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意识的书写：《大顺店》
高建群的《大顺店》不仅是一部描绘历史与人文交织的小说，更是一部通过女性形象探讨权力、地理与身体政治的深刻之作。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潜入文本的深处，感受高建群笔下女性与历史、地理、权力之间微妙而紧密的联系。
《大顺店》中的女性形象
文/田德芳、王悦
高建群是中国文坛罕见的一位具有崇高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写作者，其作品具有古典精神和史诗风格。高建群的代表作《最后一个匈奴》与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等陕西作家的作品引发了“陕军东征”现象，震动了中国文坛。1994年出版的中篇小说集《大顺店》收录了《大顺店》《伊犁马》《老兵的母亲》《雕像》《骑驴婆姨赶驴汉》等八部小说。在这部中篇小说集中，作家塑造了具有牺牲精神的女革命家、充满异域色彩的浪漫女性、和平年代的现代摩登女性，也有战乱时期被侮辱被损害的慰安妇。作家对这些女性形象给予欣赏、赞美、同情和人性的关怀，体现了鲜明的母性崇拜情结。
一、女性形象类型
在小说集《大顺店》中，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划分为传统女性、现代女性以及具有异域色彩的女性三类。她们展现了女性浪漫多情、忍辱负重、牺牲奉献的人格魅力和生命价值，构成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女性画廊。
（一）传统牺牲型女性
小说集《大顺店》塑造了几位具有崇高信念的革命女性形象，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挫折，她们始终坚守自己的革命追求，即使历经磨难，依旧不改初心，在革命大义面前，展示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与豪爽，具有崇高的革命牺牲精神。《雕像》中的兰贞子即青年英雄的典型，她一出场便拯救了老高及老高周围的一群人的生命。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里，兰贞子带领一群农民，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去城里抢粮，用行动拯救了无数因战争和天灾而流离失所的百姓的生命，用汗水造就了一支红军主力部队。兰贞子体现出革命女性的时代价值和崇高价值，革命道路让她们把个人短暂的生命投入革命斗争中，使个体融入集体，获得人生更大的价值。
小说集中还有一群平凡的传统女性形象。她们没有革命者的崇高信念，仅仅是历史发展中的普通女性，但是在面对战争的苦难与欺辱时，却以独有的气魄、从容的姿态，为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成为历史发展中的基石。《老兵的母亲》中的母亲是集革命意志与母爱于一身的牺牲者。母亲不是革命家，她的一生经历了种种痛苦，如丈夫出走、大女儿惨死、二女儿远嫁等，但她始终保持着善良与宽厚的品质。儿子史铁栓凭借对革命的一腔热血率领史家畔的男人们去攻打敌军，结果攻城失败，队员们伤亡惨重，“皮袄队”所剩无几。战乱中史铁栓带领残余部下逃回史家畔，牺牲战士的家属们悲痛欲绝，誓要杀死史铁栓及“皮袄队”剩余人员抵命。冲突之下，母亲站了出来，为了儿子，也为了所剩无几的红军部队，承担了罪责。在乡亲们的逼迫下，母亲被处死。这位母亲用伟大的母爱保护了儿子及“皮袄队”，更是保全了民族革命的“火种”。母亲形象体现了革命意志在普通人身上散发出的伟大牺牲精神。
《大顺店》中的大顺店是一位被侮辱被损害的牺牲型女性。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围剿了大顺店所在的村庄大王庄。村里的人都被日本人残忍地射杀，大顺店凭借着美丽活了下来，成为日本人的“慰安妇”，成了日本人泄欲的工具。战争意味着伤痛，大顺店代表了在战争中遭受磨难的“慰安妇”群体。遭受心理和生理双重折磨的大顺店内心充溢着仇恨，却也葆有人性之中的美好。当一个年纪很小的日本士兵多吉喜一出现，希望能叫大顺店一声“妈”，并得到她的回应时，大顺店感动了，她内心的母性被唤醒，却被对方咬掉了乳头。抗战结束后，大顺店来到了痞巷，成为这个部落的“国王”。她用身体管理这里的一切，建成了战争年代独有的一片乐土。她始终敢爱敢恨，能向张谋儿勇敢地表白，也能用自己的双手击碎仇人多吉喜一的眼镜，撕掉他所谓的“文明外衣”，让具有兽性的多吉喜一被野兽吃掉。
女人的多面性在大顺店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显示，灵与肉、善与恶在她的身上交织，她是战争的牺牲品，是让人唾弃的慰安妇，然而她又是痞巷“王国”的安抚者，是所有人的“新娘”，让这里的男人得到精神宽慰。这个谜一般的女人在高建群所有女性形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故事的结局，当她骑着毛驴穿着一身红衣渐行渐远的时候，我们突然明白，大顺店自始至终都是个平凡的、富有牺牲精神的普通女性。
（二）现代浪漫女性
高建群小说中的现代浪漫女性多出身于都市，在乡土舞台上演绎现代都市风情和浪漫气息。这一类型的女性在现代浪漫女性的外衣下，具有传统女性的美好品质。
《骑驴婆姨赶驴汉》中的麦凤凰就是这一类形象的典型代表。麦凤凰是一位来自城市的姑娘，她有着城市女性特有的魅力与风韵。她在男朋友为她选好高跟鞋后自己付钱，以显示自己的独立人格。她因为读到斯诺的《西行漫记》而对那朦胧的黄土高原充满了激情，选择去大西北考古。她因为喜欢针织而为班级里的男生织一件毛背心。她会突然地喜欢上诗歌，写出“深刻的黄花瘦，瘦出东方女但丁”这样的浪漫诗句。在情感上，麦凤凰以征服追求者来满足青春的欲求。面对陕北高原穷苦的李纪元时，充当弱者的保护神，她会真诚地赞美李纪元，让他“声音开始变得柔和，举止开始变得轻巧，感情开始变得细腻”，甚至欲以身体慰藉李纪元受伤的心灵，这都体现出现代女性强大的自我意识。
小说《雕像》里的单菊是来自首都一家报社的女记者，装扮时尚，言行犀利，“过程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婚姻生活的受挫、都市生活的浮躁让她陷入虚无感中。但是在协助父亲单孟为女英雄兰贞子塑造雕像的过程中，她被兰贞子和单孟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故事感动，产生了心灵的震动。在革命情感的洗礼下，预示着单菊为人生找到了寄托。
现代浪漫女性形象代表现代文明，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对照中，显现出现代文明的优越感，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量。她们又具有传统女性的美好品质，成为叙述者的仰视对象，并给予热情的赞美。
（三）异域风情女性
少数民族女性同样具有浪漫风情，但是在她们身上更多地体现出游牧文化浸染下的异域风情。《伊犁马》中的草原女性乌龙木莎即为代表。作为一名哈萨克族女性，她的身上有着草原女性特有的激情与野性，却没有都市浪漫女性的优越感。她有一种叛逆意识，她会用激情的歌声唱《在那遥远的地方》，会用书本的知识反抗父亲对西红柿的成见，会在直升机轰鸣时，用绳子去套飞机。生长在哈萨克草原上，乌龙木莎的父亲赛力克希望女儿能够做一个贤妻良母，“挤牛奶、接羊羔，摇动手摇缝纫机”。但乌龙木莎更喜欢像男人一样，骑着马在草原上驰骋，做一个真正的“哈萨克女人”。她没有曼妙的身姿，没有漂亮的长相，但就是这样一个姑娘，“引发了我胸中那沉睡的激情”，让“我”成为一夜间的天才。作者赋予这位哈萨克姑娘以浪漫和传奇，让她超越了自我，也给予“我”力量。
《出国的诱惑》里无名无姓的俄罗斯女性亦体现着异域文化的浪漫风情，在她们身上可以看到不同文化碰撞下产生的生命力量或情感隔阂。而作家塑造的异域风情女性形象背后，隐含着对游牧文化的欣赏和赞美之情。
高建群的作品中，女性形象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传统牺牲型女性、现代浪漫女性，还是具有异域风情的女性，她们既葆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德品行和牺牲精神，同时又有冲破传统藩篱、敢作敢当的浪漫风情，展现了女性特有的人格魅力和生存价值。通过女性形象的塑造，折射出作家对社会历史文化的艺术思考。
二、女性形象塑造的成因
作家创作受到个人成长、地域文化、学识积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高建群童年生活中与祖母、母亲的深厚情感，使他对于女性具有崇敬之情，这种情感一直贯串着他的创作之路。伴随他一路成长的渭河、额尔齐斯河、延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创作，成为构筑他精神家园的有力支撑。加上所受到的异质文化的熏陶，共同构成了作家笔下理想化女性形象的思想源泉。
（一）个人成长经历
对于作家而言，成长经历对其创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高建群着意塑造美好的女性形象群体，与他的童年成长经历是无法分割的。
高建群四岁的时候，母亲带着他从城市回到了故乡高村，从此，高建群便与祖母一起生活多年，善良淳朴的祖母成了温暖高建群的一束光。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里，祖母总是想尽办法为年幼的高建群做好吃的，竭尽所能地满足他的愿望。在高建群的小说《大平原》中，高安氏身上便有高建群祖母的影子。小说中，高安氏虽然不是主要人物，但她的影响与作用是无可替代的。高老爷子过世，高发生作为过继的儿子无力守护家庭的财产，高安氏用半年多的骂街为家庭守住了房产和地产。夜晚土匪入室抢劫，高发生被吓得尿了一炕，高安氏凭借着异于常人的镇定与智慧，保住了一家人的性命。她告诉土匪：“这窑门关着时，这窑里的东西姓高；如今这窑门破了，这东西就是各位的了。……东西由你们取，只是不准伤人！”一番话语让土匪都惊叹。后来，三年困难时期，也是高安氏带领整个家庭度过了饥荒。高安氏总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改变局势，一锤定音，用她的勤劳、智慧将整个大家庭治理得井井有条。在祖母的身上，高建群看到了女性特有的智慧与坚韧。日常生活中跟着祖母劳作，也看到祖母、母亲等女性的弱势地位，和童年时的孩子一样受到来自社会强权的欺辱，这让高建群对女性在欣赏、敬爱之余，又多了同情、理解与关怀。这种情感影响着高建群笔下的女性形象和文学世界的塑造。
《大顺店》中的痞巷一如母系氏族社会，众多身处社会边缘的男性围绕在大顺店身边，大家各司其职、分工合作，过着与外界喧嚣社会隔绝的生活。大顺店凭借其女性身份和神秘魅力引领痞巷的生活，使男性顺从从她的领导。大顺店是战乱中的创伤者，作为慰安妇备受侮辱与损害，但她一直渴望回归到正统秩序里，为人妻为人母，因而是传统女性的代表，她的不幸遭遇和坚忍反抗体现了作家对女性的同情与怜惜。
（二）地域影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的划分带给作家的不仅是地理上的位置分割，更是将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内涵潜移默化地深植于心中。其作品必然打上地理文化的烙印，成为构筑“作家地理”的有力支撑。
在高建群的创作历程中，写作理念的转化与地域的迁移有着密切的联系。高建群有三个精神上的家园，一个是渭河平原，一个是新疆的阿勒泰草原，还有一个是陕北高原。1954年，高建群出生于关中临潼的一个小县城里，1972年应征入伍，在新疆军区当了五年边防兵。五年的白房子生活，在高建群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而用文字塑造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有性感妖艳的耶利亚，有温柔淳朴的木莎，以及各色风情的草原女性。她们在寂寥的阿勒泰草原上生活，远离繁华，远离喧嚣，在荒凉的边疆承受着孤独和煎熬，但她们依旧保持着草原女性独有的风采。耶利亚用自己的性感让两国的战士平息了怒火，木莎用淳朴与善良“引发了我胸中那沉睡的激情”，让“我”成为一夜间的天才。在白房子期间，高建群留下了他对这块土地的眷恋，也承载着他对草原人民的希望，但由于习俗的差异以及风格的不确定，白房子显示出了它的不稳固性。高建群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发表后，引起了文坛的一些争议，部分少数民族学者提出，其中关于哈萨克族的习俗存在局部的失真、偏颇。
白房子的缺憾让高建群深刻地意识到，他不过是个在新疆生活了五年的陕西人。此后，高建群逐渐将目光从新疆的白房子转向了陕北的窑洞。回到这里的高建群，逐渐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七笔勾》中描写了陕北是一个“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地方。陕北这片土地，由于地处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接壤地带，草原风情与黄土情怀在这里融合，加之长期远离中原文化的影响，这里的人天性中携带一种浪漫不羁的气质。他们习惯于面朝黄土背朝天，在一山与一山之间高唱信天游。伴随着响亮的唢呐号子，男人们离家远行“走西口”，而女人们有的一路随行，在风吹日晒中料理男人和孩子的一切事物，有的则成为家中的“顶梁柱”，承受着整个家庭的负担，既要主内又要主外。生活的负担没有消磨这些女性的激情，她们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淳朴、善良，以坦荡的胸怀和乐观的态度来面对生活的一切困难，让我们看到了她们身上的张扬力与生命力。无论是新疆、关中还是陕北，这些地域中的文化观念已深深地融进了高建群的血液中，让他萌发了更多的创造力，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观念。
童年的渭河平原体现着农耕文化的保守性，祖母等女性形象让高建群在内心深处亲近传统型女性。阿勒泰草原的经历使他以文化的外来者视角打量这块土地，游牧文化带给女性野性的力量，也是对作家文化心理的强烈冲击，因而，异域风情的女性总是浪漫神秘的，显得理想而空洞。陕北高原则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过渡带，这里的生活经历让高建群在传统女性的优良品质之外，又注意到别样的个性风情。
（三）异质文化的影响
作家的成长除了受到本土文化的影响外，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在高建群的作品中，艾特玛托夫、劳伦斯、塞万提斯、弗洛伊德、普希金等人的影子都依稀可见。在这众多的文学大师中，艾特玛托夫是高建群比较关注的一位。在创作完小说《遥远的白房子》后，高建群曾深情地写道：“著名的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曾经描绘过边境那一边的地理风光，他的成名作和早年作品，都是以这一带的风光作为故事背景的。他就生活在我们只能用高倍望远镜远眺的某一村镇或小城。也许，在我逡巡北方时，曾经隔着边境线，与他四目相对。……我这个小人物，每每谈到苏联文学，总要抓住机会，向他致意，并且称他为大师。”①
艾特玛托夫是一位双语作家，从小便受到俄罗斯文化和吉尔吉斯文化的熏陶。在俄罗斯文化传统中，女性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是作为民族的象征而被崇拜着。整个俄罗斯文化中都显示出一种女性强于男性的意识。这种民族传统当中对女性的原始崇拜，对生活在这里的艾特玛托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艾特玛托夫女性崇拜情结的渊源。与此同时，从小形成的对女性的依恋与亲近，也深化了艾特玛托夫的女性崇拜情结。艾特玛托夫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便去世了。父亲去世后，艾特玛托夫回到了乡村，祖母与姑母给予了他极大的关爱。这段时光，在幼小的艾特玛托夫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正是祖母和姑母的影响，让艾特玛托夫深深地体会到女性的魅力与伟大。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之路。因此，在艾特玛托夫的笔下，女性博爱、包容，充满了爱的光环。因而我们发现，在高建群的身上，也有着与艾特玛托夫相似的情感经历与体验，高建群受到艾特玛托夫的感染，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闪耀着独特魅力的女性形象，女性崇拜也成为高建群的创作风格之一。
作家的成长经历对其女性形象的塑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对作家影响最大的便是他的祖母。与此同时，作家所接受的地域文化和异质文化的熏陶，尤其是艾特玛托夫的创作，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女性观。
三、女性形象的艺术价值
小说集《大顺店》将视角聚焦于女性，塑造了众多具有崇高美与精神美的女性形象，女性崇拜已经成为高建群小说创作的一大亮点。这些女性形象向我们传达了作家对于女性的态度和观点，同时也体现了作家的人文关怀，对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书写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创造了永恒的艺术价值。
首先，高建群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让我们看到了女性身上独有的魅力。高建群的作品体现了女性的人格美与人性美，女性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敢于冲破枷锁，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她们具有独立的人格，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反而成了男性的拯救者，帮助他们完善自我。老兵的母亲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了儿子史铁栓及红军残余部队；耶利亚用性感化解了中俄两国战士身上的怒火；大顺店率领着整个“痞巷王国”，让这里的男人们得到了精神宽慰。在作者的笔下，她们拥有丰富的情感、浪漫的风情，既个性鲜明，也给男性以鼓舞，对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通过她们，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女性的魅力所在，以及女性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
其次，高建群在作品中对于女性的书写，体现了作家的人文主义关怀。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思考人性中所共同拥有的东西。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人的意识走向觉醒，文学中关于人的问题受到了大家的共同关注。作为新时期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高建群始终将自己扎根于人民。他说：“我永远把自己当作一个最普通的人，甚至比最普通的人还要低，我走向民间，和老百姓一起承受着社会进步带来的这种快乐，承受着社会各种弊病带来的各种痛苦，迎接这个时代，走进这个时代。”高建群的作品多以普通大众为关注对象，他将视线转向底层人民，尤其是一些女性，通过这些形象，展现了作家的人文主义关怀。兰贞子为了人民，为了革命，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与爱情；麦凤凰阅读陕北人民的饥饿史，流下了伤心的眼泪。《遥远的白房子》中，当丈夫马镰刀因为一份酸奶子而走向死亡后，性感多情的耶利亚选择了坚守贞洁，一个人在边地度过余生，因而当“我”看见她时，发出了一句感慨：“我看见的是一个圣女。”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美丽而又坚守的女性形象。传统思想的禁锢让女性的发展受到了限制，但在高建群的笔下，这些女性并没有因此而失去风采。高建群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对女性的关注，显示了她们光彩夺目、独一无二的面貌。
最后，高建群的女性崇拜情结对于“女性主义书写”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17世纪法国哲学家普兰·德·拉巴尔说过：“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高建群作为一位男性作家，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其创作的女性独具风格，她们美丽、妩媚，淳朴、坚韧，率真、泼辣，是真、善、美的化身，展示了作家本人对于女性的崇拜之情。王俊虎、白翻琴就曾将高建群与贾平凹做过对比，并得出结论：“与贾平凹在其作品中着意塑造需要仰视的女神形象相比较，高建群笔下的女性更多的是质朴淳厚的原生态女性形象；贾平凹笔下频频出现内心充溢着传统儒家思想的女性形象，高建群笔下的女性则更趋向于追求真实本质的自我镜像。”②高建群虽然没有超越传统男权思想，却以其独具的慧眼表现了对女性的赞美与歌颂之情，表达了对她们的敬意与欣赏，显示出一定的进步性，对于我们今后的女性主义书写有着一定的借鉴价值。
在高建群的笔下，女性美丽又充满魅惑，善良又充满希望，朴实又充满能量，她们展现了女性作为人的生存价值，体现了高建群作为作家的文学使命感和社会历史文化思考。总之，高建群笔下的女性形象在其小说创作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她们共同展现了女性特有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成为作家理想的化身，代表了作家对精神家园的渴求，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
（作者：田德芳、王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