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的女性崇拜情结
文/韦建国、卢思社、郑闽江
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这一命题，引起了我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与兴趣，并成为当今比较文学和中国文学研究界的热点课题。这一课题内涵丰富，其理论探讨与建构需要广大研究者用多角度、多方法的研究实践来支撑。本节拟对我国当代著名作家高建群和享有世界声誉的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共同具有的女性崇拜情结进行比较研究，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讨论提供一些具有参考意义的依据。
高建群一直注重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学大师成功的创作经验，丰富自己的创作成果，他对艾特玛托夫本人及其作品怀有深深的敬意。创作完《遥远的白房子》，高建群深情地写道：“著名的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曾经描绘过边境那一边的地理风光，他的成名作和早年作品，都是以这一带的风光作为故事背景的。他就生活在我们只能用高倍望远镜远眺的某一村镇或小城。也许，在我逡巡北方时，曾经隔着边境线，与他四目相对。……我这个小人物，每每谈到苏联文学，总要抓住机会，向他致意，并且称他为大师。”①《遥远的白房子》就是高建群模仿艾特玛托夫展现中亚草原历史和游牧民族风情的一次文学尝试。后来高建群放弃了对不熟悉的天山风情和大草原的描绘，离开了草原上的“白房子”，带着对艾特玛托夫创作经验的体认回到了陕北窑洞。高建群植根于黄土地，探索故土文化的底蕴，表现出了与艾特玛托夫相似的女性崇拜情结，他像艾特玛托夫一样崇拜女性，在其作品里塑造了众多优美的女性形象，女性崇拜已成为他中篇小说创作的一大亮点。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或者说女人的一半是男人，世界本来就是如此。作为人类精神产品制造者的文学家，无论其本人的性别如何，只要他想表现完整的世界和人性，笔下的人物必然有男有女，即使是创作过“没有女人的男人们”的海明威也不例外。纵览艾特玛托夫和高建群的创作，我们发现他们具有明显而相似的女性崇拜倾向，几乎在他们所有的作品里，都有被精心塑造和热情赞美的女性形象。她们都是平凡的女性，尽管她们中间有些不是作品的主人公，但她们闪烁着同主人公一样不平凡的光彩。在两位作家的笔下，女性形象都是美好的、被肯定的。她们承受苦难，奉献爱，向往和平与幸福，是真善美的化身。她们生活的环境不同，经历、身份、性格、爱好和追求都不一样，但都具有相同的女性—母性特征，都有美好的心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共同体现了人性美和人道美，展现了女性的人格魅力和生存价值。她们是男性形象的光源。两位作家爱她们，崇敬、赞美甚至神化她们。女性崇拜情结是两位作家创作的一大景观，也是他们创作的独特魅力所在。
高建群和艾特玛托夫都把女性视为爱的源泉、美的化身和希望的憧憬，都在自己的小说里塑造了具有优美和崇高双重美学价值的女性形象。艾特玛托夫的《骆驼眼》中有一位梳着刘海的牧羊姑娘，主人公卡梅尔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她的出现，带着纯真、坦诚和朴实无华，博得了卡梅尔的喜爱和信任。她使卡梅尔忘记了拖拉机手阿巴吉尔的淫威，心中产生“在这荒蛮的苦艾草原上，将会出现阿纳尔哈依好地方”①的美好理想。《早来的鹤》中的女学生梅尔扎古丽用她含蓄而深沉的爱，赋予苏尔坦穆拉特以希望的信心和力量。姑娘的爱情支持着因战争而不得不提前挑起父辈重担的苏尔坦穆拉特，克服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磨难，在风雪的荒原上耕耘，勇敢地与盗马贼进行殊死搏斗。《花狗崖》里的穆兹露克在与死神搏斗的基里斯克的梦幻里，将爱与美的女神视为生存希望的寄托。高建群在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里，塑造了一个半人半神的女性形象——萨丽哈。她用女性的温柔驱散了中俄两国士兵之间浓烈的火药味和杀气，用爱与美使男主人公一个毛头小伙子成为“草原王”马镰刀、边境卫士和复仇者。如果说萨丽哈这个形象因存在争议而不足以作为论据的话，那么，高建群后来创造的麦凤凰、老兵的母亲、兰贞子等形象则丝毫不逊色于艾特玛托夫笔下的优美女性。《骑驴婆姨赶驴汉》里的麦凤凰以温柔和宠爱让李纪元这个从未走出过山沟沟的陕北农民，“声音开始变得柔和，举止开始变得轻巧，感情开始变得细腻”，“他的智力在发展”，“他的智商……一天一天，见风就长”。李纪元不但增长了自信心，还恢复了自尊，当“麦凤凰怀着忏悔和赎罪的心情，第一次光着身子钻进李纪元的被窝”时，“李纪元拒绝了她。他也没有接受麦凤凰的解释，他觉得一切解释都是多余的”。②《老兵的母亲》（载《中国作家》1989年第5期）中的母亲用母爱和生命拯救了儿子老兵史铁拴和所剩无几的红军残部。《雕像》（载《中国作家》1991年第4期）中的老高，如果不是兰贞子及时赶到，早已成为饥饿父亲的口中美餐。兰贞子用爱造就了一支红军主力部队。这些感人的女性形象和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同性人物一样，是爱的源泉、美的化身和希望的憧憬。
艾特玛托夫最为赞赏的是勇于追求的女性。《查密丽雅》的同名女主人公毅然放弃殷实家庭的舒适和日后做“家主娘”的荣耀，离开所谓的“骑士”丈夫，跟随一无所有但精神富有的残疾军人丹尼尔走向希望的未来，由男人的附属品升华为具有独立人格、体现美好生活的光辉形象。在《第一位教师》中，可怜的孤儿阿尔狄娜依，在老师的帮助和栽培下，靠自己的艰苦奋斗，最终成为大学教授、科学院女院士。这位“拿着书，披着红围巾的姑娘”是现代吉尔吉斯民族的象征，艾特玛托夫把她塑造为理想和时代前进的标志。高建群和艾特玛托夫一样，刻意突出和赞美女性形象对爱情、事业和理想的追求。在小说《大顺店》里，曾被迫沦为日寇“慰安妇”的茵香，自嘲是“大顺店”，就是“陕北人走西口路上的那种行人小店，谁瞌睡了，谁都能进来丢个盹儿的那种店”①。就是这样一个妇女，她不但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创建了痞巷“王国”，还在内心时时渴望真爱，追求着小说中“我”的父亲。最后她在洗澡时“来红”，象征着她正常健康女性肌体的康复和理想的实现。在另一部中篇小说《坏女孩》里，高建群塑造的“坏女孩”路霞是一个曾经上当受骗被人抛弃的姑娘，在漂泊中，她始终靠自己的辛勤劳作努力追寻幸福。她说：“纵然是有着幸福的地方，早已有人看守，但我有信心去寻找他，夺取他，和营救他。”高建群像艾特玛托夫那样，满怀激情地展示所钟爱的女性的心灵美、精神美和人性美，字里行间洋溢着赞誉之情。他把路霞比作艾特玛托夫笔下的“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称其为“我的穿着红裙子的小白杨”，认为她正是自己“在匆匆的生命旅程中，所寻找的那种女性形象”。②在作家的眼中，路霞的形象已经与司汤达的德瑞纳夫人、卢梭的华伦夫人、罗曼·罗兰的萨皮纳同样美丽和伟大。
普通的平凡女性是艾特玛托夫与高建群塑造的女性群像中的主体，她们大多经历不幸，命运不佳，有的还饱经风霜，历尽磨难。作家们不但同情、肯定和赞美她们，而且对她们表示了极大的尊重和敬仰。艾特玛托夫的《面对面》里的赛义黛，独自承担家庭的生活重担，当她发现自己朝思暮想盼回来的丈夫竟然是逃兵时，就毫无畏惧地迎着丈夫的枪口走去，迫使丈夫不得不向追捕的人举手投降。作者讴歌了她的大义凛然。《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中的阿谢丽，面对家庭和生活的重压，柔中有刚，自尊自爱，不向困难屈服，如同一棵草原上的白杨。作家赞美了她的朴实无华和自然优美。高建群笔下的大顺店受尽凌辱，在自卑中渴求真爱和自尊，作者歌颂了她的人格美。《雕像》里的兰贞子，为了陕北劳苦大众的幸福，在枪林弹雨中度过了自己短暂的一生，最后就义于刑场。作家把她置于所有的男性形象之上。
两位作家都把女性看作人类生命的载体和生存的源泉，把她们塑造成大地母亲的形象。在作品中，她们像大地一样不断地付出，却极少获取；她们最能正确地判断生活，用心灵去理解生活；她们最能承受苦难，用伟大的人格力量和人性道德弥补人类的过失，延续人类的生命。艾特玛托夫的《母亲—大地》中的托尔戈娜伊就是这样一位崇高的女性。托尔戈娜伊在吉尔吉斯语中意为圆月——幸福的象征。她的母性和母爱，在小说中被描绘为人类最崇高的天性，所有的男性，在她面前永远是儿童，就像人类依恋大地一样。《永别了，古利萨雷！》中的扎伊达尔，不但是家庭意义上的妻子和母亲，更重要的是她具有大地母亲的胸怀和情感，具有一种把握生命的能力和生存的责任感。她是丈夫及全家的头脑、灵魂和精神支柱。高建群的《茶摊》（载《延河》1993年第9期）里的祖母婆婆并不是主人公，但她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她的操持下，饥饿的大家族得以延续生存；每当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的关键时刻，她出语惊人，一锤定音。《大顺店》里的高原男性，个个剽悍刁顽，或身怀绝技，或阴险狠毒，但是他们像众星捧月一样，聚集在大顺店的麾下。痞巷，这个兵荒马乱世道里的“理想国”，就因为有了大顺店这个女领袖，才得以建立和存在。
从对象崇拜到将其神圣化，本来只有一步之遥。当艾特玛托夫以“地球人的代表”的身份，用全球性思维来探讨人类永恒性的主题，探讨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命运，表现自己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追求的时候，当高建群着重发掘黄土高原历史文化底蕴，探索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之谜，表现自己对民族之根、民族之力的理性思索的时候，他们都将自己崇拜的女性形象由普通人升华为女神。
女神作为宇宙万物的母亲，致力于人类生活的和谐与幸福，为此不惜含辛茹苦，甚至牺牲生命。女神所体现的女性特征——温柔、美丽、友善、同情心、亲自合作等美德，一直受到人类的崇敬。艾特玛托夫在描绘现实中的女性形象的同时，还通过民间传说，表达了他的女性崇拜思想和对女神所体现出的女性美德的推崇。现实生活里，由于有了母亲托尔戈娜伊，无论家庭受到多大的磨难都能存在和延续（《母亲—大地》）；民间传说中的长角鹿母把布依族仅剩的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当作自己的孩子哺育成人，使这个民族得以繁衍（《白轮船》）；“鱼女”自愿与瘸兄弟结合，创造了尼福赫族（《花狗崖》）。具有女性特征的长角鹿母和鱼女象征着无私哺育人类的大自然，在《白轮船》和《花狗崖》里，女性形象被神圣化为自然；在《母亲—大地》中，母亲托尔戈娜伊升华为大地。大地就是自然，因为作者认为人类在破坏自然母亲的同时也在毁灭自己，他呼吁“寻找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并为此创造了崇拜、依恋、追随长角鹿妈妈的男孩形象。作者通过男孩的故事，表达了自己女性崇拜的哲理蕴含，“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在长角鹿妈妈——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大自然面前，在万物之母面前的神圣职责”，即“保护周围世界的财富和美丽”。①在《花狗崖》里，所有的人都表现了对始母鱼女的爱，同时也表现了人们相互间的爱。在这里，神圣化的女性自然形象既是尼夫赫人也是全人类爱与善、幸福与希望的载体。
高建群也是在历史传说和现实的交织中完成女性形象的神圣化的。萨丽哈的出现及其经历本身就是一个传说故事，她的美丽和多情人世间少有，她的结局超凡入圣。兰贞子好似圣女贞德，胸怀救国救民的高度使命感。她十五岁就带领农民抢粮，最后为陕北民众牺牲爱情，贡献生命。她的经历和故事经民众口口相传，已成为传奇。雕塑家为兰贞子塑像，一直在是塑“村姑”还是塑“圣女”之间难以选择。在对兰贞子事迹的调查中，他发现陕北人民将其视为“圣女”。当女记者单菊开玩笑地用油泥把塑像的双眼盖上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女英雄塑像的双眼里“透出一股献身者特有的宁静安详。……她的前额因了眼睛闭合的缘故，变得宽阔和明亮起来，这宽阔和明亮具有一种圣洁感”①。在瞬间捕捉到了圣灵之光的雕塑家立即加大了塑像乳房的比例，突出女英雄的妻子和母亲的特征，并把塑像命名为“牺牲”。雕塑家获得创作灵感的那一刻，也是作家将兰贞子形象超凡入圣之时。高建群在现实生活的描绘中追述传说，用倒叙的传说使现实中的女英雄塑像展示圣灵之光。在《坏女孩》里，高建群把现实中的“我”置于六千七百年前的母系社会文化生活的景观里，面对十六岁的出土女尸进行思考“坏女孩”的哲理内涵，抒发对女性的崇拜之情。在遥远的人类童年，人们为了驱走灾难，被迫挑选最美丽的姑娘祭天。姑娘只有十六岁，却有八千五百六十三个情人，在今天的人们眼中是个“坏女孩”。可是她生为部落繁殖成员，死为集体驱赶灾难。她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妓女，同时也是人类第一位圣母。“圣女贞德和妓女抹大拉，构成了同一事物的两个极端。”②作家在历史与现实的相互映照中，特意突出小说女主人公公路霞身上的活力和勃勃生机，使现实中的路霞在“我”的眼里，由一个“卡拉妹”式的“坏女孩”变为卡门、梦露、麦当娜、邓肯，与母系氏族部落女酋长的形象重合，神圣化为圣母。
艾特玛托夫创作中体现出的女性崇拜，有其历史和民族的根源，并与他的童年经历和对女性的情感密切相关。有趣的是，高建群也受到相似的历史和民族的影响，且有与艾特玛托夫相似的童年和对女性的亲近倾向。
艾特玛托夫生长的吉尔吉斯斯坦是个以游牧民族吉尔吉斯为主体民族的山国。在这个民族里，姑娘们同小伙子一样骑马放牧，“吉尔吉斯是女人善骑的地区，女人除了会处理家务以外，还要善于放牧半野性的马群”，女性不但在吉尔吉斯人的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且还作为民族的象征图像被崇拜，“还在一百年前，我的故乡吉尔吉斯，中亚阿莱山脉一带，还不为文明世界所知。它还是地理上的一个发现。而我现在写文章，却在代表现代的吉尔吉斯，它的象征图像就是一位拿着书，披着红围巾的姑娘，立在雪山的前面”。①可见原始的女性崇拜意识在吉尔吉斯民族中作为传统一直承传至今，成为艾特玛托夫女性崇拜情结的渊源。游牧民族具有较浓厚的宗法意识，吉尔吉斯族注重辈辈传宗接代和血缘之间相互的道德责任感。这种对家族历史的认识和民族传统的继承，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对母亲、对长辈的敬仰。这些都深深地印入了艾特玛托夫童年的记忆里，极大地影响着他的前期创作。另外，对艾特玛托夫女性崇拜情结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有他童年获得的依恋女性的情感。艾特玛托夫的父亲是吉尔吉斯第一代苏共党员，曾担任高级领导职务，1937年惨遭镇压。艾特玛托夫过早地失去了父亲。他也从未见过祖父，他是在山村由祖母、姑母和母亲抚养成人的。他从小就对女性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亲近和崇敬，这种情感比起弗洛伊德所说的恋母情结有过之而无不及。艾特玛托夫尤其崇拜祖母，认为祖母“是一个极富魅力而又聪明过人的妇女，受到全村人的尊敬。对我来说，她就是一座神话和民歌的宝库”②。艾特玛托夫的姑母在最困难的岁月保护了他们一家，使幼小的艾特玛托夫深深体验到人性的美好和女性情怀的伟大。游牧民族的传统和自身的经历共同奠定了艾特玛托夫女性崇拜情结的基础。
我国西北黄土高原是人类最早的生息地之一，伸向中亚腹地连接西欧的古老驿道在这里纵横，匈奴的铁骑曾经在这里来回游弋。部落争斗、民族迁徙以及不断的战争和自然灾害使这块本来就险恶的土地变得更加贫瘠。游牧民族和内陆农业民族的后裔在这里杂居融合，共同繁衍成俊美的高原土著；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在此交流、碰撞，整合为独特的黄土高原文化。这块被西北部草原和荒漠围绕的穷山恶水哺育了中华民族最古老的部族，在几千年历次大动荡中未被封建儒学浸润驯化，却更多地保留了游牧民族和草原文化的影响，具有江南一带所缺乏的野性和活力。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这里的人像游牧民族一样，为了生存而流浪，去“走西口”。动荡中思安定，贫困里盼丰收。黄土高原上的人像依靠大自然而生存的游牧人一样，崇敬女性特有的繁殖力、亲和力和包容力。火辣辣的陕北民歌和煽情的“信天游”鲜明地表现出了高原人依恋女性、崇拜女性的潜意识。以“走西口”为例，它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它表现了高原人在脱离母体、远走他乡时那种依依不舍、生离死别的痛苦心情，表现了他们对朦胧的陌生的远方的惧怕和向往，其中更多的是回归母亲——故土的期盼。这种世代相传的心理积淀构成的集体无意识影响着高建群的创作。和艾特玛托夫一样，高建群在小时候被母亲带回故乡高村，由祖母抚养长大。他在《坏女孩》中写道：“我突然觉得那蚁后般的蜂王般的女酋长，像我的早已故世的老祖母，我在舞动中走向前去，匍匐到她的脚下，吻了吻她的脚趾。在吻的那一刻我流下了眼泪。”①中篇小说《茶摊》含有大量的自传成分，几乎就是一部自传。小说中的“我”十分崇拜祖母婆婆，现实中的高建群最喜爱、最崇拜的人也是他的祖母。小说《车祸》（载《大家》1997年第6期）的前半部几乎就是《茶摊》的重复，其中对母亲的温情和小脚祖母巾帼英雄本色的描绘，表现出了作者对自己的女性长辈的敬仰。童年时生成的对女性的亲密情感，使高建群深刻地体会到女性的善良、仁慈和宽厚。她们身上充满的爱和牺牲精神，以及表现出的人性美和人格美的光辉，一直照耀着高建群的创作道路。可以说，相似的传统影响、相似的童年经历、相同的对女性的情感使高建群得以接受艾特玛托夫的影响，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女性崇拜情结。
高建群和艾特玛托夫都崇拜女性，并且在各自的作品中都有相似而鲜明的表现。但是，相似不等于没有区别。
艾特玛托夫较多地从理性层面讴歌女性的精神之美。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不论是何种身份，身居何种环境，不分老幼，一律具有女性特有的种种美德。他形而上地表现女性的精神世界，具有空灵感。他笔下的女性形象高尚、优美，但又超然、抽象，因理想色彩过浓而给人一种虚幻感。这与作家的创作方向有关。我们以为，1986年问世的《断头台》是艾特玛托夫创作前后期的分水岭。在前期，艾特玛托夫植根于生他养他的吉尔吉斯斯坦大地，情系吉尔吉斯民族，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他塑造的女性形象，都是吉尔吉斯“大地母亲”的女儿，像“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一样，生活在天山草原的“骆驼眼”泉边，与“早来的鹤”相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后期为了响应苏联领导人的“新思维”，追随当时苏联文学关注全球性和全人类的主旋律，艾特玛托夫主动而完全地丢掉了自己创作中的民族特色。在《断头台》里，作者运用了时空交错、多主题、多线索等艺术技巧，站在全球的高度探索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上帝、善与恶的关系等具有全人类普遍意义的问题，使作品具有更加深远的哲理性和象征性。但是，小说的主要人物由吉尔吉斯普通人变换为笃信基督教的俄罗斯人；俄罗斯大地替换了中亚的群山和草原；基督教的神话传说、观念、意识直接而明确地进入小说的话语体系并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特色荡然无存。艾特玛托夫此后创作的《雪地圣母》（1988年）、《成吉思汗的白云》（1990年）、《死亡的自由》（1993年）、《卡桑德拉印记》（1994年）等作品中也有女性，如《雪地圣母》中圣母图上的玛丽亚、《成吉思汗的白云》里的女仆阿尔趸，但她们都不是具有吉尔吉斯民族特色的女性形象了，而是作家所宣扬的爱的永恒、善的永恒、美的永恒、人性的永恒的总体意蕴的体现者。所以，他的女性形象从吉尔吉斯斯坦的群山、草原走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作者宣扬的博爱和终极的善，从具体变为抽象，虽然优美，却难免给人以虚幻感。
高建群也从理性层面赞美女性的精神美德，但他是将其建立在发掘女性感性本能特征的基础之上，从形而下的感性发掘到形而上的理性升华。具体讲，高建群比较注重女性形象对性意识觉醒和追求的发掘，思考的是女性性活动及繁殖能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功用和影响，以及因此在人的理性层面和精神领域产生的民族生命力的感悟。萨丽哈造就就马镰刀，大顺店创建痞巷王国，麦凤凰改变李纪元，兰贞子领导军队和民众……这些女性形象的性爱和爱情最终升华为惊人的承受力、创造力和生命力。作家将其与孕育了中华民族的黄土高原联系在一起。小说《坏女孩》再现了六千七百年前黄土地上的母系氏族村，在幻觉中“我”朝拜了像“早已故世的老祖母”般的“蚁后般的蜂王般的女酋长”。在作家的眼里，女酋长“不仅仅是她自己，她是属于整个部落的，人们祈祷她的乳汁将会像喷泉一样喷射出来，滋润大地，她的臀部丰满而有力，那里面将会会像蚂蚁或蜜蜂一样有无数个小生命诞生，部落将因此获得许多健壮的男人和美丽的女人”。作家认为，这片黄土地像女性、像母亲一样，以她特有的非凡的创造力孕育了古老的中华民族。中篇小说《骑驴婆姨赶驴汉》和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比较清晰地展现出了高建群通过女性形象透视社会、反思历史和探索未来的文学创作发展轨迹。小说通过追寻秦直道道路图的情节线索，展示西北黄土高原的过去和现在。这块黄土地哺育了中华民族最古老的部族，在几千年来历次大动荡中一直显现出一种野性的活力。这种野性的、充满勃勃生机的活力正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力量。古代的匈奴为迁徙，从这里探路；秦始皇为巡视天下、开拓疆域，在这里修道；近代和现代的贫苦百姓从这里开始“走西口”，向外寻求活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火种从这里播撒到四面八方；当代中国要从这里冲向世界！高建群的女性形象，从草原上的白房子走出，扎根于陕北的黄土高原，具体、真实、优美中蕴含着作者对中华民族生命力之谜的探索。
高建群的创作从展现西域草原风情回归到对黄土高原文化底蕴的探索，在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影响的同时，高扬自己的主体性功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创作特质。将他的作品置于世界文学的大体系中进行对比观照，我们发现，其创作中既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又有本民族文化传统和他个人主体探索等方面的深层因素。
（作者：韦建国、卢思社、郑闽江）
本文选自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高建群研究中心高建群研究论丛卷四《泼墨北国悲壮人生的情感挥洒——高建群中短篇小说研究》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