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驴婆姨赶驴汉》的苦难情结及其美学意蕴
文/王军丹
作为新时期重要的西部小说家，高建群生于关中，长在陕北，又在新疆当过兵。因此他的小说创作的题材大致可分为三类，依次是“白房子”题材、陕北题材和关中题材。取材于“白房子”时期的小说有《遥远的白房子》《伊犁马》《马镫草》《要塞》《大杀戮》等一系列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愁容骑士》等；取材于陕北生活的有中篇小说《雕像》《骑驴婆姨赶驴汉》《老兵的母亲》、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等；取材于关中生活的有长篇小说《大平原》等。由此可见，高建群虽非陕北本地人，但是陕北无论在他的创作主题还是文化心态中都占据着重要的一隅。《骑驴婆姨赶驴汉》是高建群陕北题材的中篇处女作，该小说以双线并进的叙述方式，讲述了省城的一个考察队来黄土高原考察秦直道，偶遇了回乡青年农民李纪元，李纪元成为考察队的脚夫并且与考察队中的一位城市姑娘麦凤凰相恋，在相恋的过程中李纪元逐渐忽视了自身的价值。后来，李纪元的父亲李干大用祖传的秦直道图换了考察队的两千元钱，想为儿子说媳妇，可儿子李纪元却在春节前一天死了的故事。这篇小说以其独特的审苦文化心理，表达了作者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使作品表现出无限的感召力。本节将以《骑驴婆姨赶驴汉》中的苦难情结切入，进一步分析其创作中蕴含的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以此来全面了解高建群《骑驴婆姨赶驴汉》的文学精神。
一、苦难情结的成因
“每个人都是他所属文化的产物，文化积淀是推动和养成人的个性的一个终身相伴的因素。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是指诸如种族、阶层、习俗、地理环境、教育模式等以往视之为‘潜文化’的因素……”所以说，作家的精神气质和地域文化特征相统一。另外，人对苦痛的感受越强烈，自然地对苦痛的记忆也会越发深刻。作家个体生命经验中的痛苦的情绪记忆，通过一定程度的内化，一定会为创作思想主旨的生成、精神内涵以及美学表现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地域文化的熏染
法国美学家泰纳认为：“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和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根据泰纳的说法，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创作风格与精神气质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高建群在陕北生活了近三十年，陕北对于作家的创作风格及精神气质的影响是深远的。陕北位于我国黄土高原中部，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表支离破碎、沟壑纵横。黄土高原作为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自然环境恶劣，植被稀疏，加之深处内陆，交通相对封闭、落后，信息不畅。因为历史上政治、军事及民族间的割据等因素，陕北的自然经济长期发展缓慢，人民衣食难保。直到20世纪70年代，陕北广大农村地区仍旧是靠天吃饭，身背肩扛，旱涝难保。在这样一片自然、经济条件都差的生存空间，陕北人既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存意识和豁达求实的人生态度，又普遍存在环境浸染下的苦难意识与忧患意识，他们会自觉地叩问和思考生命，为文学作品注入别样的审美风貌。
（二）作家生命的体验
作家的创作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中，作家的个体生命经验对其创作风格的影响显而易见。个体生命的痛苦经历，为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感性认识，作家通过自身的创造力形成了富有情感活动印迹的文学作品。就高建群来说，童年几乎是在饥饿和忧郁中度过的，“这大约是1961年吧。那一年我七岁，在乡下和爷爷奶奶居住。记得从入冬以后，我就没有吃过粮食了。吃树皮，吃渭河畔上的观音土，吃棉花籽油渣。说句难听的话，我拉下的屎，连狗也不吃的。狗看见我拉屎，兴奋地跑过来，蹲在旁边。等我提过裤子后，狗扑过来闻一闻，屎又黑又干，一点臭味都没有。狗抬起头来藐视地看了我一眼，不高兴地走了”。高建群多次在文章中表达了儿时因为物资匮乏而“舔碗”的经历。在《骑驴婆姨赶驴汉》中，他描写道：“李纪元每一次吃完饭后，都要伸出舌头，像狗一样将碗舔得干干净净。”麦凤凰为他害羞，劝他不要舔碗，但是舔碗是李纪元从小养成的习惯，已经成为他吃饭的一道工序了，一种无法改变的条件反射。因此，作家高建群苦难的生命体验也是《骑驴婆姨赶驴汉》这部作品苦难情结的成因。
二、苦难情结的美学表现
（一）叙事艺术与内涵
高建群笔下的李纪元、李纪元的父亲、师红梅及未提及姓名的寡妇，这些人物之所以能散发魅力，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主要是通过受难体现出来的。小说中无论是主人公李纪元的婚恋还是师红梅的婚恋，无不营造出一种悲情的“审苦”体验。
1.男性婚恋悲剧
“在陕北，流行着一种买卖婚姻的风俗，越偏僻越贫困的地方，姑娘的要价越高。他们米脂那一块地面的姑娘，从一岁开始，每岁一百元，一直到二十一岁，两千元时达到顶峰。从二十一岁上又往下跌落，每岁跌落一百元，至四十岁时变成零。”小说中的主人公李纪元已经到了适婚年龄，由于家境贫寒，父亲原本打算花一千元钱为他说一个十岁的媳妇，但他当时忙于上学，而且按照老师的说法，似乎考大学还有点儿希望。所以后来这一千元全部做上学费用了，而大学终于没有考上。现在与他年龄相配的姑娘，都正在彩礼的高峰期，因此，他想等几年再说，甚至干脆到四十岁时，找一个一文不出的老姑娘。夜里，“月亮满面泪痕，孤零零地升起来了，仿佛等待谁去擦拭它，安抚它。它的柔和的光芒照亮了这面山坡，照亮了这孔烟熏火燎的旧窑。李纪元差点要叫出来了。但是，月亮掉进了河里。河水的呜咽更痛苦，更凄凉”。二十来岁的李纪元在夜里听着隔壁女人唱的撩拨人心的酸曲，这种痛苦让他甚至发出了声音，而父亲大概也是经历过或者是正在经历类似的痛苦，他理解儿子的不易，便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堆发霉的毛票，交给李纪元，“去吧，不要贪，早点回来，我给你留门”。李纪元拿着这一堆发霉的毛票推开女人的门，却被女人拒绝了。女人低低地说：“离开这里吧，亲爱的孩子！你这是第一次吧？我不忍心留你。你也不应该到这种地方来。你有文化，你到山外去寻食吃吧。你看不到我们都是在苦中作乐吗？去吧，亲爱的孩子，世界大着哩，我到过一趟西安，比你这个高中生有见识！”
然而有文化的李纪元倒是遇到了麦凤凰，他们也产生了爱情的火花，到头来因为两人不同的文化背景，麦凤凰最终还是离开了李纪元，李纪元在尝到爱情的滋味的同时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父亲向考察队要了两千元终于给他说了一个媳妇的时候，李纪元却病死了。
2.女性婚恋悲剧
女性婚恋的悲剧主要体现在过去包办婚姻对女性的摧残上。“住在妇女主任办公室的麦凤凰，这一夜彻夜未眠。透过一个高原人的心灵，她现在才开始接近了高原人的苦难。她感到震惊和不安。一般说来，这样的事情还不足以打搅一位姑娘的酣睡。影响她休息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可恶的臭虫。当她奇痒难耐，打开手电筒时，臭虫们便纷纷钻进了墙上糊着的报纸后边，往复几次。她很生气，便一绺一绺地撕下了报纸。她在撕下的报纸中发现了两个黑体大字‘罪恶’，觉得很好奇，于是将报纸的背面拼在了一起，原来是一篇新闻稿，它的标题叫《阳光下的罪恶》。麦凤凰一段一段地读下去，觉得冷汗直冒。”这篇新闻稿报道了一位十三岁姑娘师红梅的婚恋悲剧。她家境贫寒，幼年丧母，兄妹五人，她是老大。她的父亲为了九百元彩礼将她卖给了别村的壮汉。年幼的师红梅因为在新婚之夜无法忍受铁匠的欺凌就逃出了婆家。逃出来后，父亲打她，不允许她回家，她就在陕北高原到处流浪。这个做过“新媳妇”的幼女，衣单鞋破，日子难熬。市妇联给她援助了五元钱，记者给了她点零花钱。她就在一个不太熟悉的“熟人”家里。现在还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彩礼两千元，要把她嫁到安徽去，但她死活不答应。“文章还很长，下一个用黑体字标出的小标题是：悲剧越演越悲。麦凤凰看到文章结尾处写着‘调查报告之一’的字样，那么这说明了，这篇文章还有续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高建群笔下的人物形象在性格、时代和命运的戏谑下总是呈现出苦难的印记，物资的匮乏、生活的艰辛、感情的缺憾、生命的无常，这些无一不让他们的生存满是伤痕，这种带有现实日常色彩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悲情叙述，让作品始终流露出淡淡的哀伤，展现出别样的艺术感染力，带给读者一种“直观”苦难的悲剧性体味。
（二）艺术形态与特征
在高建群独具特色的语言世界里，陕北方言与民歌在创作主题、艺术风格和人物塑造等方面都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彰显了陕北黄土高原独特的地域色彩。与此同时，在这块“焦苦”的土地上应运而生的语言风格和艺术形式点缀叠加了这“悲”的基调与“苦”的意识。
1.方言叙述
在《骑驴婆姨赶驴汉》中，陕北方言被高建群一以贯之地呈现在整个小说的叙述话语之中。在他的叙述中，陕北的山川村落、风土人情等浓墨重彩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在他的笔下，常常会出现极具陕北特色的地方性专属词语，如“硷畔”“土窑”“脚地”“后炕”“炕上”“窑窝”等，反映的是陕北简朴的庇护居所和生活场景；如“二牛抬杠”“耱子”“溜种”“牛踩场”等，为我们展现了陕北人民过去靠天吃饭，耕作过程的不易；再如“挖苦菜”“掏生荒”“受苦”“挠挖”等，反映的是陕北生活物资的匮乏、生存的艰辛。
“你在听那歌声的，我知道！好孩子，我知道你正在受苦、受熬煎。父亲对不起你，你早就该成家了。”“熬煎”，在陕北话中的意思是日子难过、忍受痛苦。这个词比起普通话来说更显形象贴切，将农民穷其一生在土地上承受身体的痛苦，孜孜不倦付出艰辛劳作，土地是他们的归属，但旱涝难保很多时候带不来相应的安全感，这种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无奈、折磨、痛苦，通过俚语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陕北这块苦难的大地上农民悲苦艰难的生活。在我们的审美意象里，农民是受苦人，依靠身体生存的属性并不能给人带来愉悦的审美体验。但是在贫瘠的土地上，他们拥抱苦难，依旧葆有苦中作乐的心态，在乐观豁达中体味生活的辛酸与无奈，默默期待并追逐明天的幸福日子。在这样的情境之下，不知不觉中我们也经历了由同情到赞赏的情感体验过程，同时营造了更多的审美想象空间。
独具陕北特色的词语反映出陕北土地的贫瘠、人民生活的困苦，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陕北人吃苦耐劳的品质。在方言的叙述话语中，我们似乎真实地感受到在这片土地上上演的一幕幕苦难情境，以及在苦难中生生不息的血脉相承。
2.民歌烘托
在陕北，人们擅长用唱民歌的方式来消遣娱乐或直抒胸臆，他们将生活的惊喜、忧愁、悲痛、苦闷、希望等，全都以悠扬高亢的旋律表达出来。民间流传“信天游，不断头，断了头，穷人无法解忧愁”，饱受苦难的人们在低吟高歌中唱出了说也说不尽的五味杂陈。从根本上说，陕北民歌是一种苦难的艺术，是人们在苦难的环境、苦难的生活中抒发出来的一种苦难的情感。由此，陕北民歌的基调便天然地带有一种悲苦的底色。
高建群在陕北民歌的感染下，领会到其悲情内涵。《骑驴婆姨赶驴汉》中提及陕北民歌六次，尤其在表达生的不易、爱的无奈等主题时，陕北民歌适时出现，通过感伤的叙述语调，衬托人物心情，营造悲情氛围，极具艺术感染力，增强了审美效果。例如在叙述寡妇、李干大以及李纪元在陕北秋日农闲时的夜晚各自心焦时，出现了一首信天游：“樱桃好吃树难栽，朋友好交口难开。要吃樱桃把树栽，要交朋友把口开。山丹丹花儿背洼洼开，你有这个心思慢慢来。雷声响在南天上，朋友交在门边上。……一对对狸猫锅顶里卧，不图银钱图红火。不来就说不来的话，不要叫妹妹把门留下。……挖下苦菜防年成，交下朋友坏名声。冷水打墙冰盖房，露水夫妻不久长。”它在此表现的正是陕北民歌这一艺术形式给予我们的交错相通的情感经验，令人沉浸在特别的审美体验之中，其慷慨悲凉的美学特点内化为作家创作时的审美理想。
三、美学意蕴
作为美学范畴的悲剧，其深刻之处在于悲剧性。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指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之下，人类在面对两种价值取向时的矛盾冲突，在实践中为实现个人理想、要求，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而暂时性遭遇的失败和毁灭。尽管这个理想、要求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但是，正是由于这份永不言弃的韧性才彰显出个体强大的精神力量，在震撼人心的同时，引起了特殊的审美反应，从怜悯、恐惧、悲痛升华到关怀、敬畏、崇高的审美情感。
（一）悲壮美
人类似乎是命运的提线木偶，但是“在那不可征服、压倒一切的力量中，最令人敬畏的是命运……这个命运感不是庸俗化的命运观，不是对艰难命运的屈服，而是即使最后无法逃脱命运的摆布依然奋力抗争”。《骑驴婆姨赶驴汉》中的李纪元等人，在人生的岔路口毅然选择了一道阻且长的幽幽之径，举步维艰。在面对深重苦难之时自觉地进行对抗斗争，即使明知这样的对抗斗争是徒劳无望的，他们仍旧顽强坚守，体现了一种百折不回、不屈不挠的精神意志，凸显了一种内在生命张力所散发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对待苦难人生的个人奋力回击和反抗所产生的最大的悲剧效果令人震撼。
《骑驴婆姨赶驴汉》中所展示的作家丰沛的文学精神与美学追求的一部分构成因子，可以说就是作品中塑造的不向命运妥协的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人物。正是由于对这些不惧苦难、奋起抗争的形象所赋予的光芒，作品始终洋溢着一种强大的主体性力量、积极入世的人生理想、自由自觉的精神意志，让更多的读者获得心灵的共鸣和精神的慰藉。
在面对悲剧人生常态时，即使命运无法逆转，困苦不可把握，结局无力改变，永远不能超越“现实”的规定，在绝望中毁灭，但也唯有坦然地面对、执着地叩问、勇敢地抉择，怀有饱满的抗争到底的硬汉精神，才可能让生命迸发出另一番价值和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文学力量与艺术表现中，超越性意识、争而不胜的悲壮感得到彰显，引起读者情感的沟通与共鸣，进而受其艺术力量的感染而振奋鼓舞。这样一来，在达到文学理想状态的同时，也达到了美学理想状态。
（二）崇高美
在面对诱惑和考验之际，摆脱厄运的困扰是每一个人的内心渴望。小说中的李纪元，不知疲倦，如飞蛾扑火，但是现实的壁垒不会轻易消失，结局早已注定。正如叔本华所说，“绝大多数人的一生也只是一个为着这生存本身的不断的斗争，并且明知最后还是要在这斗争中失败”。但是，人的生命意志一直在“毁灭的绝望”中获救，如同凤凰涅槃，度过多灾多难的岁月，于悲壮中获得重生。因此，真正引起悲剧审美效果的，不是遭遇苦痛的人生，而是悲剧主人公对待苦痛人生的态度与情感。在苦难面前，他们会抱有一种不屈不挠与之抗争的精神特质，凸显人之为人的主体意志与认知觉醒，勇于迎战，在不懈的抗争中获取对悲剧的超越和对生命的救赎。
即使悲剧主人公在无惧无畏的斗争中失败了，但是这次暂时性的失败孕育了新的牺牲的价值和意义，在“神圣”的跨越与行动中，在理性认知与个人意志之间蔓延，虽败犹荣，在与苦难的博弈中，受到再启蒙，学会与之共生，笑对苦难，拯救苦难，流露出崇高的审美基调，达到一种终极哲学层面的意义。在《骑驴婆姨赶驴汉》这部作品中，作家独具匠心地叙述了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情感、梦想，特写呈现了李纪元的奋斗之路、生存及生活的状态。他们在芸芸众生中追求不平凡的奋斗人生，渴望能够有所作为，即使不被命运眷顾，生存的艰辛和困顿也没有使他们沉沦，反而激发了其与生俱来的坚韧和顽强，与困境做殊死搏斗。正如黑格尔所说：“人必须使自己成为人所是的东西，人因自己汗流满面才食到自己的面包，人必须创造人所是的东西，这属于人的本质的东西，属于人的卓越的东西，并且必然和对善恶的认识联系。”正是这样，通过脚踏实地的劳动，抑或通过受苦受难，在增加生命的厚度、拓展生命的宽度之际，体现了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要素。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李纪元在灵与肉的双重折磨之下，勇于拼搏，在困难的日子里没有丢失人性中最可贵的品质，最终战胜了苦难，也收获了人间的真善美。苦难意识在沉淀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人格魅力以及精神光芒！
高建群将自我心灵体验投射到笔下普罗大众的生存悲剧上，在自觉的反抗中、拼搏中、捍卫中，不妥协于命运的安排，不受制于现实的摆弄，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体现出“平凡英雄”的精神力量和超脱的苦难意识。“以苦为苦”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苦难本身的消极性与悲剧性已被抛弃。从哲理层次来看，实现了“以苦为乐”，在与苦难的博弈共生中，拥有更多的是困苦伴随的满足感和崇高感。
（作者：王军丹）
本文选自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高建群研究中心高建群研究论丛卷四《泼墨北国悲壮人生的情感挥洒——高建群中短篇小说研究》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