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小说研究综述
文/田德芳
高建群自1976年发表组诗《边防线上》，至2023年出版散文集《一场秋风老少年》，已有四十多年的创作历史，他戏称自己是被文学“绑架”了四十多年。高建群是陕西文坛文学创作成果丰厚、文学成就突出的作家之一，共出版诗歌集、小说集、散文集三十部之多。但是高建群文学作品受到的关注度和文学研究成果与其创作成就不成比例。根据中国知网的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12月），以高建群为主题的论文大约有二百七十篇。其发表平台影响力不一，既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如《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等，也有《陕西日报》《延安文学》《散文百家》等文学报纸、期刊，还包括以高建群为研究对象或涉及高建群作品评论的十四篇硕博论文。高建群小说的专题研究仅有百余篇研究成果。由此可见，高建群研究一直处于较为冷寂的状态。
通过梳理，高建群小说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三类。
一、高建群小说创作的整体研究
高建群小说的整体研究呈现出宏观和多元化视角，主要有高建群小说《最后一个匈奴》的研讨会引发的“陕军东征”现象。如张法的《陕风现象试论》（《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从陕西文学的两次崛起、陕西文学创作中的历史叙事、英雄没落等主题方面阐述陕军文学现象。樊宇婷的《“陕军东征”的知识考古》（《小说评论》2015年第1期），则将“陕军东征”的由来、前史、批评界的解读和作品发行量等进行量化分析、定性解读，“陕军东征”和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研讨会渊源很深，因此对“陕军东征”现象的解读必然离不开高建群作品研究。
宏观论述高建群的小说创作。如韩伟的《高建群小说创作论》（《小说评论》2014年第4期），按照题材把高建群作品分为边地书写、陕北题材、大平原书写三类，指出其作品充满诗的浪漫与激情、史诗般的气魄与力量、浓厚的人文情怀等创作特征。该文指出高建群小说创作的“‘边地书写’系列作品开启了新时期‘传奇故事’的审美领域，并以‘现实主义’价值立场对其进行了独特的美学思考和精神探寻”。这类写作在题材上开拓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创作领域，在艺术上进行不断探索。而以《大平原》为代表的乡土叙事则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解，突破了巴赫金对传统乡土的“循环论”认识，以高村和高新区第四街区的空间连接，赋予乡土写作新的内涵。另外，张朋毅的《跨文化书写与“世界主义”——高建群文学创作分析》（《西安航空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一文认为，高建群文学创作中蕴含着世界主义精神，具体表现为对多元文化及思想的认同、对全人类生存状态和个体命运的关注，以及“大人类”与“民胞物与”的思想。冯肖华在《“高建群现象”与陕派作家研究现状考察》（《榆林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中提出“高建群现象”的主要特征，即英雄主义情结和悲剧大情怀、民族历史文化的质地厚重、大西北中国气派风情的浓墨重彩、宗教大文化创新开拓等。
把高建群小说创作放在新时期文学流派中衡量，如段建军的《高建群与寻根文学》（《兰州学刊》2015年第11期）一文指出，高建群的文学寻根有两条明显的线索：一是寻找民族融合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寻找“胡羯之血”给中国历史注入的动力；二是寻找世界文学中的文学性之根，尤其是塞万提斯、拜伦等人作品中的浪漫主义文学之根。进而向世人展示长期被遮蔽的中华文化之根、世界文学之根的某些面向，形成具有高氏风格的浪漫主义寻根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增添一种新的浪漫文学经验，寻找一种与世界文学争胜及对话的新途径。
对高建群创作风格的论述。如强春蕾的硕士论文《论高建群作品的浪漫书写》（西北大学，2012年6月），主要从创作渊源、爱情书写、乡土浪漫等角度论述高建群的浪漫书写。刘萱的硕士论文《当代陕西文学的浪漫主义美学性问题研究——以高建群、红柯的小说为例》（西北师范大学，2015年5月）。从浪漫书写的渊源，浪漫主义追求自然、自由和情感的审美蕴藉，神秘叙事和诗性语言等角度解读高建群作为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的独特风格。
从地域文化角度进行解析，作为边关题材、陕北题材、陕北地域文化的写作者进行评价和定位。如郅惠的《地域风格与浪漫书写——试析高建群的陕北题材文学创作》（《小说评论》2019年第4期），从陕北地域文化的浪漫因素、大文化视野下的地域书写、生命主体的崇高和悲壮美、民间元素的诗意表达等方面，论证了高建群陕北题材小说的文学特征和文学成就。梁向阳的《传奇故事的诗性写作——高建群“边关”题材小说浅论》（《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围绕高建群的边关题材系列小说《遥远的白房子》《伊犁马》等，主要探讨其小说的传奇故事、“诗性”书写等创作特点。王宝伟的《高建群小说方言与陕北民俗文化研究》（《牡丹》2017年第32期），则从语言角度解读高建群小说中的婚丧、交际、文化习俗等内容。另有李冠华的《北方：高建群的“作家地理”》（《小说评论》2020年第2期）一文，立足于地域文化，又超越于地域，论证了高建群作品中的“北方忧郁”概念。该文指出，“新疆白房子、陕北高原、渭河平原都是事实上的地理方位，本身就是一种客观存在，作家只是如实地去再现和反映。而作为意象化的‘北方’这一概念，以及由此概念带来的一系列丰富复杂的美学和艺术内涵，却是高建群真正具有独立性和创造性的艺术建构”。作为艺术和美学的北方是“忧郁”的，体现为英雄的受难、胡羯之血的没落、故乡的消亡、饥饿和苦难的书写等内容。
还有一类整体研究是会议和访谈。其中高质量的访谈当属黎峰的《“我把每一部作品都当作写给人类的遗嘱”——对话高建群》（《江南》2009年第5期）、《寻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意义——答〈上海文化〉问》（《上海文化》2020年第12期）。会议综述仅有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李娟的《第二届高建群研究学术研讨会暨中文学科建设论坛会议综述》（《名作欣赏》2020年第6期）。
在高建群小说创作的整体研究中，缺少高建群研究的相关内容，包括对高建群创作年谱的汇编、高建群研究综述等基本资料的整理和发表等。较之于高建群小说创作数量和影响力，高建群小说创作整体评论的数量较少，高质量研究成果不多。
二、高建群小说的作品评价
高建群小说的作品评价是高建群小说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建群小说的研究成果中占比较大。高建群小说的作品评价主要集中在对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大平原》《统万城》《我的菩提树》等的研究上，其次是对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雕像》《大顺店》等的研究。这类研究成果视角多元，研究质量较高。
早期评论多注重文本细读，如水天戈的《白房子的象征——读高建群的〈遥远的白房子〉》（《小说评论》1988年第1期）、边三的《生命的雕像——读高建群〈雕像〉》（《小说评论》1991年第5期）、白桦的《神性传说中的人性隐秘——读高建群的〈雕像〉》（《中国作家》1992年第1期）。也有作家、编辑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解析高建群的作品，如高洪波的《解析高建群——兼谈他的四部中篇小说》（《文学评论》1992年第4期）、朱珩青的《高建群和他的长篇新作〈最后一个匈奴〉》（《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
高建群的代表作《最后一个匈奴》是写给陕北高原的精神史诗，体现出高建群小说精神的高处。对《最后一个匈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主题、人物形象、历史文化意蕴、语言特征与叙事模式等方面。包永新的《〈最后一个匈奴〉的主题意向》（《小说评论》1993年第6期），提出小说对人类生存之谜的不懈思考与积极探索、对家国、民生强烈关注的深广忧愤。该文突破了对传统家族小说的主题揭示，让我们了解到《最后一个匈奴》的宏大主题和恢宏表达，不仅有对人类生存之谜的思索，也有对现实命运的焦虑和对人生苦短的感喟。另有研究提出高建群作品中的英雄史诗、苦难书写，如魏籽琦的《苦难与温情——论〈最后一个匈奴〉中的爱情书写》（《唐山文学》2019年第9期）。从文化和宗教角度探讨《最后一个匈奴》的历史文化内涵，如田德芳的《论〈最后一个匈奴〉的启蒙意识》（《邢台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钟海林的《当代陕北文学中的宗教意识——以高建群小说〈大西北三部曲〉为例》（《延安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语言和民俗文化角度的研究成果有刘晓燕的《浅析〈最后一个匈奴〉与陕北民俗文化》（《散文百家》2018年第12期）和《方言词汇在小说独特韵味表达中的作用——以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为例》（《黑河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从叙事角度研究的成果，如刘利平的《〈最后一个匈奴〉：家族传奇与民族叙事》（《小说评论》2014年第5期），该文同样对《最后一个匈奴》中家族叙事的突破、革命话语的结构等方面给予了肯定，指出其家族传奇中的民族气质、民族叙事中的革命话语结构，进而实现了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和民族历史的自我传承。
《大平原》是写给关中平原的家族小说，具有鲜明的自传体色彩，创作风格上延续了作家的浪漫追求，在乡土小说中探讨了农村发展的另一种可能。如梁鸿鹰的《在中国故事的长河里——谈高建群的长篇小说〈大平原〉》（《南方文坛》2010年第1期），高红梅的《浪漫的重建——〈大平原〉的地域写作与乌托邦话语》（《文艺评论》2012年第3期），费团结的《论高建群〈大平原〉的民间叙事学》（《红河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其中，贾永平的《精神家园的书写与民间立场的凸显——评高建群的〈大平原〉》（《小说评论》2014年第5期）一文，揭示出《大平原》作为家族小说的独特性，“摒弃了叙述家族史时一贯采用的宏大叙事手法，而是将大的历史事件做了淡化处理，一笔带过，将历史发展的主线交付给普通的平民大众，专注的是历史中所呈现的原生态的日常生活，使得故事中发生的人和事在历史的发展中更显独特性和真实可感性”。另外，该文指出，怀乡作为精神家园的永恒主题，既体现为对精神家园的回归式怀旧，也体现为对精神家园的认同式怀旧，《大平原》中的乡愁书写让我们寻找到一种安顿心灵的人生哲学。
《统万城》是高建群对人性善恶的巡礼，在游牧文化的嗜血豪迈和佛教的大爱情怀对比中完成，研究成果多从内容和艺术结合的视角探讨了小说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如李星在《一则充盈着诗意和哲理的人性寓言——读高建群历史小说〈统万城〉》（《报刊荟萃》2013年第3期）中认为，小说充满了诗意和哲理的表达，还有准亚莉的《〈统万城〉：华夏文明的文学寻根》（《小说评论》2014年第4期），王金元的《〈统万城〉：浪漫主义骑士的英雄之歌》（《小说评论》2014年第4期），徐翔、霍有明的《论高建群长篇小说〈统万城〉》（《小说评论》2016年第3期）。在叙事艺术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军的《横亘时空的追寻——高建群小说〈统万城〉的互文性叙述》（《延安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其中，《〈统万城〉：浪漫主义骑士的英雄之歌》从诗意化的历史书写、英雄母题中的史诗品格、多元化叙事等角度论述了《统万城》的艺术价值、英雄母题的运用，增加了作品的英雄史诗品格和英雄形象的传奇性色彩。
《我的菩提树》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它是集“三种文体的一个混合物”，既有《史记》的影响，又有《圣经》和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的影子。这部作品更接近于文化散文。作为文化随笔体散文，《我的菩提树》历史文化内涵丰富，文体探索意识鲜明。但现有研究成果稀少，主要有冯肖华的《文明寻迹与精神问道——〈我的菩提树〉的历史文化内涵》（《延安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该文从宗教探寻、华夏文明纵论、对先贤的膜拜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证，认为《我的菩提树》是作家高建群写的一部历史文化纪实性佳作，阐发了著者对儒学、佛学、道学富有卓见的理解和认知，对博大广厚的民族文化的深深敬畏和膜拜，著述资料丰富，集叙事、论理、抒情为一体，体现了高建群理论著作的文学性特色的又一侧面。
三、高建群小说的比较研究
在高建群小说的比较研究中，基本属于影响研究，如李凌泽在《高建群与劳伦斯两性关系视角的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中提到，高建群在其小说中多次提及劳伦斯，纵观高建群的创作，性意识、女性形象、两性关系、性爱以及由此而生的情爱纠葛构成了他大部分作品的重要内容。这便意味着，像劳伦斯一样，高建群同样把两性关系作为展示自己艺术世界的主要视角之一。
韦建国等的《高建群和艾特玛托夫女性崇拜情结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2年第2期）明确指出，高建群受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的影响，在创作中欣赏、赞美甚至神化女性，塑造了众多优美的女性形象，表现出了与艾特玛托夫相似的女性崇拜情结。他在接受影响的同时，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主体性功能，将外来的异质文化因素与本土文化有机结合，显现出陕西当代作家独具的特色。
王俊虎、白翻琴的《高建群与贾平凹文学创作中的女性观比较论》（《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则对陕西两位著名作家的《大平原》和《山本》中的女性形象做了比较分析。与贾平凹在其作品中着意塑造需要仰视的“女神”形象相比较，高建群笔下的女性更多的是质朴淳厚的原生态女性形象；贾平凹笔下频频出现内心充溢着传统儒家思想的女性形象，高建群笔下的女性则更趋向于追求真实本质的自我镜像。从地域文化、成长道路、文学熏陶等方面可对两位作家不同的女性观以及女性形象塑造的成因进行探析。
四、其他研究
关于高建群的研究还涉及高建群作品的外译和影视改编等内容。现有的研究成果极少。刘佳的《“一带一路”背景下高建群作品的外译研究》（《名作欣赏》2021年第6期），以高建群《统万城》的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借助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理论分析原作与译本之间的差异及其原因，探索陕西文学的译介策略，对更好地传播和推广中国文学具有积极的意义。赵晓玲的《高建群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可行性论证》（《西部广播电视》2018年第21期），通过梳理近年来国产影视行业的发展现状，分析热播IP影视改编作品的情况，从“陕军东征”的文学影响、高建群小说艺术性对影视改编的主题导向作用等，全方位论证高建群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可行性。
另外，针对高建群的创作，也存在质疑的声音，主要是作品中重复书写问题，如万国庆的《上哪儿去讨个说法？》（《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3期）认为，《白房子争议地区源流考》是对《遥远的白房子》的改写。
以上基本概括了高建群小说研究的类型和研究现状。整体而言，高建群研究没有得到批评界的高度关注，高建群散文创作研究较之小说研究更为薄弱，高建群书画艺术研究则少之又少。从质量而言，高建群研究整体水平也有待提高。作为陕西文艺的“石榴树”，希望高建群创作延续不断，期待更好的学术研究成果不断面世。
（作者：田德芳）
本文选自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高建群研究中心高建群研究论丛卷四《泼墨北国悲壮人生的情感挥洒——高建群中短篇小说研究》附录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