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四部中篇小说
文/高洪波
当我随手写下《解析高建群》这个题目时，我马上意识到自己意识中的某种夸饰，这种夸饰常常在我心里感到没底时才出现，或者说是人们常说的“大言欺人”。
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小说家，一个善于讲“庄严的谎话”（巴尔扎克语）的人，一个常周旋于历史与现实两大领域且从容自如的舞者，一个黄土高坡上略带忧郁和感伤的行吟诗人……总之，高建群可以成为许多比喻和借喻，却偏偏不是我所熟悉并能从容解析的对象。
所以我才感到心里没底。
二
但偏偏高建群走来了。从他所生活的延安，夹着一部长篇书稿《最后一个匈奴》，戴着重孝（他的老父亲刚刚去世），风尘仆仆来到北京，只为参加《中国作家》颁发的1991年中篇小说奖及作品讨论会。
朴实甚至有几分拙讷，我们相见时没有多说什么，握手间我意识到陕北汉子高建群其实内心世界很丰富灵动，只是他的感情如陕北高原的山脉，般埋得很深很深，不熟悉或不很熟悉他的人，便只好凭感觉了。否则高建群决计写不出以全票通过获奖的《雕像》（载《中国作家》1991年第4期），写不出那女英雄兰贞子为了革命付出的双重牺牲（生命与爱情），小说中机警的叙述、荡气回肠的悲剧氛围，以及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显示出了青年作家的艺术素养，一个粗糙或简单的人，塑不成这尊美的“雕像”！
《雕像》其实是高建群发表于《中国作家》的第四部中篇小说。这也是我调到这家大型刊物之后编发的第一篇“头条”作品。在此之前我知道高建群，是因为他另一部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载《中国作家》1987年第5期），这部小说也居该期头条位置，不过使它出名的不是位置，而是发表之后引起的轰动以及一场意外的风波，风波是因涉及哈萨克族的一些习俗，一些细节和局部失真。后来《中国作家》专门发表了哈文的《我读〈遥远的白房子〉》一文进行了批评，文中在一一指出小说的缺点之后，比较客观地写道：“尽管《遥远的白房子》未能免除主观随意性太强之缺陷，但它能够以对历史的观照和探索，表现了爱祖国山河、爱中华民族、爱人民的宏大主旨，仍不失为一部值得注意的具有特色的作品。”（载《中国作家》1988年第3期）应该说是这间“白房子”使高建群进入了我的阅读视野。初读高建群，便诧异于他的笔力秀美中寓劲健，格调清新，但绝不纤弱。那男主人公马镰刀，由匪而官，由一张借条的失误（这其实是一个传说、一则寓言）而自责直至自杀的悲剧，那女主人公萨丽哈的美丽兼多情直至最后超凡入圣的结局，都很诱惑人去阅读。
但只是诱惑而已。
此时的高建群，风格具有不确定性，叙述也显得漫不经心，草原风情与历史的传奇帮助他建筑了“白房子”，同时也在这间房子的四壁留下了许多缺憾，故而当猛烈的飓风袭来时，白房子便显示出了构筑的不稳固性，虽没坍塌，但至少揭去了屋瓦、掀下了窗棂。
哈萨克族牧民的生活、大草原的感受与描摹某段历史传奇，的确不是高建群所长。所以我在读了高建群接下去的两部中篇小说，即《骑驴婆姨赶驴汉》（载《中国作家》1988年第6期）和《老兵的母亲》（载《中国作家》1989年第5期），再联系这部获奖的《雕像》，发现他的根子实在是扎在陕北这方土地上，这里有他熟悉到骨子里、了解到灵魂中的人物：质朴又满含向往的青年农民李纪元，多情善良却又一腔幽怨的小寡妇，内疚兼反思的老红军战士史铁栓，固执中透出深情的另一位老人单孟，都市女性的代表人物麦凤凰和单菊，以及《雕像》的女主人公兰贞子、《老兵的母亲》中以身救护儿子和红军的母亲（为此她承受了五十年的屈辱）；包括一些远非重要的人物，如《老兵的母亲》中的赫连勃勃的后裔、吹鼓手老刘父子，以及作为主人公叙述对象的姐姐等，无不散发着陕北独有的气息。高建群描绘起他们的音容笑貌得心应手，剖析起他们的心灵世界明晰异常，所以我说高建群从草原回归窑洞之后，由白房子返回窑洞之后，才渐渐找到了自我，找准了感觉。
这大概也是一条规律——文学创作的规律。只有熟悉得如同自己掌纹一样的生活，才能如实地将其传达给读者。文章忌隔，更忌割——隔了便生分，露怯；割之后，剩下的只能是零碎的印象。
幸好高建群的陕北小说，既不隔，也没割。一整块、一股脑儿地把生活端出来，原汤原计鲜美无比，像羊肉泡馍。
三
好像是一位名叫布斯的美国人说过，诗靠近历史，小说靠近音乐。布斯撰有厚厚一大本《小说修辞学》，太厚太玄太深刻，几年前我就试图啃啃，可惜都是浅尝辄止，但我记住了他的两个“靠近”，认定有道理。
读高建群的四部中篇小说，发现他的作品的确是靠近历史的小说，但同时也靠近诗。说高建群靠近历史，是因为他四分之三的小说靠历史（有的简直就是倒叙、回忆，如《老兵的母亲》）来支撑。《遥远的白房子》讲述的是20世纪初中俄边界的一段往事，一场纷争过后的静寂、一个狡猾的侵略者靠狡计侵略中国（将一张牛皮剪成条以后圈地）而失败的故事。这无疑是历史，尽管带有浓郁的演绎色彩。《雕像》也是历史，视角虽是当代，即艺术家“我”与单菊的独特视角，但他们观照、审视、追索的却是大革命时期的兰贞子传奇，并进而推导出老革命者单孟不愿袒露的心灵秘密。这些无一例外地属于遥远的过去，拂去历史的尘烟，人物形象才凸显起来，如果不是靠近历史，高建群的三篇小说简直无法存在。尤其是《老兵的母亲》，曲曲折折、压压抑抑十三支悲歌，通篇是追怀屈死的母亲的挽歌，皮袄队的勇士们攻城失败，史家畔的精壮汉子伤亡殆尽，大悲剧中史铁栓逃回家乡，被他带走的战士的家属们愤怒了，要他偿还自己的亲人。老兵史铁栓有口难辩，于是母亲挺身而出，为儿子也为所剩无几的红军残部，承担了奸细的罪名而被处死。母亲的牺牲是如此奇特而又真实，历史在此显示出冷峻和残酷。
与此对照的是九里山前韩母墓，是野史所载韩信为取高位生葬母亲的另一种历史。所不同的是，韩信是主动，史铁栓是被动，但母亲只有一个，而且都是同样意义的死亡，韩母死前是诅咒，史母死前是祝福。至此，历史在小说中成为双轨运行的趋势，封建王侯与共产党人便有了截然不同的区分。正像高建群在《老兵的母亲》“第一歌”开头道破的：“每一座坟墓都是一部长篇小说，这话不知是谁说的。总之，这话说得很深刻，很耐人寻味，很有一种苍凉而宽厚的味道。”苍凉与宽厚的味道，实际上是贯串高建群四部中篇小说的一个主线。他笔下的历史，无一例外地洋溢着这种独特的韵味。当然，苍凉的内涵极广，或许包含悲壮、感伤、怅然若失和追悔莫及，苍凉加上宽厚，历史才耐人寻味、引人入胜。
《雕像》同样如此。画家很偶然地投入了一次雕塑活动，他初踏陕北高原，“蓝天白云下，一个一个像大馍馍一样的山头向我簇拥而来，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和崇高感油然而生”。外部景观的冲击过后，是内心世界的探求：为了自己将要塑造的兰贞子形象，画家需要更多地了解女英雄的事迹。单孟老人承担了这一义务，在一张旧照片上，凝聚了他半个世纪的感怀！当他道破这一切时，画家完成了自己的艺术品，单孟老人也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
各不相同地完成。
却是同样地苍凉而宽厚！
四
高建群的小说，除了前面说的历史感派生出的苍凉悲壮，另一种印象是诗意的氛围。他把小说当成诗来构思和营造——我怀疑高建群最初的文学之路是以诗歌开始的。《遥远的白房子》画面灵动鲜丽，读来给人以风景诗般悠悠的回味；《骑驴婆姨赶驴汉》对比强烈，寡妇与麦凤凰、麦凤凰与李纪元之间的不同质地的接触，尤其是乡下青年李纪元同城市小姐麦凤凰初次相识的瞬间印象，都有一种抒情诗的韵律；《老兵的母亲》属于史诗性质；《雕像》近似于抒情与咏史之间。那么，写小说的诗人高建群又是怎样进行艺术构造的呢？这就涉及“解析”二字了。凭我有限的小说知识和直觉阅读，我以为他笔下的人物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坦率、开朗、大方、单纯的女性，如兰贞子、麦凤凰、单菊、萨丽哈，这些女性所处时代不同，民族各异，环境差别更大，但高建群尽心竭力地塑造着她们的灵魂，用自己细腻的感受潜入她们的内心，使这些女性在故事的进展中渐渐明朗清晰，最后成为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
另一类是负疚忏悔型的强悍男人，如马镰刀、史铁栓、单孟，他们同样不属于同一时代和民族，从事的也是各不相同的事业，他们是强者，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者，因此他们的命运构成了几部小说的悲剧氛围。他们的忏悔、追悔直到以身殉职（如马镰刀）式的牺牲，才格外惊心动魄！
最后一类人物是内心丰富而外表懦弱的真实可信的一批：忧伤而善良的乡村寡妇，因与麦凤凰相恋而忽略了自身价值直到悲剧性死亡的小伙子李纪元，他的无可奈何的老父亲，姑父老刘和小刘，还有替史铁栓牺牲的母亲……这批人物都属于一个剧团的“B角”，但又是一种什么样的“B角”啊！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演出便无法进行。这是一批有着“土地的灵性”的人，黄土地赋予了他们傲然的灵魂，命比纸薄但绝对的心比天高，不屈服于命运，尽管结果与屈服者相同，他们选择的仍然是前者。在这一类人物中，李纪元是最令人惋惜的一个，城市姑娘麦凤凰不经意的一瞥，使他产生了飞翔的欲望，因袭的重负压得他不可能有一丝一毫的轻松，但他无疑是一个胜利者。姑父老刘亦然，这个赫连勃勃的嫡系子孙，虽然沦为吹鼓手的“下九流”行当，但面对屠刀仍高傲无比。高建群笔下的这群看似不经意的人物，实则是最能体现他艺术功力的例证。
我们仍然谈高建群小说中的诗意美。正像《中国作家》1989年第5期“编者的话”中介绍的：“陕北作家高建群的中篇小说《老兵的母亲》，写了一个快要被淹没了的、发生在红军时期的故事。正义的冲动，伦理的拷问，复杂的忏悔，通过诗化的语言紧紧交融在一起，也许作者保持了一种必要的距离感和命运感，才使这一传统题材获得了某种新意和凝重风格。”
事实的确如此。高建群善于运用穿插、闪回、倒叙等手法，旁白与独白等方式，又时时用民间故事、历史传说和优美动人的民歌民谣来充实、衔接自己的故事情节，有时一个章节就是一首长歌、一幅画面。如《骑驴婆姨赶驴汉》的引子便是一首精练的诗，或者说是创作主旨：
秋风荡起高原两千年的悲哀，
以欢乐曲祭奠那往昔的年代。
男人的英雄结和美人的长发，
证明这块土地尚有灵性存在。
证明灵性，寻找灵性，直到用自己的作品发掘和再现黄土地的灵性，几乎成为高建群一种锲而不舍的追求。照我的理解，高建群寻找的灵性，其实是一种活力、一种激情、一种诗意笼罩下的昔日辉煌。所以他才借赫连勃勃和李闯王的后裔来进行历史的反观，内中蕴含着无尽的悲凉。“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老人的名句，挪来套用高建群小说中诗意的追求，十分贴切。
陕北的确是一块特殊的地域，古老得无法再古老，又贫穷得无法再贫穷。在古代，这块土地出王侯将相、造反的豪杰，也出屠夫、凶手和懦夫，李自成、张献忠、高一功、郝摇旗，是造反到底的好汉，高杰、孙可望、贺珍，又是反复无常的奸雄。近读《李自成之死》（童恩翼著），知道李自成的撤离北京，实在是因为眷恋陕北这方土地，由北京据守西安，后被清军压迫，又退守延安。“顺治二年，李自成败兵四万窃据延安，英王将兵八万自府谷济河，复绥德，来攻延安。路径瓦窑堡，兵众散，屯鲁家屯、潘陵等处月余。自成兵溃，乃去。”这是见诸康熙朝《安定县志》转引孙伯拙的记载。短短一段话，记录了三百多年前大顺农民军对满洲八旗铁骑的一次成功的阻击战，那一仗十分激烈，在《满洲名臣传》中多有记载：“贼乘夜袭我蒙古营，东尔布同佐领苏拜往援、奋击败敌。还军遇伏，复纵击却之”；“贼犯镶蓝旗营，希尔根却其众。贼将一只虎者，恃其勇屡犯我营”；“英亲王阿济格攻延安城，贼劫我辎重”……从这一连串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当年延安阻击战的壮观与激烈，纵横天下的满洲铁骑，在延安受到了很大的挫败，如果有志者将这一战役描绘出来，一定是相当精彩的。
岔得远了些。我之所以引些无关的史料，只想证明一下高建群心灵深处的英雄崇拜情结，这种情结积郁在他心底，时不时便下意识流露在笔端。而他写兰贞子和单孟、史铁栓和马镰刀时，想必是将陕北豪杰们的遗传基因输进了这几位人物的血脉里，否则无法解释那众多的壮举之因由。
五
最后，我想解析一下高建群的叙述语言。按照布斯的分类，叙述的类型大体分为“戏剧化与非戏剧化的叙述者”“旁观者与叙述代言人”“自觉的叙述者”等，完全不受限制的叙述，布斯称之为“全知观点”，即“全知视角”。布斯的小说理论很考究，考究到使我谈起来常常如堕五里雾中，但他提出的叙述类型却不乏参考价值，高建群未必研究过这部高深的《小说修辞学》，而且在我看来不看反倒更踏实。可是在《距离的变化》一节，布斯提出了更细致的一种划分：1.叙述者可以或多或少地离开隐含的作者；2. 叙述者也可以或多或少地离开他所讲述的故事中的人物；3. 叙述者可以或多或少地远离读者自己的准则；4. 隐含的作者（他自己携带读者）可以或多或少地远离其他人物。圆点是作者自己加上去的，反来复去，讲的是叙述者—作者—人物—读者的关系，或者说，是对一种灵活的叙述方式的掌握。
高建群的四部中篇小说，具备灵活掌握叙述方式的特点。在《雕像》中，他忽而是第一人称，忽而是客观描述，隐含的作者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叙述者时而介入，时而又退出，老革命单孟对照片的解释含含糊糊，读者却早已心明如镜；兰贞子的双重意义上的牺牲；叙述者是一种崇敬，隐含的作者却多了几分惋惜；读者会随着单菊的视角忽而崇敬，忽而惋惜，忽而又可能不以为然。总之，灵活的叙述视角使高建群进行了一次小说的熟练操作，这种操作体现在《骑驴婆姨赶驴汉》中，兼有切割画面、点题、渲染氛围等诸多作用，例如在第二十二节（即尾段），突兀地出现“李纪元是在春节的前一天死的，他没能跨过这个门槛”，一种冷静的全知叙述。继而作者从容转入李纪元的死亡过程：老父亲李干大用祖传的秦直道图换回了考察队的两千元钱，想为儿子找一个媳妇，可是儿子却一走了之。
李干大进行冗长的演说，被寡妇哼的一支歌打断，“她那将高原的苦恼和灵秀凝为一体的谜一样的面孔，此刻又一次令李纪元惊骇”。李纪元一下子复活，进入叙述文本，紧接着是他欣赏寡妇的四幅民俗味极浓的剪纸，全是充满象征的画面，包括人之初、饮食男女、云与洪水及落日余晖中的东方裸女。于是，李纪元从四幅剪纸中悟出了这不过是“整个人类从发生到终结的全过程的一个缩影”，于是平静地走向了死亡。
生生死死的过程，在高建群的叙述中进行了最大程度的省略，合理地跳跃、理性地感知，直到平静地走完生命之旅，李纪元成为“隐含的作者”的一个感伤的代言人。
我在本文开头曾声明，解析一位聪明的小说家于我是桩壮举，是超出我的认知能力的一件事。我力不从心，心手不应，语言枯涩，逻辑混乱，唯一剩下的是——灵性。我相信这两个字是高建群小说所刻意经营的，认准了这一点，当结束这篇“四不像”的评论时，我松了一口气。
剩下的是读者自己的事了，当然，最可靠、最有效的办法是找到陕北汉子高建群的小说，自己去品味。这是了解高建群的捷径。
（作者：高洪波）
本文选自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高建群研究中心高建群研究论丛卷四《泼墨北国悲壮人生的情感挥洒——高建群中短篇小说研究》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