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关中的文学呈现
——《大平原》的民间立场与社会转型镜像
文/姬宝伟
《大平原》以渭河平原为叙事场域，通过传统农耕乡土图景的消亡与乡土群体命运的悲剧性解构，谱写了一曲乡土关中的时代挽歌；作品以诗性笔触描摹出城镇化进程中耕地征用、村落拆迁的现实图景，刻画了老一辈坚守者的落寞与年轻一代的生存撕裂，痛惜关中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陨落，完成了对逝去乡土时代的追忆与哀悼。
一、民间立场与传统文化精神底色
费孝通曾经说过：“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史乡土性地”[1]因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乡村是一个重要的书写题材，高建群对乡土也有着深深的依恋，因此在写作时高建群总是站在民间立场上，“我看到全球工业化地进程中，一个一个古老的村庄被从地皮上抹掉地悲壮场景。”[2]高建群的《大平原》之所以能成为乡土关中的时代挽歌，核心在于其以诗性的叙事、厚重的地域底色和悲悯的人文情怀，书写了传统关中乡土社会在现代化浪潮下的解体、乡土精神的陨落，以及一代乡土人在时代转型中的挣扎与失落，完成了对逝去的传统乡土关中的哀悼与追忆。传统农耕乡土图景的消亡书写《大平原》以渭河平原为核心场域，细致描摹了关中传统农耕文明的原生形态，渭河滩的麦田、宗族聚居的村落、靠天吃饭的耕作模式、邻里互助的乡土人情，以及“一亩三分地”承载的生存尊严。而小说中，这一图景被现代化进程彻底打破：城镇化浪潮下村庄被拆迁、耕地被征用，年轻一代纷纷逃离土地进城务工，昔日“鸡鸣桑树颠，犬吠深巷中”的乡土聚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被称为“高新第四街区”的现代化城市。在现代文明面前，古老的高村是脆弱的，现代空间的入侵以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麦子已经收割了，地里满是埋住人脚面的麦茬，现在，人们将这些麦茬推倒，将地边上哪些巨大的垃圾坑填平，推出道路。然后再麦茬地的一角，用圆木搭起一个高大的台子。台子面前，五颜六色用高高的竹竿挑起各色彩旗，高新开发区宣告成立。”[3]与现代文明的空间一同到来的还有现代行政体系、以及现代生活方式，于是乎出现了水晶大厦、名牌汽车、平原公园以及广场舞等现代社会的产物。与现代化的来势汹汹相比，传统文化，尤其是农耕文化的溃退令人触目惊心，“当握着这蓝皮的户口本的时候，大家觉得，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大家没有丝毫没有一丝神圣感和神秘感。倒是从此失去了土地，失去了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奏，人变得不踏实，对自己的以后，多了许多忧虑。”[3]471这种从“土地本位”到“离土谋生”的剧变，构成了挽歌的核心底色，作者用具象的场景对比，为逝去的农耕关中奏响了悼曲。
乡土群体命运的悲剧性解构小说通过几代关中儿女的命运轨迹，折射出乡土群体在时代转型中的无力与宿命。老一辈的乡土坚守者，他们秉持“耕读传家”“宗族为本”的传统价值观，却在市场经济和城镇化面前节节败退，要么被时代抛弃，要么在坚守中耗尽一生；年轻一代则在“乡土根性”与“现代欲望”间撕裂，有人进城后迷失于都市丛林，有人试图返乡却发现乡土已无容身之地，还有人在城乡夹缝中沦为边缘人。高建群站在民间立场上对关中大地进行书写。小说中对渭河滩农民失去土地后既无生存技能、又无精神归宿的刻画，将个体命运的悲剧升华为整个乡土群体的集体挽歌，道尽了传统乡土人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苍凉。《大平原》精准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改造这一过程，通过对现代化的建筑、事物、生活方式，以及旧有的农耕文化乃至传统文化的退却，向读者谱写了一曲农耕时代的挽歌，作者尤为痛惜的是关中“尚武重义”的精神内核的陨落，昔日护佑乡邻、坚守道义的关中汉子，在现代利益纠葛中变得市侩自私，这种文化精神的消亡，比物质乡土的消逝更具悲剧性，让作品的挽歌意蕴从“乡土空间”延伸至“精神家园”的层面。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中讨论了地理与人的情感之间的种种联系，他认为“当这种情感变得很强烈的时候，我们便能明确，地方与环境已经成为情感事件的载体，成为了符号。”[4]高建群在《大平原》中，以诗性的笔触将这一切娓娓道来，没有激烈的批判，只有深沉的悲悯。他书写的不仅是高村的消亡，更是整个关中乡土时代的终结；他哀悼的不仅是传统农耕图景的消失，更是乡土精神与乡土文化的陨落。“高新第四街区”的繁华背后，是乡土文明的废墟；现代生活的便捷之下，是乡土人精神家园的荒芜。这部作品之所以成为乡土关中的时代挽歌，正是因为它精准地捕捉到了传统乡土社会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必然宿命，完成了对一个逝去时代的深情追忆与沉痛哀悼。
二、现代化转型的文学镜像
上世纪八十年代伊始中国社会快速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然而伴随着经济发展，传统文化对人的精神空间的规训也逐渐开始松动，一些知识分子在目睹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变化之后，决意重拾文学的使命，将现实的种种弊端记录下来，“1990年代，中国深深卷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知识和思想界开始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从追求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5]在反思浪潮中，涌现了一大批关注商品经济冲击之下人的生存境况的作品。一直以来高建群似乎是一个被时间流放的人，他虽生活在现代社会，但是对传统乡土世界似乎更加情有独钟，在众多作品中《大平原》是高建群为数不多的书写大城市的作品，同时，也是高建群为数不多地以现代化进程作为背景地作品，因此，也夹杂了作者对当下社会中存在一些问题地反思。“高建群对于渭河和渭河平原的描写不是简单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是用具有文学性的修辞手段来展现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天然联系。一方面通过表现河流和土地的苦难来隐喻生活在其中的民众的苦难，另一方面借河流的左奔右突，拐弯抹角，百折不挠来象征人民在苦难面前进行不屈抗争的生存姿态。”[6]在高建群的关中书写中，虽没有直接书写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冲突，但是从《大平原》的细枝末节中我们仍然能够发现一些端倪：通过对防疫部门要求房地产开发商强制投放防疫老鼠药这一细节，就能清晰感受到传统的农耕文化精神，逐渐为现代商业逻辑所征服，这其中，作者对商人王一鸣传奇经历的叙述，是当时中国大地上众多商人的一个缩影，作为一个从陕北远赴深圳的农民，王一鸣凭借接站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之后又以倒卖草莓、投机贩卖断码鞋等商业活动，逐渐将自己的商业版图扩大，高建群在大量描写陕北的小说中曾提及，善被人性格中天生带有一种不安分的成分，显然王一鸣将这种不安分“发扬光大”一个农民的头脑中本应该思考如何春种秋收，但是王一鸣的思想却被商业逻辑占据，这种被现代商业逻辑征服的背后，是传统精神内核的消解。“自我建构作为一种反思性的‘项目’是现代的反思性的一个部分，个人必须在抽象体系所提供的策略和选择中找到她或她的身份认同。”[7]而信任感的建立同样需要在抽象体系中获得“敞开心扉”集会，然而在众多事实表明，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层面，都很难取得信任,而这种不信任，最终导致了现代都市中人的焦虑惶恐，因此当人们不再以敬畏之心对待自然，不再遵循传统农耕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存准则，转而和被功利化、标准化的现代规则所裹挟，精神世界便失去了赖以扎根的土壤。现代人看似生活在便捷的现代空间里，却失去了与土地、与传统、与自然的深层连接，就像高村的年轻一代在城市与故乡间漂泊无依，现代人也在标准化的现代规则中，逐渐迷失了精神的方向，高建群虽将这一切轻描淡写，但是在小说的字里行间，现代人城市病已经初见端倪。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现代化浪潮，在推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同时，也引发了传统与现代的深刻价值博弈，传统精神家园的消解与现代性困境的凸显，共同构成了这一时代的精神底色。文学作为时代的镜像，成为知识分子反思现代性的重要载体，从王朔对都市青年精神虚无的描摹、刘震云对底层民众日常困境的刻画，到路遥、贾平凹立足乡土对时代剧变的回应，均以各自的书写维度，记录着现代化进程中人性的挣扎与精神的迷失。而高建群的关中书写，尤其是《大平原》对现代商业逻辑侵蚀传统农耕精神的细腻捕捉，虽不事张扬却力道深沉，其通过具体的人物命运与生活细节，将传统精神内核的消解、现代人的身份焦虑与信任危机等核心命题悄然铺展，完成了对时代问题的隐性叩问。正如高建群在《大杀戮》中曾经提及：“我不喜欢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华丽的现代文明外衣里，包藏着太多的虚伪、庸俗和丑陋。”[8]这些书写不仅共同勾勒出现代化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精神图谱，更彰显了文学介入现实、反思现实的重要价值；而其中所蕴含的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思索，对精神家园重建的探求，也为我们理解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变迁与人性状态，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文学视角与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1](美)费孝通.乡土中国[M].青岛出版社,2019,01:7
[2]高建群.大平原(后记)[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1:482.
[3]高建群.大平原[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21.1:406
[4](美)段义孚.恋地情结[M].志丞,刘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36.
[5]旷新年.视阈的转换:从“追求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3(01):175-177.
[6]贾永平.精神家园的书写与民间立场的凸显，评高建群的《大平原》[J].小说评论,2014,(05):168-173.
[7](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108.
[8]高建群.伊犁马[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23.1:65.
项目基金：本论文为特支计划区域发展人才项目（项目编号：22RCZX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姬宝伟（1997.12—）男，陕西榆林人，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