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的两性关系视角
文/李凌泽
英国作家D.H.劳伦斯通过两性关系的艺术视角透视社会，创作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小说。他的作品涤荡着几千年来禁锢人类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传统道德观念，深刻地揭示出蕴藏在人性深处的复杂的自然情感和心理动机，试图为20世纪西方高度工业文明所异化的现代人指出一条恢复自然人性的健康之道。无论劳伦斯生前遭受多么恶毒的贬斥嘲讽，死后亦不为人全面接受理解，历史却愈来愈显示出他卓尔不凡的思想和不容置辩的艺术力量。
高建群在其小说中多次提及劳伦斯。在《车祸》中，堂弟为接待女友外出买香蕉被汽车撞成二十四块残片。家人没有让“我”去参加堂弟的告别仪式，因为还有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要靠“我”支撑，“不管天翻地覆，我们总得生活！”这是戴·赫·劳伦斯的话”②。中篇小说《大杀戮》讲述边防战士杀尽围攻他们的野猪群，“经历了刚才那一阵欢乐之后，现在，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个失败的神色。……因为根据戴·赫·劳伦斯的说法，在经历了一场伟大的欢乐之后，现在，作为副产品，一种灰色情绪突然弥漫了查泰莱夫人（又译‘恰特里夫人’——笔者注）的全身”③。高建群并非在小说中向读者卖弄他的外国文学知识，他其实是一再表达着对劳伦斯小说创作的深刻体认。还是在《大杀戮》中，他写道，“白房子的士兵中，有一半的人发生阳痿，但这一半中没有我”，因为“我吃了许多年的野公猪油”，“我想坦坦白白地说出来的是，这场大杀戮对于白房子的士兵来说，确是一次性的宣泄”。②纵观高建群的创作，性意识、女性形象、两性关系、性爱以及由此而生的情爱纠葛构成了他大部分作品的重要内容。这便意味着，像劳伦斯一样，高建群同样把两性关系作为展示自己艺术世界的主要视角之一。比较研究两位作家从两性关系视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对种种失衡的两性关系的分析以及由此生发的对社会文化的透视和评判，既有助于深刻解读高建群的作品，又对全面评价和把握21世纪陕西乃至全国西部文学创作的走向有着一定的参考意义。
劳伦斯是研究弗洛伊德学说并有意识地将其运用到创作实践中的西方作家之一，其《儿子与情人》被视为弗洛伊德“恋母情结”的文学注解。这部带有自传性的作品集中表现了劳伦斯青年时期同父母及第一个恋人杰西之间的感情经历。由于夫妻感情长期不和，劳伦斯的母亲像小说中的莫瑞尔太太一样，将全部情感倾注在儿子身上。劳伦斯如同小说中的保罗，对母亲也生了超乎常态的爱，在父母之间完全偏向母亲，在深层意识中对父亲存有莫名的愤恨。母亲怨恨儿子的恋人，儿子则念念不忘母亲，不愿同恋人结婚。现实中的劳伦斯与母亲之间异乎寻常的感情，的确影响了他个人的爱情与婚姻。尽管《儿子与情人》还表现了现代人在文明与自然、灵与肉、理想与现实的分裂中痛苦挣扎的精神历程，具有反思现代文明的重要内涵；尽管劳伦斯在研究了弗洛伊德学说后，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并写出了《精神分析与无意识》（1921年）和《无意识幻想曲》（1922年）等文章，但在对性的观念上他与弗洛伊德是一致的：人类正常的两性关系、性生活在文明进程中受到了灾难性的压抑和忽视。
高建群对童年生活最深切的感受来自女性的呵护。根据作家的自传，1958年，母亲带着他回到故乡高村，并将他留在了那里。在具有自传性的小说《茶摊》里，作家详尽地叙述了自己的童年生活。在祖母的精心关照下，高建群在农村度过了物质生活最为艰难的一个时期，祖母以女性特有的善良、温情和宽容，无微不至地关怀着幼小的他，他从童年便对女性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亲近和崇敬。不仅如此，作家还在多部小说中表达了自己童年时对女性的亲密情感，甚至女性崇拜是作家创作突出的特征之一。高建群曾经写道：“人的破坏欲和报复心理来自各种动力。而最强大的和最原始的动力，却源于性。”这与弗洛伊德学说中的“力比多”观念显然吻合。弗洛伊德认为，文学幻想的“原动力是不能满足的愿望”，这种不能满足的愿望“实质上是被社会所禁止、压抑的性欲要求”，既然在现实中无法实现，所以只能“到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幻想中去寻求满足”。①高建群同样认为，“小说的创作过程实际上是一次性行为过程”，“记得我写《遥远的白房子》那部小说时，我像一个发情的公野猪在走廊里蹿来蹿去……”。显然，高建群同样受到弗洛伊德学说的深刻影响。
童年时代生成的对女性的密切情感以及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构成了高建群和劳伦斯小说创作中两性关系视角的共同基础。
劳伦斯和高建群笔下的人物大多因性欲被压抑或被扭曲而酿成悲剧。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康妮因丈夫性无能而投入猎场看护人麦勒斯的怀抱；《白孔雀》中的莱蒂·比尔萨尔因恐惧性爱、逃避性爱而伤害了自己的丈夫；《儿子与情人》里的米丽安只愿意与保罗保持精神之恋而最终导致两人分手，性感的克莱拉因沉溺于肉欲而被有着更高精神需求的恋人抛弃。高建群小说《大杀戮》里的兵团武装连的战士处于性饥饿状态，竟然闻到野母猪的尿臊味身体就有反应；《骑驴婆姨赶驴汉》里的李纪元忍受不了性欲的折磨去找父亲的情人；《大顺店》中的马王爷因纵欲死在大顺店的床上，为一夜风流赔了老命。在他们看来，性欲是人的原始本能，是人的自然本性，而禁欲和纵欲都是两性关系失衡的表现。
两位作家都把两性关系的视角聚焦于女性，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并在对女性和男性不平衡关系的描绘中，表达了自己对社会、历史和文明的艺术思考。劳伦斯笔下的比尔德肖太太（《白孔雀》）、比特丽丝（《逾矩的罪人》）、莫瑞尔太太（《儿子与情人》）以及《虹》里的老一代女人和安娜属于支配型女性。她们大多具有强烈的自主意识，性格坚定，意志坚强，竭尽全力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她们主观、专横、强大，总是设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在家庭生活和夫妻关系方面，她们居支配地位，排斥、冷待和鄙视无能的丈夫，牢牢地控制着儿子们。莫瑞尔太太是支配型女性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她在家里拥有绝对权威，丈夫被她“慑服了”，连走路都“小心翼翼”的；儿子被她支配，无法发展同其他女人的关系。劳伦斯塑造支配型的女性形象，其原因除了其母亲和妻子弗里达在两性关系方面出现的偏激现象的不满。作为一名关心和支持妇女解放运动的作家，劳伦斯既不赞同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性至上主义，也不赞同当时某些女权主义者鼓吹的女性至上主义。他认为自以为是、傲慢专横的支配型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多的男性气质。在这样女性主事的家庭里，男人变得微不足道，甚至鄙视自己，造成男女关系的严重失衡，进而导致悲剧发生。
《白孔雀》中的莱蒂·比尔撒尔、《逾矩的罪人》中的海伦娜娜、《儿子与情人》里的米丽安是偏好“灵魂”或“精神”的“理想主义”的梦幻型女性。这类女性排斥人性中的“动物性”，充满着幻想，痴迷于抽象的、缺乏现实感的梦境。《儿子与情人》中的米丽安不仅用宗教的态度处理对保罗的爱，而且还要设法消除保罗的性冲动，她只愿意与他保持精神之恋。梦幻型女性需要男性的庇护，却恐惧甚至逃避性爱。米丽安在当时颇具代表性，宗教意识、传统观念与现代新女性的某些观点的共存、矛盾使她在实际生活中举步维艰。劳伦斯依据自己的爱情经历，尤其是他和杰西·钱伯斯之间的恋爱经历，塑造了梦幻型女性形象。对这类女性，他既同情又批评。
《儿子与情人》中的克莱拉属于性感型女性形象。如果说米丽安作为梦幻女性给予保罗的主要是“精神”，那么克莱拉向保罗展示的则是“性感”的魅力。在小说中，作家从保罗的视角和感觉生动地描述了克莱拉的性感特征，以及克莱拉的性感对保罗的吸引，这与他对米丽安的感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米丽安总是设法从他身上“吸取”一切，而克莱拉则不同。保罗“爱她的那种极度的渴求和不可避免，有着某种原始人身上的那种强烈、盲目和粗鲁”。她既没有梦幻型女性的犹豫和单方面的精神索取，也没有支配型女性的霸道、专横；她以自己的性感吸引男性，通过性行为，向对方索取也向对方付出。保罗从与克莱拉的性关系中感悟到自己的生命力已同宇宙的生命力联系在一起，他希望自己的性伙伴不是一个个性鲜明的性感女郎，而是某种他在黑暗中热爱和崇拜着的“东西”。然而，克莱拉却满足于与保罗没有顾虑和限制的性关系，因此，克莱拉的性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性吸引力自然地已经不能满足保罗的精神需求，保罗最终和克莱拉分道扬镳。
劳伦斯欣赏的是探索型女性。小说《虹》形象地表现了作者对现代女性的思考。第一代人中间的布兰文太太，渴望去体验农场以外更广阔世界中的生活，这是布兰文家女人们的起点。属于第二代人的安娜，激情奔放，无视传统责任和公众舆论，以自由和自信傲立于公众世界。厄休拉是第三代布兰文家族中的探索型女性。前两代女性的强人形象是由男人的残缺和虚弱造成的，而厄休拉在保持自己女性本色的同时，也要让男人保持自己的灵与肉、生命与自然精神相融合的性爱，追求既能保持自我独立，又能彼此和谐的两性关系。小说的结尾，厄休拉从彩虹中看到了新生、希望和理想。《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劳伦斯后期创作中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作家在小说里继续着《虹》等早期作品对两性关系的探讨，并试图为之寻找一个成熟而完美的答案。小说中的矿业主克利福特是一个文明人，他与自然对立，崇尚理性、精神和自我控制，信奉“工业先于个人”的原则。而猎场看护人麦勒斯则厌恶现代文明，崇尚自然，过着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生活，是一个典型的自然人。他们围绕争夺康妮而展开的冲突，隐喻着自然与文明、生命与死亡的矛盾。康妮是“文明”不忠实的妻子，同时又是“自然”忠实的情人。她离开格拉比庄园和克利福特，抛弃了现代文明的一切诱惑，投入小树林和看护人麦勒斯的怀抱，象征着文明人转化为自然人，自然战胜文明，生命战胜死亡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促成所依托的却是性爱。作家所赞美的自然人麦勒斯实质上是一个回归生命原始本能，回归弗洛伊德所谓“伊德”世界的人，他所否定的文明人克利福特是一个被现代文明异化了的没有性能力的“非人”，而康妮这样一个脱胎于传统文明的人则在“自然人”与“文明人”之间，经由性爱获得了再生。健康、自然、和谐的性爱作为文明人转化为自然人、从死亡走向新生的必然过渡，给予了劳伦斯医治西方文明的唯一希望，即以阳物意识的再生来复活遍体鳞伤、颓败枯朽的凄冷荒原。
和劳伦斯一样，高建群通过对失衡的两性关系的描述，批判和否定了受到金钱和偏见腐蚀的城市文明。他曾借《坏女孩》中的“我”表达了对现代都市摩登女性的反感：“我曾经是一个女性崇拜者——我一厢情愿地在自己的心目中，塑造过几位‘理想女性’的形象。她们珍藏于千里之外的心中，我夜夜在她们的石榴裙前焚香。但是有一天，在她们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下，我突然厌了。”①高建群对现代女性的情感态度与其亲身经历有关。当年，当他迈着两条骑兵的罗圈腿，顶着被塞外风吹黑的斑驳面容回到城市时，也有过类似《车祸》中的堂弟进城后被女人鄙视的际遇。堂弟死于车祸的诸多因素均与城市女人有关：居住在街道两边的女人往路上倒尿盆使马路变成了冰道；好色的司机愿意为衣着鲜艳的姑娘停车而在一个衣衫褴褛的乡下老头招手时却厌倦地加快了车速；堂弟为“有望解决户口（城市户口——笔者注）”而“地位”显然“提高了一些”的女友买香蕉推着自行车横穿马路，于是悲剧在瞬间发生。城市女性对“外来者”（农民）居高临下的拒绝造就了不平等的两性关系，所以愤慨的“我”才鼓励堂弟“剥掉泡泡衫，剥掉牛仔裤吧！我的堂弟，勇敢地走过去，完成一次对城市的践踏，对城市夏天的践踏”，所以“我”才“这样痛心疾首地喊道：‘男人的孱弱并非出自天性，他在生命的最初是平衡的，是浅薄的势利女人将男人逼到一种自惭形秽的地步。同样地，又是女人在制造英雄，在女人那热烈的鼓励的目光下，在那母性的阳光照耀下，男人会很快地培养和膨胀自己身上的英雄气质。……亲爱的女人们，将你们的青眼在那些被世界冷落到一边的男人脸上停住片刻吧，这样你们并没有失去什么，而结果你们会惊奇地发现，男人们已像森林一样刷刷地成长起来。”②甚至当《骑驴婆姨赶驴汉》中的城市姑娘麦凤凰光着身子钻进了青年农民李纪元的被窝时，李纪元依然没有一丝一毫的轻松。他从被窝里推出了麦凤凰，因为他知道姑娘的主动献身并不能消除都市与贫瘠高原之间的鸿沟，不能使他们的两性关系和谐平等。
劳伦斯笔下的几类女性形象在高建群的小说中都依稀可见。麦凤凰对李纪元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她要改造男人，“准备在以后有限的时间内，用一个女人的温存和她高超的谈话技巧”，使李纪元树立起信心，让他明白自己也是一个人，而且比所有的男人都漂亮”①。《大顺店》中的茴香掌握着“痞巷”王国的财政、劳务等一应大权，那些彪悍刁顽的男人们对她俯首帖耳。《茶摊》中的兰贞子领导着丈夫、一支武装部队和广大民众，制定革命大计。在她的影响下，偌大的一个家族才能度过饥荒年代和作用无处不有、无时不在。有了她，偌大的一个家族才能度过饥荒年代，改变局面，令丈夫及其他男性黯然失色。她们基本上属于支配型的女性形象。在男人面前，她们是强者，是主人，但不像劳伦斯笔下的同类女性那么主观，那么专横。祖母婆婆是善良仁慈的化身，兰贞子也不忘以情感人。茴香尽管爱“我”的父亲，但从不以权势逼人。麦凤凰在心理上固然高傲，但后来还是“怀着忏悔和赎罪的心情，第一次光着身子钻进了李纪元的被窝”。同时，这些女性还具有劳伦斯笔下其他类型女性形象的特征。祖母婆婆尽管是一个传统农村妇女，但也有理想和追求，她渴望着更加富裕的幸福生活；有过“慰安妇”经历的茴香时时渴望着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并追求着属于自己的爱情，有着当妻子和母亲的理想；兰贞子是一个具有高度使命感的女革命家，她具有超乎芸芸众生的远大理想，是典型的探索型女性形象，具有劳伦斯作品中的女性无法比拟的社会价值。
麦凤凰与米丽安也有相似之处。米丽安沉溺于浪漫的幻想之中，把自己幻想成司各特笔下的“湖上夫人”，一个变成牧猪姑娘的公主。麦凤凰同样充满激情和幻想，她会“突然染上”诗歌这种东西，她可以“热情地”为班上的每一个男同学织毛背心，她能写出“深刻的黄花瘦，瘦出东方女但丁”这样的浪漫诗句，自誉为东方的女但丁，看了一本斯诺的《西行漫记》，她就要到陕北高原去考古。与劳伦斯笔下的梦幻型女性不同的是，她并不恐惧性行为，并不厌恶人的“动物性”，她赞美漂亮的阳刚男性，愿意为情奉献自己的肉体。《车祸》里“我”的堂弟的女朋友，在城市的诱惑和召唤下，成为城市的“突兀的闯入者”，她努力将自己混同于一个城里人而有些“粗俗”，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也写诗”。
高建群笔下年轻一些的女性几乎都很性感，他从不吝惜笔墨描绘女性的性感特征。在第一部重要的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里，他就塑造了美丽、妖娆、性感的萨丽哈。她的性感吸引了一个俊俏后生，使他成为日后的马镰刀；她的性感吸引了中俄边境两国的巡逻兵，并冲淡了双方的敌对情绪。《大顺店》里的茴香用性感和性行为为维持着自己对“痞巷”王国的统治。骑驴的麦凤凰因性感改变了赶驴的李纪元，还使考古团的老团长忘乎所以。《坏女孩》中从路霞到六千七百年前的女人们个个美艳俊俏，“披着一身光彩的，正在舞蹈的路霞”有一种撩拨人心的力量，令“我”想起吉卜赛女郎卡门和麦当娜。《雕像》中对兰贞子传奇经历的追述，作者因突出其革命家的特征，对其性感的一面较少描绘，但写到雕塑家为兰贞子塑像的时候却刻意加大了她乳房的比例，突出了女英雄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性感特征。高建群小说中即便一些次要的女性亦大多以性感见长，《车祸》中“我”甚至不知道堂弟女友的名字，但在“我”的眼里她“年轻、青春”，她有“令我将眼睛瞥到了一边”的“白皙的粗壮的性感的大腿”和能为家族生下一群后代的“大奶头”。高建群和劳伦斯一样欣赏性感的女性，注重性感女性对男性的吸引力。她们使男人成熟，让男性实现了从生理到精神、从肉欲到灵魂的飞跃。与劳伦斯不同的是，高建群对女性的情感似乎更加微妙和复杂，从对女性的性感以及性感女性与男性关系的展示中，他似乎更多地感悟到了女性特有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劳伦斯在英国工业社会的文化背景中塑造了种种现代女性形象，通过两性关系的视角赞美人的原始本能和自然人性，思考工业文明对两性关系的异化、对人的异化，探索西方文明社会的出路。他赞美的是在两性结合的同时又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追求的是灵与肉完美融合的两性关系。高建群笔下的人物更多地具有鲜明的社会历史属性和民族特征，体现了作家与民族历史、民族心理密切相连的“内心的冲突”。他立足于半封建或前工业时代的中国西北黄土高原的文化语境，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塑造了女性形象，透视出两性关系。尽管他也反对文明、理性乃至世俗对两性关系的扭曲和异化，但他更注重对女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发掘，并将其与养育了中华民族的黄土地联系在一起，探索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之谜。
萨丽哈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传说，这位性感的草原女性造就了荒漠勇士马镰刀。浪漫的麦凤凰在秦直道的考古过程中爱上了陕北农民李纪元，用女性的温存和爱使他的“声音开始变得柔和，举止开始变得轻巧，感情开始变得细腻”，使“他的智力在发展”，智商“一天一天，见风就长”。大顺店曾被迫沦为慰安妇，当过日本侵略军的性奴隶。可就是她，用性爱在兵荒马乱的世道中创造了“痞巷”这块乐土。兰贞子十五岁就领着灾民抢粮，为人民大众的幸福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还没有来得及做母亲，可是她引发的革命烈火烧遍故乡大地，她开创的事业日后成就辉煌。高建群从她们身上感受到了女性惊人的承受力、创造力和生命力，并将其与古老的黄土高原联系在一起。《坏女孩》再现了六千七百年前的母系氏族村，“成丁的女人”在“花山”的婚床与部落男人圣洁和虔诚的“第一次”，而且在幻觉中“我”朝拜了像“早已故世的老祖母”一样的“蚁后般的蜂王般的女酋长”。“充满伊甸园色彩”的母系社会“更重视女人”，她们关系“人种的繁衍和部落的兴旺”，而女酋长“不仅仅是她自己，她是属于整个部落的，人们祈祷她的乳汁将会像喷泉一样喷射出来，滋润大地，她的臀部丰满而有力，那里面将会会像蚂蚁或蜜蜂一样有无数个小生命诞生，部落将因此获得许多健壮的男人和美丽的女人”。荒漠、“痞巷”、陕北古老的“秦直道”、母系氏族部落旧址……像女性、像母亲、像女酋长一样，以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孕育了古老的民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再次获得了以理性的眼光审视民族历史的机遇，社会的急剧转型、民族振兴的重任同样激发了他们对民族历史、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进行反思、探索和重铸的热情。历史反思、文化反思、国民性问题、人文精神等历来绵绵不断、不绝于耳。两性关系是重要的视角之一。张承志的“草原”世界、张贤亮的“农场”世界、莫言的“高密”世界、张炜的“胶东”故事、王安忆的“小城”故事、刘震云的“楼乡”、陈忠实的“白鹿原”等都将两性关系提升到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的全新艺术高度。至于90年代以来的小说写作，在沉迷于个人体验之后，试图超越“非历史化的现实语境”重新尝试“历史化的可能性”的写作中，两性关系、爱欲、性意识、性心理甚至性欲史的展现，更成为普遍的叙事内容。①尽管文学目的并不一致，两性关系视角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的艺术世界中也具有不同的叙事功能，但中国当代文学却由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开放视野。
高建群依然独特。从《遥远的白房子》到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作家始终追寻着西北黄土高原的过去和现在。这里绝非“贫瘠和落后”而已。她是人类最早的襁褓，伸向中亚腹地连通西欧的古老驿道曾是她年轻的血脉；游牧民族和内陆农业民族的后裔在她的怀抱里杂居融合，共同繁衍成了俊美的高原土著；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在她的经脉里融合、碰撞，整合为独特的黄土高原文化。这块被西北部草原和荒漠围绕的土地，在几千年屡次动荡中始终张扬着野性、本真而又原始的活力——古老的匈奴为迁徙从这里探路；秦始皇为巡视天下、开拓疆域在这里拓筑直道；近代以来贫苦百姓从这里“走西口”，寻求生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人民从这里开始了改天换地的社会革命。张献忠在这里揭竿而起；她的爱欲、她的野性、她贫弱而不失豪情，她苍老而不失激情。也许，正是她的爱欲、她的野性赋予了高建群独到的文学视角和对黄土高原乃至中华民族“女性”气质的独到体验。
（作者：李凌泽）
本文选自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高建群研究中心高建群研究论丛卷四《泼墨北国悲壮人生的情感挥洒——高建群中短篇小说研究》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