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文学目的性”的创作特点
文/梁向阳
高建群是新时期以来陕西涌现出来的重要作家之一。他虽然不是陕北籍人，但因青壮年时期长期生活、工作在延安，并且创作出一系列陕北题材的小说作品，故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陕北作家。
按照小说创作的阶段划分，高建群的小说创作可以分为中篇小说创作时期和长篇小说创作时期。中篇小说创作时期，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这段时间里，高建群的精力集中在中篇小说创作上，主要作品有《遥远的白房子》《伊犁马》《骑驴婆姨赶驴汉》《老兵的母亲》《雕像》等。其中，《雕像》获《中国作家》“优秀作品奖”和“庄重文文学奖”。长篇小说创作时期，主要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后，高建群逐渐转向长篇小说创作。继1993年出版长篇处女作《最后一个匈奴》后，相继出版了《六六镇》《古道天机》《愁容骑士》等长篇小说。
按照小说创作的题材划分，高建群小说创作的题材有两类：一是“白房子”题材；一是陕北题材。取材于“白房子”时期的有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伊犁马》《马镫革》《要塞》《大杀戮》、长篇小说《愁容骑士》等；取材于陕北生活的有中篇小说《骑驴婆姨赶驴汉》《老兵的母亲》《雕像》、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等。
一、以历史文化的角度观照陕北，审视高原
高建群陕北题材中篇小说出场的基本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许多文学理论被译介到中国，文学界“文化寻根热”一浪高过一浪。作家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寻根文学”的立场，认为文学的根应该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正如文学评论家陈思和所言：“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的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释放现代观念的能量来重铸和镀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
身处偏僻的高建群不一定真正了解前沿学术动态，但国内文学界的“文化寻根热”，一定已经进入他的视野，他明白文化在小说中的分量。高建群解读陕北的钥匙就是文化，他基于历史文化的视角来认知陕北。在高建群的眼里，陕北不仅是漠漠黄土堆垒起来的高天厚土，不仅是中原农耕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交融地带与对峙的前沿，而且有其悠久的历史与神奇的文化。这种文化，一方面是在久远的时空环境中沉淀下来的风俗、神话、传说、歌谣，以及历史遗迹、物件、手工艺品等；另一方面是浸注在陕北人心灵深处的精神品格。这一切的集合，构成了陕北文化丰富而灿烂的意象。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历史学家像物理学家一样生活在物质世界之中，然而在他的研究的一开始他所发现的就不是一个物理对象世界，而是一个符号宇宙——一个由各种符号组成的世界。他首先就必须学会阅读这些符号。一切历史的事实，不管它看上去显得多么简单，都只有借着对各种符号的这种事先分析才能被规定和理解。”高建群的陕北题材中长篇小说，一是善于讲述过去的故事，沉湎于历史的追忆；二是通过对众多隐喻符号的设置，把人物置身于丰富而灿烂的陕北文化意象中加以表现。从小说创作一开始，高建群就有此明确的目的。
在他的陕北题材中篇处女作《骑驴婆姨赶驴汉》中，作者一方面赋予主人公李纪元（李自成的后裔，返乡青年，腰鼓手）、麦凤凰（美丽多情、高傲自尊的城市姑娘）以历史的血脉基因和特殊时空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在文本中还反复交代秦直道图、信天游、陕北剪纸、唢呐等陕北文化的元素，竭力扩充小说的容量。我们知道，对于陕北来说，李自成、赫连勃勃、秦直道、信天游、陕北剪纸、唢呐、腰鼓等，都具有明显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如李自成、赫连勃勃既代表一种英雄的时代，又是生命力的象征；陕北剪纸曾被许多文化人类学家称为记录中华民族远古生息、繁衍的“活化石”；信天游、腰鼓、唢呐之于陕北的意义也不言而喻。高建群就是一位相当出色的历史学家，通过对表现陕北人生存状态的符号的考察，完成自己小说的创作目的，阐释陕北的特质。这部小说发表后，尽管没有引起评论家的足够重视，但它在某种意义上，指明了高建群陕北题材小说创作的文化走向。
同样，在《老兵的母亲》中，高建群一方面精心设计了赫连勃勃的后裔、吹鼓手老刘父子和作为主人公叙述对象的姐姐等人物身份；另一方面运用民间故事、历史传说和优美的民歌民谣来充实、衔接自己的故事情节。这样一来，把故事放置在宏大的文化场景中，既表现出陕北高原母亲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无私奉献，又表现出作为“老兵”“母亲”在特定历史场合的默默牺牲，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陕北这块黄土地的深厚内涵。在《雕像》中，高建群也通过对大年馑的“易子而食”、颇具民俗特点的祈雨等场景的刻画，以及陕北民歌的大量穿插、叙述者的独自言说等方式，旨在证明革命风暴的必然性和陕北之所以成为革命中心的合理性。
到了其长篇小说代表作《最后一个匈奴》，高建群走的仍然是文化观照的路子，把人物置身于纵深的历史空间中加以凸显。只不过这种观照更为理性化，更加积极了。正如其在后记中所言：“本书旨在描述中国一块特殊地域的世纪史。因为具有史诗性质，所以它力图尊重历史史实并使笔下脉络清晰，因为它同时具有传奇的性质，所以作者在择材中对传说给予相应的重视，其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对碑载文化的重视。”“作者试图为历史的行动轨迹寻找到一点蛛丝马迹。作者对高原斑斓的历史和大文化现象，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我们这个民族的发生之谜、生存之谜、存在之谜，就隐藏在作者所刻意描绘的那些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中。”尤其是小说的标题命名为“最后一个匈奴”，本身具有丰富而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是摒弃外在因素后，对陕北人所做的最具历史性和文化性的概括。
因此，在《最后一个匈奴》中有两点是作家特别关注的。一是作者始终把陕北高原作为一块特殊的地域和文化景观加以观照。开头写了吴儿堡，一点匈奴可资骄傲的征服传说，两个风流罪人如何在一条山沟里生下了第一个婴儿，这就是所谓“最后一个匈奴”的来历。书中不断穿插关于陕北的地貌、人种、地域性格以及剪纸、唢呐、腰鼓、信天游等民俗的议论，强化了文化色调。二是研诘历史何以将“民族再造”的重任放到这块轩辕本土上，即探寻陕北何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了中国革命的摇篮和圣地，其秘密何在。
可以这样说，高建群笔下的文化现象，是通过那些富有意味的特殊的符号来加以表现的。这一切，使其小说完全有别于其他陕北题材小说的模式。正因为高建群解读陕北的切入点在文化层面，所以他的小说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有鉴于此，高建群的陕北题材小说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
二、采用“合文学目的性”创作小说
现当代陕北题材的小说作品，在表现形式上不外乎两种，一是把人物放置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加以表现，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柳青的《种谷记》《铜墙铁壁》等；二是把人物放置在具体的现实生活空间中加以表现，如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
高建群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他避开前人已经运用圆熟的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力图剖开具象化的生活，从“一个较为简便的角度，洞观着人类正在经历的一切”。采用“合文学目的性”的手法来表现他所理解的陕北高原，这也使他的陕北题材小说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
关于“合文学目的性”，评论家周政保评论高建群的《遥远的白房子》时有所论述：“（小说）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真实记录，不是报告文学或文学报告，更不是‘风俗画’的拼凑与堆砌……它是小说，是一种艺术虚构；它的全部描写仅仅是为了实现某种合文学目的性的表现，而这种文学目的性与小说细节的底蕴及场面设置的内在意义是呈互相适应状态的。”用一种较为直白的话来表述，即“合文学目的性”恰似中国画中“以心写境”一样，“境”为心用。
“合文学目的性”，在高建群陕北题材小说中，呈现这样几种表现形态：
第一，以“写心”为主，摆脱了具体的时空、人事的纠缠。高建群的几部陕北题材的中篇小说，故事情节都非常简单。如《骑驴婆姨赶驴汉》，以双线并进的叙述方式，交代了省城的一个考察队来到黄土高原考察秦直道，回乡青年农民李纪元成为考察队的脚夫，与来自城市的女孩麦凤凰相恋而忽视了自身的价值；后来，老父亲李干大用祖传的秦直道图换回了考察队的两千元钱，想为儿子找一个媳妇，可是李纪元却在春节前一天死了。《老兵的母亲》讲述了一个“快要被淹没了的、发生在红军时期”的故事，曲曲折折、压压抑抑十三支悲歌，通篇是追怀屈死的母亲的挽歌。皮袄队的勇士攻城失败，史家坪的精壮汉子伤亡殆尽，大悲剧中老兵史铁栓逃回家乡，被他带走的战士的家属愤怒了，要他偿还自己的亲人。史铁栓有口难辩，于是母亲挺身而出，为儿子也为所剩无几的红军残部，承担了奸细的罪名而被处死。《雕像》讲述艺术家“我”答应为一位红军女烈士塑造题名为《牺牲》的雕像。为了自己塑造的兰贞子形象，画家需要更多地了解女英雄的事迹，老革命者单孟承担了这一任务，在一张旧照片上，凝聚了他半个世纪的感怀！当他道破一切时，画家完成了自己的艺术品，单孟老人也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
高建群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最后一个匈奴》，是1993年“陕军东征”时期的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也是当年备受关注的一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主要人物是共产党人杨作新和山大王黑大头，写了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三十年间，大革命风暴兴起，土匪武装三反四覆，杨作新深入虎穴，谢子长、刘志丹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率领红军抵达陕北，掀开中国革命史的新篇章。杨作新的曲折经历，献身革命，终至屈死狱中，动人心魄。下卷主要人物是杨作新之子杨岸乡和黑大头之子黑寿山，时代背景一下子跳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市委书记黑寿山治理沙漠有方，取得了物质领域的成就，作家杨岸乡创作有成，实现了精神领域的追求，他们都没有忘记先烈和父辈。杨作新被平反昭雪，与其妻荞麦的灵柩合葬于吴儿堡，成为下卷的情感高潮。这部长篇小说，难以用完整的故事来讲述。简而言之，高建群写了四个家族、三代人的命运，但不是缜密的写实，而是力图勾勒出陕北一个世纪的历史轮廓——昔日的革命战争岁月和今天的和平建设时期。
第二，不恪守生活的理性秩序和现实主义的传统，而是更多地采用诗意的浪漫的方式建构小说。高建群的陕北题材小说具有诗性气质，这与他步入文坛初期长期从事诗歌创作有关，他把小说当作诗作来构思和营造。这样，作品虽有失真和荒诞不经之嫌，但激情澎湃，极大地扩展了小说的容量，增加了小说的艺术魅力。《骑驴婆姨赶驴汉》对比强烈，寡妇与麦凤凰、麦凤凰与李纪元之间的不同接触，尤其是乡下青年李纪元同城市小姐麦凤凰初次结识的瞬间印象，都有一种抒情诗的韵律；《老兵的母亲》属于史诗性质；《雕像》介于抒情诗与咏史诗之间。如《老兵的母亲》，《中国作家》刊发时在“编者的话”中是这样介绍这部作品的：“正义的冲动，伦理的拷问，复杂的忏悔，通过诗化的语言紧紧交融在一起，也许作者保持了一种必要的距离感和命运感，才使这一传统题材获得了某种新意和凝重的风格。”高建群善于运用穿插、闪回、倒叙等手法，以及旁白与独白等方式，有时一个章节就是一首长歌、一幅画面。而《骑驴婆姨赶驴汉》的引子是一首精练的长诗，可以说它是作者的创作主旨：“秋风荡起高原两千年的悲哀，以欢乐曲祭奠那往昔的年代。男人的英雄结和美人的长发，证明这块土地尚有灵性存在。”
在小说的诗性气质之下，弥漫着深刻的悲剧氛围。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悲剧氛围的营造，是为了寻找高原的灵性，一种活力、一种激情、一种诗意笼罩下的昔日辉煌。因此，“证明灵性，寻找灵性，直到用自己的作品发掘和再现黄土地的灵性，几乎成为高建群锲而不舍的一种追求”。
第三，小说的叙述方式灵活，呈现一种天马行空的状态。在这点上，小说延续了《遥远的白房子》的叙述优点。在《遥远的白房子》中，作品中的第一人称是作为曾经在那里服过役的边防战士的身份出现的，是为了对那个已经消失在黑暗岁月里的故事进行艺术真实性和生活真实性的实证和旁证。作者在作品中刻意构筑了三维时空：遥远的过去、第一人称在边防站服役的过去、写作这部作品的现在。这三维时空的作品在叙事上呈现出一种随意性。这种多少带有浪漫主义诗人天马行空的风格，正应和了现代小说的叙述要求。
现代小说的叙述技巧，美国小说修辞学研究专家布斯在其著作《小说修辞学》中做过认真研究。他在“距离的变化”一节中，提出小说的叙述类型可以这样划分：一是叙述者或多或少地离开隐含的作者；二是叙述者也可以或多或少地离开他所讲述的故事中的人物；三是叙述者可以或多或少地远离读者自己的准则；四是隐含的作者可以或多或少地远离读者；五是隐含的作者（他自己携带读者）可以或多或少地远离其他人物。一句话，他讲的就是叙述者—作者—人物—读者的关系，或者说，是对一种灵活的叙述方式的掌握。
高建群的陕北题材小说，具有灵活掌握叙述方式的特点。《老兵的母亲》的创作，据作者交代，是“1982—1989黄陵、吴起镇、瓦窑堡、延安”，它应该是高建群中篇小说创作时间最长的早期作品。其中有两个“我”存在。第一个“我”是“老兵”故事的叙述者，倾诉对象是读者；而当故事展开后，第二个“我”则变成了“老兵”，他的倾诉对象则变成了老兵的姐姐。这个中篇小说的叙述呈现第一人称叙述者、全知视角叙述者这两种状态。在《雕像》中，忽而是第一人称，忽而是客观描述，隐含的作者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叙述时而介入时而又退出，老革命单孟对照片的解释含含糊糊，但读者早已明白；兰贞子的双重意义上的牺牲，叙述者是一种崇敬，隐含的作者却多了几分惋惜，读者会随着单菊的视角忽而崇敬，忽而惋惜，忽而又可能不以为然。
总之，高建群的陕北题材小说，一方面从文化的视角观照陕北，审视高原，在审美视角上获得了新的突破；另一方面采取“合文学目的性”的手法进行创作，小说具有明确的个性特点。
（作者：梁向阳）
本文选自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高建群研究中心高建群研究论丛卷四《泼墨北国悲壮人生的情感挥洒——高建群中短篇小说研究》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