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创作论
文/韩伟
高建群是新时期以来陕西的一位重要作家。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小说，有一些作品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他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作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边关题材，如《遥远的白房子》《伊犁马》《马镫革》《大杀戮》《要塞》《白房子争议地区源流考》《愁容骑士》等；二是陕北题材，如《骑驴婆姨赶驴汉》《雕像》《老兵的母亲》等。高建群的小说既有历史的大书写，也有现实的深挖掘。他是“一个善于讲‘庄严的谎话’（巴尔扎克语）的人；一个常周旋于历史与现实两大领域且从容自如的舞者；一个黄土高坡上略带忧郁和感伤的行吟诗人”。高建群是一位诗人，有着诗人的气质和禀赋，他的作品中充满诗的浪漫与激情。诗的品格与韵味让他卓尔不群，让他不同于一般的作家。高建群同时也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他的作品有着史诗般的气魄与力量。鸿篇巨制承载着他的“远大理想”，他把历史和现实凝铸成“生命的雕像”。他关注乡土中国的命运，有着浓厚的人文情怀。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既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又能体会到传奇与浪漫的温馨。他在历史和现实的细部寻找倾诉的对象，表达他的价值理想与人文情怀。
一、边地书写：传奇与浪漫的诗性表达
高建群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边地书写。他的这种边地书写和他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高中毕业后，到新疆中苏边境的一个边防站当了五年的兵。当兵的孤独、寂寞让他爱上了文学。当兵的这段岁月成为他后来文学创作不竭的源泉。他的第一部小说，也是备受争议的成名作，发表于《中国作家》1987年第5期头条的《遥远的白房子》，就是书写他这段岁月的人文情怀。在他的作品中，《遥远的白房子》，就段富有传奇性的故事。白房子边防站站长马镰刀是一个传奇性人物，他做过走私生意，当过绿林头目，后来被清政府招安，当上了边防站站长。由于一张借条的失误，导致了一场外交风波。最后，主人公马镰刀因自责而自杀。女主人公萨丽哈在马镰刀死后，掩埋了行义的士兵，成为一个“美丽的传说”。小说以诗化的笔调，讲述了马镰刀的传奇人生与萨丽哈的超凡入圣和美丽多情。小说中的“白房子”是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存在。正如有学者所言：“也许是那些神秘的国界线、那孤独的‘白房子’所具备的意象性的缘故，小说的思情寓意终于穿越时空的荒原，而进入了更富有人类意味的审美世界。”也有评论家指出，这部小说的“一个贡献就是在于它创置换了一种原型形式，使得这种原来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已经变得苍白无力的形式变得生机盎然，并且由于参照了别的民族的同一的原型形式，探索了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的命运”。
奇故事的神奇魅力，为高建群赢来了文坛的关注，有很多学者和评论家开始关注他的文学创作，他也坚定了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
高建群从“白房子”出发，开始了他那传奇与浪漫的边地书写。他的一系列作品，如《伊犁马》《马镫革》《大杀戮》《要塞》《白房子争议地区源流考》《愁容骑士》等，都是以中苏边境“白房子”为故事背景，以边防战士“我”的口吻讲述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故事，其间往往加入浪漫爱情的元素，让“白房子”战士一下子获得了激情，燃烧起了爱情的火焰。这些富有传奇性的故事和浪漫的爱情，再加上作者诗化的叙述，一下子就调动起了读者的阅读情绪，拓展了小说的审美空间。在《伊犁马》中，作者以饱满的热情书写了“我”对马的丰富情感和对生命意义的领悟。在《马镫草》中，“我”一看到腰间系有马镫草的战友，就情不自禁地回到了往事的记忆中。而在《愁容骑士》中，“我”不断地回忆着“白房子”的往事。“在这些小说中，扑面而来的是鲜活的、孤独的、苍凉的、雄奇的、浪漫的西部边关文化气息”，边关意象在高建群的笔下凝铸成了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和生命符号。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高建群的边地书写无疑独辟蹊径地展示出一种执着的价值坚守。如何在如火如荼的西方文化热、方法热、理论热中书写自我的中国经验，呈现曾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中国故事，是高建群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他的“边地书写”系列作品开启了新时期传奇故事的审美领域，并以现实主义的价值立场对其进行了独特的美学思考和精神探寻。他以“白房子”为标志的边防题材写作，不仅从题材上拓展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创作领域，而且在人物形象的建构、叙事技法的处理等方面都进行了新的艺术探索，意在打破方法热、理论热的壁垒，坚守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维度。“边地书写”所呈现的传奇现实与作家饱满的浪漫主义情感，汇成一条文学河流，为置身于改革开放大潮中骚动浮躁的人们提供了心灵的慰藉。
二、陕北言说：在历史与现实的细部寻找“生命的雕像”
高建群小说另一个书写的对象是陕北。陕北既是他的成长之地，又是他的工作之地。他的陕北题材小说的背景设置通常是20世纪80年代，这种时代文化语境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很好的表达，又独树一帜。我们说他有很好的表达，是因为他的作品对时代巨变有很好的体现；我们说他独树一帜，是因为在他的小说中有着作家的自我坚守。时代的语境要求作家突破创作的瓶颈，超越自我，但深入现实、进行精神的深度思考又让作家不得不反观自身、叩问灵魂、融入时代。
高建群陕北题材的系列小说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如他的中篇小说《骑驴婆姨赶驴汉》，小说的主人公李纪元是闯王李自成的后裔，是返乡青年，是腰鼓手；麦凤凰是一个高傲自负、美丽多情的城市姑娘。作家在叙述故事和描写人物的时候，加入了大量的陕北文化元素和符号，如信天游、陕北剪纸、腰鼓、唢呐等。这些文化元素和符号凸显了文化陕北的意味，同时作家还加入了一些历史元素，如秦直道、赫连勃勃、李自成等。再比如《老兵的母亲》，作家有意地设计了一个吹鼓手老刘父子，他们是赫连勃勃的后裔，有着陕北历史的血脉基因，让他们用优美的民间歌谣来叙述故事、刻画母亲，母亲的形象一下子高大伟岸起来，需要仰视才见。这是革命年代“陕北母亲”的伟大形象，陕北这块深厚的黄土地和母亲无私奉献、默默牺牲的精神融为一体，很好地诠释和升华了小说的主题。在《雕像》中，以画家“我”与单菊为视角，审视、观照和追索大革命时期兰贞子的传奇。画家在一次偶然的雕塑活动中踏上陕北高原。陕北高原那“蓝天白云下，一个个像大馍馍一样的山头向我簇拥而来，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和崇高感油然而生”。画家想要了解兰贞子的事迹，单孟老人以一张倾注自己半个世纪情感的照片的真情告白，一下子打开了画家的艺术之门，凝铸成一尊“生命的雕像”。历史的苍凉和人的宽厚共同孕育了陕北成为“红色中心”的历史必然。
高建群对陕北的黄土地有着特殊的情感，他总能在这块土地上找到书写的灵感。正如高洪波所言：“证明灵性，寻找灵性，直到用自己的作品发掘和再现黄土地的灵性，几乎成为高建群锲而不舍的一种追求。照我的理解，高建群寻找的灵性，其实是一种活力、一种激情、一种诗意笼罩下的昔日辉煌。”
高建群以其丰富而厚重的文学创作实绩，给新时期以来的陕西文坛乃至中国文坛带来了很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作品。他的文学创作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个不能忽略的文学存在。他以一种诗人的浪漫之情和欧洲“骑士精神”为我们描绘了带有传奇色彩的异域文化与“白房子世界”。我们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了惊天动地的爱情、荒凉的边界地、美丽多情的萨丽哈和由盗匪而成为边防站站长的马镰刀，还有“一张牛皮大小的地皮”的传奇故事。透过这些浪漫的诗性文本，我们看到了边地的雄伟与奇崛、苍凉与孤独、鲜活与美丽。边地的政治、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尽收眼底。可以说，他笔下的人物既是生命的符号，也是文化的符号，有着独具特色的美学品格。他以一支如椽之笔书写着陕北的历史和文化，他这种书写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以一种虔诚的文化寻根的态度来观照陕北，审视陕北高原。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丰富而灿烂的陕北文化元素和意象，譬如神话、传说、民俗、歌谣，以及一些颇具意味的历史遗存。他在故事中呈现了陕北的历史，在历史的追忆中凸显了陕北的文化。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让高建群的小说获得了史诗般的品格。高建群的文学书写，既具有历史的沧桑与厚重，又富有现实的鲜活与温暖。他总能在历史和现实的细部寻找到有意义、有价值的故事，让故事成就人物形象，把他们塑造成“生命的雕像”。
（作者：韩伟）
本文选自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高建群研究中心高建群研究论丛卷四《泼墨北国悲壮人生的情感挥洒——高建群中短篇小说研究》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