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生日的前一天，我同时收到了两位作家的签名新书，一本是高建群老师的《第二次成长》，另一本是张志方小友的《雅趣藏真》。73岁的高老师“狂来欲碎玻璃镜”，追求人生的第二次成长，只看书名，就让我未读已潸然；39岁的志方少年老成，书的封面设计让人想到丰子恺的漫画，有着万水千山走遍的云淡风轻。他们两人相差34岁，同一时间出了新书，恰如新叶陈叶同生，前波后波共频，让我不由感慨：文学永远神圣。
高老师几乎年年出新书，岁岁被品论，是我眼中的泰山北斗，对他的这本新书，我所有的赞美，都是狗尾续貂，我对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先生的点评深以为然，特此抄录如下：高建群的文学创作始终围绕“西部”展开，可概括为四大核心特质：一是具有浪漫骑士精神，这种理想主义追求与西部人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二是作为西部大地的孤独行吟者，其孤独源于西部地域的疏离感、文学创作的职业特性，却又以文字与大地、与世界相连；三是追求悲怆的苍凉之美，这种悲怆是一种美学概念、一种深沉的大美；四是写作随性自然，秉持无法之法，从心性出发，最终形成独属于自己的叙述风格、行文口气与鲜明个性。
高老师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喜欢交友，有苏东坡“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的境界。他的工作室永远热闹，名字也起得有意思，从“高看一眼”到“高看两眼”，再到“高看三眼”，体现了高老师的入世和出世观，把文人的孤傲和天真赤裸裸的表现出来，让人觉得可爱又有趣。他是一个快乐的人，而情绪是可以传染的，我喜欢他传染给我的快乐。
认识志方时间不长，刚好3年，但感觉已有很久，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这样奇怪的感觉，和有些人相识几十年，仍然形同陌路，和有些人却是一见如故，仿佛已经认识了许久。我想，后一类人肯定是上一世就认识，否则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志方对我以姐相称，不叫姐不开口，他叫得自然，我应得坦然，他一定是我上一世走失的弟弟。
志方长着一张稚气又贵气的脸，稚气让他更显年轻，说他是在校的大学生一定有人相信；贵气来自他的自信，这种贵气不是腰缠万挂的豪气，而是出离物欲的笃定，看了志方写的这本《雅趣藏真》，就明白了他的自信是有底气的，正所谓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门难为言，他见过的星辰大海，提升了他社交的广度，知识的密度，认知的高度，他的基因记忆，让他可以像小王子一样呵护自己纯洁的玫瑰心。
志方是幸运的。小小的年龄，就认识那么多文坛大咖，莫言、梁晓声、周大新、徐光耀、高洪波、孟伟哉、贾平凹、高建群······每一个响亮的名字，都是泰山北斗，但在他的笔下云淡风轻的信手写来，这些印在书本上遥远而非凡的名字，他何其有幸，能走进他们的会客厅，和他们一起聊聊天。他们滋养了他的魂魄，助他行走在文学的旷野里，闪耀的群星照亮了他前行的路，他用心凝视身边的自然万物，他笔落纸间，满格都是感动，他给我大大的惊叹。也让我知道，灿烂的星辰不乏有趣的灵魂，当年还在兵营的莫言会在读到路遥的《人生》时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给路遥写信，称赞小说“写的真好”，却没有收到回信。过了几年，莫言来西安见到路遥时，竟然问他为什么不回信？并让他回去找找。路遥答：“我那会儿收的信，一麻袋一麻袋装着，哪里去找，找不到了”。看到这里我几乎笑出声，如果不是这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谁会相信是两个文学巨星的对话，这分明是两个中学生的斗嘴，正所谓男人至死是少年，一点没错。
志方是慷慨的。认识志方后，他看出我也算同道之人，于是就有了各种惊喜的投喂：“姐，知道你喜欢岳南，我让他给你题了一幅字：人间最美四月天。”“姐，我这里有两本舒婷的签名书，送你一本。”“姐，我见到莫言了，让他给你签了一本书。”“姐，知道徐光耀吗？《小兵张嘎》的作者，我让他给你题了个花笺，我去给你装个框吧，摆在办公室里好看。”“姐，你喜欢席慕蓉吗？我有她的签名书，想要吗？”······每一次收到这样的微信，于我，都是范进中举般的狂喜，我有被阿里巴巴带到宝库的感觉，我的芝麻开门了。天啦，莫非上一世我真是拯救过银河系，苍天派志方来答谢我？让那些远在天边遥不可及的璀璨星辰来到我的身边，我轻抚着那些或飘逸或端庄的签名，如梦如幻，一切美好的不真实。
无数次想着如何感谢志方，但又觉得自己所能想到的人间俗物皆是对这份美好的亵渎。罢了，世间人情债最难还，还不了就等来生吧，我这样安慰自己。
志方是风雅的。他喜欢收藏文人手稿、字画，但绝不是商人重利的那种收藏，纯粹是一种兴趣爱好，甚至是对文化艺术的一种抢救，而且在这收藏过程中成就了不少佳话。志方从网上花了几千元钱拍得30多年前高洪波先生撰写的《解析高建群》一文的手稿，他将这份手稿送到了高建群老师的案头，高老师捧着手稿，热泪盈眶。高老师又将这份手稿捐给陕西作协，准备在将来陕西文学馆开馆时，将它作为珍贵藏品陈列。还有一次，志方在旧书网拍得一本名为《久辛克云结婚赠言簿》，是著名诗人王久辛老师的物品，由著名书法家、原兰州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副主任蒙子军题签。志方将此事告知久辛老师后，他感慨万千，讲述了物品丢失的过程，志方当即表示愿意将册页送还给他，久辛老师拒绝了，说：“这是一种奇特的缘分，真的很难得。”
我认识一位文物收藏者，记得有一次在鉴赏他收藏的宝贝时感慨：“你们都是这些宝贝的阶段性拥有者。”他说：“不，我们只是他的阶段性守护者。”我相信，志方就是这样的人。
我一直觉得志方很像一个我认识的人，但总也想不起来，一天上班途中在“微信读书”中重听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我瞬间惊呆，错愕间将车停在路边才缓过神来，我恍然大悟，志方就是茨威格附体，或者他们就是一类人。茨威格也好收藏文人手稿，他在书中写道：“毫无疑问，我从来不认为我是这些物品的占有者，而是那些物品在那个时代的保管者。我把收藏看作是一种艺术性的工作，而不是为了据为己有的欲望。把一切珍品搜集到一起只是一种癖好，搜集工作是一种创造，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所以说比我自己的作品更有价值。”茨威格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他所有的书我几乎都看过，他生活在群星闪耀的时刻，他的优渥出生，他的贵族气质，他的少年天才，他的细腻敏感，他的天团朋友，他的理想与天真，他的清醒与孤独，我都在志方身上找到了相同的感觉，原来我对志方所有的熟悉与喜欢，皆因为他完全复刻了我最喜欢的这个伟大的作家。
我明白我为什么被他的这一段文字所震撼：“晚上十点，告别人声鼎沸的西栅，走在东栅的石路上，看见一轮皎月悬于空中，漫过飞檐翘角的银光和两旁昏暗的灯光落在幽长的巷道，四周一片静谧，时光仿佛在此刻悄然驻足。原来最动人的相逢，是在寂静的月夜，与一座古镇的灵魂温柔相认”。艺术是相通的，这段文字分明是林凤眠的画，文字中“相认”一词惊艳到我了，简单的两个字，却体现了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我必须承认，靠努力可以干事，但干成事是需要天份的。就像跑步，有人跑5公里已筋疲力尽，有人却把10公里当热身。我是喜欢写作的，但每写一篇感觉都耗尽了我的激情和才华，掏空了我的积累和储备。志方是老天爷赏饭吃，如此精美的文字在书中比比皆是。读志方的书，让我在书中找到相似的灵魂，他们也许在平行时空里出现的时间不同，但终会彼此相认。
黑塞的《荒原狼》里写道：你的身体里不只住着一个单一的灵魂，可能是两个，也许七八个，甚至十来个。我想，志方一定是这样的人。他在本该是繁华的年龄却写出如此通透的文字，一定是他的某一个灵魂已经达到了他自己都不知道的高度。
“其实，我也有过作家梦，想着有一天自己的作品能够为读者带来慰藉与力量，后来，没能成为作家，却成为了一名出版工作者，这又是另一段缘分的开始。从这点上来说，也算是实现了半个梦想。”这是志方书中的一段话。我想说，志方，你现在谈“后来”还为时过早，不要在绚烂的年纪选择沧桑，你的“后来”还远远没有来。
有人生长在罗马，有人终生奋斗去罗马，余华在《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一书中写道：“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六一儿童节，北京的孩子希望得到的是一架波音飞机，西部山区的孩子则希望得到一双白球鞋。”这不仅是物质的差距，而单纯比较这些差距是是没有意义的，我要说：志方，我的白球鞋带给了我无尽的快乐，你的波音飞机才刚刚启航······
还好有文学，无论我们的起点在哪里，它都将带给我们同样的快乐。
写于2026年4月16日夜
岁月与情怀编织的厚重巨作
——读《中亚往事》有感
文/张志方
2024年7月20日，我受高建群老师邀请，前往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中亚往事》新书发布暨研讨会，现场聆听了阎晶明、高洪波、白烨、李建军、艾克拜尔·米吉提、王久辛等作家、文学评论家的精彩点评，让我对他的文学创作之路以及《中亚往事》有了更深的认识与了解。
从北京回来后，我用一个多月的时间细细品读了《中亚往事》。读完后，仿佛从一段跨越40年的漫长旅程中归来，心中满是对白房子的好奇、对戍边人的尊敬、对中亚大地的敬畏、对那段历史的感怀。这本书并非只是简单的文字记录，而是高建群老师用40年编织而成的一部厚重巨作，每一页、每一段都浸透着岁月的沧桑与情感的温度。
1972年12月，高建群老师从渭河畔的那个小村子出发，先集结到公社，再到县城，然后从西安火车站登车，踏上西去的路途，来到位于额尔齐斯河畔的白房子（北湾边防站）。在这里，高建群老师待了5年，在成为一名边防战士同时，也开始踏上了文学创作之路。1976年，他的《边防线》（组诗）发表在当年的《解放军文艺》八月号。1987年，他又创作了轰动文坛的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从剧情、人物、背景、地点等等来看，《中亚往事》既是《遥远的白房子》的扩展，又是新的建构与升华。
从《遥远的白房子》到《中亚往事》，时间跨越40年，赋予了这些文字别样的厚重感。40年，足以让一个尚不成熟的青年成长为历经沧桑的智者，足以让一段记忆在岁月的沉淀中持续发酵。高建群老师在这40年时间里，不断地回溯、思索、重构，感悟着中亚的一切、白房子的一切。他的这段情结，源于最初踏上这片土地时的震撼，源于对白房子的情感，也源于对历史长河中那些平凡而伟大生命的敬重。
在书中，高建群老师以文字为剑、以情怀为马，引领读者穿越历史的重重迷雾，探寻这片广袤的中亚大地上那些被遗忘的故事。他笔下的中亚，是地理意义上的广袤区域，有着无垠的沙漠、绵延的山脉、辽阔的草原和奔腾的河流；更是历史长河中，文化交融、民族碰撞的大舞台。从古老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声，到不同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的繁衍生息，融入他个人独特视角与切身体会的鲜活故事在书中徐徐展开，马镰刀、叶丽亚、玛莎、秦川、胡永、刘永寿、刘祥云……这些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体现得淋漓尽致。
《中亚往事》不仅是对中亚历史与文化的探寻、对驻守在白房子的边防卫士的歌颂，也是作者对自己心灵的一次深度叩问。在40年情结的驱使下，高建群老师不断追寻着中亚的过去、白房子的过去，也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他在书中回忆年轻时在北湾边防站的经历，描述了30年后重回白房子的欣喜，那些迷茫与成长，那些期待与感恩，都与这片土地息息相关。“因为他，我才成为现在的我、独特的我。”白房子的那段岁月，成为高建群老师最为宝贵的人生经历。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亚始终处于各种文化的交汇点。丝绸之路的开辟，让东西方文明在这里碰撞与交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在书中，高建群老师用心去感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的文化精髓、传统习俗、生活习惯等，并对这些作了非常形象化的描写。这种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态度，正是浪漫派文学精神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与兼容并蓄。在他的笔下，中亚的沙漠不再只是荒芜的象征，而是见证了商队往来、文化交流的历史舞台；草原也不仅是牛羊的栖息地，而是孕育了一代代英勇坚韧、豪放豁达的英雄儿女。
这部献给高建群老师曾经生活过的磅礴大地以及大地之上那些勇敢人们的《中亚往事》，让我对中亚这片土地有了全新认识，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文化的魅力、人性的复杂，体悟到马镰刀、秦川、巴哈尔、薛草药等人的家国情怀。同时，高建群老师40年的执着也让我深受触动，他对中亚的研究、对白房子的眷恋，让我明白真正的热爱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只有怀着这份热爱与真诚，才能在探索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挖掘出更多的价值与意义。
书的最后，当马镰刀命令李三宁带着叶丽亚离开时，他说：“记住，将来写一本书，把我们的故事告诉后人！”后来，这场百年前保卫疆界的战斗，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作为后来人的高建群老师，这个白房子的老兵，还记得零星的这些。当他写完这个故事时，突然泪如泉涌。我想：“这既是高建群老师对‘马镰刀’这些白房子第一代戍边人的交代，也是对自己的交代！”
解析四部中篇小说
文/高洪波
当我随手写下《解析高建群》这个题目时，我马上意识到自己意识中的某种夸饰，这种夸饰常常在我心里感到没底时才出现，或者说是人们常说的“大言欺人”。
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小说家，一个善于讲“庄严的谎话”（巴尔扎克语）的人，一个常周旋于历史与现实两大领域且从容自如的舞者，一个黄土高坡上略带忧郁和感伤的行吟诗人……总之，高建群可以成为许多比喻和借喻，却偏偏不是我所熟悉并能从容解析的对象。
所以我才感到心里没底。
二
但偏偏高建群走来了。从他所生活的延安，夹着一部长篇书稿《最后一个匈奴》，戴着重孝（他的老父亲刚刚去世），风尘仆仆来到北京，只为参加《中国作家》颁发的1991年中篇小说奖及作品讨论会。
朴实甚至有几分拙讷，我们相见时没有多说什么，握手间我意识到陕北汉子高建群其实内心世界很丰富灵动，只是他的感情如陕北高原的山脉，般埋得很深很深，不熟悉或不很熟悉他的人，便只好凭感觉了。否则高建群决计写不出以全票通过获奖的《雕像》（载《中国作家》1991年第4期），写不出那女英雄兰贞子为了革命付出的双重牺牲（生命与爱情），小说中机警的叙述、荡气回肠的悲剧氛围，以及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显示出了青年作家的艺术素养，一个粗糙或简单的人，塑不成这尊美的“雕像”！
《雕像》其实是高建群发表于《中国作家》的第四部中篇小说。这也是我调到这家大型刊物之后编发的第一篇“头条”作品。在此之前我知道高建群，是因为他另一部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载《中国作家》1987年第5期），这部小说也居该期头条位置，不过使它出名的不是位置，而是发表之后引起的轰动以及一场意外的风波，风波是因涉及哈萨克族的一些习俗，一些细节和局部失真。后来《中国作家》专门发表了哈文的《我读〈遥远的白房子〉》一文进行了批评，文中在一一指出小说的缺点之后，比较客观地写道：“尽管《遥远的白房子》未能免除主观随意性太强之缺陷，但它能够以对历史的观照和探索，表现了爱祖国山河、爱中华民族、爱人民的宏大主旨，仍不失为一部值得注意的具有特色的作品。”（载《中国作家》1988年第3期）应该说是这间“白房子”使高建群进入了我的阅读视野。初读高建群，便诧异于他的笔力秀美中寓劲健，格调清新，但绝不纤弱。那男主人公马镰刀，由匪而官，由一张借条的失误（这其实是一个传说、一则寓言）而自责直至自杀的悲剧，那女主人公萨丽哈的美丽兼多情直至最后超凡入圣的结局，都很诱惑人去阅读。
但只是诱惑而已。
此时的高建群，风格具有不确定性，叙述也显得漫不经心，草原风情与历史的传奇帮助他建筑了“白房子”，同时也在这间房子的四壁留下了许多缺憾，故而当猛烈的飓风袭来时，白房子便显示出了构筑的不稳固性，虽没坍塌，但至少揭去了屋瓦、掀下了窗棂。
哈萨克族牧民的生活、大草原的感受与描摹某段历史传奇，的确不是高建群所长。所以我在读了高建群接下去的两部中篇小说，即《骑驴婆姨赶驴汉》（载《中国作家》1988年第6期）和《老兵的母亲》（载《中国作家》1989年第5期），再联系这部获奖的《雕像》，发现他的根子实在是扎在陕北这方土地上，这里有他熟悉到骨子里、了解到灵魂中的人物：质朴又满含向往的青年农民李纪元，多情善良却又一腔幽怨的小寡妇，内疚兼反思的老红军战士史铁栓，固执中透出深情的另一位老人单孟，都市女性的代表人物麦凤凰和单菊，以及《雕像》的女主人公兰贞子、《老兵的母亲》中以身救护儿子和红军的母亲（为此她承受了五十年的屈辱）；包括一些远非重要的人物，如《老兵的母亲》中的赫连勃勃的后裔、吹鼓手老刘父子，以及作为主人公叙述对象的姐姐等，无不散发着陕北独有的气息。高建群描绘起他们的音容笑貌得心应手，剖析起他们的心灵世界明晰异常，所以我说高建群从草原回归窑洞之后，由白房子返回窑洞之后，才渐渐找到了自我，找准了感觉。
这大概也是一条规律——文学创作的规律。只有熟悉得如同自己掌纹一样的生活，才能如实地将其传达给读者。文章忌隔，更忌割——隔了便生分，露怯；割之后，剩下的只能是零碎的印象。
幸好高建群的陕北小说，既不隔，也没割。一整块、一股脑儿地把生活端出来，原汤原计鲜美无比，像羊肉泡馍。
三
好像是一位名叫布斯的美国人说过，诗靠近历史，小说靠近音乐。布斯撰有厚厚一大本《小说修辞学》，太厚太玄太深刻，几年前我就试图啃啃，可惜都是浅尝辄止，但我记住了他的两个“靠近”，认定有道理。
读高建群的四部中篇小说，发现他的作品的确是靠近历史的小说，但同时也靠近诗。说高建群靠近历史，是因为他四分之三的小说靠历史（有的简直就是倒叙、回忆，如《老兵的母亲》）来支撑。《遥远的白房子》讲述的是20世纪初中俄边界的一段往事，一场纷争过后的静寂、一个狡猾的侵略者靠狡计侵略中国（将一张牛皮剪成条以后圈地）而失败的故事。这无疑是历史，尽管带有浓郁的演绎色彩。《雕像》也是历史，视角虽是当代，即艺术家“我”与单菊的独特视角，但他们观照、审视、追索的却是大革命时期的兰贞子传奇，并进而推导出老革命者单孟不愿袒露的心灵秘密。这些无一例外地属于遥远的过去，拂去历史的尘烟，人物形象才凸显起来，如果不是靠近历史，高建群的三篇小说简直无法存在。尤其是《老兵的母亲》，曲曲折折、压压抑抑十三支悲歌，通篇是追怀屈死的母亲的挽歌，皮袄队的勇士们攻城失败，史家畔的精壮汉子伤亡殆尽，大悲剧中史铁栓逃回家乡，被他带走的战士的家属们愤怒了，要他偿还自己的亲人。老兵史铁栓有口难辩，于是母亲挺身而出，为儿子也为所剩无几的红军残部，承担了奸细的罪名而被处死。母亲的牺牲是如此奇特而又真实，历史在此显示出冷峻和残酷。
与此对照的是九里山前韩母墓，是野史所载韩信为取高位生葬母亲的另一种历史。所不同的是，韩信是主动，史铁栓是被动，但母亲只有一个，而且都是同样意义的死亡，韩母死前是诅咒，史母死前是祝福。至此，历史在小说中成为双轨运行的趋势，封建王侯与共产党人便有了截然不同的区分。正像高建群在《老兵的母亲》“第一歌”开头道破的：“每一座坟墓都是一部长篇小说，这话不知是谁说的。总之，这话说得很深刻，很耐人寻味，很有一种苍凉而宽厚的味道。”苍凉与宽厚的味道，实际上是贯串高建群四部中篇小说的一个主线。他笔下的历史，无一例外地洋溢着这种独特的韵味。当然，苍凉的内涵极广，或许包含悲壮、感伤、怅然若失和追悔莫及，苍凉加上宽厚，历史才耐人寻味、引人入胜。
《雕像》同样如此。画家很偶然地投入了一次雕塑活动，他初踏陕北高原，“蓝天白云下，一个一个像大馍馍一样的山头向我簇拥而来，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和崇高感油然而生”。外部景观的冲击过后，是内心世界的探求：为了自己将要塑造的兰贞子形象，画家需要更多地了解女英雄的事迹。单孟老人承担了这一义务，在一张旧照片上，凝聚了他半个世纪的感怀！当他道破这一切时，画家完成了自己的艺术品，单孟老人也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
各不相同地完成。
却是同样地苍凉而宽厚！
四
高建群的小说，除了前面说的历史感派生出的苍凉悲壮，另一种印象是诗意的氛围。他把小说当成诗来构思和营造——我怀疑高建群最初的文学之路是以诗歌开始的。《遥远的白房子》画面灵动鲜丽，读来给人以风景诗般悠悠的回味；《骑驴婆姨赶驴汉》对比强烈，寡妇与麦凤凰、麦凤凰与李纪元之间的不同质地的接触，尤其是乡下青年李纪元同城市小姐麦凤凰初次相识的瞬间印象，都有一种抒情诗的韵律；《老兵的母亲》属于史诗性质；《雕像》近似于抒情与咏史之间。那么，写小说的诗人高建群又是怎样进行艺术构造的呢？这就涉及“解析”二字了。凭我有限的小说知识和直觉阅读，我以为他笔下的人物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坦率、开朗、大方、单纯的女性，如兰贞子、麦凤凰、单菊、萨丽哈，这些女性所处时代不同，民族各异，环境差别更大，但高建群尽心竭力地塑造着她们的灵魂，用自己细腻的感受潜入她们的内心，使这些女性在故事的进展中渐渐明朗清晰，最后成为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
另一类是负疚忏悔型的强悍男人，如马镰刀、史铁栓、单孟，他们同样不属于同一时代和民族，从事的也是各不相同的事业，他们是强者，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者，因此他们的命运构成了几部小说的悲剧氛围。他们的忏悔、追悔直到以身殉职（如马镰刀）式的牺牲，才格外惊心动魄！
最后一类人物是内心丰富而外表懦弱的真实可信的一批：忧伤而善良的乡村寡妇，因与麦凤凰相恋而忽略了自身价值直到悲剧性死亡的小伙子李纪元，他的无可奈何的老父亲，姑父老刘和小刘，还有替史铁栓牺牲的母亲……这批人物都属于一个剧团的“B角”，但又是一种什么样的“B角”啊！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演出便无法进行。这是一批有着“土地的灵性”的人，黄土地赋予了他们傲然的灵魂，命比纸薄但绝对的心比天高，不屈服于命运，尽管结果与屈服者相同，他们选择的仍然是前者。在这一类人物中，李纪元是最令人惋惜的一个，城市姑娘麦凤凰不经意的一瞥，使他产生了飞翔的欲望，因袭的重负压得他不可能有一丝一毫的轻松，但他无疑是一个胜利者。姑父老刘亦然，这个赫连勃勃的嫡系子孙，虽然沦为吹鼓手的“下九流”行当，但面对屠刀仍高傲无比。高建群笔下的这群看似不经意的人物，实则是最能体现他艺术功力的例证。
我们仍然谈高建群小说中的诗意美。正像《中国作家》1989年第5期“编者的话”中介绍的：“陕北作家高建群的中篇小说《老兵的母亲》，写了一个快要被淹没了的、发生在红军时期的故事。正义的冲动，伦理的拷问，复杂的忏悔，通过诗化的语言紧紧交融在一起，也许作者保持了一种必要的距离感和命运感，才使这一传统题材获得了某种新意和凝重风格。”
事实的确如此。高建群善于运用穿插、闪回、倒叙等手法，旁白与独白等方式，又时时用民间故事、历史传说和优美动人的民歌民谣来充实、衔接自己的故事情节，有时一个章节就是一首长歌、一幅画面。如《骑驴婆姨赶驴汉》的引子便是一首精练的诗，或者说是创作主旨：
秋风荡起高原两千年的悲哀，
以欢乐曲祭奠那往昔的年代。
男人的英雄结和美人的长发，
证明这块土地尚有灵性存在。
证明灵性，寻找灵性，直到用自己的作品发掘和再现黄土地的灵性，几乎成为高建群一种锲而不舍的追求。照我的理解，高建群寻找的灵性，其实是一种活力、一种激情、一种诗意笼罩下的昔日辉煌。所以他才借赫连勃勃和李闯王的后裔来进行历史的反观，内中蕴含着无尽的悲凉。“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老人的名句，挪来套用高建群小说中诗意的追求，十分贴切。
陕北的确是一块特殊的地域，古老得无法再古老，又贫穷得无法再贫穷。在古代，这块土地出王侯将相、造反的豪杰，也出屠夫、凶手和懦夫，李自成、张献忠、高一功、郝摇旗，是造反到底的好汉，高杰、孙可望、贺珍，又是反复无常的奸雄。近读《李自成之死》（童恩翼著），知道李自成的撤离北京，实在是因为眷恋陕北这方土地，由北京据守西安，后被清军压迫，又退守延安。“顺治二年，李自成败兵四万窃据延安，英王将兵八万自府谷济河，复绥德，来攻延安。路径瓦窑堡，兵众散，屯鲁家屯、潘陵等处月余。自成兵溃，乃去。”这是见诸康熙朝《安定县志》转引孙伯拙的记载。短短一段话，记录了三百多年前大顺农民军对满洲八旗铁骑的一次成功的阻击战，那一仗十分激烈，在《满洲名臣传》中多有记载：“贼乘夜袭我蒙古营，东尔布同佐领苏拜往援、奋击败敌。还军遇伏，复纵击却之”；“贼犯镶蓝旗营，希尔根却其众。贼将一只虎者，恃其勇屡犯我营”；“英亲王阿济格攻延安城，贼劫我辎重”……从这一连串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当年延安阻击战的壮观与激烈，纵横天下的满洲铁骑，在延安受到了很大的挫败，如果有志者将这一战役描绘出来，一定是相当精彩的。
岔得远了些。我之所以引些无关的史料，只想证明一下高建群心灵深处的英雄崇拜情结，这种情结积郁在他心底，时不时便下意识流露在笔端。而他写兰贞子和单孟、史铁栓和马镰刀时，想必是将陕北豪杰们的遗传基因输进了这几位人物的血脉里，否则无法解释那众多的壮举之因由。
五
最后，我想解析一下高建群的叙述语言。按照布斯的分类，叙述的类型大体分为“戏剧化与非戏剧化的叙述者”“旁观者与叙述代言人”“自觉的叙述者”等，完全不受限制的叙述，布斯称之为“全知观点”，即“全知视角”。布斯的小说理论很考究，考究到使我谈起来常常如堕五里雾中，但他提出的叙述类型却不乏参考价值，高建群未必研究过这部高深的《小说修辞学》，而且在我看来不看反倒更踏实。可是在《距离的变化》一节，布斯提出了更细致的一种划分：1.叙述者可以或多或少地离开隐含的作者；2. 叙述者也可以或多或少地离开他所讲述的故事中的人物；3. 叙述者可以或多或少地远离读者自己的准则；4. 隐含的作者（他自己携带读者）可以或多或少地远离其他人物。圆点是作者自己加上去的，反来复去，讲的是叙述者—作者—人物—读者的关系，或者说，是对一种灵活的叙述方式的掌握。
高建群的四部中篇小说，具备灵活掌握叙述方式的特点。在《雕像》中，他忽而是第一人称，忽而是客观描述，隐含的作者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叙述者时而介入，时而又退出，老革命单孟对照片的解释含含糊糊，读者却早已心明如镜；兰贞子的双重意义上的牺牲；叙述者是一种崇敬，隐含的作者却多了几分惋惜；读者会随着单菊的视角忽而崇敬，忽而惋惜，忽而又可能不以为然。总之，灵活的叙述视角使高建群进行了一次小说的熟练操作，这种操作体现在《骑驴婆姨赶驴汉》中，兼有切割画面、点题、渲染氛围等诸多作用，例如在第二十二节（即尾段），突兀地出现“李纪元是在春节的前一天死的，他没能跨过这个门槛”，一种冷静的全知叙述。继而作者从容转入李纪元的死亡过程：老父亲李干大用祖传的秦直道图换回了考察队的两千元钱，想为儿子找一个媳妇，可是儿子却一走了之。
李干大进行冗长的演说，被寡妇哼的一支歌打断，“她那将高原的苦恼和灵秀凝为一体的谜一样的面孔，此刻又一次令李纪元惊骇”。李纪元一下子复活，进入叙述文本，紧接着是他欣赏寡妇的四幅民俗味极浓的剪纸，全是充满象征的画面，包括人之初、饮食男女、云与洪水及落日余晖中的东方裸女。于是，李纪元从四幅剪纸中悟出了这不过是“整个人类从发生到终结的全过程的一个缩影”，于是平静地走向了死亡。
生生死死的过程，在高建群的叙述中进行了最大程度的省略，合理地跳跃、理性地感知，直到平静地走完生命之旅，李纪元成为“隐含的作者”的一个感伤的代言人。
我在本文开头曾声明，解析一位聪明的小说家于我是桩壮举，是超出我的认知能力的一件事。我力不从心，心手不应，语言枯涩，逻辑混乱，唯一剩下的是——灵性。我相信这两个字是高建群小说所刻意经营的，认准了这一点，当结束这篇“四不像”的评论时，我松了一口气。
剩下的是读者自己的事了，当然，最可靠、最有效的办法是找到陕北汉子高建群的小说，自己去品味。这是了解高建群的捷径。
（作者：高洪波）
本文选自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高建群研究中心高建群研究论丛卷四《泼墨北国悲壮人生的情感挥洒——高建群中短篇小说研究》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