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学气象的跨文化书写
文/杜鹃
在陕派作家中，高建群的小说创作似乎是一个“异数”，其“异”就在于，以宗教情怀拥抱生命所折射出的悲悯意识和敬畏生命的崇高感。这种气象使得他的一系列小说冲破了黄土地一隅农耕叙事的庸琐，而一跃上升至对人类多舛生命的宗教情怀的人文观照，其作品中生命气象的洋溢与宗教情愫的跨文化书写不仅意味厚重，而且气息浓烈。尤其是高建群以多种小说文本，试图将英雄主义、民族历史、大西北风情、宗教文化的元素糅为一体，鲜活地、丰满地彰显出其多重力度和多彩风貌，制造出陕派作家另类特质的卓异一面。
就“跨文化书写”一说而言，在当代作家的创作中不乏为一个热点，而对于陕派作家来说似乎是一个被遮蔽的概念。如果从陕派作家的视域意念和文学意识来看，其世界意识和未来意识还是较弱的。想当年西方文学世界的《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这样的作品风靡全球时，陕西作家乃至中国作家为之惊愕并束手无策。黄土地文学的黏土和秦地农事写作理念的固执牢牢地阻滞了陕派作家的脚步，使他们迈不开通往异域世界的跨文化书写的遐思冥想，至今陕派作家源源不断制造的新品，其旧衣依然穿戴，旧病依然循环。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那么病因何在呢？作为必须观照大千世界生活巨细的作家，应崇敬钱锺书“国别文学之间相互照亮”的文学胸怀和教导，更应时常敲响王国维“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的文学警钟。唯其如此，方能获得作家跨文化书写的储备和积淀。因“陕军东征”而得名的高建群，仿佛脱缰的文学骑士，从关中平原到西部大漠，进而踏上五印佛境，收割着跨文化书写的思想艺术之精妙。《白房子》的英雄悲壮，《六六镇》的北方风情，“最后三部曲”的骑士浪漫，《大平原》的生命气象，《统万城》的悲悯豪壮，以及《我的菩提树》的宗教情怀等多文本、多文化、多元素的书写，彰显出生命的贵气和正气、抗争命运的浩气和霸气，读来令人震撼，使人振奋。于是，聚焦人类生存领域的新开拓，追寻人类生命意义的再出发，成为陕派作家高建群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主题和异类视角。
一直以来，陕派作家的创作个案一般是以渭河两岸生活为轴心，而高建群的文学入场有悖于此圈围。他生于关中，生命经历和体验却大都来源于陕北黄土高原和塞北大地，那是一个轩辕黄帝初始繁衍的神秘地带，天然地有着人类生存的诸多秘史传说和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他早期的许多作品如《最后一个匈奴》《遥远的白房子》《六六镇》《老兵的母亲》《伊犁马》《愁容骑士》等，均以独特的风貌和特色优势提示和探寻人类生存之谜。
人类世界本就是一个难解的哲学问题。
人从何处来，又要回归何处？其生命过程的演绎和社会经历容纳了人一生中丰富而驳杂的喜怒哀乐。至今仍有诸多人类现象的发生、生存和存在之谜尚未破解，尚未被认识和揭示。因此，探寻和追逐人类生命命运的兴趣和执着，就成了高建群文学创作初始的入场视域，既神秘神圣，又颇具哲学意旨。在高建群的字里行间，深重的忧患意识，迫切的历史责任，人类进取的轨迹，生存状态的问题，华夏子孙何以超越蒙昧，怎样自强奋发、造世创世，推动文明之内力和动力等，被真实生动地传输于纸上。尤其是他的典范力作《最后一个匈奴》，其浪漫主义的如泣如诉、其悲剧情怀的如怨如慕，深深地感染了读者。关于这部作品，作者解释为，“本书旨在描述中国一块特殊地域的世纪史”，“试图为历史的行动轨迹寻找到一点蛛丝马迹”，“提供了一系列行走在黄土山路上的命运各异的人物，……寄托了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梦想和对陕北，以至对我们这个民族善良的祝愿”。这个阐释，正是高建群从青年到中年于陕北大地生命亲历的感知和情感认知的还原写照，也是他寻找人类历史行踪，解密人类生存史迹的文学初衷，更是一位文学中国梦理想使者为陕北父老乡亲送上的一往情深的善良祝愿。
高建群文学涉猎的陕北大地，自古以来以荒袤浩瀚、神奇诡秘而为世人所知，清代一位大学士也曾言“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在作者笔下，由最后一个匈奴人种繁衍的陕北群人，其粗犷剽悍、桀骜不羁、憨直豪放、淳朴热情，以及英雄与懦夫并举、天才与懵痴杂居的人文景象，使得荒寒漠北平添了几多深幽浑厚的历史文化色彩和人类生命长河中的诸多谜史。作者以其沉重的情缘之笔，描画出了陕北人世代执守着的生存方式。吃着高粱米、酸菜芋头等粗淡饭食，顶着黄土风沙的蔽日尘埃，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于艰难的岁月和单调贫乏的生命历程中顽强地活着。客观上的物资匮乏，导致了文化上的贫乏与凄哀，反过来又加剧了生活条件的恶劣。作者在《最后一个匈奴》中描写了一个拥有十三个孩子的贫困家庭，竟然无法做到一人有一个吃饭的碗，其贫瘠的程度超出了对困难概念的想象。父亲以截断树干凿坑的办法，解决了十三个孩子的餐具问题，于是十三个饥饿的孩子围绕在凿有十三个坑的树干周围，如同一群小猪低头抢食。作家高建群忧愤深广，忧患关切，冷静地撕开了生活的本相，聚焦一个个苦难坎坷的人生悲歌。作者描写了辛苦一生的杨贵儿，在撒手人寰之时因扎一孔新窑的愿望未了，所以合不上遗憾的泪眼；革命一生的杨作新，因莫须有的罪名饮恨而终，揭示了历史的混沌和诡秘；博学多才的杨岸乡，被流放、监禁，仅仅因了他人的歧视，邪恶之手无处不在；空守苦情、承享情爱的杨蛾子，无望的命运也落在了这位善良的女子身上；侠肝义胆的黑大头身遭暗算而身首异处；可怜的剪纸女孩因空腹饥肠偶遇暴食而亡；为其妹不甘示弱的知青女却无奈受辱……人性多诡，正义颠倒，历史蒙羞，陕北大地一幅幅悲凉悲切悲痛的人间故事，于高建群沉重的笔下如泣如诉，令人感慨。吴儿堡人物的悲歌命运，印证了多生即贫、穷则超生的恶性劣育的愚昧循环。作者的惆怅与焦虑之情、变革现状与蹚出一条新路的愿景灼灼可见。于是，就有了文化启蒙者、精神使者杨岸乡形象的创造和脱贫致富者、改革启蒙者黑寿山形象的出现，这些构架无不寄托了高建群的民生情怀。《最后的远行》中有个叫张大山的人，作者解释说：“这是一个大智慧，一个大幽默，一个额上印着悲剧印记的人。他的胸膛里，弥漫着一种悲天悯人、堪让我们肃然起敬的东西，这种东西叫‘善良’。因为这个，所有的微笑便蒙上了一层苦涩的意蕴。”作者从文化层面进一步思考，“传统在消失，古典精神在消失，昨天的文化在消失。张家山这样的人物，也许是游荡在高原的最后的骑士了。几十年、几百年之后，孩子们大约只能在老祖母的童话中，见识这一类人物了”。一种文化失落的情绪怅然而生。
人类的生存史，其本质即斗争史、拼搏史、超越史，由此达到人类史上的文明组合和进步。贫瘠荒寒的陕北是历史、自然的造就。生存境遇如此恶劣，人们的生息却依然充满着理想的期盼，并伴随着信天游悲伤哀婉的风情气韵，顽强地生活着。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其以苦为乐、安之若素呢？对这种人类社会的生存之谜，高建群以人物鲜活的生命经历做了清晰的描述与诠释。如为能住上一孔新窑，杨贵儿甘愿奋斗一世，这是生的理想；为企盼刻骨之爱，杨蛾子甘愿半生守望毫不悔怨，这是爱的理想；为守护信仰，杨作新甘愿将牢底坐穿，这是意志的力量；丹宁宁愿向往“柏拉图式”的恋爱，这是对美好生命常青的守望；还有执着于变革有奔头、铁鞋踏破寻路径的黑寿山、白雪青的热脉情怀，等等。苦难岁月里的理想、愿望、事业、爱情、幸福等人生企盼，精神家园的支柱和生存动力的给予，使得苦难大地上的人们甘之如饴。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最后的民间》《最后的远行》三部曲，以宏大的构架、精彩的故事，展示了陕北人民再造历史新质、揭开历史迷雾、征服历史险滩的浪漫主义悲歌与壮歌，填补了这个领域内新人文主义的文学空白。《遥远的白房子》便高度体现了这一美好人性的主题探索。“白房子”，和平安详，素净纯洁，它是人性和和谐美的象征，然而它却在一场即将爆发的罪恶战争中被泯灭，成为“遥远”的难以忘怀的记忆。作品浓郁的象征意蕴尤为鲜明。宗教式的人性之美、人类大爱的指向，是高建群揭秘生命主题的有效思考。探源人类生存之谜、生命气象之美与宗教情怀的完美结合，构成了高建群小说创作命意的真正内涵。
将文学创作的主旨确定在对人类生命意义的拷问上，是有一定难度的。这个涉及哲学、人类学、伦理学、社会学的多学科话题，曾被不少先哲圣贤所阐释，同时也就得出了不少答案。高建群是文学家，其叩问路向的切入自然是文学意义上的阐释与解读，因而更多了些生命意义的宗教色彩和理想主义色彩。从文学观考察，倡扬民族生命力、彰显民族生命精神，是高建群的一贯取向。中国文坛给予高建群“崇高感”“古典精神”“理想主义色彩”“浪漫骑士”等赞誉，是对其作品追寻人类生命意义构架的一个恰当定位。高建群在对待生命问题、关乎民族命运的书写上的严谨纯正与宗教般的虔诚，标志着作家一种良性的文学情感思维走向。在《最后一个匈奴》的后记中，高建群有这样一段话：“作者试图为历史的行动轨迹寻找到一点蛛丝马迹。作者对高原斑斓的历史和大文化现象，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那最重要的是，有那么多年轻的梦想家，仿佛法国的烧炭党人，仿佛俄国的十二月党人那样，将他们全部的激情、全部的真诚、全部的憧憬投入到这场事业中去。他们有理由赢得永远的尊敬。”这就是生命的意义乃至对生命意义的敬畏和敬重。从《最后一个匈奴》到《雕像》《遥远的白房子》《六六镇》《愁容骑士》，从《大平原》到《统万城》以及文化历史著作《我的菩提树》，都在阐述生命于历史长河中的搏击与归宿，都寄托着作者对善良人民、善良民族生命力的美好祝愿。最后一个匈奴所繁衍的漠北高原民族，在关于生命意义的抗争、奋斗、拼搏中，蒙昧渐去，文明递增。当吴儿堡家族后代的生命风帆扬起时，作者高建群的文学夙愿也有了理想的归宿。《遥远的白房子》中的站长马镰刀与士兵们以悲壮的自杀，照亮了人类大爱的理想主义精神之光，这是生命的意义，更折射出哲理的光环。而《雕像》中的革命英烈兰贞子，其英雄雕塑之伟美形象的矗立，“那农妇式的粗壮腰身，那未曾当过母亲、未哺育过孩子的平坦的胸，那一只手拎枪、一只手仿佛采摘地上黄花的浪漫神态，使人透过重重历史硝烟雾霭，依稀看到了一种高扬‘战地黄花香分外香’的浪漫主义人格力量”。这里，高原与雕像，英雄与斜阳，苍莽雄浑，交相辉映，作者挥毫泼墨，尽情圆了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生命意义的艺术构想。这部作品也因此获得了“庄重文文学奖”和《中国作家》“中篇小说奖”。
高建群小说跨文化书写的文学观，可以说是基于塞外漠北、涉于五印大地、源自关中乡土这样一种多元文化圈的形成。这些神圣的土地、神秘的地方，英雄辈出，故事悲壮，宗教厚重，织就了高建群粗犷、坚毅、深沉、悲情的漠北硬汉气质。再加上千年历史叠加的幽深广远、精神世界的宏阔飘逸、民族文化的深厚渊源、军旅边关的独有体验，给予了高建群揭示生命意义、施展理想抱负的天然场地。着笔为文以“寄托对这个民族的善良祝愿”，对生命意义的诠释的创作理路，促使他一路疾行，思考也愈加沉重。面对世事变迁，具有英雄主义情结的高建群悲情地感叹道：“乡村在消失，朴素在消失，人类初民时期的那种崇高感和尊严感正在消失。人们为什么现在呼唤‘原生态’，那是因为‘原生态’距离人们越来越远了。”是的，生命的意义遇到世俗的挤压，理想的情怀遭遇拜金的亵渎。尽管如此，作者仍以其固有的深情呼唤着滋养生命的崇高母体——大平原：“大平原啊，我们世世代代在他的怀抱里出生，我们世世代代在他的怀抱里死亡。它承载和覆盖了全书，承载和覆盖了我们所有的痛苦和欢乐。”一位依然葆有“崇高感”“古典精神”“理想主义色彩”的“浪漫骑士”高建群心性未改！
（作者：杜鹃）
本文选自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高建群研究中心高建群研究论丛卷四《泼墨北国悲壮人生的情感挥洒——高建群中短篇小说研究》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