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犁马》和《黑骏马》比较
文/田德芳
近代以来，随着国门被迫打开，传统乡土中国铁板一块的静止状态逐渐改变。尤其是现代工业时代的到来，加速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流动性。因此，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形成了中国早期的现代漂泊者，他们离开乡土，走向现代都市，寻找救亡图存的路径，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认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带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二次大规模流动，他们响应国家号召，怀着在广阔天地实现自我价值的初衷离开城市，走向农村，在劳动中改造自我、创造价值。同样地，在知青返城的时代洪流中，他们又从农村走向都市，在迷茫困惑中融入现代生活，在冷漠的现实中追忆曾经生活的美好，勾起了浓厚的乡愁。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城乡流动中，除了饱受传统文人的思乡之苦，又多了一份灵魂的审视、追问和思索。
鲁迅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中的漂泊者，在其知识分子和农民题材的小说中继承发展了中国传统诗文的“还乡”母题，开创了小说写作的“归乡”模式，表达了现代知识分子艰辛的精神之旅。“归乡”模式贯穿了20世纪80年代，小说的写作，影响了一代文人的精神追求和人生思考。20世纪80年代，张承志的《黑骏马》和高建群的《伊犁马》呼应了鲁迅先生的精神之旅，抚慰了诸多疲惫的心灵。
一、“归乡”模式的延续
“归乡”模式隐含着“离去—归来—再离去”的人物行踪，在鲁迅的《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祝福》等小说中都有此结构。小说往往从归来写起，把“过去的故事”寥寥几笔带过，离开故乡是不得已，更是外出追寻希望。若干年后，怀着眷恋之情归来，而故乡的所见所闻所感带给“我”的不是希望和慰藉，而是深深的失望乃至绝望，所以“我”怀着决绝的心态离开，无所谓希望和绝望，乃是鲁迅氛围营造出的“反抗绝望”的生命态度。鲁迅小说“归乡”模式背后是漂泊者从希望到失望乃至绝望，最后反抗绝望的情感变化，让我们看到大无畏者鲁迅，也看到一个决绝孤独的历史中间人鲁迅，他以“走”的姿态探寻社会人生的道路，是现代知识分子强大灵魂和坚韧人格的典范。
张承志的《黑骏马》和高建群的《伊犁马》都采用了“归乡”模式，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方式，以“我”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人物活动踪迹为线索，展现了对过去的追寻。《黑骏马》讲述了一个不满草原丑恶现象而离家出走的青年白音宝力格，十年后厌倦了都市的人情冷漠再次回到故乡草原寻找昔日恋人索米娅和美好青春记忆的故事。历经痛苦和煎熬，却发现“那熟识的绰约身影哟，却不是她”。索米娅失去了青涩，成长为老额吉般善良淳朴的母亲，她宽恕了白音宝力格十年前的愤然出走，重复着草原女性的古老生活。再次离开时，白音宝力格思乡的愁悔之心得到了索米娅母亲般博大胸怀的包容与抚慰，在忏悔的寻找中得到了平复。
《伊犁马》讲述了在都市生活中受到欺骗的李家勋在漫无目的地发泄中遇到了一匹小黄马，这是曾经的伙伴吗？老迈的伊犁马让“我”感受到时光流逝，回忆起青春质朴的过往生活。当“我”再次回到草原，回到曾经一夜成名的地方，重逢昔日恋人乌龙木莎的时候，却发现曾经美好单纯的姑娘已经融入现代生活，成为功利实用主义者。“我”怀着无奈、失望的心情接受了现实。
两部小说中因现实的冷漠受伤而回忆曾经生活的草原，这是“归乡—寻找”的动因。回忆让现实的草原模糊起来，加入了主人公的理想因素，成为理想家园和精神家园的象征。
日出……极远极远的、大概在几万里以外的、草原以东的大海那儿吧，耀眼的地平线上，有半轮鲜红欲滴的、不安地颤动的太阳露了出来。……索米娅惊讶万分地睁大眼睛，注视着那天际烧沸的红云，她的脸上久久凝着感动的神情，金红的朝霞辉映着她黑亮的眸子，在那儿变成了一星喜悦的火花。我忍着心跳，屏住了呼吸，牢牢地抓着她的手。那半轮红日转动着，轻跳着，终于整个挣出了大地，跃进了人间。（张承志《黑骏马》）
确实有一块草原。幽暗的带子般的河流，迎风起舞的高大的胡杨，北斗七星在天空安详地照耀，伊犁马时而聚时而散，时而站在阿尔泰山的悬崖上鸟瞰。……一个像我当时那样年轻的民族，在封闭中走着自己的岁月。春小麦在生长。罂粟花在开放。大刈镰在沙沙响。马拉收割机在歌唱。一座浅浅的甜水井，井边一架中世纪的吊杆。吱吱呀呀偶然响起。剽悍而豪迈的男人，妩媚而羞涩的女人。女人们个个守身如玉，男人们个个坐怀不乱。（高建群《伊犁马》）
这两幅画面清纯真挚，充满蓬勃生机、希望与和谐，是理想的家园和精神的家园。记忆中的故乡变得美好起来，召唤着游子回归故里，这就是所谓的“归来”。“归来”行动中隐含着“寻找”的初衷，寻找记忆中的美好图景，可谓之归乡模式中的“归来—寻找”图。而归来的图景与预期的场景大相径庭：
我们见面时，并没有出现什么戏剧性的情景。……她并没有哇地哭出来，更没有一下子扑进我的怀里，甚至也没有喊我“巴帕”，她丝毫没有流露对往事的伤感和这劳苦生涯的委屈。……她随口说着什么，若无其事。她变了。
《黑骏马》中时光流转，物是人非。当“我”见到昔日恋人索米娅时也产生了些许失落。但是临别时索米娅真诚地请求，“如果你将来有了孩子，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我养大了再还给你们！……”，使“我”卸下了背负已久的沉重愧疚而获得了新的前进力量，满怀信心地奔向都市生活。
当我睁开眼睛时，是一个落日黄昏，我的面前出现了一座讲究的哈萨克毡房。毡房后面，是阿尔泰山雄壮的腰身。听到马蹄声，一位洋缸子走了出来，面孔白皙，胸部丰满。她盯住了我的疲惫不堪的老马和我的许多天没有刮过的胡须。当我费力地说出我是谁时，她“啊”了一声，脸上出现了一种没有什么表情，但又可以解释为任何表情的表情。
《伊犁马》中“我”在草原的痛苦寻找中见到了昔日恋人乌龙木莎，变化的除了外在形象，更多的是情感的隔膜。乌龙木莎吃惊于“我”对往事记忆犹新，也强调她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希望“我”把她调到县城，把她的丈夫转为城市户口。这让“我”明白，自己该走了，往日的美好已经随着时光逝去。
归乡模式是对中国传统诗文还乡母题的延伸，“归乡”模式的小说包含的情感有着较大的差异。在鲁迅以《故乡》为代表的小说中，寻找是梦幻的破灭，追寻者在失望中抗争前行。《黑骏马》中寻找是忏悔和救赎，在亲人的谅解中得到慰藉，心灵回归平静，形成了“希望—失望—希望”的情感变化。《伊犁马》中是对青春、单纯生活的眷恋，在回归草原后打破了记忆中的美好，无奈接受现实的复杂残酷，形成了“失望—希望—失望”的情感变化过程。他们在理想幻灭中煎熬和挣扎，“反抗绝望”“深沉的眷恋与皈依”和“无奈失望”正是他们不同生命探寻的结果。相比鲁迅归乡模式的冷峻深刻，张承志的《黑骏马》多了几分隽永与深情，高建群的《伊犁马》多了几分无奈与苍凉。
二、归乡者的追寻
《黑骏马》和《伊犁马》两部小说在结构和意义上的同构与差异，使它们的还乡历程的精神之旅具有可比性。在相同的“归乡”模式下形成了“现实冷漠—寻找亲情—慰藉平静”和“现实受伤—寻找青春—失落无奈”的追寻过程。现实的不如意是主人公“归乡—寻找”的动因，寻找理想、青春、亲情、爱情是相似的初衷，但寻找的结果差异较大。《黑骏马》中的追寻以希望始，以希望终，具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特征。《伊犁马》则是以失望开始，以失望终结，体现出对现实生活的无可奈何。造成两者差异的主要因素有时间差异、身份差异、文化差异以及与寻找对象的关系不同等。
首先，“归乡—寻找”的时间不同。《黑骏马》把寻找放在草原青青的春天时节，“绒花雪白的芦荻，大雁在高空鸣叫着，……故乡，你像梦境里一样青绿迷蒙”。虽然苦苦思索的人想着心事，但是宽广茂盛的草原毕竟能开阔人的胸怀，给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张承志在写景中融入抒情和意味深长的生活哲思，为全文定下了婉约隽永的格调，也预示着寻找成功和心灵的解脱。
《伊犁马》中“归来—寻找”的时间则在冬季，“落着雪。开始很小，后来便像白蝴蝶一样在窗外翻飞”，“我从冰冷的小河边，折来一捧冻僵的白柳条”，“小黄马仰面朝天地倒在雪地里……鲜血把远远近近的雪地都染红了”。面对权力、欲望、压抑、欺骗等残酷的现实，“我”决定做一个坏人，让大雪覆盖一切，却无法真正使自己解脱。在寒风凛冽中遇到了小黄马，记忆中的军旅生涯和青春、激情的岁月，让“我”重返草原，寻找昔日恋人。但是寻而不得，更让“我”形单影只，寒冷的草原因自己低沉的心绪而倍感荒寒，为全文定下沉郁的情感基调，更为美梦的幻灭做了预示。
其次，主人公身份不同。《黑骏马》中，草原是白音宝力格的家乡，他因为不满意草原落后的习俗而主动离开，到都市寻找现代文明。面对都市的冷漠，他选择了归乡以寻找精神的慰藉，所谓“人穷则反本”。因而，白音宝力格是都市的闯入者，草原是其精神家园和文化之根。面对自己离开草原和亲人的过往，白音宝力格心生悔恨，因而回到家乡得到索菲亚的谅解后，内心得到了慰藉，重新获得了生活的希望。
《伊犁马》中，李家勋本是草原的过客，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来到草原的骑兵战士。他与草原灰姑娘乌龙木莎的爱情也因身份、距离、民族等现实因素导致无疾而终。复员回到故乡附近的城市，李家勋倍感城市的敌意和故乡的疏离，他向往曾经草原单纯的生活，但是物是人非的现实打破了他寻找慰藉的可能。无论是草原还是都市，都是李家勋的生命阶段，他更像是漂泊者，具有无根性。因而，李家勋的“回归—寻找”最终是失落和疲惫。这和鲁迅的《故乡》等归乡模式小说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具有相似性，他们都是无根的漂泊者，在鲁迅的小说中，知识分子以主动地选择，切断了与故乡的物质联系，成为精神上的漂泊者。
最后，小说中人物的关系不同。《黑骏马》寻找的是青春和恋人的美好，期待的是亲人的宽容和谅解。年轻的索米娅代表着青春、希望、激情，而重逢见证着青春逝去、激情渐退、生活疲惫。索米娅在草原文化的影响下成长为一位无私的母亲，昔日恋人的美好回忆不再，但是母亲的宽容使故乡多了一份眷恋和抚慰。因而张承志在《〈黑骏马〉写作之外》中说：“它不是爱情题材小说——我希望它描写的是在北国，在底层，一些伟大的女性的人生。”
《伊犁马》也是在寻找昔日恋人和青春的美好，期待的是单纯、美好甚至是辉煌的旧日生活再现，借以消解现实生活的不如意。乌龙木莎是草原女性的代表，她在父亲的权威下努力接近文明，在爱情中是羞涩单纯又质朴的美好女性，但是爱情的离开、现实的生活让她大变样。当重逢时，她和草原上的“洋缸子”没有什么区别，也如城市人一样肤色白皙了，更加让人失望的是其精神上也是实利主义的。因而，“我”在乌龙木莎这里得不到心灵的慰藉，反而是小黄马再一次抚慰了“我”孤寂的身心，让我带着些许无奈又通透地离开了草原。
在男女主人公的关系中，两部小说的差异比较大。《黑骏马》中，白音宝力格和索菲亚除了恋人关系以外，还是在一个蒙古包里成长的亲人，即使无法成为恋人，联系他们的还有亲情和曾经的回忆。而在《伊犁马》中，李家勋和乌龙木莎仅仅是恋人，由小黄马结识相恋的青年男女，面对现实的考验，这种关系显得脆弱单薄，难以长久。
在《黑骏马》和《伊犁马》小说中寻找结果的差异，更主要的是男女主人公存在的文化差异。《伊犁马》中李家勋是草原的闯入者，他是外来文化（现代文明）的代表，乌龙木莎是草原文化的代表，双方的文化隔膜在热恋中被遮掩，一旦感情消失，两个人的价值观的差异就暴露无遗。尤其是乌龙木莎的转变，她丢弃了草原文化的质朴、野性力量，而成为现实的俘虏，这让再次与她重逢的李家勋失望无奈。《黑骏马》中的索菲亚作为草原文化的坚守者，成为白音宝力格重逢后最大的精神慰藉，他和索菲亚之间并不存在民族文化的差异，白音宝力格和索菲亚有对草原文化共同的认知。因而《伊犁马》的寻找以失败告终，《黑骏马》中的白音宝力格则怀着希望离开。
三、草原文化的赞歌
张承志和高建群都有草原生活的经历，这让在汉文化中心成长的作家感受到另外一种文化环境、生活方式和风俗人情，在草原文化和汉文化的碰撞中重新进行文化思考，选择自己的精神故乡，确定新的人生追求。
20世纪80年代初，《黑骏马》的出现被认为是知青小说的典型代表，具有文化寻根倾向，其文化寻根指向草原文化。张承志在内蒙古草原的插队生活让他体验到了草原文化的博大，他讴歌草原，赞美淳朴、善良的草原人民，并将其作为自己创作的导向和精神源泉。《黑骏马》选择了白音宝力格和额吉奶奶的矛盾，展现了传统草原文化中创造生命的喜悦这一古老的意识和现代文明的冲撞。经过现代文明的陶冶后，主人公似乎感受到了这古老生活的底蕴和深层的民族积淀，越来越意识到草原人民善良、朴质、勤劳、坚韧的美德，正是现代都市人日渐缺少的。因而才有了归乡与寻找，以及对草原文化的精神皈依。在鲁迅等现代知识分子背对故乡的决绝之后，作家以相似的经历时隔半个多世纪完成了对故乡的再次回归，为心灵找到了寄托，完成了其艰辛的精神之旅。
高建群曾经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白房子边防站做过五年骑兵，这让在渭河平原成长的高建群领略到塞外的辽阔、蛮荒和艰辛，草原文化的野性之美让他赞叹，同时也拓展了作家的文化视野。高建群的“第三种历史观”也是这样形成的，“站在长城线外，向中原大地瞭望，你会发觉，史学家为我们津津乐道的二十四史观点，在这里轰然倒地。从这个角度看，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是以另外的形态存在着的。这就是，每当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走到十字路口，难以以为继时，游牧民族的嗒嗒马蹄便越过长城线，呼啸而来，从而给停滞的文明以新的胡羯之血”。1989年，高建群完成的小说《伊犁马》是一部寻根小说。小说在对草原文化的追寻中发出了一声叹息，昔日的恋人已经面目全非，而陪伴“我”的小黄马血祭了草原，在与马王的对话中，“我”坐上了重回都市的大巴，虽有无奈疲惫，却已经通透淡然。《伊犁马》是对草原最后的伊犁马的叹息，是在物欲时代回望青春之“坟”的挽歌，是对草原文化的依恋和礼赞。
两部小说是对作家曾经生活的草原致敬，唱响草原文化的赞歌。在《黑骏马》中，额吉奶奶、索菲亚是草原文化的化身，张承志在小说中把对亲人的怀念眷恋与草原文化交融一体，民歌和主人公的经历彼此呼应，营造出悠远疏淡的感伤之情，小说结构精致、情感细腻，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情怀。草原文化的博大包容、敬重生命、质朴厚重在额吉和索菲亚的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作家对草原女性的赞美，也是对草原文化的认同。
《伊犁马》与其说是寻找昔日的恋人，不如说是寻找草原马王和骑士精神。厄尔尼诺现象是生态失衡的体现，而熙熙攘攘的现代都市都是厄尔尼诺情绪的重点传染区，利益是人们“跑”的动力。受伤疲惫的李家勋怀念草原，希望重温草原情绪，“远方有一块草原”营造了桃花源般的草原风景和草原风情，但是重新踏上回归之路才发现厄尔尼诺情绪侵入了草原，昔日的恋人已经不是草原文化的化身。庆幸的是小黄马是草原马王，它在梦境中解开了“我”的心结，让“我”明白，人类终会在历史发展中自我完善，物欲的诱惑最终不会动摇人类。
另外，两部小说隐含着农牧文化二元对立结构，犹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和都市的对比一样，作家借助“过去的伟大处”反思批判“现在的堕落处”。在草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对比中，“通过对‘这个地方有些平凡人物生活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的描写，讴歌了具有朴素道德美的人性”。无论是白音宝力格还是李家勋，都是城市文化的逃离者，他们对现代文明的冷漠或倾轧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而回归辽阔的草原，重新寻找昔日的青春和激情，感受到草原文化的淳朴、通脱，归乡者得到精神的洗礼。对草原文化的礼赞，亦是对现实平庸世俗生活的回避。正如高建群在《伊犁马》中以厄尔尼诺情绪隐喻现代都市生活的精神状态，这是精神生态危机的体现，与之对立的是草原情绪，是曾经良好精神生态的代表。
“归来”模式中的还乡之旅是预设了目标的旅行，是抱着心中的信念和理想寻找自我认同和心灵慰藉。《黑骏马》是怀着忏悔之心追寻，不求理解与沟通，但求得到亲人的宽恕，以获得内心的平静。《伊犁马》是怀着期待之情追寻的，在与草原微妙的纽带性联结中也包含着自我身份的认同，重温昔日的辉煌，抵挡现实的落寞与平庸。这两种不同的归乡倾向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独语”现象——不求沟通只为救赎，或期望沟通交流却存在隔膜。
在20世纪初的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成为最早的觉醒者，他们希望用启蒙话语唤醒沉睡的国民。事实却是，民众由于思想禁锢和保守落后而与启蒙者存在语言和思维的隔膜，启蒙话语在以杨二嫂、闰土等为代表的民众面前成为弱势语言，启蒙者虽为精神导师，却面临被“看”或被“吃”的悲剧。20世纪80年代重返“五四”的启蒙思潮，带来了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地位的最后辉煌，他们在国家体制下具有知识者的优越地位和体制赋予的社会责任感与承担意识，以张承志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对现代文明的渴望、反省、忏悔等，体现了这种使命感和话语优越性，这种“独语”是自我选择，带有知识者的精神优越感。这种优越感随着体制内优越地位的消失不复存在，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在商品文化的大潮中，物欲已经代替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感召，成为民众生活的指向标，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重新竖起了厚重的障壁。
纵观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返乡之旅，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始终处于隔膜状态。在大众面前，他们希望沟通交流，却在强势话语面前失声或独语。从最初个性解放、人人平等的启蒙追求，到新时期启蒙者的短暂优越地位，再到物质化时代的失语，我们看到这样一群寻梦者，他们或具有人生“过客”与“历史中间物”的悲剧意识，或怀着理想主义精神在历史发展中寻找自我身份认同。
（作者：田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