脱土地的奴役和束缚，他们在逆境中的坚忍、抗争精神成为西部硬汉的人格特征。高加林、孙少平等形象对当下青年人依然具有强烈的感召力，由此可见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胜利。
相比较而言，高建群的小说人物和结构密不可分，共同支撑起作家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和情感表达。关于《最后一个匈奴》的写作，高建群曾说：“（20世纪前半叶）这些故事激荡着我，我就要把高原史诗写出来。怎么下笔呢？主要靠人物。描写一个大事件的时候，你没有能力把这个大事件像史诗般地表现出来……那就讨巧，就用这个人物的叙述视角从大事件的中心穿肠而过。这样的话，事件也表现出来了，人物也就立起来了。”高建群小说中多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如《遥远的白房子》中的马镰刀，《最后一个匈奴》中的黑大头、杨作新，《统万城》中的赫连勃勃、鸠摩罗什等，作家强化了他们人生经历的传奇性以及对理想的崇高追求。高建群小说中叙述者激昂慷慨的抒情和议论，使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也强化了小说的浪漫主义色彩。通过对传奇人物的书写，高建群追溯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根脉，探寻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揭示了人类生存的伟大奥秘。高建群的小说以浪漫主义的激情进行文化寻根，正如段建军在《高建群与寻根文学》一文中所说，“他寻根的目的也非常明确，一是向世人展示长期被遮蔽的中华文化之根、世界文学之根的某些面向，某种生命活力，某种价值和意义。二是对其进行个性化的创造，形成具有高氏风格的浪漫主义寻根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增添一种新的浪漫文学经验，寻找一种与世界文学争胜及对话的新途径”。由此可见，高建群小说的浪漫主义风格受到中国寻根文学思潮的影响，同时和世界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有着血脉联系。
路遥和高建群的小说创作各有千秋。路遥是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家，面对时代的变化和个体命运的不幸，他的作品又不失隽永的抒情和议论。高建群被誉为“浪漫主义文学最后的骑士”，他的小说书写历史中的英雄传奇，歌颂理想和崇高。
作品风格与作家的文化积累有密切关系。在路遥和高建群的阅读书目中可见他们偏爱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苏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体现了一代作家的文学审美。路遥在延安大学上学期间，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尤其喜欢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柳青，读了四遍《创业史》。在1984年12月答《延河》编辑部问时，路遥说他对俄罗斯古典作品和苏联文学有一种特殊的爱好。在问到最喜欢谁的作品时，路遥表达了对《红楼梦》、鲁迅的全部著作和柳青的《创业史》的喜爱。国外作家比较喜欢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肖洛霍夫、司汤达、莎士比亚、恰科夫斯基和艾特玛托夫的全部作品；还有泰戈尔的《戈拉》、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高建群在《书籍与我》一文中说：“我沉湎于苏俄文学那种忧伤的抒情气息中。我对苏俄文学自普希金之后以至今日的所有大家及其二三流作家，熟悉到如数家珍的地步。古典作家不说，现当代作家中，叶赛宁、阿赫玛托娃、巴乌斯托夫斯基、纳吉宾、阿斯塔菲耶夫、艾特玛托夫，都令我为之倾倒。”
两人创作风格的不同主要受各自人生经历的影响。路遥苦难的童年和抗争性的成长经历让他选择了现实主义创作，以抒情的笔调记录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面貌的变化，探讨有志青年的出路。高建群在新疆边地的戎马生涯让他更偏于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用具有崇高感的笔墨，书写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作品风格虽有差异，但作家创作的社会责任感殊途同归。
路遥和高建群犹如陕西文坛的两棵树，形成了陕西乃至中国独特的文学风景。如果说路遥是一棵枣树，高建群则是一棵石榴树。因为陕北、关中独特的风土形成了他们各自为人为文的特征。扎根在陕北高原上的枣树生命力旺盛，得一点阳光、雨露就生长，奉献给人无边甘甜。生长在关中平原的石榴树，同样生命力强大，插枝即活。无论几多迁移，落地生根即为家。一如高建群的成长之路，从青年时期待过五年的新疆屯白房子边防站，来到陕北延安工作写作三十年，后又回到关中笔耕不辍，在丝绸之路上寻找历史的钉子，每到一处总是奉献出地标式作品。
高建群把路遥誉为陕北土地上的“第一小提琴手”，认为“路遥作为一个有感召力的形象，将不断地刺激这块黄土地上新生一代的梦想”。路遥和高建群作为陕北高原的写作者，共同构筑起西部文学的高地，在他们各自的文学版图中书写苦难人生和民族历史。路遥是现实主义的理想守护者，高建群是浪漫主义的现实思考者。两人为人民写作的创作追求，让我们领略到优秀作家的共同品质。
（作者：田德芳）
本文选自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高建群研究中心高建群研究论丛卷四《泼墨北国悲壮人生的情感挥洒——高建群中短篇小说研究》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