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地叙事的文化审视
文/刘莎
一、高建群边地小说的特征
边地，指的是在地理位置上偏远，且远离中心文化控制的区域，因此，边地文学指的是那些以边远地域空间为书写对象的题材，这些作品以奇特的习俗以及多元的文化为内容，具有鲜明特征。高建群作为一个接受过所谓“中心”主流中原文化影响的作家，通过自身对异域文化的体验和想象，在其创作中存在一部分以西北和西域风光为背景的作品，这些边地小说呈现出的是一种主流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再现，因而会有意识地放大“异质性”书写。
高建群边地小说中的边地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是以中苏边境的“白房子”为背景，描绘了阿勒泰地区的游牧文化，如《伊犁马》《愁容骑士》《马镫革》《要塞》《遥远的白房子》等。第二是在其文学作品中存在虚构出来的各省交界处、“三不管”地带，如《大顺店》等。第三是陕北。从地理位置上来说，陕北在今天并不能算作边地，但从文化地缘角度来看，陕北自古就处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叉地带，一度表现出被隔离于儒家文化之外的特征。随着历史的发展，当部分游牧民族开始与陕北农耕民族通婚时，就注定了陕北人的血液里有了游牧民族的基因。正如高建群自己所说：“我们把那掉队的匈奴士兵叫最后一个匈奴。我们把他落脚的那个地方选定在陕北高原。”因此，尽管今天从地域来说，这一片土地并不属于边地，但由于自古以来都受到强势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故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着与儒家文化浸染下不一样的“自然人”的面貌。
概而言之，无论哪一种，实际上从文化层面来看，身处这些地域中的人都表现出了与以“理性”为中心的儒家文化的差异，更多地展示了其身上继承的游牧民族基因中的抗争精神和冒险精神，在文本中呈现出一种非传统小说的人物性格描述，小说大都带有传奇色彩。总之，高建群小说因以边地作为叙事对象，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边地文学话语，具有与同时期作家不同的特征，其作品表现出与同时期作品不同的风格，边地于是成为高建群小说最为独特的标志。而从文本的层面来看，边地不仅仅是文本中故事发生的背景，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对边民、边景的书写传达出一种对转型期主流文化的反思。因此，对于高建群而言，边地叙事不仅是一种手法，更是作家借助这一空间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知方式。
二、边地小说中的边民
从文化地理角度来看，高建群的边地小说较多描写的是处于两种文化交接或交叉的地带。作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并没有给这片土地加以约束和教化，不同的地域空间带给生活于此地的人民不同的文化认同和不同的价值观念。换句话说，因为远离中心的儒家文化，这里的人们都充满了没有被驯化的野性之美，彰显了作为“自然人”的原始之美，以及在苦难生活中的本能之美。
（一）充满游侠气质的男性
从地缘文化上来说，陕北成为“掉队匈奴士兵落脚”的地方，这让他们呈现出一种游侠气质，如《最后一个匈奴》里的黑大头，有情有义，用江湖法则颠覆了社会理性秩序而成为土匪领袖。又如《遥远的白房子》中的马镰刀面对敌人的出卖，逃狱也要复仇，当完成自己的计划后，最终选择了自杀。
高建群的边地小说中往往会设置与这样的游侠气质相互对立的人物，如《最后一个匈奴》里的杨作新，如《统万城》里的鸠摩罗什。这样的对立实质上反映了作者对这种人性本能的思考，对理性的反思。如杨作新进土匪窝、参加革命直至后来被冤枉，为了不拖累他人而选择在狱中自杀，这是典型的侠义江湖精神。
除此以外，这些边地的男性因为常常面临着自然环境的考验，因而他们身上都有着强烈的抗争精神。正如《统万城》里所写，出生在路途上，这是宿命——匈奴人的宿命。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边民们常常会用自己最本能的方式去与天地战斗，获得最基本的生存空间。赫连勃勃可以为了利益杀死自己的岳父，展现了一个“自然人”的生存状态，最后借用鸠摩罗什的评价表达了作者对人类本身所拥有的生命力的赞颂。
与此同时，他们对于生死的认知也是与中原地区不一样的。《老兵的母亲》这样写道：“这个唢呐对他们为死者送行所演奏的乐曲实际上是在歌唱痛苦，礼赞死亡。”这样的描写，明显带有边民不同于主流中心文化对于死亡的认知，他们有着更为接近大地、接近生命本身的对自由的追求。
（二）充满野性魅力的女性
高建群笔下的那些女性，她们少有儒家文化浸染之后的理性，因此，她们更多的是从本能出发来考量自己的需要。她们可以为了爱情不顾一切，不管是黑白氏与杨岸乡之间的情感萌发，还是杨蛾子用自己对爱情的理解方式等待一个人一生，或者是萨丽哈的浪漫而感伤，大顺店的生存之道等，她们所做出的所有选择，无不体现着她们本能地对自由、对生命的理解。
这些女性身上充满力量，她们可以在艰苦的环境中用女性本身的力量对抗一切苦难，独当一面，展现她们的本性之美，而这种本性之美又充满野性的魅力。《大顺店》中的大顺店用自己的身体建立起一个女性王国，所有的儒家传统与伦理纲常在她的身上全部消失，她用自己的身体换来王国的巩固与安定，不在乎所谓的礼教观对女子的要求。《最后一个匈奴》中的杨蛾子对士兵大胆示爱、黑白氏对杨作新的挑逗等，都与儒家文化所规训的传统女性有着强烈的区别。
在《遥远的白房子》中，女主人公萨丽哈天性里有着边地特有的放荡与风流。她对于两性关系毫不在意，随意释放自己的欲望，她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来诱惑他人，哪怕自己已经作人妻，却经常与丈夫手下的一些士兵求欢，丝毫不受中原正统礼教文化的影响。
这些女性从不受任何束缚，而是发自人的本能生活，这也是自由的生命与自然、与社会顽强抗争的体现。在高建群对边地的书写中，我们看到的是广袤土地上的另一种生存哲学。
三、边地小说中的边景
边地因为地域原因，往往荒凉而贫瘠，尽管这是事实，但这样的地貌本身也呈现出中原地区所没有的大自然的瑰奇之美和民俗风情。
（一）瑰丽的自然风光描摹
在小说《遥远的白房子》中，高建群对草原之夜的静谧安详有这样一段描述：“大地、山脉、天空在这一瞬间镀上了一层水银。芨芨草泛着白光，白杨的叶子泛着白光。”作者通过浓烈的色彩变化表达对于新疆自然风光的讴歌与赞美，而在这样的边景背后实质是对那些默默抵御自然暴烈的粗野边民生命力的赞美。《最后一个匈奴》中也有一段秋霜之后大地色彩变化的描写：“几场秋霜以后，天底下所有的绿色，在同一刻变成了红色，红得像血，像一面面耀眼的旗帜。”绚丽多彩的颜色给干黄的土地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伊犁马》中主人公回忆草原上的景象时，写到胡杨树时，用了大片的黑灰色，其中有“幽暗的带子般的河流”这样的比喻。
概而言之，高建群的边地小说擅长用大片的色彩直接对边地自然风光进行描写，凸显了边地的壮美之感。
读者会认为，边地作为被文明抛下的空间应该充满荒凉，但在高建群的描述之下，大面积色块构成的浓重的失衡感带来的对比美，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构建了不同的风光。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色彩与主流文化中心所拥有的均衡色彩是完全不同的。
（二）民俗、民族风情的展现
边民因为较少受到主流儒家文化的规训，因而保持了古老的神秘主义传统。他们之中有人可以预测天机，这些奇人异士增添了小说的神秘色彩。因此，高建群边地小说描写了许多拥有特殊力量的“女巫”，她们用自己的力量与天地生灵万物对话。如在《最后一个匈奴》中，“楔子”中提及：“女萨满只有一只独眼。……如果有两只，那就太可怕了，那她就是全知全觉了。”女萨满可以用她的独眼洞悉这世界上的一切，可以预知未来，来去无踪。这些人行为奇特，尽管他们的方法并不科学，充满了神秘性，但作者并不是对其进行批判，而是试图以此告诉读者，在贫瘠的边地，这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与之相对应，高建群的边地小说中常常会运用传说与神话故事作为文本开始的引子，或者直接开篇，或者穿插于文本之中。譬如《最后一次远行》，张家山在寻找中国民间第一奇书《透天机》的过程中，就是直接从民间传说故事中取材；《最后一个匈奴》文本一开篇，便讲述了独耳黑狼的古老传说；同样，《统万城》中的主角赫连勃勃与鸠摩罗什的相遇更是具有浓郁的传奇色彩。
四、边地小说中边地的空间意义
高建群作为西部作家，面临一个问题，即因为地域经济本身的不发达，与现代文明社会和文化有着一种天然的隔膜，因此，高建群选择边地这一空间作为自己的书写对象，实际上希望将边地所特有的本土文化传统与自己的审美理想融合起来，构筑自己的边地文学世界。按照列斐伏尔的观点，空间并不是一种纯粹的表现，它们往往传达的是一个社会的准则和价值观。
那么实际上，高建群笔下的边地空间，除了表现边民的豪放、洒脱和边景的独特魅力以外，还有实现一种社会空间，或者说是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新的关系的功能。这种新的社会关系并不是以理性为中心建构起来的，而是民间的，是充满反叛精神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儒家学说的不朽功绩在于它产生了一种向心力与凝聚力，但是它也无形之中扼杀了民族本有的生机勃勃”。
（一）对“儒家为中心”标准的反思
边地作为一个空间并不只是固定的物理场景，从某种意义上说，空间虚化所体现出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高建群用大胆的笔触构筑了一个自己的文学世界，这里的边民拥有匪气、草根气、野气，这实际上是高建群带领读者去认识世界的一个方法，因为空间并不是简单的描写，而是一种生产方式的展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会形成属于自己的空间”。那么，边地有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生产方式，也就意味着有着独属于自己的空间文化。
具体而言，高建群大量的边民描写，实际上就是为了重新去思考这些常常被排除在儒家文化之外的生活和生产方式——那些民间的、底层的、野性的、不被束缚的、放荡的、不被认可的，甚至是本能的、非理性的、被认为是“恶”的东西。在《统万城》里，姚兴和鸠摩罗什的一段对话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姚兴问鸠摩罗什怎么看赫连勃勃这个人？鸠摩罗什回答道：“他是天才，不要去用所谓的对与错、善与恶来评价他。”善和恶的二元对立标准实际上是儒家的一种评价体系和方法，而在这样的有意评价中可以看到作者想要跳出这一标准的意图。
所以，高建群的边地文学实际上是跳出了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评价标准，重新定义善恶、对错，这就使高建群的边地小说有了解构主义的内涵，对以儒家价值系统为中心的文化标准进行质疑，对喧嚣的城市文化空间所产生的人性进行质疑，最终为读者提供复归人性的文化能量，实现对主流文化的反思。
（二）对生命的赞颂
高建群的小说尽可能倾向于对那些古老的、遥远的、本土的，甚至是原生态的自然景观进行描写，其目的就是通过这样混沌的场景，更直接、更快速地接近和思考人性本身、生命本身。同时，高建群也常常会用奇幻的笔调，设置两种极端的人性或者文化语境，形成强烈的对比，用这种略带夸张的方式放大作家的意图。比如，《统万城》里的大恶之人赫连勃勃和大智之人鸠摩罗什，《最后一个匈奴》里充满匪气的土匪黑大头和书生杨作新，《大顺店》里的野性的大顺店和革命者“我”，《遥远的白房子》里有仇必报的马镰刀和沙俄边防守卫官，等等。
被文明落下的边民，只经过自然雕琢的边景，他们远离汉儒文化，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身上总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高建群边地小说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从这些野蛮的、充满兽性的、“非文明”的边民与边景的外壳之下，看到人性的内核。
五、结语
边地在高建群小说中成为一种独特的现象、一道奇丽的风景，作为读者可以明显看到他有意识地书写边地，他将边地作为自己生命体验和价值观表达的一种途径，是其生存感觉得到艺术升华的结果。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描写，实际上作者借助这样的空间本身，提供了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一个更为广阔的地理学意义上的世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建群的边地小说不仅仅是对边民和边景的简单描绘，而是对一种文化的审视，在这样的不同于传统儒家文化空间的书写中，充分体现了作为自我文化的儒家文化与边地文化的他者文化之间的碰撞，通过这样的边地空间寄予了自己对于人性的理解。
（作者：刘莎）
本文选自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高建群研究中心高建群研究论丛卷四《泼墨北国悲壮人生的情感挥洒——高建群中短篇小说研究》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