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区域的精神空间
文/王宝伟
高建群是中国文坛上一位具有崇高感和理想主义精神的作家，被誉为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他有着不同寻常的生活经历，出生在渭河平原，在陕北黄土高原生活过，也在新疆阿勒泰草原当过兵。他的作品《大平原》《最后一个匈奴》《遥远的白房子》等均以这三大地区为创作背景，具有强烈的地域文化特征，形成了他独特的作品风格。
地域文化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作家的创作都和他们所处的独特的自然环境，以及长期积淀下来的心理模式和行为规范息息相关。对他们而言，自小生存和生活的地域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存在，而且是一种文化精神上的依托，是他们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审美理想形成的产床。”高建群的文学创作同样受到地域文化的重要影响，并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他的文学作品之中。
高建群虽然出生于渭河平原，但陕北和新疆却是他成长的重要地域，在三个地区的生活经历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他在散文《请将我一分为三》中写道：“这三条河流构成了我生命的全部。有一天，这个人不能再写作的时候，他的归宿将是那三条河流。当那三条河流歌唱着向远方流去时，那歌唱的声音中有我卑微的声音。”这三条河流分别是渭河、额尔齐斯河和延河，流经关中渭河平原、新疆阿勒泰草原、陕北黄土高原，这三地都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渭河平原是华夏文明及农耕文化的发源地；新疆阿勒泰草原上闪现着游牧民族和游牧文化的身影；陕北黄土高原则是多民族聚居的场所，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融地区。因此，高建群的小说创作也就带上了多种地域文化的色彩。
一、阿勒泰草原游牧文化的浪漫书写
高建群对新疆阿勒泰草原有无限的眷恋与怀念，发表了许多关于新疆阿勒泰草原的作品，比如《伊犁马》《愁容骑士》《马镫革》《要塞》等，都是以他当兵时期位于中苏边境的边防站——“白房子”为背景，写出了他的军旅生涯和发生在这片草原上的故事，充满了传奇性和浪漫性，而且带有草原游牧文化的符号和象征。在他的成名作《遥远的白房子》中，高建群构建了一个位于边防线上的哨所——遥远、孤独、神秘而又瑰丽浪漫的“白房子”意象，并以边防战士“我”的独特经历，走进了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一位传奇的民间英雄人物，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血性和蓬勃昂扬的生命力的马镰刀，苍老而疲惫的沙俄边防站站长道伯雷尼亚，以及和马镰刀产生爱恨纠葛的妖艳、温柔、多情的萨丽哈，作者将这些人物置于复杂的历史事件之中，揭示了独特而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内涵：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结，英雄与美人之间的感情纠葛，西部特有的风土民情，等等。作为新中国最后一支骑兵队一员的高建群，对马有着浓烈而深厚的感情，在《伊犁马》中，作者以浓烈的情感描写了“我”和马之间的故事，以及“我”和马的深情厚谊，同时让“我”领悟到了生命的意义。
《愁容骑士》里，“我”这个退伍老兵常常回忆起发生在这片草原上的一个个刻骨铭心的故事。在“白房子”边防题材系列小说中，高建群塑造了许多具有浓厚地域文化色彩的意象，比如“边境线”“要塞”“士兵”“野苹果”等，把故事中的人物置于神奇、孤寂的游牧文化中加以描绘，这些人物身上都映现着游牧文化的影子。他所塑造的各色人物，不仅仅是一个生命，同样也是文化的化身，表现了作者对于地域文化的深层次思考，“在高建群的这些小说中，扑面而来的是鲜活的、孤独的、苍凉的、雄奇的、浪漫的西部游牧文化气息”。
二、黄土高原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
高建群在对新疆阿勒泰草原进行热情讴歌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生活过的黄土高原。从《骑驴婆姨赶驴汉》开始，他先后发表了《老兵的母亲》《雕像》《最后一个匈奴》等陕北题材小说。陕北黄土高原在历史上受到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交叉统治，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具有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深度融合的特征。高建群退伍后在陕北工作生活多年，他对陕北这块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总能找到创作的灵感。就像高洪波所说，“证明灵性，寻找灵性，直到用自己的作品发掘和再现黄土地的灵性，几乎成为高建群锲而不舍的一种追求”。对陕北高原，他曾这样深情地描述：“一个人无论在外头闹成了天大的世事，或者在外边，一败涂地，头破血流，当他推开故乡那破旧的柴扉，总有滚滚的米汤，灼热的石板炕和亲人的笑脸，只有他们才是无条件地爱你。”可见，高建群对陕北的无限依恋，那里的自然环境、文化遗迹和风土民情都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高建群利用文化这把钥匙来解读陕北，从民风民俗中来认知陕北和陕北人民。陕北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融地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神奇的文化。在高建群的心里，“这种文化，一方面是在久远的时空环境中沉积下来的神话传说、民俗歌谣、历史遗迹、手工艺品等；另一方面是浸注在陕北人心灵深处的精神状态。这一切，构成了陕北文化丰富而灿烂的意象”。
高建群的陕北题材小说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骑驴婆姨赶驴汉》通过主人公李纪元和麦凤凰的爱情纠葛展开故事。他们两人身份有着巨大的差异，一位是来自民间的腰鼓手，一位是出身良好的城市姑娘。但他们都对陕北的历史文化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携带匈奴人的基因。“陕北处在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互交融的地带，不光具有农耕文明的文化特征，也有着游牧文化‘流’与‘游’的动态文化特征。”小说中多次介绍的秦直道、腰鼓、唢呐、信天游、陕北剪纸等这些具有浓厚陕北地域文化内涵的符号，同时也是陕北人和陕北文化的象征。
高建群的代表作《最后一个匈奴》将革命斗争和家族传奇结合起来，将故事人物置于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表现。小说的主体是匈奴后裔——杨家两代人的故事。杨作新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步青年的典型，他崇拜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向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为了自己的理想牺牲了一切，包括亲情、爱情、友情、生命等。而杨作新的儿子杨岸乡又是另一种生命形态，经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见证了这段时期的大变革，并演绎着悲欢离合。高建群把写作背景置于陕北宏大的文化背景之中，并在其中穿插民间故事、历史传说、民歌民谣，使作品兼具传奇性和史诗性的特征。正如这本书的后记所言：“本书旨在描述中国一块特殊地域的世纪史。因为具有史诗性质，所以它力图尊重历史史实并使笔下脉络清晰，因为它同时具有传奇的性质，所以作者在择材中对传说给予相应的重视，其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对碑载文化的重视。”
三、渭河平原农耕文化的厚重体现
在高建群对辽阔的阿勒泰草原和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进行热情讴歌的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养育他的渭河平原。这片土地给了他创作的灵感，是他进行文学创作的不竭之源，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平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有着悠久而厚重的历史。
《大平原》描写了渭河平原上高村半个世纪以来的沧桑巨变和高村人的生命走向，尤其是高氏家族三代人所经历的世事变幻和命运沉浮，“通过高氏家族的典型经历写出了中国大地上农人的生存史，亦是对农耕文化百年历史的一次记录”。上部以“饥饿”为主题，用客观真实的笔触描绘了高村人的饥饿以及自己对饥饿的深层次体验，这幅难民图处处彰显着生命的顽强与坚韧，同样也展现了生命的强悍与脆弱、高贵与卑微，“人们通过作家的文字，能够触摸到乡村灵魂扑面而来的实质”。下部写改革浪潮之后的高村，写出了经济转型时期的红利和阵痛，塑造了刘芝一、王一鸣等一批敢于在改革浪潮中激流勇进的人物形象。在他们的身上，寄托着作者对大平原上的芸芸众生的情感和理想，体现着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精髓。正如雷达先生所言，“小说以其强烈的主观性和写意性，以其苍凉的命运感，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文化信息”。正是通过高村人在灾难与困苦面前表现出来的顽强与坚韧，写出了底层农民的顽强与沉默，农业以及农耕文化的沉重与艰辛，写出了高建群的描写，我们了解了中国农村、写出了生活的困难、活人的艰难。通过高建群的描写，我们了解了传统农耕文化对生活在渭河平原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方式的影响，这种深入骨髓的文化浸透了他们的价值观和生存观，也是他们坚韧不拔、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
高建群有着特殊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他的文学创作之根离不开新疆阿勒泰草原、陕北黄土高原和关中渭河平原这三大区域。他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和这三个区域紧密相连，这三个区域构成了他精神游走的巨大空间，是他文学创作的不竭之源，而这三大区域独特的地域文化也对高建群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作者：王宝伟）
本文选自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高建群研究中心高建群研究论丛卷四《泼墨北国悲壮人生的情感挥洒——高建群中短篇小说研究》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