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的细部寻找：《雕像》
在文学的世界里，英雄形象往往承载着时代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的深层记忆。高建群的《雕像》正是这样一部以英雄为核心的作品，通过多声部叙事的独特手法，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立体而丰满的英雄形象。
多声部叙事中的女英雄形象
文/田德芳
高建群是陕西当代文坛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代表作《最后一个匈奴》曾引发“陕军东征”现象，与《白鹿原》《废都》并称为新时期陕西长篇小说的“三驾马车”。高建群以诗歌写作登上文坛，20世纪80年代末其文学创作重心从诗歌转向小说，完成了一批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如《遥远的白房子》《雕像》《老兵的母亲》等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既有历史的厚重苍凉，也有诗化的抒情氛围，作家高洪波曾经高度评价高建群的这些中篇小说，认为“高建群心灵深处的英雄崇拜情结，积郁在他心底，时不时便下意识地流露在笔端”，“用自己的作品发掘和再现黄土高原的灵性，几乎成为高建群锲而不舍的一种追求”，“高建群寻找的灵性，其实是一种活力、一种激情、一种诗意笼罩下的昔日辉煌”。
高建群在20世纪90年代书写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既有革命叙事的宏大庄重，又有个人叙事的丰富鲜活，加之民间叙事的传奇浪漫色彩，这些叙事因素构成了高建群革命历史小说独特的多声部叙事艺术。尤其在短篇小说《雕像》中，高建群用复调的方式讲述了女革命家兰贞子的故事。老革命家单孟的回忆，还原了兰贞子的成长过程，写出了革命和爱情的选择。叙述者“我”则在不断地收集资料、民间走访中发现兰贞子作为女革命家的多元复杂性。在小说中，党史资料、民间叙事和个人现代叙事的多声部呈现，打破了传统叙事中革命家形象的单一性，使兰贞子的形象丰满立体。
一、宏大叙事中的女革命家
在小说《雕像》中，“我”作为兰贞子雕像的完成者，当接受这一任务时，就意味着“我”成为兰贞子故事的“异叙述者”，隔着历史的风尘，“我”需要通过各种与之相关的人和事去接近当地百姓心目中的伟大的革命家形象。当“我”在翻阅史志的时候，寻找到了主流叙事中的兰贞子形象。她是战争年代革命英雄的代表，是为革命事业牺牲生命的烈士。兰贞子的光辉事迹可以在党史资料中找到出处和依据。
（一）走上革命道路
除了感人而重要的革命事迹之外，“我”在众多的资料中找到的个性化的具象是“大脚”和“没有扎过耳朵眼的耳朵”。这两个特征说明了兰贞子在女性被压抑和规训时代的不同寻常，她没有被嫁作他人妇的时代标准同化。这源于兰贞子所处的陕北地域和家庭特点，“在这块荒凉而偏僻的土地上，在窘迫的食不果腹的生存斗争中，脂粉气和女人气并不重要，循规蹈矩的礼数也并不重要”。因此，在没有男孩的家庭里，作为长女的兰贞子就把自己当男孩看待，希望将来顶门立户。在“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陕北高原，在遍布红色火种的贫瘠土地上，兰贞子接触了革命教育，因而走上了革命道路。这就是无数革命英雄走上革命道路的动因，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作为劳苦大众的一员，革命的感召力是强大的。
老革命家单孟则是兰贞子的革命启蒙导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单孟选择回家乡边教书边做地下工作，他为曾经光屁股的女孩兰贞子捎去一身衣服，并且教给她唱《少年先锋队队歌》，聪明好学的兰贞子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把自己的工作和爱情都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
（二）革命加恋爱
“革命加恋爱”的写作模式最早出现在蒋光慈等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在蒋光慈、丁玲等人的左翼革命叙事中，革命和爱情呈现为矛盾性，爱情往往是对革命者革命意志的考验，需要革命者在革命事业和爱情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或者体现为男性革命家投身革命后，获取了女性的爱情，爱情是革命事业的副产品。《雕像》中的革命加恋爱书写属于后者，革命是爱情产生的基础，爱情的产生是党的工作的需要，爱情因为革命而崇高美好。在党史资料中，兰贞子作为革命队伍中的指导员，与连长李得胜在共同的革命事业中产生了爱情，因工作需要结为一对革命夫妻。最后在磨盘山的血战中被捕，被枪杀于望瑶堡。
在单孟等老一代革命家的观念里，爱情的选择取决于组织的意见，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革命需要兰贞子去管理一支旧式部队，革命需要她和这支部队的头领结婚。在《雕像》中，兰贞子的爱情同样是在革命中萌生的，小说讲述了革命中恋爱产生的细节。一个女指导员和一群男人的军旅生涯，在长久的磨合中逐渐适应了现状。河流则是他们爱情觉醒、情感升温的见证。在夏季的长途行军中，部队在一条河边小憩，士兵们一个个跳进了河里，兰贞子走到河上游的一个湾子，撩着水洗澡。这时李得胜走了过来，被河中央沐浴的兰贞子所吸引。从此，这个粗鲁大汉明白，自己深深地爱上了他的指导员兰贞子。又是一个查岗的夜晚，李得胜查完岗心事重重，他到河滩去散心。兰贞子看完书准备去查岗，看到了在河边想心事的李得胜，月光下两人坐在河边的岩石上谈了很久。李得胜向兰贞子表达了爱慕之情，兰贞子也向李得胜表达了敬意。他们憧憬着革命胜利后的美好，并把盒子枪作为定情信物。接下来他们接到了党的命令，为了方便领兵，组织决定安排他们结婚，婚礼在河边长着枣树的无名村庄举行。在婚礼上，兰贞子为大家唱了《少年先锋队队歌》，两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在革命斗争中，李、兰二人打了很多胜仗，却在磨盘山血战中损失惨重，两人先后被捕，在一个白雪飘飘的冬日被枪杀在迎勋门前。作为革命家，兰贞子的牺牲是被党史书写的。李得胜作为衬托，更突出了其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从学堂的学习，到婚礼上的歌唱，再到狱中、行刑前的歌唱，《少年先锋队队歌》是贯串兰贞子成长的重要线索，亦是其生命的写照。革命叙事中的兰贞子形象是革命英雄的典型，她具有舍弃小我、投身革命的牺牲奉献精神，在革命的艰险中奋斗不息、吃苦耐劳，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又彰显出一个共产党员坚韧不屈、视死如归的品质，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念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在这一叙事中，兰贞子体现出革命者的大众化、一般性特征，无法让“我”形成具有血肉情感的印象。在党史资料的查阅中，“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转述了兰贞子的故事；同时“我”又是兰贞子雕像的完成者，为了让形象具有“这一个”的特征，“我”又不断尝试揭开历史的尘烟，寻找一个血肉丰满的兰贞子形象。
二、民间叙事中的英雄传奇
在陕北这块神圣庄严的红色土地上，充满了英雄传奇，兰贞子是其中一位家喻户晓的女英雄。时隔六十周年，人们要为这位女英雄准备一次隆重的纪念活动，在兰贞子当年英勇就义的地方塑造她的雕像。“我”作为为兰贞子设计雕像的艺术家，在民间走访中寻找独特的雕像素材。正因此，民间口头相传的兰贞子事迹与革命史料中的记载相互补充，使兰贞子作为革命英雄的形象更显丰满高大。
（一）老高的讲述
当不速之客老高为“我”带来女英雄兰贞子的一张照片时，“我”答应为其六十周年殉难日雕像，这就让“我”成为故事中的人，为兰贞子雕像使“我”和兰贞子以及她身边的人产生了联系。“我”听着老高的叙述，得知兰贞子和老高有过“一面之缘”，也和老高的家乡联系密切。
在民国十八年（1929），陕北大旱，易子而食的惨剧时有发生。当时还在吃奶的老高也被换到别人家，正当这家的男人举起镰刀准备杀戮后煮食这个婴儿的时候，门被踢开了，兰贞子救下了望瑶堡即将被人吃掉的老高，并为这家人指明了抢粮的道路。兰贞子抱起了在锅台前的老高，裹在自己的大襟里，然后送回老高家中。兰贞子救下了老高，她突然掉下两行热泪来，是为这孩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激动，也是为这块土地流下的悲哀泪水。
几天后，十五岁的兰贞子带领游击队队员组织了一次抢粮行动，解救了这方深陷于饥荒之中的农民。他们以“拜庙”为掩护，去城里抢粮，饱受饥饿之苦、挣扎在生死边缘的老百姓也参与其中，其中就有老高的父亲，以及那家的男人。在这次行动中，“兰贞子在经过县政府大门时，突然拔出枪，朝空中放了两响……独自闯进了大堂。……县老爷躲在公案桌底下，不敢出来。兰贞子一脚踢翻桌子，伸手抓住县长的衣领，然后用枪顶着他的额头，逼他下令，开仓赈粮”。老高的讲述充满了英雄传奇色彩，又具有民间的侠义精神。从“独自闯进”到“一脚踢翻桌子”，这一系列的行动，更像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或是身怀绝技的侠义之士。这样的兰贞子形象，是陕北人心中的英雄，她无疑是被神圣化的，人们对大革命时代的怀恋之情凝聚在了她身上。
在老高的讲述中，兰贞子在危难时刻的出现如天神一般，但她的父亲兰铁匠在这次饥民事件中不幸被抓，吊死在老槐树上。兰贞子没有局限在个人的悲伤中，她听从党的安排，多次打胜仗，直到被敌人抓捕后英勇就义。
（二）民间的传颂
在老百姓的口口相传中，兰贞子是被神圣化的女革命家形象。兰贞子的革命意志是无须考验的，更是少年有为的典范。她身上体现出的组织领导才能令人叹服，兰贞子似乎就是天生的革命家。
接下来，“我”在走访中又了解到兰贞子被捕受刑的细节，进一步凸显了革命家形象的伟大和崇高。兰贞子对敌人的威压体现在悬赏五百大洋的缉拿榜上。面对敌人的包围，“她从容地烧毁了手中的文件，整理了一下头发，然后将双扇门一齐打开”。这就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像江姐一般从容淡定。被抓入狱后，作为重要案犯，兰贞子被关进望瑶堡死监，岗哨林立。在重刑过后，她被拖进牢房，“她抚着伤痕，走到窗口，隔着窗望着养育过她的苦难的陕北大地。她热泪盈眶，唱起平日最爱唱的《少年先锋队队歌》”。怀着对党组织的无比忠诚，她义无反顾地英勇就义。
老高曾悄悄告诉“我”，“在通往刑场的路上，李得胜曾表现出片刻的怯懦，走着走着，他双膝一软，坐在了地上。兰贞子听见了后边的响动。她停住脚步，转过身，看到这般情景，便走过去，踢了丈夫两脚。‘亏你还是个男子汉呢。站起来，老爷儿们！’她的丈夫受到感染，终于双腿打直，勇敢地站起来，和兰贞子并肩走完了这一段路”。李得胜在党史中留下的资料很少，在望瑶堡还健在的老人的回忆里，他是兰贞子英勇形象的衬托。“兰贞子搀着她的大伤未愈的丈夫，在戒备森严的匪兵的押送下，穿过望瑶堡街道，向刑场走去。……走在路上，她唱起了《少年先锋队队歌》。她的年轻的生命，以这首歌作结……”
民间叙事中的英雄兰贞子和党史资料中的革命家兰贞子形象诠释了英雄的革命历程，也彰显了革命者的牺牲精神，正如为兰贞子的雕像选择的名称为《牺牲》。在这样的叙事视角下，兰贞子是他人口中的存在，是雕塑家提炼的“这一个”，却缺少了作为个人的鲜活。
三、个人叙事中的英雄历史
在小说《雕像》中，还存在一种个性化的叙事视角。小说以个人觉醒的视角，反观革命女性的选择，让女革命家的形象又增添了爱情的浪漫和为革命献身的悲情。这是为兰贞子雕像的艺术家“我”的寻找，也是个性觉醒的现代女性单菊的好奇与解密。因为单菊的推荐，“我”和兰贞子的雕像有了联系；因为单菊提供的照片，“我”推测了解到兰贞子和单孟之间有不同寻常的关系。单孟是兰贞子故事的参与者，在他欲言又止的片段叙事中，“我”和单菊寻找到一个觉醒女性形象的矛盾复杂性——为了革命事业而牺牲自我爱情的觉醒女性形象。“我”作为叙事者，一名具有现代意识的画家，始终是以个人视角寻找“我”需要的雕塑形象兰贞子。正是在不断地寻找中，对女英雄形象的认识和界定变得模糊。
（一）性别觉醒与革命意识
在老革命家单孟的回忆中，他和兰贞子的相遇早在少年时期。当他要离开家乡外出求学时，在山路上遇到了兰铁匠和他的女儿兰贞子。光腚的小女孩在路边采了一捧鲜花送给单孟。当他伸手接花的时候，他的手在半空停住了，他的目光落在一丝不挂的小女孩身上。而小女孩也低头看自己，突然脸红起来，懂得了害羞。这一刻，小女孩的性别意识觉醒了，她抹着眼泪跑向了父亲。父亲为她用蒿草拧了个腰兜，缠到了腰间。
在外投身革命的单孟从没有忘记那个向他献花的小女孩，他决定回家乡一边教书一边做地下工作。这里面有革命者对家乡父老的深切关怀，或许也有在革命意识之外的隐秘情感。献花，本身就具有情感交付的仪式感。或许是对于这种情感的回馈，回到家乡的单孟来到兰铁匠家，送了一套女孩子穿的衣服给兰贞子，并让她去学堂上学。兰贞子在学堂是聪明努力的，单孟教给了兰贞子《少年先锋队队歌》，然后由她教给其他学生。这首歌是兰贞子在婚礼、监狱、牺牲等场景下多次唱起的歌曲，这首革命歌曲既是兰贞子个人意志的体现，也是她隐秘情感的寄托。
年仅十五岁的兰贞子就领导了当地的饥民暴动。毋庸置疑，兰贞子的革命意识的产生来源于单孟的启蒙，这是接受文化教育后的蜕变，也是改变苦难生活的必然选择，或许也夹杂着对革命启蒙者的崇拜和爱慕。在“我”的个性化、私人化的探寻中，兰贞子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多了些个人色彩。
因此，在兰贞子的个人成长中，单孟充当了重要的引路人角色。性别意识和革命意识的萌发让兰贞子成为独立个体，成为立志投身革命事业的革命家。服从革命需要是革命者的唯一标准，一如单孟所说，如果革命需要他和兰贞子结合，他也会服从，就如兰贞子和李得胜两个人的结合一样。
（二）爱情“牺牲”与历史真实
牺牲，是个性觉醒后的选择，是革命者的悲壮选择。在牺牲生命之外，兰贞子或许还牺牲了她的爱情。在小说《雕像》中，单孟与兰贞子之间是否存在爱情，一直是历史的谜团。如果存在，那么就存在爱情的牺牲。
从单孟的角度看，这种爱情一直存在于他的记忆中。首先，单孟见证了兰贞子性别意识觉醒的时刻，在单孟的回忆中，光腚的小女孩因为他的吃惊而羞涩地哭泣。这带给少年单孟无限的震惊，他从没有忘记这个时刻。其次，在学堂教学中，兰贞子是他最为满意的学生，单孟教她歌曲，给予她关怀。最后，时隔多年，单孟希望为兰贞子树立一座雕像，为了忘却的纪念。这背后既有公众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因素。当雕像落成之日，也是单孟寿终正寝之时。这背后隐藏着强大的情感冲动，既是对革命年代的追忆，也是个人情感的寄托。
兰贞子则是小说中的被叙述者，她的声音是被压抑的。在“我”和单菊的探寻中，在单孟老人的欲言又止里，或许隐藏了一个兰贞子为革命牺牲爱情的选择，但这不是党史资料记载中可以找到的，亦无法找到历史的痕迹。因此，小说中个人化的叙事呈现，在兰贞子革命事迹的宏大叙事的底层，隐藏着一个关于女性的革命和爱情的“秘密”，兰贞子作为一名女性，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或许并不全是来自革命本身，还有来自革命阵营里的异性吸引。在面对革命需要和爱情时，爱情的牺牲或许会发生。而这一切仅仅是后来者“我”的猜测，作为亲历革命的老革命家单孟，他认为一切未发生的都不是历史。“我”对兰贞子的爱情牺牲的猜测也仅停留在猜测层面，这也反映出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虽具有个性色彩，却也不乏个人臆想的自娱自乐。
单孟在生命的最后和兰贞子的雕像紧紧依偎，他的身上落满了积雪，脸上出现了寿终正寝的老人所特有的安详。这似乎又印证了“我”对兰贞子的情感的猜测。有形的女革命家兰贞子的雕像，是对革命的纪念，也是一代人青春的象征，更隐藏着个人情感的慰藉。而一切未发生的历史，终会成为个人心灵史，也将以个人化的方式呈现出崇高与牺牲。
在小说《雕像》的多元化叙事视角下，兰贞子、李得胜和单孟的故事变得扑朔迷离，传统革命英雄形象也具有了多元性。小说《雕像》在塑造血肉丰满的英雄形象的同时，也在探讨历史的真实。在革命历史的叙事当中，历史是有据可循的史料记载，是革命家的回忆录，是民间充满传奇色彩的口口相传。同时还有存在于个人心灵深处的情感历史，是自我的隐秘和慰藉，在言说和遮蔽之间。个人史与革命历史叙事、民间传说一样，是历史的组成部分，是极具个性化色彩的历史记忆。
（作者：田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