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就是故事。而不论是什么样的故事、哪怕是神话或童话，也都是一种人生经历。人们爱读小说，大概出于这样一种心理：任何一个人的最大遗憾，不可弥补和无法挽回的人生遗憾，就是每一个人只能过他自己命定的生活。
任何人都不能在人生的中途改变成另外一个人去过另外一种生活。即使是那种借用外科手术的变性者，在改变了性别之后，“她”仍然是他。“她”与他总是同一个人。于是，人们要想丰富自己，使个人短暂的一生能包容更多的人生经历，就只能凭借阅读小说来展开想象，增加自己的人生阅历，从而使自己变得更为聪明起来。
我不能说中国的当代小说更为有趣，但我可以肯定中国人的当代生活比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更为曲折多变。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比当代的中国人尝过那么多辛酸苦辣其实，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小说家远远没有全面地将它反映出来。这还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也许要到将来，我们才能回顾得更为清楚。
但是，仅仅目前的中国小说，也可以使外国读者对中国人的生活略知一二了。当然，人们读小说并不是抱着与读历史或新闻报道同样的目的。人们还是要求这本小说有趣，要求得到情感的满足。我想，日本读者应该是很喜欢和能够读懂中国的小说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传统，这就是“禅”。“禅”要求我们尽力去理解文字之外的不言之意。那是一种境界，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
错、错、错！
——陆游《钗头凤》
我震惊了。虽然我知道她没有死，但我仍然震惊了。
我从那颗黑痣上认出是她。
我望着她，她望着我。来来往往的旅客，墙上的电钟，巨大的列车时刻表，白的灯，绿的灯，红的灯，一切的一切，全部化成调色板上那样斑驳的一片杂色。只有她，在朦胧模糊的背景之前站在我对面，那样清晰、鲜明。
“你好吧？”她朝我凄楚地微微一笑，我没听清她说的什么，只是从她嘴唇的颤动上看出她说的是这句话。
我的嘴唇也嚅动着，但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我又像害热病似地颤抖起来，就像十二年前那天晚上一样。
“结婚了吗？”我看见她眼里闪着泪光。
“没有。”我使劲控制住牙床，吐了这么一句。
“应该了……找一个……这么大岁数了。”她的音调柔和而平板，像一汪死水，没有一丝感情的波澜。“现在你有条件了……找一个，照顾自己……”
“不，我不想找了……”
我想要求她的宽恕，可是她却带着歉疚地对我一笑。我看出她是想笑得美一些，笑得像阳光那样灿烂，像她过去那样。但是，她的脸，好像已经失去了那样笑的机能。现在，她的笑像月光一样，是凄清的、衰弱的；又像是梦里的影子，轻轻一掠就过去了。
我这才注意到：她变了！她的脸干瘪黄瘦，额头、眼角、嘴边都出现了令人伤心的皱纹。一绺沾着汗的头发随便地搭在颊边；鼻孔的边沿上凝定着一滴清鼻涕，闪着刺目的光。现在的她，就像是失去了绚丽色彩的旧画，那上面只残存着一些模糊的美妙的线条了。
“你到哪里去？”她的呼吸是急促的，但却故作平静地问我。
“我……我送一个朋友，他刚上车。你……你到哪里去？”
我也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对了，这有什么？不是有许许多多人都把悲痛埋藏在心底了吗？悲痛埋藏在心底，和尸体埋在土里一样，也会慢慢地消失，据说，它还会和尸体能使土壤肥沃一样，使心变得丰满。
“我……我们回家去，回老家去。”她突然笑出声来，但笑声却像是呻吟。我看见她毫无笑意的眸子里闪烁着精神病患者那样游移不定的目光，对我来说，还有一把打开那恐怖的记忆的钥匙。不，不能让她打开我那已经关闭记忆的大门。那里有毁灭我自己的火。我往后退了一步。
蓦地，她的眼神严厉起来，并且掀起右上唇，露出白白的犬齿，向我身后狺狺地叫着：
“鬼！你到哪儿逛去了！鬼！你啥也不管！你……”
“嘿嘿……在车站对面的小馆，嘿嘿……”我身后响起含混不清的回答，同时一股混合着白酒、大蒜和油腥的臭气喷在我颊上。
他！穿着一身半新的灰涤卡制服，一面摇摇欲倒地擦过我身边，一面像安抚一匹受惊的马似地嘟囔着。他已经醉醺醺的了，字眼就像粘痰一样在舌底滚动。最后，一个趔趄跌坐在睡在长椅上的两个女孩的脚边。
“唔……发那么大火干啥？……瞧你，厉害的……”他倾斜着上身，手在口袋里摸索着，终于寻找出几粒葵花子，低着头闷闷地嗑起来。
顿时，我心里升起一阵恶毒的快感。我挺了挺胸，鼻孔里威胁似地吭了一声。
“哦，是你……”他抬起头，但一点也没有表示出惊讶或妒意，反而讨好地望着我。
“王富海，你还认得我吗？”我弯下腰，用基度山伯爵的神态问他。
“哪能忘呢？”他苦笑了一下，“你嘛，石在同志……”
“你过得挺好吧？”我扬了一下眉毛。
“哪……你看，这不是，我们回老家了。我大哥给我在县商业局找了个差使……在农场有啥意思……以工代干，还得考试……你现在好了，知识分子，现在是你们的天下了。嗯？不是吗？考是考不倒你们的……”
他也变了！我记得他至少比我小六岁，但衰老的迹象已从他脖子上的青筋蜿蜒到他的颌部，耳朵四周挤满黛黑的皱褶。他脸色晦暗，但又透出酗酒的人那种常见的青白，再配上胸前斑斑点点的油迹，十足地表现出被生活所压倒的困顿和惯能随波逐流的无聊，这副形象，突然使我感到自己的心胸狭隘而卑劣。我悲哀了。时间真的是无情的，我们在它的磨盘里，仅仅十二年就被榨去了那么多生命的汁水。我沉重地叹息了一声，把话题转到另一个人身上。
“刘俊现在在哪里？他怎么样？”
“他好滑的。他早就活动调回老家去了。”他向我狡黠地笑笑，“他有办法，他是……他是那种有办法的人。他是……他总是当官。那小子！他是……他有当官的才……”他皱着眉，摆出一副说正经话的神情，但翻来覆去仍是那几个词。
这时，她在旁边突然发出一阵阵痛苦的、被压抑住的呜咽。随即，她两手捂住脸，猛地转过身去，用尖厉的声音连连对我喊道：
“你回去，你回去吧！你回去……”
候车室里闹哄哄的。空气浑浊，还有股熏人的尿臭。她蓬松的头发，在廉价的尼龙头巾下随着她的抽泣不停地颤动、肩胛突出、瘦削的肩膀（那原是滚圆的、丰腴的、结实的！）像门上的合页般一张一合，而他却点起了根纸烟，用漠然的眼光观望着四周。
我能再向她说什么呢？深切的忏悔？温存的安慰？多情的絮语？热烈的鼓励？虔诚的祝福？……这一切都是虚伪的，虚伪而多余！既然那真挚的爱情早已逝去。
我能再向她说什么呢？连说“再见”都是虚伪的。我们都知道，在这次偶然相遇之后，今生今世是不会再见的了。往事，甚至比不上一具依照物质不灭定律而永不会消失的白骨，它就这样慢慢地、慢慢地消失了，在世界上留不下一丁点儿痕迹。
我转过身走了。到候车室门口，又回头望了望他们。她止住了抽泣，膝盖顶在长椅上，用半跪的姿势立着，对着墙上巨大的火车时刻表，就像在默默地祈祷；他仍像一堆灰布似地撂在长椅上，只有一缕青烟显示着他的生命。
光波在这一瞬间凝固了，此情此景，我是终生不会忘怀的。然而，这一切又逐渐逐渐模糊了，最后，全都溶化在一滴晶莹的泪水里，我冲出玻璃门，赶紧用手帕捂住嘴，免得哭出声来……
啊，她往日的细声碎语抓挠着我的心，回忆的闸门终于被她打开了，尽管那里面有毁灭我的烈火。但是，我想，不毁灭过去，怎么能重新生活。所以，我要写，要写！要把过去的事写出来，为了她，为了我，为了有权力要求生活得好一些的人们。
无神论者的上帝是人民。我——这样一个苟活下来的、软弱而浅薄的无神论者，要写出我的忏悔，写出我的祈祷，祈求上帝——人民保佑：今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
“天塌下来啦！革命和反革命都完蛋啦！”“国民党残渣余孽”——一个老机修工人猛地蹦起来，神经质地、嘶哑地喊叫着。
“呜呜……鸣呜……”这是蜷在西边墙根的小陈在悲恸地哭。他的罪名他自己不愿意说，但我们人人都知道。他把脸埋在膝盖里，两手抱着头，沉浸在伤心的黑暗之中。也许，在黑暗里，他心上又浮现出他那美丽的爱人的身影了吧，他竟越哭越响，最后变成了大声的嚎陶，他的嚎陶，和小顺子天真的哭喊不同。这不只是对生命的留恋，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控诉。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号，使我们都震动得战栗起来。
“你嚎什么？脓疱！你为什么不把老婆送给人呢？你嚎什么？你为什么不把老婆送给人呢？……”农建师生产处技术员老秦抬起头，大声咒骂这个年轻的农工，而且用了极其难听的脏话。他是一九六二年的大学毕业生，在上大学以前就入了党。前年夏天，他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组织了一个“思想战斗队”，现在却作为“坏头头”被关进来。他一向是文质彬彬的，动作带有演员那种故作潇洒的气派。
而今天，他突然一反常态。命运的捉弄、人身的凌辱、不公正的处理，再加上现在死亡的恐怖，把在人类身上还没有全都蜕尽的兽性从他身上一下子引发了出来。在他瘦削的脸上，只看见两道的的逼人的目光和龇露出来的尖利的白牙。他的身子，像一头被打伤了的野兽，痛苦地蜷缩成一团。此时，他表现出来的一点残存的人性，仅在于他想安静地死去。
“唏、唏！多事、多事、多事！……”
后墙上那团魔影又扩大了。它的边缘沿着土墙草泥的细缝向四周伸展，就像一幅太阳的图案……
忽然，三个“刑事犯”不约而同一齐扑向小陈。一个揪住他的肩膀，一个揪起他的头发，一个捂住他的嘴。
“……狗日的！嚎得人心烦！就是秦技术员说的：你把你老婆送给当官的嘛。活该，活该！谁叫你讨了个漂亮老婆！……”他们下手并不重，一个个脸上还带着疯人的笑容。他们不过是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泄一下剩余的精力罢了，可悲的、根深蒂固的奴性在此时依然控制着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起招呼大家合力砸开牢门，跑到安全的地方去，至少同革命群众一道，跑到沙丘上的羊圈去，却在这间死屋里自己作践自己。
“这样子不对的啰！应该把我们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唦！这是故意把人往死里整嘛……”李大夫不停地用湖南腔的普通话反复唠叨。他颤颤巍巍地，不时用没有光泽的眼睛瞅瞅墙上那团魔影。那片写着“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从日本尿素袋上剪下的白尼龙布，就像一片寿衣在他胸前抖动。
只有我，安安静静地背靠墙坐着，头垂在蜷曲的膝盖上。可是，我的脑子里却翻腾着一个极其邪恶的念头：妈妈您要赶快死！快死！快死！死在我前面！想到她会看到我血肉模糊的尸体，我的心就揪紧了，像被抓住的蛇一样扭动。
是的，现在我的心就像毒蛇一样。我都能感觉到有股毒液从心脏沿着血管蔓延到全身。它不仅使我手脚冰凉，使我捏紧拳头，使我咬牙切齿，而且正一点点腐蚀掉我对人的善意，把我原来单纯、天真、热情的细胞变成一团团癌组织。
一个多月以前，农建师“联委会”命令我到这个团场来“办学习班”。虽然这个武装连以关押本师各种犯人而闻名，使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但我还是抱着良好的意愿——我，一个年轻的“摘帽右派”，应该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中荡涤身上的污泥浊水，把自己彻底改造好。
那天，妈给我炒了碗蛋炒饭，冲了碗酱油汤，为了不使汤泼出来，一直用手扶着摇摇晃晃的破桌看我吃完。我出了院墙，坐进在门口等我的吉普。妈像一尊塑像似地立在断墙的豁口中间，只有一绺白发在微风中拂曳。她忧伤的眼光从松垂的眼睑下凝望着我，给了我最后一点母爱的光辉，我再一次目测巷口自来水站到我家那口大缸的距离，看到那条用碎砖铺就的坑洼不平的小路，想到妈一个人今后生活的艰难，我的眼睛濡湿了。
但是，我绝没有想到这就是永别。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因为在《诗刊》上发表了一首歌颂人道主义的诗而被打成右派。开始。我虽然对给我的帽子有过怀疑，但一遍一遍的批判终于摧垮了我的自信。在思想检查中，我把自我谴责推到了极端，最后真的以为自己是罪孽深重的了。我痛心疾首，认为只有今后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才能报答党和**的关怀。
所以，不论在六○年摘帽以前和以后，在学校和这个省的农业行政部门，我都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勤勤恳恳的工作受到领导的好评。后来，十几个农场合建成准军事组织——农建师，我仍然是一名称职的干事。我一直谨小慎微地在被指定的圈子里生活，从没有越出家门到机关的那条马路一步；文化大革命以来，也没有卷进什么派性斗争。这一次，我仍然以为是党和**用另一种形式对我的考验和教育。
来到这个小小的武装连，我一下子被这里幽美的景色迷住了。这里绿树环绕，渠水淙淙。长满夏秋作物的宽阔的条田，一档档平铺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原野上。两旁长着茸茸青草的乡间土路，温驯地在脚下蜿蜒。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嗅到绿色植物在阳光下发出的热烘烘的香气。尽管无休无止的强度劳动折磨着我，我还是能享受到鲜明的、清新的、纯朴的自然美。这些可感可触的美的实体，当然比康斯太勃或柯罗那些细腻的风景画更动人。它经常使我心旷神怡，忘却疲劳，沉浸在逻想之中。
然而，此时此刻，生活却突然向我揭示出她的另一面，生活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的人们本身，却是丑恶的、狰狞的、疯狂的。生活的真实，倒是人与人之间用心的恶毒和仇恨，以至于会搞出在自然灾害来临时，把我们弃于这间死屋，叫我们在死亡之前还要受最后一次恐惧的折磨这样残酷的事。
于是，按照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同的力学原理，从我内心里也激发出同等程度的对人的愤恨：下吧！冲吧！世界全部毁灭吧！什么宽阔的条田，什么青草茸茸的小径，什么武装连、农建师，连同我的**、希望、苦恼、遐想……全部冲走吧！既然人们都咒开了自己的母亲，又有什么恶毒的念头转不出来？！
我也疯狂了！
“唏、唏、唏！多事、多事！……”
天，不知不觉地暗下来，从窗口透进来的铅灰色的光慢慢变成一片阴森的黑影。一群“犯人”也在恐怖的紧张中渐渐消耗完自己的体力，感到了生理上的疲乏。这时，我们才发现，压在我们心上那一大块凝结起来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移去了，只余下一些拖泥带水的尾声。我们又陡然感到可怕的空虚，感到了被遗弃的孤独，而且有一种莫知所从的心慌意乱，就像乘着一只破船飘流在水天茫茫的大海上。顿时，我们像听到一声号令似的，一下子安静下来。
这间牢房本来是连队的肥料仓库，潮湿的空气里散发着浓烈的氨臭，听觉减轻了负担，嗅觉恢复了功能。这时，我们才觉得肺里像燃着一盆火，一直向上灼灼地炙烤着我们的喉咙。我们一个个都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虽然吸进去的还是氨，但毕竟有股凉意。为了一点凉意而狠命地吸氨；氨气又使肺部更加灼热。我们的呼吸系统就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进行吐故纳新……
“喂！快来看，雨小多了！”突然，小顺子在窗口大喊起来，声音里充满着得救的欢欣。
炕上的人没有下去，但都直起了脖子。是的，外面的雨声已不是浑然一片了，偶尔还能听到水面上冒泡的音响。啪、啪、啪……水泡一个个破裂，像一组组美妙的琶音。牢房里的人都舒了口气，抹去头上的冷汗，神经和肌肉开始松弛下来。
“喂！你们是咋搞的？快来看嘛！雨小了，雨小了！得儿龙的咚……”小顺子手舞足蹈地膛过水，扑到炕沿边上，挨个拍打着、拉扯着，还唱起了“天津时调”。
但是炕上的人没一个理他。随着死亡威胁的逐渐消失，人性又在心灵里慢慢觉醒过来。我们不敢互相观望，人人都像曾把生活中通常不便给人看到的隐事展示在大庭广众中一样，觉得有一种痛切的羞耻在啃噬着自己。老秦在被窝里蠕动着，最后蜷缩成只有枕头那样小，同时，从胸腔深处发出一声长长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叹息。
已经晚了。人性中的弱点——残存的原始兽性已经暴露过了。人，经过炼狱和没有经过炼狱大不一样；从炼狱中生还的人总带有鬼魂的影子。每一想到我头脑里会出现那么恶毒的念头，我就成了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怀疑善的、美的、真的东西背后都有恶的、丑的、假的一面……
斯多噶派哲人说：死并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
“水……水……”
忽然，“三反分子”在被窝里微弱地呻吟起来。
夜空，黑得黏黏糊糊的。连队也断了电。焊着钢筋的窗外已成了一片泽国，呆滞的、钢青色的波光映到牢房里，使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黑黝黝的影子。“三反分子”宋征原来直挺挺地躺在炕上，现在，他两手慢慢挪到腹部，捂住自己的肚子。
“水……水……”这次我们听清了他呼唤什么。
“咋办？李大夫。”我们仿佛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表示自己又复原成一个人了，一个个从自己的铺位上挪到宋征身边。
“舀缸子地上的水澄一澄，怎么样？”刑事犯之一、“贪污分子”马力向李大夫那个方向偏过头去。
“不行。”李大夫权威地说，“满地都是碳酸氢铵，水里的氨是澄不清的。”
“唏、唏、唏，多事、多事！……”“多事先生”在被窝里说开了梦话。
“水……水……”
小顺子突地从炕沿跃到窗口。
“喂——王——班——长！王——富——海，三反分子逃跑啰，反革命暴动呷，牛鬼蛇神开黑会啰！王——富——海！”
他响亮的、鼓足了丹田之气的喊声，从水面刷地涌向远方。我们还能听见那带着金属般咝咝声的回音在水面回荡。小顺子喊一会儿，听一会儿，但是，没有一点反应。
“妈妈的！都死绝了！连小报告都不理了。妈妈的！连特务的小报告都不答理了。”
小顺子是牢房里的特殊人物。“连首长”看他年轻，在他刚关进来的时候，曾找他密谈过一次。而他一回牢房就暴露了谈话内容，原来是叫他暗地监视我们。
“……妈妈的！还叫我故意对你们说反动话，看你们是啥反应，妈妈的！又让我鼓动你们逃跑，好抓住你们往死里打……”
平时，他可以吊儿郎当一些，可以少劳动一些以作为给他的报酬。这样，他正得其所哉，可是每次小报告的内容他都预先告诉我们。
现在，如此响亮的报警都不起作用了。
“水……水……”
“国民党残渣余孽”窸窸窣窣地退了回去，在他铺位下翻腾了一会儿，又窸窸窣窣地爬回来。
“李大夫，能喝酒不能？我还……还藏了一丁点儿酒。”
“不行呀，他实际是被打坏的。很可能是多处闭合性损伤，喝酒只会加剧内出血呀……”
“三反分子”宋征是我们这个农建师的副师长，我的老领导。一九三一年他从四川老家投奔到江西参加的革命。他忠厚有余，知识欠缺，斗大的字不认识一担，以致文化大革命前才做到农业厅副厅长。农建师组建后，他是五个副师长的最末位。
后来又干脆把他弄到这个团场来“蹲点”，实际上成了一个非军非农的团场长。本来，这样的老实人并不碍人晋阶之路，可是偏偏有卧榻之下不容他人鼾睡的“同志”要搞他，策动了这个团场的“军垦战士”——其实就是农场的农工。农场变成农建部队后，从十二三岁放毛驴的娃娃到六七十岁看场的老头在一夜之间全穿上了军装——来造他的反。
他最最“反动”的地方，就在于对人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劳教劳改刑满就业人员、地富子女、历史上有污点的“干战”和出身好的人。复员军人、党团员、历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他手下都一律按政策规定享受同样的经济待遇；只要是公民，都有公民权。这样，就混淆了阶级界线，搞得“坏人不臭、好人不香”，后一种人怨气冲天。
上面有人一挑，正投这些人所好，其中就有人怀着强烈的优越感和权力欲，把他平时一些言行收集起来，精选加工，编成一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思想罪行录”。他们先把和他在马圈里下过一盘棋的、曾在国民党兽医学校当过教官的兽医打死，然后宣布他曾向那个兽医打听过去台湾的路线，策动兽医和他一起投奔蒋介石。
于是，关他就成了“非常必要、非常及时、非常正确的革命行动”了。起初，不过是斗来斗去那些早已司空见惯的程式，叫他吃了些皮肉之苦。今天，为了庆祝**畅游长江两周年，一大早就把他叫去，直到下暴雨才由王富海班长托着两腋拖了回来，像只落汤鸡似的，全身泥水淋漓，我们替他脱衣服的时候，看到除了额头破了一点皮之外，身上还有几处淤血斑。他一直昏迷不醒，倒也免受了刚刚那场恐怖。
“水……水……”
“唏、唏，多事、多事……”
“……好大的西瓜呀……甜呀……甜……”他的呻吟逐渐清晰起来，“好大的皂角树……西瓜呀……龟儿子，真安逸……浮唦、浮唦，我会狗刨……看哪个先到……安得儿逸哟，麻得儿甩……扁豆架下罗，喵儿！来，来，我们几个藏猫猫……猜崩壳！猜崩壳……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我得啰，我得啰！”呻吟变成欢呼，又慢慢低弱下去，并且竟可笑地捏起细嗓唱开了四川童谣：“天老爷，莫下雨，保佑娃儿吃白米！……天老爷，嗯……莫下雨……保佑，嗯……”
我觉着腮边冰凉，一滴泪水不知什么时候滚落出来。
“**呀！**……我要见见你呀……见见你……我没有反你呀……忠于你……”
呻吟更清晰了，而且具有逻辑性。为了测试他的神智，老秦趴在他耳边学四川话问他。
“宋副师长，宋副师长，你啷个到北京去唦？你做啥事到北京去见**老人家唦？”
“降落伞唦，降落伞……我嘟——下，见了**……他老人家……”
这时，外面响起哗哗的蹚水声。有人来了。
乒！哗啷啷啷。玻璃被打碎一大块。
“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
从玻璃缺口，慢慢试探性地伸进一根乌黑的铁铳——枪！
死的沉默。
乌黑的枪口向牢房里扫描了一遍，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子弹好似从胸膛顶了进去。
“喂，王班长，工富海。”小顺子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先打招呼，“宋副……哦，三反分子宋征快玩完儿哪！妈妈的！你们要不赶紧想办法，专政就专不成啦！”
“人都在不在？”也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害怕，王富海的声音颤抖得厉害。
“人一个不少，可你们要不快叫医生来，马上就要少一个啦！”
“你们这里不是有个医生吗？”停了一会儿，王富海问道。
“报告班长，”李大夫知道指的是他，“可是这里又没有亮，又没有药，连水都没有一口，叫我怎么办？班长，连里有医生，医务室设备还是不错的，他要是死了，这个，这个……责任可不轻呀！”
那时，给这个武装连队配备了军医。外面的王富海显然在犹豫，几分钟以后，他恢复了往常那种严厉的口气：
“小顺子，你把人看好，少一个就找你！我去请示连首长。”
“行呀，行呀！妈妈的！只要你把医生找来，少一个我把脑袋割下来给你当夜壶使。妈妈的！”
王富海哗哗地走了。一股清凉的、甜丝丝的夜风从王富海打破的玻璃缺口吹进来，小顺子扑到缺口旁，畅怀地呼吸着。我也下了炕，蹚水走到窗前。
夜空，出现了点点胆怯的星光，黄黄的，一闪一灭。一片钢青色的浩渺的水，一直伸展到深奥莫测的浓黑的夜幕里。我们这间孤独的牢房，像一条搁浅的破船，沮丧地被围在一片汪洋中间。几声清脆的蛙鸣，又引起我对妈妈的思念：那一条铺着碎砖的小路，那一堵残破的颓垣。
这么大的雨，家里的房子会漏的吧？要是妈妈病了，谁来给老人家做饭呢？妈妈常常催我：“快三十的人了，该找个对象成家了。要是我病了，谁来给你做饭呢？”妈妈担心的，只是没人给我做饭，倒不是她没人服侍。
平时，她老人家一分一分地节省，总想抠下一点钱给我结婚。但是，在省城里要养活两口人，水要钱，电要钱，房要钱，五十多块钱的工资，维持下来已勉为其难了，结婚，又怎敢妄想呢？蹉跎至今，形单影只，连女朋友都没有找过，青春，就在刻苦的自我改造和勤勤恳恳的工作中悄然流逝了。
现在，又被不明不白地送到这个死地，在暴雨下经历了一次炼狱的火，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抨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引用的一位法学家的话，“一个人为了一个罪，在一生中数次受罚，这不能不说是惊人的”，不禁愤愤不平起来。
再想到刚刚经历和现在还笼罩在头顶上的险恶，更是不寒而栗；对自己、对人，都产生了忧虑、绝望和恐惧。妈妈过去常夸我心软，是个善良的孩子，不知怎么，我现在觉得我的心突然变坏，变硬了……
这窗前多好。这里没有氨臭，这里的空气甜丝丝的……这里有夜空……这里闪烁着星光。星光逐渐近了、大了，星光中有妈妈的脸……妈妈提着小木桶，在铺着碎砖的小路上蹒跚……
我就这样站在窗口睡着了。
“多事！多事！多事！……”
突然，“多事先生”在梦中大叫起来。我揉揉眼，才发现肮脏的玻璃上透过了微微的晨曦。我的头脑发胀，两腿酸麻，只得仍疲乏地靠在墙上。
“唏……唏……”这次不像是“多事先生”，我看见李大夫在炕上躬着腰，颤颤巍巍地不知在摸索什么。
“怎么哪，李大夫？”
“唏……唏……他死了呀……死了……”
“什么？”“啥？”炕上的人，除了“多事先生”全一骨碌翻身坐起来，原来他们也被“多事先生”吵醒了。
“怎么可能？刚刚他还是好好的。”“残渣余孽”说。
“是死了呀，”李大夫带着恐惧的哭音，“刚刚……我早知道……”
“啥‘刚刚’！”小顺子喊道，“现在是啥时候了，还‘刚刚’，天都快亮了！医生为啥不来！妈妈的！医生为啥不来？！妈妈的！”
我们这才从梦里清醒：医生为什么不来？！现在离王富海走时起码过了四个小时。
我们又一齐围到宋征身边。马力不信似地摸摸他的鼻子，又摸摸他的胸口，颓丧地说：
“就是，心口都冰冰凉了。”
死了。生与死的界线只此一步。早上出工的时候，小老头还腆着大肚子，自得其乐地、晃晃悠悠地扛着铁锹，对我说，劳动就是好，现在他吃得香了，肚皮小了，老婆对他不满的烟也戒了，还学会了打炉子打炕；他深刻领会了**要干部参加劳动的伟大意义；他还能再活二十年，紧跟**干革命……还没走到桥头，他就被喊了回去。而现在，他的“心口都冰冰凉了”。
“呜呜……”“残渣余孽”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他是个好人啊……呜呜……是个好人啊，说我是反革命还差不多，他是不会反的呀……呜呜……”
“残渣余孽”在军阀的枪械所做了十几年工，集体加入过国民党，解放后一直在这个农场的机修厂干活。有人嫌他历史上有污点，借故降了他一级工资。他跑去找宋征。宋征一个电话，那人只得乖乖给他复了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那人一跃成了“革命大联合”的小头头，就把他送来武装连关迸牢房。罪名是“和宋征搞第三次国共合作”
他的悲哀，是真挚的。
“呜呜……宋副师长死得冤啊。呜呜……宋副师长死得不明不白啊。呜呜……”
看到一个身经百战的、军龄党龄比我年纪还大得多的人，一个踏踏实实、平易近人的老革命，就这样被一群无知的人、寻开心的人、有野心的人踢来打去，还不知用什么方法致了内伤，终于死在这凄风苦雨之夜，死在一片洪水之中，死在一群陌生的“犯人”之间，而且死前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上，死后家属又无法抚尸，只有一个“国民党残渣余孽”为他致悼词，为他鸣冤叫屈，我也不禁潸然泪下了。
想起他弥留时的呓语，看到这样一个老革命在死前的昏迷中仍这样虔诚、真挚，不敢对施加于自己的凌辱表示一点异议和怀疑，我更感到自己像虫蚁一样地渺小和无力，更对凌驾于我之上的这种恐怖力量敬畏如神了。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蹲在尸体旁的老秦忽然握起拳头，用严肃的眼光对我们扫了一遍，说：“对的！他死得有问题。李大夫，你说呢？”
“事情是明摆着的啦！”李大夫叹了口气，“不过，现在有什么办法？到处都整死人，有冤无处诉啦。你我都朝不保夕，生死未卜呀！”
天更亮了。虽然太阳还没有出来，但可以看出今天是个晴天。在屋檐下躲过暴雨的麻雀又很落寞、很寂寥地喳喳叫了。晨光从喷着红红绿绿的图案的玻璃窗外一点点渗进来，但人们的脸并没有因此而开朗，一个个还是满布愁云惨雾。
现在已可以看清：宋征皱着眉，睁着眼，嘴角向上，露出一种狰狞的笑容。老头活着的时候，对人总是和和气气的，死以后倒现出一副可怕的面孔。我抽出他的枕巾，盖住了他的脸。
“同志们！”老秦在炕上站起来，又恢复了他夙常那种演员的姿态，手往下一劈，并且奇怪地把我们称为“同志”，说：“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一天，以后，忘记了今天就等于背叛！”
而正在这时，外面又哗哗地响起蹚水声。他又急速把手一挥：“散开，快散开！各就各位！”我又赶紧退回窗前。
哗啷，锁打开，枪托一砸门。“连首长”刘俊穿着高腰雨靴，拿着一根削得笔直的树枝跨了进来。王富海跟在后面。他端着枪，光着脚，沾满泥污的绿军裤一直卷到大腿根上。
“嗯，很好！人都在。”刘俊两眼把牢房一扫，夸奖了我们一句。他身材高大健壮，要不是前额略嫌低狭，还算得上是英俊魁梧的。他是一九六五年从公安部队复员的禹！班长，现在已经是这个不戴帽徽领章的武装连的“连首长”了。
“这场自然灾害，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场考验……”
“报告连长：宋征死了。”只有小顺子有胆量打断他的话。
“啥？”他像是吃了一惊，脸陡地阴沉下来。“咋死的？嗯？”他气汹汹地跨到炕边，掀起枕巾看了看，“咋死的？嗯？李方吾，你说！”
“这个，这个……”李大夫吓得嘴唇发抖，“这个……我……”
“报告连首长，”小顺子眨眨眼睛，“他昨天回来到处喊疼，头疼、心口窝儿疼、肚子疼……”
“谁问你啦！”刘俊瞪了小顺子一眼，“你说，李方吾。你是医生。”
李大夫还是抖得说不出话。
“嗯？肚子疼？……”刘俊思忖着，“是不是绞肠痧？老百姓说的绞肠痧，你们医生叫啥？”
“说！”王富海把枪对李大夫一戳。
“叫……阑尾炎。”
“对了。就是阑尾炎嘛！过去我们部队有个战友就得这个病死的，跟宋征一样。主要是吃了饭就运动。王富海！”
“有！”
“叫两个人抬副门板来，收拾出去。”
这时，刚刚蹿入我心脏的毒素起作用了，突然有股强烈的报复欲使我不能控制地昂奋起来。
“报告连长，”我向前跨了一步，“这块玻璃被打碎了。”
“嗯？咋搞的？”果然，引起了刘俊的注意。
原来，玻璃上有在“三忠于”活动中用红漆喷上的**胸像，缺口呈三角形，斜边正从胸像的面部切过。
“谁干的？”他愤怒地大吼了一声。
“王富海王班长，”我兴奋地揭发，“他昨天晚上故意用枪朝这块玻璃上一捅。”
“唔——”刘俊一下子泄了气，像多疑的麻雀一样歪着脑袋。王富海却马上惶恐起来，本来就不高的身子又缩了一大截。
“唔——”刘俊终于平静下来，“王富海，把玻璃碴捡起来。别扔到垃圾堆上，放到办公室主席像的后面。以后你注意一点，别老冒冒失失的。”
“是！”王富海急忙弯下腰，在水里慌慌张张地摸索着。大概他的手被碎玻璃划破了，只见一缕鲜血悄悄地在污水里飘散开去。
“现在，我跟你们讲。”刘俊又面向蜷在炕上的人，用树枝拍打着雨靴，模仿阿尔巴尼亚电影里德**官的姿势，“现在……哦，石在，你回到你的铺位去。现在，这场自然灾害，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场考验。昨天你们就经过了考验嘛，很好嘛。现在，夏秋作物、瓜果蔬菜全部淹了，房子也倒了不少.但是,我们的方针还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要大灾年夺大丰收,像大寨那样.我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群众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你们呢?是和革命群众一道艰苦奋斗,争取立功赎罪、宽大处理呢?还是准备顽抗到底呢?当然啰!'树欲静而风不止'嘛,你们当中肯定会有人乘机跳出来表演的.好!我们正要在这场抗灾中狠抓阶级斗争,抓出几个典型.从今天开始,革命群众要大干了,男女劳力统统上阵.管你们的,换个女班长,是贫下中农、共青团员.你们不要以为换了女战士,你们就可以捣乱啰,逃跑啰.我们就是要这样考验考验你们.谁敢试试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我们欢迎……关于宋征的死,也是不可避免的嘛,和自然灾害一样.要奋斗,就会有……哦,关于宋征的死,不准你们互相议论,不准外传消息.从今天开始,信件一律要检查,家属一律不准探望.如果发现你们不老实,当场铐起来!不信,你们就试试……"我的老领导就这样被抬走了,放在一块湿漉漉的门板上;我刚刚像得到天授似地想出的伎俩也落了空,悲伤和羞愧的眼泪又悄悄流了出来.
随后,王富海端来一盆玉米饼,发给每人两块.
"大家节约点吃."王富海从来没有这样和蔼过,"这就是一天的饭啦.都吃了,晚上就没啦.要喝开水也没有,反正外面有的是水.大家凑和点吧.连首长还特别关照,吃完饭歇一会儿再出工,别得了阑尾炎……"
"妈妈的!谁知道晚上还活不活……"
小顺子和"多事先生"很快把两块玉米饼都吃完.其他人先还迟疑不决,但最后还是把一天的饭全报销了.
第一线灿烂的阳光射进来了.多么美的阳光,多么惨淡的人生啊!
门"吱"的一声轻轻开了,这还是第一次不用枪托,而是用手推开的.
"大家休息好了吗?"一个年轻的冀东口音的妇女在门外喊道,"休息好了就出来吧,出工了."
第二天,天气仍然晴朗.天上的雨水好像全倾泻尽了,太阳毫无遮拦地炙烤着大地.水已在昨夜全部退去,除了洼处还有积水,大地已显出了它本来的地貌.那是一幅凄惨的景象.据我看,收成不但大部分无望,就是军垦战士——农工们的生活也马上要面临困难.可是,广播站的高音喇叭,还不断传来师部、团部的动员.在一派豪言壮语后面,无非向农工说的是,不要指望国家的支援,要"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寨田",并且竟像开玩笑一样,把这场自然灾害说成是"好事".农工们在出工前列队听完这样冷冰冰的鼓励,其垂头丧气的程度,不亚于我们这些囚犯.
看着他们穿着褴褛的、满是泥污的绿军服,对着高耸在一片破破烂烂的土房之上的水泥浇铸的语录塔,用低沉的、参差不齐的声音诵着语录:"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抓紧……"请示完毕,再举起主席像和语录牌,无精打采地向大田蹀躞而行的时候,我也不由得黯然神伤了.来这里一个多月,我充分体会到农工们生活和劳动的艰苦.他们吃着粗粮,住着陋屋,看不到一点生活改善的希望.持久的物质匮乏和精神贫困,使他们逐渐丧失良知,丧失同情心,就把自己的激愤,盲目地发泄到莫名其妙的"革命行动"中去.所以我有时平心而论,倒也觉得他们对待所谓阶级敌人的暴行事出有因.
这一天,全部"犯人"在一起修复一条农渠,她没有机会和我单独说话.傍晚收工往回走,因为"多事先生"一向动作迟缓,出收工都拖在后面,而她又必须在最后押阵,所以他们两人脱离了这支小小的劳改队伍.走到半途,她指名叫我等一等,替"多事先生"扛锹.我只得退出队列,站在泥泞中等他们.
"我不是叫你替疯子扛铁锹,"她押着"多事先生"赶上来,向我羞怯地瞟了一眼,"我有话跟你说."
我疑问地望着她.
"我不是……不是我报的,"她语无伦次地说,"是连里报的……那应该是你的功,是你把连长家属救起来的,你应该……"
"噢,原来是这件事.这有什么?领导上把功归于你,我想总有一定的道理."我说,"你放心,我不会跟你争这个功,我争来功有什么用?"
"你立了功,就能早点出去呀!"她忽然变换成关怀的目光和关怀的语气,不顾脚下的泥泞,一溜一滑地跟上我的步子,"不是说立功赎罪吗?这个功给你记上,你的罪就赎了一大截子了.你就能早点出来,跟我们一起……"
不知怎么,我觉得这种因为宋征的死已经在我心中破灭了的希望,从她那张轮廓美丽的嘴里说出来,特别不相称,也特别刺耳.我产生了一种自轻自贱、而实际上是被别人的歧视激起的反感,产生了一种想破坏点什么的恶劣情绪.
"你知道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吗?"我眉头一扬,故作玄虚地问她.
"嗯?"她天真地笑了,歪着头看我,"你说呢?"
"你知道公安人员破案时领的狗吗?"
她疑惑地点点头.
"我们两个就是公安人员跟那条狗的关系.尽管坏人是狗抓到的、案子是狗破的,可是功劳要给公安人员记上.这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事.怎么能给狗记二等功呢?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两个,你就是那公安人员,我就是那条狗!"
看到她颤抖起来,看到她气得胸脯急促地起伏,看到她用雪白的牙齿咬着下唇……我高兴了!我到底发泄了点什么.我真想大吼一声:我要破坏掉一切美好的感情!
纯洁的人性在赎偿人类所有的缺陷。
——歌德《赠克吕格尔》
这几天，她没有理我。她不时用孩子般的赌气的眼神瞪我。有时，完全不必要地对我呵叱：“快干，快干！你干活老是磨磨蹭蹭的……”搞得另外几个女战士都有点莫名其妙，因为在九个“犯人”里（小顺子现在干脆躺倒不干了），我干活是最踏实、最卖力的。但是，也许只有我才能听出她的呵叱里有一种并非不友好的调皮的捉弄。每在这个时候，我就装着不理解，用凶狠的眼睛回瞪她，我并不是不愿领受这种友情，不是对她有反感，而是我现在更产生了一种我感情上想得到、而理智上知道根本不可能得到，从而要干脆毁坏掉我想得到的东西的畸形心理。
洪水过去一星期以后，大地就恢复了生机。她甚至比过去更美了。茂密的、苍翠欲滴的绿叶，汁水饱满、纤维坚韧的枝蔓，覆盖了洪水在土地上破坏的痕迹。本来已经黄熟的春小麦是完了，但水稻却顽强地从水面挺立起来。玉米和高粱，有一部分仍可指望收成。阔大修长的叶片，像碧玉似的略略透明的枝干，在带着红斑的、像鱼须似的须根的支撑下，迎着炎热的夏风摇曳。大自然自己愈合了自己的伤痕。人，不是也有这种能力吗？
阳光酷烈，暑气蒸人，我们这些“犯人”干活的时候，除李大夫和“多事先生”外，都脱光了上衣。我看着我隆起的胸肌、突出的双头肌，像扇子面一样的阔背肌和胸肌下一块块对称的腹肌，全被灼热的阳光晒得油黑锃亮，不禁有一种男子汉的自豪感，我想，以后，我可以躲开这纷扰的世事去务农，凭我多年坚持体育运动锻炼出来的这副健壮的身体，足可以把妈妈养老送终。所以，我干活很认真，在挖渠、挑沟、修埂、平田中，不断向本地人出身的“刑事犯”和小陈请教农业生产知识。不几天，我的农活干得就很出色了。
我们干活的时候，女战士们就抱着枪在树荫下乘凉。她们就取得这点特权，有别于在大田里辛辛苦苦地和我们一样干活的其他男女战士。这些穿着军装的女农工们，不改她们在农村自小养成的习惯，她们多数人拿着针线和鞋底，围在一起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在她们纳鞋底和搓麻绳的时候，七九步枪也成了她们的纺织工具。这副情景，要让一个有闲情逸致的旅游者发现，肯定会当作世界奇闻报道出去。当然，我们是不会从这种荒唐可笑的画面中得到乐趣的，我们明白：在她们这松散的一伙背后，有刘连长说的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宋征领教过后，已经死于非命，这是开不得玩笑的。
那么，“连首长”这些人怎么会放心我们“犯人”同她以及这些家属（派来看押我们的女战士，除她之外都是连队头面人物的家属，全属照顾性质）接近呢？后来我才理解这些人的心理：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当作人，就和古罗马贵妇人洗澡时不避她们的男奴隶一样。他们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些妇女会对我们有什么好感，或是我们敢于对她们有什么非分之想。他们确实是以为已把我们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了。
在平整土地的时候，偶尔，我会因取土的需要站得离她们近一点。我听见，我，常是她们叽叽喳喳的话题。她们也是人，而且是女人，当然是用女人的眼光来看男人。她们赞赏我结实匀称的身躯和踏实的劳动态度，传我有什么问题，猜测我家里还有什么人，是否结了婚，一个月挣多少钱，等等。这时，我会不由自主地瞥她一眼。我看到她从来不参加她们有关我的议论，只是在一旁拄着步枪，用兴奋的、专注的、研究的眼光盯着我，仿佛我是一只她正准备捕捉的猎物似的。
我也是人，而且是男人，这时，我那男性的敏感总会使我得到一点满足，还产生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别看你们拿着枪，我的气势就足以压倒你们！
这天傍晚，我就端着这种不无炫耀的姿态，扛着铁锹，昂首挺胸地走在队列前面，她在最后押着“多事先生”，不时叫喊走慢点，等一等。我站在路边，仰着脸，以一种凌驾于她之上的眼光脾睨着她，我恍惚看到她在我旁边显出了软弱、慌乱的表情。她没有再敢呵叱我，我反而发开了牢骚：
“走快点嘛！干了一天了，肚子也饿了，你们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
“好，好，咱们快走，快走……”
回到牢房，她把锁打开，我们一拥而入，小顺子从炕上跳下来。
“快吃饭，快吃饭！今天有信。喏，这是李大夫的，这是马力的，这是秦技术员的……喂，乔班长，快给咱们端玉米饼子来！妈妈的！我呆在家里肚子都咕咕叫了……”
“小顺子，有我的信没有？”我看着李大夫、老秦等人聚精会神地读着家信，羡慕得几乎嫉妒起来。信都是拆开的，而且不给信封，据说扣下信封要“存档”，统计“牛鬼蛇神”在改造期间收到过多少封信，信又是从哪里来的。
“喂，先吃饭……”
“到底有我的没有？”
“没有……妈妈的！肚子饿了，吃饭要紧……”
“唔，信都看了吗？小顺子，把信都发了吧？家里都叫你们好好改造，是吧？石在，你的信呢？……”
我疑惑地瞧着小顺子，小顺子无奈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
“唔？咋？没有给？来，我给他念。”
我觉得全身的肌肉紧缩成一团，神经也顿时麻木了。
“‘石在同志’，哼！还‘同志’呢！看来写信的人也不咋的！‘现在，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个沉痛的消息，你母亲……’”
我一把把信夺过来。这是邻居赵老师的笔迹。
妈妈死了！妈妈死了！妈妈死了！妈妈死了呀！
“……你嘛，十八岁就反党……”刘俊用猫儿戏弄老鼠的神情斜眼看着我，“……只有好好改造，才有你的出路……”
我狂吼一声，想扑过去，但刚一挪步，就重重摔倒下去……
醒过来，已经是黑夜。在昏暗的灯光下，李大夫、小顺子、老秦……除“多事先生”，全围在我身边。
“好了，好了，”小顺子说，“这就没事了。妈妈的！真吓人……”
“要坚强地活下去！”老秦握着我的手，“他们就是要你自己垮掉。**人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坚强地活下去，并且要永远记住这一天……”
我没有眼泪。所有的痛苦都被这个痛苦压倒了。我用被子蒙住头，强压住从胸中往上涌的悲号。母亲死了，那一个充满着母爱的光辉和家庭温暖的世界消失了。从此，只有我一个人踯躅在这样一个混乱而又荒凉的人间。这种想像，这种孤独感，激起了保卫自己的本能。这种本能，又加强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
心里的血淌完了，心里的水分也被压榨干了，心就会变硬起来……
夜，静悄悄的。只有一只夏虫在窗外寂寞地吟叹。那幽幽的、断断续续的、时高时低的卿卿声，给我带来青草的气息、泥土的气息、生命的气息。是的，世界是美好的，生命是值得留恋的；活是要活下去的。但是，我那能品味、体验、享受美的心已经僵硬了，从此，美的世界在我心中折射出来，都将是零碎的、扭曲的、变形的。我把被子略略掀开，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像被打伤的野兽似地，带着颤音长长地呻吟了一声。
而这时，从那焊着钢筋铁条的窗外，像是回声一样，也飘进来一声幽幽而沉痛的叹息……
第二天早上，虽然我一夜没有睡，仍然按时起了床。仍然是她和一名女战士端来玉米饼和菜汤。她没有看我，像影子般飘然而逝。我默默地吃完早饭，大家也都带着沉重的肃穆不声不响，连“多事先生”也没有“多事”。
一会儿，她在门外招呼了。我还是默默地扛上铁锹，跟大伙一齐排好队。老秦用赞赏的眼光鼓励着我。她站在队列前面，用忧郁的声调问李大夫：
“他……他还出工吗？”
“出！”
老秦代我作了坚定的回答，然后领着呼口号：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向左转、开步走、一二一……”
今天还是修复农渠，全都在一起干活。女战士们好像也安静了一些，她们在树阴里叽叽喳喳的声音是低沉的、克制的。快到中午，一段渠堤修好了。她叫其他女战士把“犯人”带到另一段渠湃，留下我和“多事先生”在这里收尾工。等人走远后，她让我们也到树阴下来，嗫嚅地对我说：“我……我还不知道……你还有妈。”
“啊！”我突然愤怒地喊叫起来，“难道我就没有妈吗？！”这时，我只觉得头昏目眩，眼前一片金黄色的光，光中飞舞着无数苍蝇似的黑点。“难道只你们有妈妈？难道我们阶级敌人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吗？难道我们就没有血没有肉吗？难道我的妈就应该……”一霎间，我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血一下子涌到头部，浑身战颤不停，最后竟喊失音了。我焦灼地用十指抓挠着喉咙和胸脯。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她双手乱摇，惊慌地反复这样说：“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仍剧烈地战颤着，抓挠着，嘴角喷出了白沫……
“你打我吧！啊，你打我吧！”她把枪撂到地上，抓住我一只手，“你打我出出气就好了……你打吧！就这样，就这样……”她把我的手使劲向她脸上挥，“就这样，你打呀！你打呀……”
我也是一个人。”她倒仿佛很高兴地接着说，“我妈是六○年冬天得浮肿病死的，因为没吃的，那年我才十三岁，也伤心得不得了。可咋办呢？活着的人还得过呀！人嘛，听老辈人说，人死如灯灭。一辈一辈都是这样。有时候，遇到伤心事，觉着过不去了，可时间一长，也就过来了。”蓦地，她又转换成调皮的卖弄的神气问我：“你今天早上看到我跳舞了吗？”
“什么？跳舞？”
“‘忠字舞’呀！我专找了个对着你们窗子的地方站着，专跳给你看的。给你宽宽心，解解心烦。”
“‘忠字舞’？什么‘忠字舞’？”
“嗨！你都让人关傻了，就是向**表忠心的‘忠字舞’嘛！最新的。我们昨儿晚上才学的。现在外面都跳这个舞，连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都跳哩！可好看了！你明天早晨趴在那缺口子上看吧！我只跳给你一个人看……”
第二天清晨醒来，又在枕头边上发现一块玉米饼。正在我吃的时候，高音喇叭和哨音又像昨天早晨那样响起来。
我好奇地趴在破玻璃的缺口旁，看见军垦战士们趿拉着鞋，揉着惺松的睡眼，打着哈欠，从宿舍纷纷聚到操场上。他们排好队、报了数，就按乐曲的节拍跳起舞来。这种舞蹈是一系列凶猛动作组合成的，像是丛林中的非洲土人或澳大利亚毛利人的战斗舞，但又没有那种舞蹈所具有的粗犷的风趣和激情，而是僵直的、生硬的、对机械的物理位移的模拟。
然而，我看到了她。她正对着窗子，浑身充满着热情，美丽的脸庞在晨光中粲然发亮。她在举手抬足之间稍稍变换了一点点角度，任丰腴柔软的四肢和腰身依自然的节奏来摆动、竟把那一系列恶狠狠的动作化成了曼妙的舞姿。当她挺胸一跃的时候，粗陋肥大的绿布军服都没有掩盖住她婀娜的线条，她身体的突出部位却像风帆一样饱满地显现出来，伸开的两臂宛如鸟儿的翅膀，好像她马上要凌空而去似的。
我在她身上看到了美。不过，她怎么会把这种奇形怪状的所谓舞蹈跳得那么动人呢？我蓦地恍然大悟了：她对我的关心和安慰，绝不只是出于同情！而是爱情！
我一下子倒在铺板上。这并不是被爱情所陶醉，而是有两种感觉纠缠在一起撞击着我。一种是微妙的直觉，它告诉我她是真挚的。她在这贫困粗野的环境中遇见了我，我也许正符合她早就设定的某种想像或幻想，她那少女的心就不顾目前的处境对我一见钟情。可是另一方面，自危、痛苦、惶惑、怀疑已经充斥了我的心，再没有一点余地能容纳柔情蜜意。
而且，她这种竟然大胆地利用我认为虽然浅薄、但毕竟是种严肃的政治仪式来表达个人爱情的方式，也令我不安，使我惊愕。最后，后者压倒了前者，阴郁的保护自己的本能占了上风，她表露出的爱情不仅没有使我感到喜悦的激动，反而引起我莫名的恐惧。我决定拒绝她对我的温情，小心翼翼地企求避免另一次灾祸。
“李方吾，这草在你屁股后头，是你撂上来的吧？”他面带笑容，和颜悦色地说，“你过来，你过来。过来嘛！又没谁要吃你。”
李大夫连跌带爬地膛到田埂旁边，丧魂失魄地站在他面前。
“你看看！你给我数数，这把草里有多少稻苗。”陡然，他脸色一变，大吼起来，“说！你说！你是啥用意？搞破坏？哈哈哈……”他龇出牙狞笑着，“看不出你，还有这么一手。咬人的狗不叫唤，暗地里来啊！无产阶级专政咋的你了？你就这么仇恨。上来！上来！你给我上田埂上来！……”
全水稻田里一百多对眼睛全盯在李大夫身上。李大夫已经失去了知觉，失去了分辨能力，低着头、垂着肩，呆呆地站在田埂上。刘俊叫来两个男战士，把撂在田埂上的杂草捆成两大捆，一边一捆挂在李大夫脖子上，又用一根草绳套着他的头，绳子的一端牵在一名男战士手里。
“带去游街！叫他示众！不打你就不倒！牛头不烂，多费点柴炭！我姓刘的就不信治不服你们这些资产阶级……”
灰黑的泥浆涂满李大夫花白的头发和胡须，又滴滴答答地流遍他全身。他像一头疲惫的牲口，被人牵着，拖着，顺着田埂农渠蹒跚着，跨田口的时候，他又摔了一跤，滚得成了一个泥团，稻田里是一片起哄笑骂的喊声：
“哈哈，大主任围起了狐皮领子……”
“这家伙，过去一双皮鞋就值六十块钱，这下也叫他尝尝赤脚医生的味道……”
“喂，金光明（这大概是牵他的男战士），你这头驴可是他妈的喝过墨水的呀……”
我偷眼看看坐在树荫下的她，她却早已背过了身去。
晚上，李大夫吃不下饭，躺在炕上老泪纵横：“怎么办？老秦，不幸而言中呀！……以后，肯定会像你说的那样，他们不放过我，要整死我呀……”
老秦向我使了个眼色。我们两人到我小铺上坐下。
“你看怎么办？”老秦问我。
“现在能怎么办呢？我只觉得这……这的确比拳打脚踢还可怕！”
“天真！”老秦不满地斜了我一眼，“这就是拳打脚踢的前奏，更厉害的还在后头哩，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
我脑子里乱得很，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
“我记得你说过宋证和北京方面的关系。”老秦说，“我们要想办法和宋征的爱人取得联系，把宋征死亡的原因和我们这个所谓学习 班的真实情况告诉她，跟她说，我们可以证明宋征死于严刑拷打，可是要保证我们证人的安全。由她向北京申诉，让宋征的老首长插手。他的爱人你是认识的。你要知道，他们怕的是你、我，还有李大夫三个知识分子。整完了李大夫，接着就是你和我。杀人灭口，是这些人惯用的手法。”
我知道，宋征在江 西时和长征中给当时还没有打倒的一位部队高级领导人 当过警卫员，宋征的名字就是这位高级领导人 取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们还经常书信来往。宋征和他爱人王玉芳是一九四九年进城后结的婚，她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妇女干部，文化大革命前是市妇联的一名负责人，听说现在只不过受了点株连，问题还不大。她不只是宋征的贤内助，而且是左右手，过去宋征看文件、批条子还靠她。
“嗯，这倒是个办法。”我说，“可是这样做合适吗？你知道我们现在的身份和处境，在无产阶级专政 下……”
“嗨！”老秦皱起眉头，“你呀，书生气十足！现在有两个司令部，你知道刘俊这些人是哪个司令部的人？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斗争中求生存。小石，现在你、我、他的生命能不能保全，就在此一举了。”
“可是……”我犹豫地说，“怎么能跟王玉芳取得联系呢？现在连封信都发不出去。”
老秦两道炯炯的目光盯着我：“这就看你的了。”
“我？我哪有办法？我看小顺子……”
“不行！”老秦向炕上瞥了一眼，“他那些‘哥儿们’属于毛主席说的‘游民无产者’，‘有时虽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办不成事，倒会到处乱说。你别瞒我。我看出那个姓乔的姑娘对你有好感。你要利用她给你寄信。”
“我，我……”我一下子脸通红，但又知道我们这些“犯人”每天形影不离，无法否认这点，“可是……她能冒险给我发信吗？”
“那——就看你怎样做她的工作了。”
我被他两道炯炯的目光盯得低下头。他见我沉吟不语，又说：
“小石，在这样的生死关头，不能再书生气十足了。你、我，过去都是吃了书生气十足的亏呀！我现在才知道：活在咱们国家，就离不开政治，你不招它，它要找你，想躲也躲不过去。你老兄在五七年发了昏，歌颂什么人道主义，后来不就上了‘陽谋’的当吗？现在你关在牢里，搞得家破人亡，还想洁身自好，摆出中世纪的骑士风度，不叫女士们去担风险，或是想跟人正正经经地谈恋爱，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你能办得到吗？老实说，姓乔的是个傻姑娘，可你是栽过跟斗的人了，应该懂得功利主义了。你现在就得笼络她、利用她，让她做我们的‘堡垒户’……”
“快！给你。你钻进玉米地里去看。”还没开始干活，她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夹在《**语录》里塞给我，然后押着“多事先生”去渠口开水管。
我急忙钻进青纱帐。一看，这不是什么中央文件，而是封面上写着“一百个怎么办”的油印小册子，翻开来，里面写着“受了批评怎么办？”“看到同志有缺点怎么办？”“在荣誉面前怎么办？”“工作不容易展开怎么办？”“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有冲突怎么办？”等等，整一百个问题，每一个问题下面注明《**语录》里的页码。原来这是一种对号入座，“带着问题学”《**语录》的辅导材料。
我失望地把小本子一合，又怀疑她是在戏弄我，但转念一想，她知识浅薄，大概真的把这种学习方法看得非常奇妙，以为我会在这里面寻找到解救自己的方法吧。她的好意，总还是应该感谢的。
刷、刷、刷，她也钻进了玉米地，头上沾着点点粉红的玉米花穗。
“疯子把水管放开了，水到这里还有一会儿。”她兴奋得脸都红了，“你看了吗？对你解决问题有帮助没有？”
“谢谢你。”我站起来，把小册子和《**语录》还给她，“有帮助，当然有帮助。”
“上面来人说，啥问题都能从这里面找到解决：中国的，世界的，个人的，这里面都写着哩！”她把小册子包好，小心地揣到怀里，仰起脸看着我，“可我文化浅，找了半天找不到：为啥叫你这样的好人受罪，叫那些人不人鬼不鬼的得意；为啥咱们的生活好了一阵子，又过一九六○年……”
“别……别说这些了吧。”我不安地向阒无人迹的玉米地望了望。
“好，瞧你……”她娇嗔地向我瞟了一眼，转了话题，“哎！他们说你过去是诗人，啥叫诗人？”
“诗人吗？”我“哼”地冷笑一声，一接触到个人问题，牢骚就来了，“诗人就是专门说废话的人！”
“瞧你！啥都不给我说实话！”她噘起好看的嘴，装出气恼的样子，“你以为我不懂，看不起我。我以后不跟你好了！”
啊！但愿时光在瞬息之间退到十二年前，让我在那迷人的晴朗的蓝天下，在那迷人的碧绿的青纱帐里，重新开始……
“唉——”而那时，我只能叹气，用无可奈何的调子说，“我不是不跟你说，我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你不是不知道我的身份和处境……”
“我不管！那有啥？你不也是人吗？”她又转嗔为笑，安慰我，“你放心，就是你劳改，我也看你去。不过……”她截住话，沉吟着，低下头看着叠在一起的两手。
我没有敢接她的话问下去。和她单独在一起，我既有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那么一种微妙的激动，又有一种仿佛濒临深渊的畏惧，这二者汇在一起，化合成了一种极为烦躁不安的心情，还是老秦说的对，在这里不可能像小说里写的那样正正经经地谈恋爱，何况恋爱对象又是直接看押我的战士，现在，枪就在她背上熠熠闪光，而且她每天都要到“连首长”那里去报告我们“犯人”一天的言谈动静。
我只觉得四周都充满了阴谋，到处都是陷阱；一个阴谋套一个阴谋，一个陷阱连一个陷阱；他们张开网要罗织我们，我们又操起盾牌对付他们。于是，我极力想在她那纯洁光灿的脸上看出什么阴影，找到什么值得怀疑的东西，哪怕是一丝不自然的笑容也不放过。
“那么，我倒要问你，你怎么能让刘连长听你的话的：你说不撤下去就不撤下去，你要把我们带来放玉米地的水就来放水。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没……没有……”她马上慌乱起来，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躲开我的视线，“没有……啥关系也没有。”
“我不信！”我更怀疑了，“好，你既然不肯说实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扛上铁锹，准备钻出玉米地。
“别……别……你回来。”她紧张地抓住我的胳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我……我就跟他说我受不了大田的苦。”
“那他就不叫你去大田受苦了？”
“我……我就让他……让他在我脸上拧了一下，我就跑出来了。”
“就这点？”
“就这点。我知道他安着坏心，我提防着哩！”她用噙着泪水的眼睛祈求地望着我，“你放心吧，放心好了。我绝不让他沾着便宜。”接着，她叹息了一声，又有点懊丧地说，“我本来不想跟他们混在一起，可现在……现在……算了！现在不跟你说这些，以后慢慢跟你说。”
在外面，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也曾听到过不少利用手中的一点权力胡 作非为的事，何况这样一个偏僻的连队。看来，她说的是可信的。
“好吧，”我红着脸，壮起胆子说，“那么……那么你替我办件事，行不行？”
“你说吧，啥事我都能替你去办。”她兴奋的，仰起孩子般天真的脸。
“你替我去发封信。不要在团 里发，拿到外单位的邮电所发，行不行？”
“那有啥！拿来吧！”她整整衣服，一掠头发，仿佛现在就要动身似的，“我到公社的邮政代办 那里去发，就十来里路，近得很……你放心吧，啊，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的。”……她流露出一种极为满足的溺爱的表情，我发觉，她把我的怀疑，当成了嫉妒，当成了爱的表示。
晚上，吃完晚饭，我向老秦报告了今天的结果，当然略去了所有的细节。
“好！这就好！”老秦像电影 里运筹帷幄的将军，在牢房里兴奋地踱着方步，“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写这封信了。”
我们又进一步商量，这事与其瞒着大伙（在这个狭小的死屋，几乎是不可能的），还不如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群策群力，于是，由老秦向大伙陈明利害关系，不能坐以待毙，使得除“多事先生”外都动开了脑筋。而老秦的确也有大将之风，很能采纳各种意见，最后制订好方案。
“第一，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这个乔班长。”老秦说，“要是她把这封信交 给刘俊，那就整死我们也有道理的了。所以，这事得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和王玉芳取得联系，自然，这还得要这个乔班长转信，她真肯发信，转信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等王玉芳回信未，咱们再把详细情况写出去。第二，就是这第一封信，也不能让人看出是我们写的。我们用左手写，即使落在他们手里，也查不出笔迹来。”
“不行。左手写的字一看就看出来。”马力说，“要是他们查的时候，也叫咱们每个人都用左手写几个字，那不露馅了？”
“有了！秦技术员，”一向沉默寡言的小陈，忽然用颤抖的手指指着墙上糊的报纸，“我们学那……反特小说写的……用报上的字……”
“妈妈的！你这招太绝了！”小顺子一拍大腿。
“‘夫子不言，言必中’呀！”李大夫抹着胡 子微笑着。
“行！”老秦也夸奖小陈，“真有你的！”
随后，由我拟了稿，得到了老秦认可，大家就在昏黄的灯光下在墙上寻找需要的铅字（幸亏我们牢房的电灯是彻夜不灭的）。找见了就用指甲剜下来，沾上李大夫剩的玉米糊糊贴在白纸上。花了好大工夫，我们用型号不一的铅字拼成这样一封信：
王玉芳同志：我们急需和你取得联系，如你想知道你爱人的死因，请速照信封的地址和姓名来信。
信拼好了，但信封是不能用铅字拼的。老秦问我：“这个乔班长会写字吗？”
“我想会吧。我记得她好像说过，她念过两年小学。”
“好，信封就叫她代写。小石只写一张王玉芳姓名地址的条子交 给她，这样，就是发现，信里根本查不出笔迹，信封的笔迹又是这个姓乔的。怎么样？这样就绝对保险了！”老秦洋洋得意地说。
第二天，在玉米地里，我把封好的信和王玉芳的姓名地址交 给她。
“王玉芳？”她皱起眉头，“是个女人的名字。”
“当然，当然是个女的……”
“咋？你不是说你家里没人了吗？咋又出来个女的？”
“那……那是我姑妈，当然是个女的。”
“哦——”她舒展开眉头，对我莞尔一笑，可是又马上疑问地歪着头，“你姑妈有女儿吗？”
“没有……只有两个表弟。”
这些话我都是随口说出的，连自己听了，都愤恨我说谎的本领。但是，在一连串恐怖和痛苦把对前途的希望摧毁以后，人就会沿着一个斜坡不由自主地滑下去。当时，我既愤恨我竟然会说谎，又愤恨我竟会因为说了谎而感到愤恨。
万古长存的山岭，并不胜于生命短促、瞬息即逝的玫瑰。
——黑格尔
一百多亩玉米，两天就灌完了水。我和“多事先生”又回到大队，王富海吸取了被告发打碎“宝像”的经验，知道我们也会反咬人，对我们表面上比过去和气了一些，但处处都想暗地里抓我们的辫子。同时，这不是我神经过敏，我总觉得他有种特殊的敏感，好像已经发觉了她和我之间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他把牢房前面一个原来贮藏冬菜的地窖收拾干净，还拉上电灯，晚上就睡在里面，一抬头，从后窗洞就能看见牢门。
她和我的接触更困难了，自王富海开始守夜，玉米饼就断了顿，第二天早晨，她的舞姿第一次流露出懒洋洋的忧郁情绪。出工时，她向我暗示了一下，想把挂号信的收据交 给我，也找不到机会。下午，小顺子自告奋勇地出了工，走在路上和王富海胡 缠，她才乘机把一块玉米饼和收据交 给我。
收据拿回来，在我们每个人手里传阅了一遍。一时大家都好像有了新的希望，牢房里的气氛顿时轻松了一些。小顺子又唱起了“天津时调”，闷闷不乐的小陈也轻轻哼了几句《大海航行靠舵手》；李大夫躺在炕上，两手枕着头，喃喃地自言自语：“但愿皇天不负苦心人呀……”
四天以后，出工时，她又对我做了暗示。下午，小顺子仍如法炮制。她塞给我一封信！
晚上，王富海押着马力和“残渣余孽”抬进尿桶，出去刚锁上门，大家就簇拥我到大炕的旮旯里。我拆开信，却不是王玉芳的笔迹。
“不对！这不是王玉芳的字！”我神经质地叫起来，“她经常替宋副师长批条子，她的字我认识。”
“这是左手写的字。”马力肯定地说，“这瞒不了我。”
“先看看内容再说。”还是老秦沉得住气。
信是这样写的：
我的爱人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干部。希望你提供他死的情况。你用这种方法和我联系，大概你的处境也很困难。我保证不牵连你，为你保密。请速回信。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而且是用左手写的字。我们面面相觑，惘然若失。
“妈妈的！”小顺子骂着，向后缩回去，“这是嘛玩意儿！”
“对的！这是真的！”老秦胸有成竹地微笑着，“这就是王玉芳来的信。要是这些人搞的圈套，他们绝不会搞得这么扑朔迷离 。这些人的头脑都非常简单，搞武斗内行，搞文斗外行。他们搞的那些圈套，都笨拙得要命。你们想，我们害怕我们的信到不了王玉芳的手，王玉芳也同样怀疑我们写去的信是个圈套，她用这种方法回信，是正常的，这和小石平常说的王玉芳的为人相符。没有错，写回信吧！”
“对，对！写吧，写吧……”
经过老秦解释，大家又恍然大悟，喜上眉梢。李大夫又从枕头下翻出白纸和信封。
“写吧，小石，明天就交 给乔班长。”
“且慢！”老秦按住我的手，像电影 里那种足智多谋的智囊人物似的，“这封信，还不能把宋征死的情况告诉王玉芳。我们只告诉她，宋副师长是被打死的，过程我们一清二楚，我们可以作证，重点要放在先解决我们这些证人目前的处境上；不解决我们的处境，一切都谈不到。要她直接向北京宋副师长的老首长申诉……最后还告诉她，接到信以后给我们一个回信。”
的确，老秦的推理能力和谋划能力，比英国的福尔摩斯和比利时的波洛并不逊色。而且，他真的是把在那种不正常的状态下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的心理吃透了。
信写好，仍然在小顺子的配合下交给她。从此，王玉芳就是我们希望的唯一寄托了。
这以后，我和她的接触停顿了下来，连每天清晨欣赏她跳舞的机会也被剥夺了，王富海非常热衷于看押犯人的工作，在革命群众跳“忠字舞”以前，他就把我们押出去打扫厕所。他自己蹲在粪坑旁边，带着满足和悠闲的神情看着我们。待我们打扫完厕所，革命群众的“忠字舞”也跳完了，我们再匆匆吃早饭、站队、呼口号、出工，那个防止我们得阑尾炎的措施，也无形之中取消了。
这样过了一个多月，王玉芳那边一直没有回信来。可是，薅草早结束了，水稻也收割完了，稻子都拉到场上码起了垛，就等入冬后脱粒了。这时，农业生产周期里有个比较闲暇的时候，也就是说，小顺子“哥儿们”报告的那个整我们的时候到了。
随着天气一天天转凉，“犯人”们的脸色也一天天灰暗下来。保卫自己的本能、求生的本能，成了每个人生命力唯一的表现。不能预测的命运中的那个可以预测的灾难，压在我们心头，使心头又产生一个更为恐怖的幻觉，再反过来夸大了那个即将来临的灾难，因而，人人都惊悚不安，我时而震颤不已，时而心灰意懒，时而疑神疑鬼，时而胸襟坦然……我只有用拼命的劳动来折磨自己，用疲乏来使自己镇静，当我挥汗如雨地收割、装运、码垛的时候，在偶尔的一瞥之间，我能看见她那焦灼的、疼惜的、爱怜的目光，但这时我已在所不顾了。
李大夫和“残渣余孽”两个老头，一个是搞自然科学的、一个是本来也无所谓宗教情绪的人，在恐怖莫测的命运的重压下，晚上竟用“书卜”来推测个人的未来。在牢房里，扑克牌、镍纸这些能用来算命的工具都没有，于是他们就在昏暗的灯光下捧着《毛选》，嘴里念念有词，先预定了哪一页哪一行，然后翻开寻找，揣摩那一句话对自己命运的意义。
“……估计此着不易实现，不是九十四军残部迅速撤回北平，就是九十四军、十六军……嗯，这句话的关键是‘估计此着不易实现。’”李大夫看着屋顶的水泥板嘀咕，“这指的是哪封信？还是他们对我们……嗯？”
“唔，这句话还对得上，您看，”“残渣余孽”翻开另一页，悄俏对李大夫说：“‘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这就是说，他们也许对咱们还……”
“算了吧，算了吧！”老秦披着绿军大衣，在地上焦躁地来回踱步，斥责两个老头，“哼，告诉你们吧，只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才能救你们自己……”他又坐在我身旁，把手指捏得辟啪作响：“小石，我总感到最近他们对我们不动声色，说不定是掌握了什么，咱们再估计一下，那个姓乔的是不是真的发了信，嗯？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不能相信她真的会对你有什么感情。要那真是个圈套，可就全砸了……”
“妈妈的！”小顺子说，“哥儿们跟我说，乔安萍这些日子跟刘俊那帮人可跑得欢，老到他办公室去……”
“这……”奇怪，这时我心里既有惶恐，又有一种酸楚的嫉妒，“这我也说不清，你也知道，我们好久没有单独接触了……”
然而，第二天——九月二十九号晚上八点钟，我们正躺在各自的铺位上苦恼的时候，她突然打开牢门，把我和“多事先生”叫出去。
“走！”她站在门外，端着枪，“到学校把晒的煤饼收进去。”
煤饼是我们前几天中午和的。小学校在居民点西边。这时，满月正悬在当空，田野上，田野的林带上、被林带包围的居民点的屋顶上，都被镀上一层冷峻的、刚毅的铅白色。四周静极了，我听见她在我身后的急促的呼吸和细碎而略带踉跄的脚步，我们默默地跨过干涸的排水沟，钻进黑黝黝的林带。
“好了，”她抓住我的胳膊，“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去把疯子安排好。”
她押“多事先生”往学校去，很快就小跑着回来。
“咋办？明天要开大会批斗你们。”她气急败坏地说，“现在他们正在开会，我踅摸了个因由跑出来告诉你，只有几分钟。咋办？你说咋办？……”
“咋办？……”我不由得被她的恐慌传染，重复她的问话，“可是……批斗会这样的事也不是一次了……”
“哦，我还忘了告诉你，”显然她不知道该先说什么好，“‘十一’我要到师部去开立功受奖人员大会。明天我不参加会，给我一天时间准备。这要去好几天，照顾不上你了。问题不在明天，明天团 部军代表要来参加，他们还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等军代表一走，他们就要甩开膀子干了。现在他们开会正说的这个，听得好吓人，你说咋办？啊……”她下意识地握起我的手。我呆呆地站着。月光透过叶片筛孔似的缝隙照在她脸上，她的脸像银子似的苍白。那一颗墨玉似的哀婉的黑痣在她腮边抖动着。她的眼睛是闪烁不定的，像惊起了睡凫的湖塘。
“你跑吧！”她不停地揉搓我的手，“明天，我就要把钥匙交 给连里了。明天晚上，我到王富海那里去把他那串钥匙偷出来。你跑到你姑妈那里去，咱们俩在城里见面。你要是现在跑，我脱不了身……”
“那，那……”我被她这个计划震惊了，而且觉得她大胆得令人怀疑。“这，这……”
“我早就想过了，总有这么一天。”她放开我的手，却抓住我两只胳膊。我觉得她的手掌滚烫，“现在他们也相信我了，咱们就趁这时候跑回老家去，我们都能劳动……老家的人好，那都是看我长大的……”她突然兴奋起来，口齿不清地说了些语义不连贯的话。然而，正就在这奇突的荒谬的迷乱之中，她那不容怀疑的真情猛叩着我的心，激起了我的男子气概，我两手不自觉地从她肘弯下抚着她丰满的腰肢，第一次用真诚的温 柔的语气对她说：
“你放心，啊，你放心……我知道，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你放心吧……”
“噢！不，他们合计要打你们，不把你打死也打残废……”她抬起手，把我几个月没理的乱发捋向脑后。我觉着她的手在我心上轻轻滑过，“跑吧，啊，还是跑到老家去，等运动过去再回来……”
“没关系，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噢！不，不……”她轻轻地摇晃我。
我的心颤抖起来，我的呼吸急促起来，同时，一种渴望，一种欲念，一种幻想，一种不能抵御的激情，使我在她的脸，连同那干燥炙热的嘴唇贴上来的时候，也不由得把嘴唇迎了上去……
一切一切的痛苦，危险，灾害好像都消失了……
槍，从她肩上滑下去，滑下去……她如同一片秋叶在我怀里索索发抖。
“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喃喃地说，“你叫我一声吧！”
“叫……什么呢？”我抖得厉害。
“叫我妹妹……”她仰起脸，暖烘烘的鼻息喷在我脖子上，“我叫你……哥哥！”
我的心凄楚得隐隐作痛。我被这种在农村里一直保持着的表达爱情的语言感动了。这种也许是从远古的近亲结合形成的夫妻称谓习惯，这种以血缘纽带来表示亲密关系的方式，从一个农村姑娘嘴里自然地吐露出来，包含着其深无比的真挚和信赖。
“叫我呀，叫我呀……”她用头轻叩我的胸脯。
然而，我仍在颤抖，这不仅是由于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心荡神迷，也是由于害怕，由于对她和我的未来有一种朦胧的不幸的预感……
现在，即使我已过了不惑之年，即使我两鬓已染上了白霜，但每当回想起那个月明之夜，回想起在那幽暗的沙枣树和柳树相间的林带里和她度过的两分钟，我仍不禁柔情万种。一个人的一生，总有那么一个终生不能忘怀的时刻，而我这样的时刻只有两分钟。不过，这两分钟就足够我后半生享用的了。现在，每当我感到困难的时候，感到惶惑的时候，感到余悸忡忡的时候，这两分钟总能使我迸发出青春的活力，把我的心燃烧起来，鼓起我向那摧毁人的幸福和人的价值的东西进行批判的勇气，坚定我和大家一起建设美好的未来的决心。
东风无力百花残
——李商隐《无题》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上午，武装连召开对“阶级敌人”的批斗大会。一早，军垦战士就忙忙碌碌地在所有泥土剥落的墙上刷上标语，菜窖的后窗洞旁，一条白纸浓墨的口号正对着我们——“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团部军管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这是个面孔白皙、外表斯文的中年军人，我在师部机关时曾见过他。当我们被押进会场的时候，在惊慌的一瞬间，我恍惚看到他向我投来一线温 和的目光。
批斗大会进行得很正常，正如她说的，有军代表在场，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不过，就在他们按我的头，给我们做常规的喷气式的时候，我猛地觉得有许多极尖锐的钢针扎在我头皮上。李大夫大概也尝到了这种滋味，竟疼得叫唤起来，顺势倒在地上。
“您看看，军代表，”押李大夫的军垦战士委屈地抱怨，“真没办法！这些人，就是这么耍死狗，动也没动他……”
“怎么哪？李方吾。”军代表敲了敲桌子，“我已经打过招呼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群众又没有打你，你这样就不好了，群众运动嘛，难道批一批你就不行了？就要叫唤了？……”
下面，他的讲话被一片狂躁的口号声代替了。我最大限度地低着头，眼睛向两边窥视，发现押我们的军垦战士都戴着劳保用的白线手套。
批斗告一段落，军代表就叫王富海把我们押回牢房，革命群众继续进行我们不能旁听的议程。牢门锁上后，老秦首先气愤地叫起来：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他举着一枚光闪闪的东西，“他们手套里藏的就是这个——图钉，这就是从他们手套里掉出来的……”
“妈妈的！”小顺子骂道，“找军代表去，告那些婊子 养的！”
“哼！我才不告哩！这我还要留着当纪念。”他冷笑一声，把图钉又放回口袋里，“老实说，军代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知道了，一个小小的军代表又能怎么样？”他从铁丝上拽下毛巾捂在头上，踱了一圈，在我铺上坐下，“从刚刚的批斗看来，那封信的事他们还没有发现，也可能那个姓乔的姑娘真以为你是给你姑妈写的信，没有在意。你可要记住，任何情况下不能说出那封信，老实说，这里就你最幼稚，最书生气……”
下午，王富海端枪踹进牢房，说是军代表要和专政 对象个别谈话，第一个叫的就是我。
军代表坐在办公桌后面，几个连部的头面人物围着他。他捧着茶杯，用杯盖轻轻地拂开水面的茶叶：“怎么样？石在。”他带着失望的表情，用惋惜的语气问道，“听说你在改造期间表现得可不怎么好啊！”
我坐在他对面。我感到他语气里有一种期望和温 暖。这种话，我自来这里就没有听到过；这种话，出于这样一位具有权威的人物的口里，使我的泪水不觉地浮上了眼眶。
“哪，你看，”他翻动着桌上的一沓纸，“你还向带你们的班长要求休息，还借口毛主席说的，人要劳逸结合。现在，外面正有人不是带着问题学毛主席著作，而是为我所用，搞实用主义。想不到你在这里也搞，可你搞，性质就不一样啰……”
我的耳朵里猛地嗡嗡作响，下面的话，我没有听进去，只是像森林里的鹿听到了异常的响动，惊惧地望着他。这明明是我向她随意地提出的一个要求，怎么会传到这里，而且成了一条严重的政治问题呢？那么，我和她之间其它的事，难道也……
“你不要以为你聪明，”刘俊说，“我们是掌握了你的情况的。是你自己坦白呢？还是非要由我们给你准备材料不可呢？……”
“不要急嘛，”军代表一抬手，用教训的口吻说，“要给他一个认识过程。石在，你知道为什么要叫你来学习 班吗？”他抿了一口茶，“你是五七年在报上发表过文章的人嘛，是有影响的人嘛。我们是讲政策的，你的右派帽子早摘了，不错，可你总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十七年的旧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吧，是不是？这个你总要承认吧。叫你来学习 班，是对你的关怀嘛，可你自己改造得怎么样呢？嗯？”他手指在那沓纸上一敲，严峻地望着我。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像一道强光一样突地把我陰郁的心照亮了，我过去怎么会没有想到这个概念，只是纠缠在政治身份上呢？我不由得衷心地崇敬地瞥了他一眼。我那种崇尚理性上的逻辑推理，而不顾感性上的实际体验的知识分子气得到了满足。来这里三个多月时间压缩在这一刹那，我领悟到：我的怨恨、怀疑、痛苦，我利用她私寄书信等等不法行为，全部能从这个概念中得到解释，这就是我之所以会撒谎堕落的根子，而刘俊这些人对我们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作为一种阶级仇恨，也都是可以原谅的了。这时，深深的自责代替了委屈和愤懑，我的确认为自己改造得不好，惭愧地低下头去。
“这个班长是什么人？”军代表见我正陷入思想斗争，便侧过头问刘俊。
我猜到了菜窖里发生了什么事。我咬紧牙关，两手死死地抓着钢筋。菜窖后窗洞旁那条白纸浓墨的标语，在月下像挽幛一样发出冷冷的惨白的光；玻璃上喷着红色的“忠”字、黄色的向日葵、光芒四射的太阳，它们的阴影组成一团奇形的花纹投在我脸上，我只觉得有一种能把人正义的冲动和反抗禁锢得凝冻起来的力量钳制着我，使我全身麻木，使我喊不出声来。我整个沉沦在一个愤怒和恐惧的深渊里。
以后几天我不记得是怎样过来的了，只记得从“十一”到十月三号，武装连执行国防部在国庆期间停止对台澎金马炮击的命令，没有斗我们。而且，她、王富海、刘俊都不见了，另派了个小伙子来看我们。
十月四号武装连开了一天大会，我们被押到离会场很远的马圈干活。深夜，正在我迷迷糊糊要入睡的时候，被一根树枝捅醒了。
“哥，看！”
她的声音低得像一声叹息。苍白的脸，在玻璃缺口外一晃就不见了。
我赶忙趴在缺口上。窗外，月光已经暗淡了。在沉沉的夜色里，我希望还能看见那一张苍白而美丽的脸庞，但只见一个一闪即逝的黑影和几声细碎而急促的脚步声。
我的被子上有一封叠成三角形的信。
她的字像孩子的字一样，但写得很工整，一笔一画的。被泪水洇化的字迹，还用铅笔细心地描了出来，信是这样写的：
我最亲爱的哥：
那天晚上我去偷钥匙，没想狗连长跟在我后面，他在那菜地里把我占有了，现在我身子脏了，不佩你了，这两天狗连长叫了很多人看住我，叫我嫁给王富海，哥，我以想好了，就是你救狗连长女人的大水沆，我假意答应了，今天他们才不看我，我才给你写了这封信，
狗连长说是你告的我，我不信，就是你告的，我也不愿你，你太老实，是个好人，这几年，我看了，人越来越坏，我就看你是个好人，你救狗连长女人我就看出来了，现在是好人受气，坏人得意，为了你，我没想过的都想了，为了他们相信我我是说你要休息，他们也许这么逼供信你来的，我忘了告诉你，你上了当，我不愿你，哥。我对不住你，把你一个人留在世上，你要好好活下去，活着要有主意，要跟好人在一起，我要身子不脏总等你，现在不行了，我在最后叫你一声哥，你还没叫过我，你叫我一声妹吧，以后不要忘记我。
妹妹
我干了什么事！我干了什么事！我干了什么事呀！！！……
我咬住枕角，屏住声息，任眼泪像泉水似地汩汩流淌。我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使我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能记住那上面每一个字、每一个绝对正确的错别字，和每一个不讲语法的标点。然后，我默默地把它揉成一团，放进嘴里嚼烂。我把她滴在那上面的苦涩的泪水和喷在那上面的辛酸的鼻息，用牙齿紧紧压榨出来，和着我的泪水与叹息咽进肚里。
这时，我才发觉我多么爱她！
她那天赋的朴实与天真，使她在那混乱的年代里还保持着闪光的灵魂；她像一片未经污染的土地，上面仍然灿烂地开放着鲜花。然而，她那在爱情的推动下所采取的合理的行动，在反常的社会状态里反成了不能解释的行为；她那天真幼稚的设想，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反成了值得怀疑的用心。
她凭着她充满着浓郁的泥土气的少女的心，凭着她单纯的直感对我倾心相许，但我那已经被扭曲了的心灵却大大地辜负了她，把她炽热的爱情浸在我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陡然，她的自杀和母亲的去世一下子沟通了。一霎间，生与死、冷与热、希望与绝望、柔情与恐惧，一齐汇聚在一起，我的血液突然横溢泛滥，长期被压抑的愤懑和青春的爱情，像雪山突崩，像狂飙乍起，以至把我的心迸得粉碎……
不！我要爬起来，我要去救她，我要砸开牢门去狂喊！……可是，我却像发高烧一样浑身颤抖起来。而正在这时，她那朗朗的、如明月般的脸庞，却在玻璃缺口外显现出来，她的一颦一笑，一嗔一喜都清晰可见。我陷入了一个美丽的幻觉中。我只觉得我从铺板上飘然而起，穿过玻璃缺口，像一缕青烟似地荡了出去。在外面，她牵着我的手，两人一齐飞过一团团黑雾，飞到了一个天宇碧蓝、杂树生花、细草如茵的地方……
我知道后来的事，已经是在师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拖着支离的病体回到师部机关的时候了，原来，在那第二天——十月五号早晨，兵团军管会就派来军代表把我们从那个武装连接回师部。名义上是转移看押地点，实际上是重新调查宋征死亡的原因。
当然，这是宋副师长的老首长起的作用；她替我们寄给王玉芳的信终于达到了目的。除我因昏迷不醒之外，其他人都向兵团军代表如实写了旁证，其中自然以李方吾李大夫的证明为主。调查结束以后，这个“学习班”也没给谁定案，也没给谁平反，就一风吹地解散了。
我没有回家。我不忍再看母亲临终之地。那个所谓的家，全送给料理我母亲后事的邻居赵老师了。而不久，我也被下放到另一个偏僻的团场去了。
我在那个团场生活了十年，一九七八年秋天，我带着两鬓白霜，噙着眼泪，拿着改正的文件和调令，到我现在工作的单位——省出版社来报到。从此，我走到了阳光下。
她没有死。我从医院出来就打听到：给我信的那天晚上，她换了一身新的绿军装，偷偷摸到连队东边的那个大水坑——就是我救起刘俊妻子的地方，纵身跳了下去。
可是，被紧跟在后面的王富海发现了，她被捞起以后，绝食、挣扎了很久，终于还是和王富海结了婚，后来我又陆续知道：第二年七月，她生下了刘俊的女儿（这大概只有王富海、她和我三人知道）。过了两年，又生下一个女儿，这才是王富海的。
“……有时候，遇到伤心事，觉着过不去，过不去了，可时间一长，也就过来了。”听到这些消息，我耳边总回响起她过去对我说过的这句话。
省农业局给宋征开追悼会时，我也接到了通知。在省委大院，碰到刚从小汽车上下来的王玉芳。
“呀！小石。啊，现在应该叫你老石了！”她挽着我的胳膊，把我带到花池旁边。她还显得精力充沛，只不过鬓边也添了白发，她握着我的手，只说了一句“老宋，他……全亏了你们……”就说不下去了，我们都强忍住心中的激动和眼里的泪花，最后，还是她先开口，还像过去那样，精明、爽利，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怎么样？现在好了吧？你在报上发表的关于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和诗我都看了。好得很！想不到你还能干呀！啊，我想起来了：是哪年？就是**摔死的第二年吧，我接到过从那个武装连来的一封信，好像就是那个姓乔的，打听我侄儿，也就是你的情况。你说荒唐不荒唐，我成了你姑妈了！还说没别的意思，就问你身体好不好。我摸不清情况，没敢回信……”
我能说什么呢？一直到一九七二年，她已经生下第二个孩子后，还在惦记我身体好不好，还把我的谎言当作真话。
我可以想像得出她在写信以前对我的思念，想像得出她的忧虑、她的痛苦、她的希望，她思想里反复的斗争，也可以想像得出她久久接不到回信时的失望和伤心。
我能说什么呢？可能直到现在，她坐在火车里，幻想光阴一霎间退到十二年前，而她又顺利地偷到了钥匙，在她身边坐的不是王富海，却是和我一起向她家乡比翼双飞时，还把我的谎言当作真话吧！
回到省城以后，第一个来看我的是老秦。他非拉我到附近的酒馆“喝两盅”不可。原来，他和我走了完全不同的路。一九六八年他从“学习班”出来后，就积极地投入到派性斗争里，凭他的知识和能力，很快就和省里当时有势力的人挂上了钩，一时，他竟成了省农业口的一位风云人物。
“……老实说，我没什么其它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两杯下肚，他有点醉意地说，“什么信念，什么原则，根本谈不到了。一想起咱们在武装连关的那些日子，想起那种恐怖，心里就像着了火一样，就像发了疯一样，管他什么对不对！来吧！咱们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他就用他的本领和到手的权力，把原来整过他的人一一整倒，那个武装连的“连首长”大概就是这个时候觉得受不了而活动调回老家的。但他自己也没有逃脱。一九七七年“揭批查”运动中，他又成了清查对象，只不过他没有什么激起民愤的劣迹，才比较早地解放出来。
“……真是一场噩梦呀！现在，我想重新搞科研，干点事业，可是已经力不从心了。过去在大学里学的一点东西，早就忘得差不多了。我真羡慕你，你还能行。唉！这十来年，我的精力都放在这种斗人的革命上了。可人的一生，又有几个十来年呢……”
他握着酒杯，瞪着发红的眼睛望着我，像等待我的回答似的。这又使我想起哪部电影里的人物。
我知道，要重建生活，必须要有很不寻常的精力才行。不过，从他醺醺的眼睛里还能看到一点他原有的炯炯光芒，我相信，他是能重新干些正经事的。可是，我想到王富海，这个无知的农村小伙子，本来是可以学点文化和技术的，但长期以来被人当作狱卒，当作打手使用，致使他除了看押别人就一无所长。现在，按照一种社会生态学的规律，在社会生物链上缺少了他所依赖的一环，他就茫然若失，落拓下去了。不过，我也祝愿他能重建生活，因为在他身边，有我爱的人。
李大夫现在已经退休，但还担任市医院的顾问。小顺子己回天津顶替他妈妈的工作，临行前，曾带着他白白胖胖的爱人和白白胖胖的孩子，提着一筐咸鸭蛋来出版社看我。“残渣余孽”也退休了，在家照看他的孙子。马力、小陈、其它所谓刑事犯的问题早就解决了的，现在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劳动。“多事先生”的“书写反标”案当然已彻底平反，现在他除了“多事、多事”外，也能说些别的话了。
从医院出来，得知她没有死，我才有活下去的勇气。她给我的那封信，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结束了我那一段恐怖的经历。而也正是她使我最终醒悟过来，并且把我的怀疑、痛苦、惶惑、动摇，引导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认识这一条最简单而又最基本的原则花了多么大的代价啊！我知道：她的**虽然被捞了上来，但她把她的青春和爱情，连同我的青春和爱情都一齐埋在水坑底下的淤泥里了。
我——一个软弱而浅薄的、苟活下来的无神论者，虔诚地祈望：我们要永远坚持这个原则！
人民保佑吧！
作者简介：张贤亮（1936年12月—2014年9月27日），祖籍江苏盱眙，生于南京，国家一级作家，新时期文学代表性作家，长期扎根宁夏写作，病逝于银川，享年78岁。
1955年，19岁赴宁夏贺兰县落户，在当地担任文化教员。
1957年，在刊物《延河》发表长诗《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劳动改造长达22年，在农场劳作、历经磨难，这段苦难经历成为他后期写作最重要的素材。
1979年平反，进入宁夏文学刊物《朔方》做编辑，自此开启创作高峰，80年代轰动文坛。
曾任宁夏文联主席、宁夏作协主席，第六至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
1993年创办镇北堡西部影城（华夏西部影视城），被他自称为“立体的文学作品”，《大话西游》《红高粱》《东邪西毒》《新龙门客栈》等经典影片在此取景，现已为国家4A级景区。
代表作品：短篇有《灵与肉》（改编成电影《牧马人》，斩获大奖，知名度最高）、《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中篇有《绿化树》（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土牢情话》《河的子孙》。长篇有《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等
题材大多写特殊年代知识分子、底层劳动者在西北土地上的苦难、挣扎、精神自省，大量融入个人亲身经历。
善于探讨人性、灵与肉的冲突，文笔厚重，思辨色彩很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当年发表时引发巨大讨论。
地域特征鲜明，以宁夏、西北黄土、戈壁为背景，苍凉辽阔。
后期跳出纯文学写作，较早尝试文学IP落地、文化文旅开发，是作家下海做文化产业非常典型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