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生活活动处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之下，具有形形色色的目的和各不相同的事件和命运。在这一切变故和事件中，最触目的是人的事业和意愿；到处都是和我们有关系的东西，因而到处激起我们的赞成或反对的热忱。它有时以美丽、自由、富有来吸引我们，有时以毅力来吸引我们，有时甚至缺陷可以表现为某种有意义的东西。我们经常看到某种大量的共同利益在困难地前进，但是更经常看到微小力量的无限的紧张活动，它们从似乎微不足道的东西中产生某种巨大的东西；到处是光怪陆离的景色，一个消逝，另一个立即代之而起。
——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
第一章
太阳落在人面峰背后的时候，魏天贵赶的驴车刚好走到公路侧坡上的那条岔路，借着一股冲力，哐嘡哐嘡地顺坡溜下了沿着河岸的古道。于是，柏油路上呜呜的汽车声渐渐远了；稀薄的暮色，从东边，从黄河的河滩那边倦倦地弥漫过来。这一片淡蓝色的暮霭，似乎滤去了所有的噪音。现在，只有“格——格”的蛙鸣，不时懒懒地从这里或那里响那么一两声了。
走到这里，才算走出了城市，踏上了农村的土地。
西边，越过柏油公路如长城一般的路基，可以看到绵延的群山的最高处，落日的余辉勾勒出了人面峰的轮廓。它名副其实，真像一张仰面朝天的人脸。山顶上的平台如同宽阔的前额，一块突出的巉岩和那下面陡峭的绝壁，构成了高耸的眉棱和深沉的眼睛。往下，一条倾斜的山梁和山梁尽头垂直而下的高崖，是略带傲气的鼻子。接着，一道线条明晰的锯齿形的山峰划出了两片紧闭着的清秀的嘴唇，最后，一座圆顶的高岩给整张脸安上了一个倔强的下巴，它在山脊上躺了不知几万、几十万年了。每年老历五六月间，太阳总从这张脸旁边落下去，使这张脸发出一种金色的灵光，而它永远一声不吭，就这么躺着、躺着，仿佛在思索什么深奥的问题，又好像什么也没有想。
过去，在魏天贵年轻的时候，庄子上的人都说人面峰活像他的侧影影子哩。
古道逐渐靠向河岸，离公路越来越远了。从黄河岸边到这条人踏车碾的土路，中间是一片平展展的草滩。滩上长满细密的“爬地虎”——一种顺着地面扯藤的芦苇。魏天贵避开马车、汽车、拖拉机的交错的车辙，把毛驴车赶到路旁的草滩上。车轮在柔软的、长得正盛的“爬地虎”上簌簌地滚过，辐条铮铮作响地击打着坚挺的芨芨草。毛驴迈着细碎的步子，不时摇摇头，叹息似地喷一两声响鼻。这时，听到了黄河水拍打着齿牙形的河岸，发出有节奏的啪啪声，间或，还有河岸崩塌的轰鸣，像隐隐约约的闷雷似的，掠过“爬地虎”的叶尖尖子，向田野和荒滩滚滚而来。
只有到了这里，魏天贵才能开动脑筋来思索。是的，脚踏着自己这么熟悉的、对自己这么亲切的土地，才能唤起那种农民的回忆和经验。魏天贵虽然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但仍和农民一样，他的思索是离不开经验的，而经验只能从回忆的深井中去提取。
这几年，每年夏初他都要打发他的二儿子给他的老朋友、老上级——地委副书记贺立德送些菜，夏初，正是城里人缺菜的时节。今年，为了打听外省先进队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他自己赶着毛驴车来了。
十五年前，他就由贺立德派来的人偷偷地领到这里来过。如今，房子已大大改观。三面红砖墙围起了一个单门独院。甬道两旁的土地虽然不多，但花草的品种不少，绿的、黄的、白的、紫的，株株都在争荣斗艳。两棵老葡萄的褐色藤条攀援着白木支架，绿阴遮住了半个院落。驴车当然是进不来的，只能拴在院门口的水泥电杆上。当他把那麻袋菜按他过去的“联络员”、现在贺立德续弦的夫人刘玉青的指点，提到贮藏室去的时候，一路曲里拐弯的，进了这屋穿那屋，更使他有一种隔世之感了。
今天，贺立德是怎么跟他说的呢？
“不要趁风扬场、下雨和泥。”贺立德告诫他，“现在说搞大包干，刷地都搞起了大包干，难道咱们搞了二十多年的集体化就白搞了么？老实说，对现在这些新道道，我总有些怀疑……”
“可附近那些社队搞了包干到户，都见了成效哩。咱们大队的人，也有了这个要求。”他说。
“他们是他们，你是你。你是咱们多年树起来的红旗。别看他们现在包干到户闹得欢，一旦上面要合，还得合起来。”贺立德有把握地咂咂嘴，又微微一笑，“群众要求的东西，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当然啰，现在有人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话是不对的。可是，包干到户的性质还是值得怀疑的。老实说，说得好听点，它不还是解放初期的单干嘛。而从解放初期的单干，到后来的合作化、公社化，我们走过来的路容易吗？这你最清楚。你们队人人富裕，这不证明我们过去的办法还是正确的吗？老魏，现在咱们都老了，要稳重点了，别再跟着人瞎跑。这是我不把你当外人，这话，我当着众人是不说的……”
过去，贺立德总是用不容置辩的语气对他说话。现在，贺立德的语气虽然不是那么肯定了，但好像还有不容辩驳的道理，而这个道理就建立在他们大队的实际例子上。不错，因为我们中国之大、之复杂，你要论证任何论点都能信手拈来一个恰当的例子。然而，要用他魏天贵这个大队来证明贺立德所谓的“过去的办法正确”，他却有他自己的看法了。可是，他的这个看法又不能向贺立德说出来。这二十多年来他是怎样走过来的，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想到这点，他顿时失去了说话的兴致。这当儿，刘玉青正好笑吟吟地走进客厅来。
“瞧老魏给咱们送的那些菜，真新鲜！老贺，别看你是地委副书记，现在谁还念着你，不就是老魏嘛。老魏，别走了，就在这儿吃晚饭。”
他不怎么喜欢这个原先叫刘卫青，现在又改回叫刘玉青的女人。他觉得这妇道人家心里的道道儿太多了，他甚至怀疑她“别走了”这话里的意思是“快走吧，咱们要吃晚饭啦”！他告辞了。
“算啦，我还要去给我丫头买东西哩。”
最后，贺立德把她送到院门口，摇摇头，叹息了一声：
“唉！现在，咱们都在为儿女操心啰。”
天还没有黑下来，在古道上，还能看到如镜面一般的河湾上闪闪烁烁的微弱的亮光和岸上一丛丛骆驼刺的小白花。沙岸起伏不平，在闪烁的水光中呈现出一条模糊的曲线。而家燕还在河湾上翻飞，捕捉晚食——这会儿，正是蚊子猖獗的时候。一只绿头花翎的野鸭，像被枪子儿打中了一样，收起翅膀，扑地一下扎进茂密的苇丛里，再也没有声响。这一段河滩平坦，河面开阔，河水现在温静得仿佛也在耽于思索似的。
不过，贺立德说得也对：他们都老了！贺立德虽然穿着细毛料衣裳，趿拉着皮拖鞋——就这光能套个脚尖尖，没有后帮的鞋，怕也得四五块钱一双吧，可是肚子已经腆了出来，松弛的两腮耷拉到嘴角，甚至说话中间也嘟嘟地动弹，前十几年那样充沛的精力连一点影影子也没有了！
自己呢，难道就比老贺强么？手往脖子上一摸，松松垮垮的老皮底下就是几根筋，耳朵后面也陷下去了一个坑，胡子拉碴的，两面腮帮上都刻上了一道道弧形的皱纹；前几年还好，这两年背也有点佝偻了。要是把塑料布向马路边一铺，抖开麻袋把黄瓜西红柿朝上一倒，操起秤杆往旁边一站，和那帮自由市场上唯利是图的贩子又有什么两样？有谁能看出来他是上过报纸的人物、赫赫有名的英雄？有谁能看出来他曾是显赫一时的“头头”、掌过县革命政权大印的“司令”？有谁能看出来他十几年前的风姿？那时候，他高个子、宽身板、大脸膛、直鼻梁，一对蒙古型的细眼睛透着精明剽悍，不说别的，那两排坚实整齐的牙齿，就叫每天用白玉牙膏刷牙的学生娃娃叹为观止了……可是，现在，如果真跑到自由市场上去，人家看的准是他面前的麻袋：“喂，老乡，这黄瓜怎么卖？”
他不觉叹了口气。脑子里又不由得浮出尤小舟的影子来。
去年——一九八○年冬天，尤小舟又调到他们这个县上来了。新来乍到，也不顾县里复杂的情况，就在“三干会”上极力主张把田包下去。尤小舟也是他的老朋友，当时他还真替这位县委书记捏了把汗。
“别着急，慢慢来。”他劝道，“以前的经验你还不汲取么？”
“还不着急，怕什么？”尤小舟却沉着脸说，“只要农民吃上饱饭，我再去蹲监狱也没有关系。何况，现在还不会再把我送进去。”
尤小舟不像贺立德，这个人不轻易说笑，却让人感到亲切和真挚。他的目光虽然严厉而富于自信，但同时显露出正直和坦率。因为年轻的时候是近视眼，现在到了老光眼的年龄，倒可以摘掉眼镜了。
“包干到户，并不触动集体所有制，而是在集体所有制下改革分配形式和人与人的关系。”尤小舟向他解释道，“‘大锅饭’不能吃了，一些社队干部的瞎指挥、多吃多占、强迫命令，甚至压迫农民的情况也能杜绝了，这又有什么不好？当然，我也知道，过去，一阵风，一边倒，一刀切，一言堂，这四个‘一’害死了咱们！现在我不搞一刀切，各个大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具体形式。譬如你这个大队，晚点搞甚至不搞也可以。”
哼，大大小小的石头可不是那么容易搬掉的。半年下来，就河边这些穷队搞了包干到户，大部分社队干部都指着他魏家桥大队说：他魏天贵“半个鬼”为啥不搞？他不搞咱们也不搞，跟着“半个鬼”没错！依然故我，今年生产还是上不去，而这罪过却像是他魏天贵的。
前天，尤小舟在县城开完会，又骑着自行车来到他家。进了门，四处扫了一眼，随口问道：
“老魏，老伴儿没了几年啦？”
“四年。”
“少年夫妻老来伴，我看，你也该找个老伴儿啦。”说完，尤小舟难得地笑了笑。
他没有搭腔。你都觉得可笑，还叫我找老伴儿么？这个人，想跟人唠唠家常都唠不到点子上。有啥你就说吧，你又不是给我介绍对象来的。
果然，过了一会儿，尤小舟又沉下脸。
“现在，拿锹把子的都欢迎包干到户，而县上、乡下不拿锹把子的倒操起心来了，说它是个体经济。其实，劳动是分散来干，还是合起来干，这是劳动的一种技术要求，主要是生产力决定的。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就大部分来说，还是手工劳动。拿你这个有名的先进大队看，不也是手工具占绝大多数么？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宜于分散来干。就是将来现代化了，有许多劳动按技术要求也还要分散干，不但农业是这样，其它行业也有这样的。譬如汽车司机，他只能一个人开车，他开到共产主义，也只能一个人开呀。那你能够说司机的劳动就是单干，是个体经济？”
他弓着腰坐在炕上，听尤小舟侃侃而谈。心里却想：好，现在城里和乡下不拿锹把子的人一起来反对你，你知道困难了吧？你这明明是来动员我了。那你就下命令好了，何必费这些唾沫。你尤小舟哟，真是个尤小舟！
于是，他去找贺立德了，但贺立德的看法和尤小舟截然相反。
这需要他自己开动脑筋来思索了：他的一生，他当书记的二十多年……他只能自己来思索，不能告诉贺立德，也不能求助尤小舟。他属于个人的秘密太多了。
西方的余晖熄灭了，黛青色的人面峰在一片淡蓝色的、透明的光中默默无言地躺着……
第二章
岸边，一条带状的青紫色的蜃气缓缓地在草滩上蠕动，向土路匍匐过来。坚实的土地在它的侵蚀下，如同被慢慢溶解一般，边缘也化成了朦胧的烟雾，而且颜色越来越深、越来越暗了。
这草滩，这色彩，这水声，似乎是亘古不变的。它们仿佛蕴含着一种神秘的、来自那遥远年代的力量，勾引起了他童年时的种种印象。他好像又置身在一群放驴的娃娃中间，和他们交手打仗。三月的河面，弥漫着淡淡的白雾。潮湿的、褐色的沙滩，像刚出笼的蒸糕一样，冉冉地冒着水气。被春汛冲垮的河岸边，裸露出粗大的、虬结成团的乳白色的苇根。苇根是他们放驴娃娃的上等点心，有股甜丝丝的香气，使空气中也充溢着这种甜丝丝的味道。草长出来了，“爬地虎”抽出了专扎脚心的尖利的小叶子。他们精着尻子骑在驴背上，光脊梁上穿着用手纺的生羊毛织成的褐衣，满头热汗，扭在一起，常常把生羊毛织的褐衣扯得跟麻袋一样，领口挂在肩膀上，袖子耷拉到脚面。“正月的女人二月的猫，三月的毛驴满滩嚎。”这正是毛驴撒欢的季节，河滩上打驴仗，再舒畅也没有了。
我在高高山，
你在低低山。
我吃羊肉面，
你吃驴粪蛋。
……
一方打败了，两方又合起来，把毛驴儿往滩上一轰，每个娃娃都掏出别在腰上的柳木棒棒，在沙岸上刨个小坑，玩起打柳拐子来，他是打柳拐子的能手，用柳木棒棒朝支在坑边的拐子头上猛地一敲，拐子会飞得和南来的大雁一般高，一股娃娃四处去找都找不到。
提起大雁，原先河滩上的大雁可多啦！一清早，当他们把自家的毛驴赶到滩上来时，会看到开阔的河滩上铺着一层密密麻麻的灰白色的雁粪。太阳从河那边的沙坡上升起，河面上吹来阵阵暖和的晨风，雁的绒毛就像春天的柳絮一样，在金色的朝晖下，懒洋洋地在空中翻卷着、徜徉，随风飞扬，真是好看极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他还带领社员到这滩上来积过雁粪，到了一九六○年，人们开始成群结队地拿起火铳来围剿这些候鸟，大雁在这一带也就绝迹了。偶尔，只能看到三两只失群的孤雁，惊慌失措地从头顶上“呷呷”地掠过。
“雁是义鸟，通人性哩！”老一辈人这么说。这话不假。
老一辈人还说，五月间，豌豆开花的时节，黄河里尺把长的大鲤子会在晚上蹦出水面，跳到岸上来偷吃豌豆花。吃饱了，又甩着尾巴扭着腰，蹦跳蹦跳跳回岸边，扑通一下扎进水里，绝对迷不了路的。“鱼是夜眼。要不，它在黄河的浑水里咋能看见小虫虫呢？”
那时候，沿河岸的生荒地上，种着一大片一大片豌豆，开出繁密的淡紫色和白色的小花。他还曾经夹着烂羊皮袄，和一群娃娃在深更半夜摸到河边，悄悄地钻进苇子丛里蹲下，想空手逮个金翅大鲤子。河湾的回流上映着朦胧的月色，苇子丛里蚊子搅成团，手在脸上一抹就是一手血。就这样，也灭不了小尕子们勃勃的兴致。虽然逮不到大鲤子，但想像鱼会和兔子一样在草滩上蹦跳，会脖子来，在豆棵下面吃豌豆花，就够引人入迷的了。这就是他几时的童话……
毛驴儿又打了个响鼻。他也和河水一样，耽于自己的回忆里。中年以后，他就好前思后想。现在，不用老贺提醒，他更是经常会带着一种莫名的怅惘回忆过去，经常会不论对什么事都发发感慨。这，大概就是老贺说的老了的征候吧。他是一个理解力和记忆力都很强的人，要有文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政治家或者学问家。譬如，在他回忆过去的时候，不仅当时的种种情景会历历在目，当时的气氛、味道，甚至一个微妙的眼色和一句含糊的话语，他都记得非常清晰，也就是说，他不单单是用脑子回忆，他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都像在重新经历一番过去的事。就说眼前吧，那河滩上传来的一股娃娃欢快的童音和毛驴儿的嚎叫，不就完全像现实中一样朗朗入耳，仿佛只要循声而往就会闯进一场激烈的驴仗当中去么？那豌豆花的清香，那在河面上蹦啊跳的鲤鱼的腥气，不就飘浮在这，一阵阵略带凉意的晚风中么？
他是黄河边上长大的。小时候在黄河的水湾里耍水，大了一点就在岸边放驴、摸鱼、打柳拐子。他的田就在黄河滩上，河水的咆哮伴着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黄河水曾载着他仓皇出逃，黄河水又送他欣然而归。但是，他真正热爱黄河，对黄河产生一种出于理性的自豪感，却来自当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尤小舟。
一九五九年秋天，还当县委书记的贺立德，把县上一个犯了错误的干部交给他这个大队监督劳动。贺立德告诉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散布悲观情绪，妄图推翻“三面红旗”，所以要把他放到农村隔离起来。“这可是个严肃的政治任务，你们队在政治上很强，我就把他交给你。你要跟看地富一样，看好、管好。只许他老老实实，不许他乱说乱动。”又说，这个家伙顽固得很，大会小会批下来还不认罪，注意别让他跑出去告状。
其实，那时的他，并不像贺立德说的“政治上很强”。一个穷乡僻壤的基层干部，比庄户人高明不了多少。他只知道除了地、富、反以外还有右派，那是“别人说好，他偏说坏”的“妖怪”，对还没有向县团级以下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则全然无知。只道听途说有一个叫彭德怀的元帅，在南方的一个啥山上立下寨子，纠集了一伙伙人反对毛主席。元帅，还了得！那不定有多少兵马，但还是让毛主席打败了。现时，彭德怀的败兵游勇还在全国乱窜。这不，咱们县就有这么一个。他以为这个被打得丢盔弃甲的强盗一定是个獐头鼠目、面目可憎的家伙。收拾这种白鼻梁小丑，他可是心狠手辣的！但等县上的政治干事带着贺立德的条子，领着这个从山寨逃出来的流寇向他报到时，他一看，惊奇之余，倒有些失望了。
“就是他么？”
“可不就是他呗！”政治干事是东北人，凑到他耳边说，“贺书记说了，给他派个重活。马号、仓库、嘎儿吗什的，别让他去……”
尤小舟那时刚三十岁，个子不高，但体态端重；清秀的面孔，皮肤黄白。鼻梁上没有涂着白斑，却架着一副黑框的眼镜，他穿着一身干干净净的蓝布制服，虽然背着行李走了三十多里路，风纪扣还是扣得严严的；跟贺立德一样，也是大口袋里揣着笔记本，小口袋上插着金星笔。整个看起来是一副落难书生的模样。因为没有让他坐，只好坐在自己的行李卷上，一边用新奇而疲倦的眼光打量着地主王海家的北房改成的大队办公室，一边用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花条手帕斯斯文文地擦脸上的汗。
“嗯，”他端着威严的架势，坐在王海留下的一把破旧的太师椅上沉吟着。对于自己能凌驾于这种穿干部服的、肚子里有文墨的读书人之上，心里乐滋滋的，而与此同时，耳边却响起了秦腔里那种清官常念的道白：“本府看你非行凶作歹之徒。有何冤情，与本府细细诉来。”
遗憾的是，他虽然入了党，当了社干，但小时候在庄子上听老一辈人说的书和在集上看的大戏，一直影响着他对是非的判断和决定采取某种行动。
“嗯，你原来是干啥的？”他终于问道。
尤小舟没有回答，带着倔强的神气垂下眼皮，政治干事说：“他么，就是县委副书记呀！”
“啊，我到县上咋没见过？”他的天才就表现在这里：他并不惊愕。他听说过五七年的那阵子，好些大官也犯了错误，一个县委副书记算得了什么，他是用一种主管人的口气问这话的，好像县上的干部都应该让他过目一样。
“他关系刚转来，还没上任哩。你看，放着好好的一个副书记不当……副书记哩，离书记就差那么一点点了。啧！”政治干事不无惋惜地说。
“那么，他咋成了‘右倾’的？”他本来想问问什么是“右倾”，对“右倾”是什么政策，但觉得这样反露出自己的无知，一转念，换了一个问题。
“嘿！好好的，在地委的一次会上发了一通言，说啥现在的粮食征购数字偏高了，叫农民去炼钢铁，粮食都烂到地里了……像似别人不知道，就他能！”
哦，原来是这么回子事！
从五七年反右，尤其是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庄户人对开会的态度是既认真又不认真。说认真，是他们把各式各样的会都当成一种庄严的仪式，一个个正襟危坐，仄耳恭听，跟着喊口号；要叫自己发言，事先都在上面的指导下做好准备；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说不认真，是他们从那时开始就不认为会上是说真情话的场合，谁说了真话谁倒霉。所以，除了评工分的会，其他一切的会他们都抱着与上无争的态度。
“嗐！”他不禁笑了起来。“这样的话，能在会上说么？你呀，真是读书本本子读傻了！”他不无自夸地说，“去年大炼钢铁那阵子，粮食撂在地里，我心那个疼呀，可我就不跑到会上说，悄悄组织一帮人逮空抢回来就行了呗。钓鱼不在急水滩。在会上说啥？说了上面也不会给你个好果果吃。叫深翻土地，啥尺二啦、丈八啦。把阴土都翻上来了，能种地？我不管，我还是干我的。可我也不会跑到公社的会上说：‘别深翻呀！深翻了糟蹋地呀！’说啥？在会上说熊也不管！现在咋样，要不是我那么干，魏家桥的社员吃屎都拣不到热的。你呀，”他摇摇头，嘲笑尤小舟，“看，现时落到这个地步：放着宽敞的办公室不坐，让人押到这儿来了。唉！真是，你是个急的，我是个疲的，土地神是个泥的，啥样的都有……不过，吃一亏长一智嘛。先劳动劳动，在乡下吸点新鲜空气；天上下雨地上滑，哪儿跌倒哪儿爬。以后，县委书记当不成了，咱有学问，怕啥？还不能教个娃娃啥的？人嘛，药材店里的抹台布——甜酸苦辣样样都得沾点。你呢，也别想不开……”
奇怪，贺立德也没有向他交代政策，只叫他管严管紧，可是真要由着他自己的兴致胡扯，倒往往能扯到点子上。他就这样胡扯了一顿饭的工夫，政治干事听得咧着嘴直笑，尤小舟也收起了犟头犟脑的神情，看着他似有所思。
“好吧，”他摹仿贺立德的动作，手在那张破桌上一拍。“我先带你去住下。”于是，他按原定计划，把尤小舟安顿在老贫农——他三叔魏老汉家里，临时决定让魏老汉教他积肥——这可是个轻省活。
临出门，他回头又看了这斯斯文文的、“非行凶作歹之徒”一眼。没料到，尤小舟对他鞠了一躬，用陕北口音温和地说了声：
“谢谢！”
这一来，倒闹得他涨红了脸，他支支吾吾地走出门。
他三叔魏老汉追了出来。
“天贵，我……咋对他呢？”
“咋对他？不是原来说好的么？”
“不说来的是个坏家伙么？”他三叔仿佛也有点怀疑，不过也知道问不出个所以然，接着又说，“那么……我咋给他吃呢？”
他三叔是当时食堂的炊事员，不得不问这个。
“咋给他吃，大伙吃啥他吃啥不就完了。”他说：“隔三下五的，也单另给他做点好的，人家原来是县委副书记，跟贺书记就差那么一点点子哩。贺书记的条子上说，他还有工资哩，他会谢谢你的。”他把重音放在“谢谢”两个字上。
他顺着庄子边上的小渠走了。一路上他边想边笑：“谢谢！”这家伙真有意思！还会说“谢谢”，这可是个文明词儿。他活了三十多岁没听人跟他说声“谢谢”，他觉得这个词就像集上卖的杏干，越嚼越出味道。
不久，他领着他们队的民工上渠去了。黄灌区的引水渠年年都得清两次淤，春天准备春灌，秋天准备冬灌。在渠上，附近社队的民工都集中住在一个工区，“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已初步暴露出来了，他们魏家桥在高征购以后还多少留下点粮食，而其他队的食堂却已经吃了上顿没下顿，离家近的民工纷纷跑回家去，而带回来的全是糠菜饼子——这还是去年存下来准备喂猪的饲料。于是他想起了他们庄子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清淤完了工，他回到家就急急忙忙打发他上小学的大儿子去请他三叔。
“咋的个？那个犯错误的县长这些天咋样？”
“唔，他嘛，干活，倒是肯下力；吃呢，给他吃啥就吃啥。”他三叔吧咂着烟袋锅，思忖着说，“他就是一天到黑不说话，好像有一脑门子官司。吃完饭，就捧着书本、本子，光出神神不言喘……哎！他还有个怪事，每天一清早，天还没大亮，就往河沿上跑，也不知他干啥去。”
“别不是想跑吧？”他想起了贺立德的嘱咐。
“不像。每天他还回来，再说，河边的羊皮筏子也收起了，咋跑？”
“嗐！”他突然一惊，“别不是憋着要跳河吧？”
“唔，对了！我还没想起这一招来。”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他三叔最小的一个娃娃趴在他炕前的窗户上喊：
“三哥，三哥……”
他猛地翻身坐起来，一时搞不清喊他干什么，揉着惺松的睡眼在炕上发呆。他堂弟又压低喉咙说。
“那个‘右倾’走啦！奔河沿去啦！”
他一蹦子跳下炕，匆匆趿上鞋，披上衣裳开开门。
“往哪个方向？”
“北边。”堂房弟弟手一指。
月亮落下去了，星星还在闪耀，东方的天边只有一抹淡淡的亮光。公鸡在鸡窝里扑腾着翅膀，蓦地扯长了喉咙，发出第一声响亮的报晓声。
他拐过房角，一阵清晨的凉风向他扑来。北边，在几株粗大的柳树附近，有一个朦胧的人影向前移动。
“你回去！”他对堂弟把手一挥，旋即大步向那个人影赶去。
过了柳树林，前边是座小小的土坡，人影不见了，但他从熹微的晨光中看出沾满薄霜的“爬地虎”上有一条深色的履痕。他顺着履痕爬上土坡，眼前就是宽阔的河滩。
这片河滩是历年来黄河涨水时节冲刷下的泥沙淤积起的，现在正是枯水季节，河滩全部呈现了出来。黄河水如同一群在一个狭窄的峡谷里奔腾的骏马，挤在河滩中间那条只有五六十米宽的河道里直泻而下，谁也不会跑到这里来寻死，他要跳河，必须走过有一里多路的河滩，而河道两边一百米之内又是陷到大腿跟的淤泥，跋涉完这段路至少要花两个小时。
尤小舟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微微地耸起肩膀，在晨风中瑟缩着。他好像在等待什么，不时抬起头望望东方。在宽阔的河滩上，这个人显得更瘦小了。但他徘徊的步子很稳重，很均匀，所以看起来还有力量。后来，尤小舟站住了，好似要给某种行动做好准备一样，挺起了胸，眺望着河东的沙坡顶。
东方更亮了一些，一长条下面是银灰色，上面是青灰色的云悬在沙坡顶上。
他在长满“爬地虎”的土坡上趴着，一动不动，窥视着尤小舟。他预感到这个人要搞什么名堂。他怀着从未体验过的神秘感观察这个对象的每一个细小的动作，并在不断地分析这种种动作中感受到好奇心的满足和一种孩童式的调皮的愉快，如同他儿时和一群娃娃躲在芦苇丛中，等着金翅大鲤子跳上岸吃豌豆花一样。这一带荒无人迹，河滩上只有大雁留下的爪痕，和揉杂着冲刷下来的碎草败叶的团团羽毛，因而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只存在着他们两个人，但那个人又不知道他的存在，从而使他不仅能将那个人自由自在的动作一览无余，而且从种种动作中能窥探到那个人的内心活动。这使他感到兴味无穷。他将两眼的焦点集中在尤小舟身上。
不久，东方大亮了。悬在沙坡顶上的那一长条云彩，银灰色的一面变成了鲜艳的橘红色，上面也渐渐地染上了深紫色，倏地，沙坡后面急骤地射出道道红色的光芒，像坡背后忽然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于是，河这边的河岸、草滩、土坡、田野、村庄……整个世界豁然明亮起来，在清晨湿润清凉的空气中，全都反映出一种华丽的、透明的、带着金黄色的红光。“爬地虎”上的清霜化成了晶莹的露珠，他趴在草坡上，连睫毛都沾上了露水。这样，他眺望前方，就看到了赤、橙、黄、绿、青、蓝、紫组成的极其绚丽的色彩，并且，这一轮轮斑驳陆离的光圈还在他眼前回旋不已。
这时，尤小舟踮起了脚尖，伸开手臂，面对着光灿灿的东方作了几次深呼吸。接着又练起体操来。他在旧社会当过兵，在这方面他倒是内行。他发现尤小舟的动作很准确，很合乎规范。“要不人家怎么是读过书的呢！”
随后，太阳升起来了。无数道炫目的光束向他射来。他眯了眯眼睛，待他再抬眼观察的时候，尤小舟的体操已经做完了，两手叉着腰，整个身躯沐浴在旭日的光辉之中，这也使他看得更清晰了，甚至连尤小舟生动的面部表情也一清二楚。他忽然发现尤小舟的脸上洋溢着一种柔和的、欣慰的笑容。不一会儿，他又发现尤小舟似乎流下了眼泪。虽然他看不见泪水，但可以看到尤小舟摘下了眼镜，掏出那条花纹手帕擦拭着，并用手指抹着两边的颧骨和腮帮，看到这里，他己完全出神入化，早已忘记了来窥探的目的，进到一个超凡脱俗的精神享受的境界。庄户人与艺术接触很少，他的审美的神经元也很单纯，任何一个美的画面对他都有强烈的震撼。
尤小舟收起手帕后，戴上眼镜，好像又振作起来，挺了挺胸脯，屏了一阵气息，默默地凝视着光线还不太强的太阳，接着，有一声洪亮厚重的“啊”声从尤小舟胸腔中发出来。这声音有音差的高低变化，很长很长，回肠荡气，一直掠过奔腾的黄河，冲到对岸的沙坡，然后又折回来，在宽阔的河滩上萦绕。河滩的芦苇丛中，腾地飞起一群还没有南迁的花翎野鸭。它们猛烈地扇动着收折了一夜的翅膀，用尖利的唿哨声应和着尤小舟的“啊”声，急速地向河面上飞去。它们一只只伸长了脖子，欢欣鼓舞地，在初升的太阳中翱翔。
他吃了一惊，如果不是他亲眼所见，他不会相信这浑厚的声音是这个瘦瘦的人发出来的。他仔细地谛听着。他听出尤小舟不是在无意义地喊叫，而是在唱歌。他听不出来唱的歌词。他也不懂。但觉得这歌声很好听，很动人，他趴在“爬地虎”上，噙着叶尖尖子，屏声息气。他觉得这嘹亮悠扬的歌声使他感受到一阵只有童年时感受过的纯朴的快乐。
尤小舟唱完了，停了片刻，又唱起来。但还是那个调子。他知道这是同一首歌。这次，他听出了其中的一句，因为那一句有“黄河”这个词，他听出来了，原来是“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摇篮”这个词他也懂。这使他一霎时联想到婴儿，联想到母亲，联想到温暖的褪褓，联想到家庭，联想到传宗接代，联想到繁衍和生长……原来，中华民族就在黄河这个摇篮里长大的！真有意思！于是，这句唱词刹那间使他像受到电击一般，全身麻木而又颤抖起来，他觉得他的喉咙被阻塞了，但又有一股酸性的流质从阻塞部位向上涌，冲到两腮，冲到鼻孔，冲到眼底。并且，也就在这一刹那间，他在黄河的流水中，在黄河的河岸上，在黄河的草滩上，在黄河之滨的田野上，在幼年、少年、青年，直到如今的中年所经历的一切，一切与黄河有关的回忆，全部获得了一种崭新的意义。
他说不清这种意义是什么，却被这种意义所激动。这种意义在他来说不是抽象的，而是和他的全部经历与感受融为一体的，因而他倍感亲切。
“唱得多好！这家伙，真是个有学问的人！”他抹了抹自己的眼睛，“好”就概括了他所想、所说的一切！
太阳更升高了一些。尤小舟不唱了，又表现得嗒然若失，转过身，开始垂着脑袋往回走，他急忙爬起来，弯着腰，心里别别地跳着，带着一身露水往家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他害怕尤小舟走上土坡会发现他在跟踪。
吃早饭的时候，他三叔来了。
“这家伙在河沿干了些啥？”
他装着狼吞虎咽地扒拉着调和饭——一种米和面做的汤饭，嘴里咝咝地响，好像被辣椒辣着了一般。他无法对魏老汉说清楚。他不能光说两个字：“唱歌。”谁也不能理解他今晨的感受。简单的回答只能是对这种感受的亵渎。他要把这种感受深深地埋在心底。
“没啥。随他去吧。”
“啊？”他三叔狐疑地看了看他。
“嗯。这家伙，你给他宰只鸡吃吧。这家伙太瘦了，能干得动活？”
“嘿嘿，我给他宰了好几只哩。”魏老汉狡黠地眨眨眼睛，“要不人家怎么当县长呢，真大方，光吃点脯子肉，便宜了娃娃……”
然而，正当他准备和尤小舟亲近亲近，贺立德又让县上的小通讯员捎来了一张条子，说是要尤小舟到省上集中，把尤小舟领走了。
那是个雨天，细密的、如雾一般的秋雨好像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在割了庄稼的田野上四面八方飘洒，忽上忽下，疏一阵紧一阵。褐色的土地泡得软乎乎的，玉米茬子被洗得发白。他把尤小舟和小通讯员送到桥头。这里是魏家桥大队通向县城的路口。他把铺盖交给尤小舟的时候，尤小舟伸出一只湿漉漉的手捏着他的胳膊。雨水模糊的镜片后面的眼光很深沉。
“老魏同志，这一个月来，我看了，你是我们农村党员里的一个很好的同志，你要记住，时时刻刻不要忘了人民。‘人民’，不在书本、本子上，不在报纸上，就在你的周围，就是你的乡亲。要保护好他们……”
走了几步，尤小舟又回过头来，颠了颠背上的行李，用黯然神伤的眼睛扫了一遍雨雾苍茫的田野，说：
“老魏同志，你要做好精神准备。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经过的困难，恐怕就要来了。”
他这个人从不在人面前表现软弱的感情。他沉着脸站在桥头，一句话也没有说，看着尤小舟和小通讯员小心翼翼地走过路口那片积水的泥泞，消失在蒙蒙的雨雾中……直到尤小舟又被当做靶子的时候。
尤小舟走了，但是尤小舟的话留了下来。“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句歌词，始终萦绕在他脑海里。并且，和老一辈人说的书和集上唱的大戏一样，在某个关键时刻会给予他一种不可改变的影响。这当然是不自觉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
第三章
夜色正悄悄地湮没田野，湮没草滩，遮住了远方深蓝色的群山，抹去了天边的地平线。不知不觉的，天上这儿那儿就出现了闪闪烁烁的星星。星星又像会下子儿，越繁衍越密，一会儿就在头顶上撤下一大片。道路已经模糊不清了，只有风带来一阵阵湿润的空气和微弱的汩汩声，说明驴车还靠着河沿。
呱哒、呱哒、呱哒……驴蹄声均匀而单调，像县委墙上那面挂钟的砣砣在摇摆。真的，时光飞逝，岁月如流，这一切过去了多少年啊，但现时想起来还跟昨天一样。
这时，他又返回来想起贺立德。这种联想是很自然的，因为他跟尤小舟和贺立德有了私人情谊，都是从他们倒霉的时候开始的……
一九六六年，先是从北京来了一帮“红卫兵”、“丫停丫停”的，在县城刷了好些大标语。有一股子还跑到魏家桥的黄河边来，叽哩哇啦地挤在一张羊皮筏子上。告诉他们危险，他们不听，还手舞足蹈地叫唤“浪遏飞舟”。结果，筏子让他们弄翻了，一个小尕子没爬到岸上来，四五十个庄户人往下游寻了三四十里都没寻见尸首，其余的才水淋淋地逃了回去。以后，又说是中央下来了多少多少号文件，县城机关、学校、工厂的人刷地一下子都成了“革命造反派”。这些“造反派”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去揪已经调到地区去的贺立德。
批斗贺立德那一天，他作为魏家桥大队的代表，也应召前往参加了。批斗大会设在县委前面的大广场上，黑鸦鸦的一大片，总有几千人，正是报上常说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批斗之前，“造反派”的宣传队先演节目。一群穿绿军装的男男女女上了台，个个浓描艳抹，竖眉立目，一会儿站成一排，倏地又人踩人地叠起罗汉，舞着拳头，扯开嗓子大喊：
革命的你就站过来！
不革命的就滚他妈的蛋！
滚他妈的蛋！
罢他妈的官！
杀！杀！杀！
嗤！这是啥节目？还不如过去集上耍皮影子唱的好听哩！他坐在台下，无趣地伸起脖子环顾了一下四周，蓦然，往昔的情景突地在他意识中跳跃出来：这个广场，他是太熟悉了。小时候，他经常赶着毛驴来赶集。天还没有亮，怀里揣着妈妈昨晚上烙的馍馍，把杂毛织的褡裢朝驴背上一甩，颠呀颠地一阵小跑，三十多里路，到集上也就刚出太阳。那时候，广场上当然没有铺柏油和水泥，被人踏车碾成粉未的黄尘和牲口粪，厚厚地积了一层。光脚丫子在上面走，又凉爽又软和。清晨，嗅着洒上露水的尘土和牲口粪便的清凉气息，简直沁人肺腑……
批斗大会会场西面，现在县上最大的一所中学的旧址，在当时是集上最高的建筑——一座用土坯砌成的洋教堂。他听过那里面老唱“天主爱我，我爱天主……”洋教堂上有个尖尖的小塔，塔里面有口小铜钟。要是逢集那天正是礼拜，你听吧，那口钟就丁儿当儿地晃荡起来，隔七八里路都能听见，惊得家鸽子和野老鸹成群成群地扑腾扑腾乱飞。中学前面的操场，是过去洋教堂的花园。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西红柿。那藤条上垂下的又红又大的洋果果子，曾使他多少次流连忘返。啊，那是什么年月！人经的事情少，见的世面少，人也就那么单纯朴实。
批斗大会的台子下面，正是当年姜麻子开的包子铺，带卖羊杂碎汤。这是那时县上最高级的食堂。铺子前面老是飘出如雾的蒸气，香味四溢，集上几乎所有的狗都集中在这里。
“嗬，刚出笼的热包子咧！一咬一嘴油……咋的？小兄弟，来一盘吧？”那时候，卖吃食不论斤两。
他摸摸怀里的烙饼，咽下一口口水。老爹死得早，光阴就靠他这个少年人维持，他已经懂得算计了。
“来碗杂碎汤吧。”
“好——一咧！”
姜麻子真舍得放作料。热腾腾的杂碎汤上浮着厚厚的一层辣椒油，再撤一撮香菜，有红有绿，看着就叫人嘴馋。杂碎汤沾烙饼，吃得满头冒热汗。后来，姜麻子看他大小也是个顶门户的掌柜的——黄河边上，地广人稀，许多贫农也有自己的土地——干脆给他立了个折子。那种红皮折子，现在已经失传了，就和台上宣传队的手风琴一样，一拉好长，合起来像本小红书。吃一碗杂碎汤，在上面记上一笔，庄稼熟了以后再结账……
可是，现在，姜麻子也低着脑袋站在一大帮等着上台给贺立德陪绑的牛鬼蛇神中间。原先老剃得光光的青皮头顶上，枯焦的乱发像经了霜的三棱草。挂在脖子上代替那肮脏的羊皮围裙的，是一块写着“反动资本家”的大牌子，他知道姜麻子的包子铺里，伙计自来就是姜麻子的老婆儿女。咋成了资本家呢？
他再扭过脖子看看县委大院，更是感慨万端。在这里，他平生第一次领悟到什么是荣誉感。他曾胸脯上别着红布条条，展直腰板在这过去是镇公所的大门进进出出。正因为它是过去的镇公所，他才真正体会到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在地方军阀统治时代，黄灌区的农民吃穿倒能勉强凑合，就是征兵、派粮、闹匪受不了，从他能赶毛驴来赶集的年岁起，每年都得被拽来受一次“国民兵训练”。后来，干脆把他征了兵，穿上了二尺半。来镇公所集中的那一天，小脚的寡妇妈骑在毛驴上，由弟弟陪着，哭哭啼啼地一定要跟着来送他。到了集上，还在如今盖了县医院的小照相馆照了张相。妈说，照个相，人的霉影影子就脱在纸上了，人就能转运，忍痛花了五升米的价钱。现在那张发黄的相片还挂在一长溜形形色色的奖状中间。相片前面，是一盆白不滋拉的叫不上名字的花，人背后挂着黑不溜秋的布单子；母子三人都耷拉着八字眉，哭丧着脸，呆若木鸡，真是一副倒霉相。
但是，霉影影子虽然脱在纸片片上了，人却没转运。他披了两年黄皮，因为木马、单杠、石锁耍得好，各项操练一学就会，眼看要补上个班长时，弟弟却得了绞肠痧，请神婆子下了一晚上大神，没救过来，一命呜呼了。
他跑去请假，又叫刚从“中央步校”受训回来的连长半文半白地勉了一顿：“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勘乱未果，何以顾家？”他一气之下，半夜趁站岗的机会闯进连部，一把把连长从床上拽下来，先用袜子堵上嘴，一边揍一边骂：“驴日的，我叫你养兵！驴日的，我叫你养兵！……”直到小白脸连长断了气，才知道闯了祸，扔下枪跑回老家。
当然，家里是待不住的。第二天凌晨，魏德富划着羊皮筏子送他过了黄河，逃到了蒙古地的大草原，投到山西人开的羊柜上当了个羊把式。和游牧的蒙古人打了两年交道，家乡解放了，他终于回了家。这时，才知道老妈已经死了，全靠乡亲们照顾给埋在庄子西边的高岗上，家里的房子物什也靠乡亲们保存下来。人出过远门，遭过难，才知乡土亲。从此他就一心一意给乡亲们办起了公事，走到“官面”上来了。
也就在这时，也就在这个集上，他第一次见到贺立德。那时县委大院还没修起来，贺立德笑眯眯地站在镇公所门口的高台阶上，迎接他们这些贫农代表。他激动地握着贺立德软绵绵的手，曾把对共产党的感情全部倾注在这个政委身上。
贺立德那时可精神啦。国字脸放着红光，眼睛不大，但炯炯有神，高颧骨，大腮帮，还留着城里人那种偏分头。贺立德给他们作报告，讲党课，三句话离不开个“老实说”，还有一句话他永远也没有搞懂，叫“铁的逻辑”……可是，现在……
贺立德在浪翻雷鸣的口号声中被押上台来，他瞪起细长的鹰眼，惊得闭住了气。要不是这个人胸前的大牌子上有“贺立德”三个字，他根本认不出来了：偏分头剃成了阴阳头，两颊深陷，面色灰白，上面还有青一块紫一块的淤血斑。“造反派”把他的胳膊向后一扭，往上一抬，他龇牙咧嘴的，整个面孔可怕地拧成一团。
接着，事先准备好的“造反派”拿着稿子上台来揭发贺立德的“三反罪行”。首先提到的是六○年的“双打”。
“糟了！”他不由自主地偷偷看了看两边的人，低下了脑袋。“要提‘双打’，我也跑不了。”
幸好，发言的“造反派”掀过一页稿纸，“双打”也就算揭过去了。随后就是数落贺立德的历史。说贺立德年轻的时候在西安参加过三青团，说他是胡宗南派到延安来的特务，要不，为啥家里开着中药铺，放着少东家不当，要跑到山沟沟里去住窑洞？这些，他却听得津津有味。
折腾到中午，批斗告一段落。散了会，全县“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的司令吴尚荣——一个修造厂的工人，特地在人群里找着他，拉他到“司令部”去吃中饭。
“走吧，老魏，我还要跟你谈谈哩。”吴尚荣也穿一身绿军装，胳膊上的红袖箍有半尺宽，胸前戴着一个有碗口大的像章，喉咙沙哑地说，“你是全县农民里头有影响的人物，咱们工人干部正要得到贫下中农的支持哩。”
“嗐！咱们农民有啥力量，一个个都是榆木脑袋。”他听着不是找自己算“双打”的账，于是装作傻乎乎的样子。
“你看你，农民也要关心国家大事嘛。”吴尚荣却很严肃认真，“现时党里出现了修正主义，咱们工人农民不关心，谁关心？走、走，咱们边吃边谈。”
“人家是官，势力好大哩，咱们小百姓关心顶啥用？别闹得草人人儿放火——自身难保！”他果真变成颗榆木脑袋，站在原地不动。
“哎呀！……唉，也难怪，住在乡下，又受了好多年蒙蔽。”吴尚荣并不责怪他无知，仿佛挺可怜他似地开导说，“他们搞修正主义，咱们就起来造反呀。毛主席早说过了，‘造反有理’，谁不知道你在旧社会里都敢造反，是个天生下来的造反派？走、走、走……”
这话不假。他把小白脸连长捶死以后，国民党省政府和师管区四处张榜通缉他，反而使他在这一带成了传奇式的英雄。
“还反啥哩，过去的事，马尾穿豆腐，不能提啦……”他心不在焉地嘟哝着，眼睛却瞄着吴尚荣的身后：这时，两个造反派正押着贺立德站在县中学厕所门口。厕所里显然在赶人，人们一个个提着裤子往外跑。他脑子一转，赶紧捂着肚子。“好吧。我这两天肚子闹病，先去一下，等会儿我到司令部——不是工办大楼吗？找你去。”
说完，他甩下“革造联”的大司令吴尚荣，弯着腰向厕所急急忙忙地跑去。在门口站岗的“造反派”看他是刚才跟他们的司令谈得很亲热的老乡，把他放进去了。
唉，十七年前，在镇公所的高台阶上和贺立德握手的时候，他想炸脑袋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到这种肮脏的地方来找贺立德。
“老贺……”
他在贺立德旁边的坑上蹲了一会儿，听外面没有动静，轻轻地招呼了一声。过去，他喊贺立德“贺政委”、“贺县长”、“贺书记”、“贺主任”，而这一声“老贺”，就把全部过程轻轻抹掉了，他一下子和“县长”、“政委”站在平等的地位上来了。
“啊、啊……你还敢……”
贺立德根本没想到他在现在会用这种亲热的口吻招呼自己，他进来时连看也不敢看他一眼。听到他一声“老贺”，贺立德的眼泪不由得扑扑地往下滴答。
“老贺，唉！啧……”
他不善于表达细腻的感情，这一“唉”、一“啧”，已经显示了他的全部心情了。
“老贺，这个，你先拿去花着。”他从棉裤口袋里掏出准备来县上顺便给娃娃买布的十块钱。“你让人押着，一定很不方便，需要啥，我以后想办法给你送来。”他知道贺立德的爱人早几年死在县医院，没人给贺立德送东西。
“哎呀！这，太，太……他们把我从宿舍里拖出来，什么也没带，连烟……这，太……”贺立德赶紧用手背抹去眼泪，接过钱慌忙揣进棉袄里边的口袋。
这又是想炸脑袋也想不到的事；贺立德为了十块钱竟会对他如此感激涕零。一股怒火从他这个剽悍的汉子胸中蹿上来，他咬牙切齿地说：
“他妈的！我看这帮家伙，纯粹是反革命！”
“嘘——”贺立德却吓得一哆嗦，探出脖子向厕所门外惊惶地望了望。“哎呀！这话是错误的呀，千万不敢说呀……”
嘿！都落到什么地步了，还连句话也不敢说！他斜眼一膘，看见贺立德那副畏畏葸葸的样子，又埋怨起贺立德来：
“老贺，你呀，应该跟他们斗才对，明里斗不过就暗里斗！”
“唉！怎么能斗呢？他们是中央首长支持的呀，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呀！”
“‘正确的、正确的’！那么他们说你过去这、过去那也是正确的？”他挖苦地说。
“唉！”贺立德沉重地叹息一声，头又懊丧地垂了下去，“三青团嘛，那是个外围组织，也可以说有的。可我到延安就交代了呀。唉，真倒霉！老实说，不是为了这个，我早上去了。凭我这资格，何至于解放大西北的时候分在这穷山恶水来当个县级干部。可是，说是特务，老实说，那，连影子也不沾边呀！”
他侧过脸，皱着眉头盯着贺立德，像要把这个人看透一般。啊，被打成这副模样也不敢抗争一句，懊恼的却是在分配工作上委屈了自己。“穷山恶水”这个词他在旧社会当兵时听见过，下面紧跟着的是“淫妇刁民”。原来，你在咱们这儿当了十几年官，却压根不爱咱们这个地方，不爱咱们老百姓！你看人家尤小舟，当了“右倾”还惦念着庄户人，倒了霉，也没丢了共产党员的骨气。像你？活该！他后悔自己白白扔了十块钱，狠狠地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老魏，”贺立德没有理会他啐唾沫的意思，这本来是蹲在厕所里常见的动作，倒把他当作难中知己。“你看怎么办？他们死命打我，非叫我承认是特务不可。你看这手指头让筷子夹的，老实说，真受不了啊……”
“哦，”他斜睨了一眼贺立德那只青紫肿胀的手，怜悯之情又油然而生，不管咋说，他在镇公所的高台阶上握的就是这只手。
“你呀，你这个人，也是读书本、本子读傻了，你不会就胡应承下来么？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越编得大越好，反正脱过了挨打就行了。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
他靠在毛驴车的栏板上，仰望着头上灿烂的群星。回忆到这里，他不觉意味深长地笑了。
在星空中，横亘着一条巨大的明亮的光带，气魄宏伟地把夜空划为两半。在光带两侧，聚集着无数闪烁的小星，密密麻麻的，像河上迷蒙的雾气，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氛。老一辈人常说，天上的一颗星主宰着地上一个人的命运。那么，哪颗星是主宰我的呢，哪颗星又是主宰贺立德的呢？如果这话不假，那两颗星星一定离得不远，而且是互相映衬的吧？
真的，人真像是被神秘的命运支配主宰着的。他这个没有文化的庄户人蹲在厕所里教给贺立德的鬼点子——而这正是他过去对贺立德使用过的办法，在贺立德当时听来却成了金玉良言，后来果真那么做了，对“造反派”胡诌了一通。那些光会喊“滚他妈的蛋”的“造反派”大喜过望，如获至宝，不但不再折磨他，还把他当成一个确有悔改表现的阶级敌人的典型放回了家。可是，过不多久，解放军对这个地区实行了军管，当然要先拣重大的案子查，贺立德马上就跳出来翻案。也不知他胡诌了些什么，害得十几名解放军的外调人员夹着公文包，西安、北京、天津、兰州，跑了个遍，汽车、火车、飞机行程数万里，花了国家几千元差旅费，才弄清楚是个大冤案。而贺立德也就光明正大地以革命领导干部的身份进入了地区革委会的领导班子。从此，老贺官运亨通，历经一九六八年以后中国的所有政治运动，再没有受过罪。
看来，命运就是无数未知的偶然性遇合的现实性。如果那天他没去参加批斗会，如果贺立德批斗完了没去上厕所，如果他在臭气熏人的茅坑上不是这样教贺立德，只泛泛地安慰几句，或陪着洒几滴无济于事的眼泪，那今天会是种什么局面呢？也许，老贺没有开窍，糊里糊涂地被整死了——这样含冤而死的人还少么？也许老贺会受不了“造反派”的逼供而自寻了死路——这样的事情也不是没有，而且贺立德那时的确到了绝望的地步。那么，贺立德这颗福星就不能再分给他光泽了，他那颗星也就黯然失色了。
然而，幸运就在这里，幸运就在这样一句话。啊，命运啊命运……
可是，事情还并不到此为止。
他从厕所钻出来，向广场走去的时候，发现站在厕所门口的两个学生模样的“造反派”一直用怀疑的眼光盯着他。两人嘀咕了几句话后，又分出一个人照直对他赶来。虽说那时候“造反派”们还没有弄上枪，他对付这样两个娃娃绰绰有余，但人家是一帮人，惹了是非是不会有他便宜的。再摸摸裤子口袋，钱全给了贺立德，现在又没有姜麻子那本红皮折子；语录本光能念，当不了饭吃。于是，他灵机一动，踅过脚跟向县委大院旁边的那座青灰色的两层砖房，所谓的工办大楼走去。
从此，他踏进了一个动荡剧烈的政治活动的圈子，并凭着他农民的狡黠和机敏，凭着他的良心和理性，也和贺立德一样一帆风顺，左右逢源。因为如此，后来县上的人根据他的姓——魏，给他取了个外号，都在他背后用一种既亲昵敬佩，又鄙视妒忌的口吻称他——“半个鬼”！
第四章
黄河那边，先是泛出朦胧的鱼肚色的光亮，不大一会儿，一轮橘色的月亮就在沙坡顶上悬起，徐徐地散射出黄澄澄的光华。前方那片小树林，一边沐着月光，一边蒙着浓厚的阴影，看起来神秘而又绮丽。古道上的车辙，在月光的斜照下更显得凹凸不平，更显得漫长得没有尽头了。
有一阵子，田野和荒滩一下子变得寂静肃穆，像惊讶地向月亮表示敬意一般。随即，黄河那边吹来了一股飘忽的、温暖的夜风，传来了水声和闷雷似的沙岸崩塌声，并且更加清晰，更加震撼人心了。
毛驴车蹈蹈地走着。驴也有夜眼，老一辈人是这么说的，就是它左前腿内侧的那块灰黑色的疤瘌。所以人坐在驴车上不用赶，它自己会认识路的。
他躺在栏板上，默默地聆听着河水发出的一切音响。他甚至能听见河滩边上漩涡冲刷苇叶的沙沙声。那声音细微、急促，而又连续不断，使人不能不敬服苇叶的耐力、刚毅和顽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话不假。连河边生长的草草树树，都表现出一种坚韧的生命力和无畏的英雄气概。
唉！但是，说来惭愧，作为这个民族的个人来说，却不总是如此英雄的。譬如吧……想到这里，他收起了笑容，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这事情是从啥时候开始的呢？
开始是，整个世界好像一下子变得暗淡下来。天，仍然是那样的天，天上有太阳，有月亮，有云彩，小鸟啾啾地还在空中飞……似乎一如既往。但是，这一切的一切，热度、亮度和力度仿佛都减弱了。人的眼睛如同害了眼病，糊了一层厚厚的眵目糊，眼前所有的东西全蒙上忧郁的阴影……
果不其然，让尤小舟说中了，一场建国以来从未经过的困难来临了。
就在这样的一天，在县上开完整风整社的“三干会”，县委书记贺立德把他叫到办公室。
“情况虽然很严重，但我们还应该有信心，而且，我们还是有办法的。今年，我们还是要争取‘开门红’；要打破旧风俗，旧习惯，过个革命化的春节。你这个先进大队，一定要带头哟！”
贺立德微蹙着眉，坐在办公桌后面，虽然看起来这位县委书记也忧心忡忡，但说话的口气还是想鼓舞人心的。他坐在贺立德面前闷头不响。还怎么过“革命化的春节”呢？生产粮食的土地，好像遭到一场可怕的龙卷风的扫荡，在一夜之间刮得精光；听说，一车皮一车皮的吃食，运到庄户人听也没听过的叫啥“伯亚”的地方。门口贴的那副“放开壮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红对联还没有褪色，即使是魏家桥大队的食堂里也只能每天供应两顿米汤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听到什么“先进”、“带头”的话，简直不寒而栗。
“嗯，怎么不说话，同志，可不能右倾啊！老实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动摇，可是要犯错误的哟。尤小舟的教训咱们都应该吸取呀。”
他慢慢抬起头，接触到贺立德严厉的目光。霎时，一种不祥的预感在他心头跳了一下。果然，贺立德问他：
“你们大队，现在谁表现得最坏？”
他避开贺立德的眼睛，装作在考虑问题，脑子里却记起尤小舟那话：要时时刻刻保护好自己的乡亲……
“嗯，这个……现时都够坏的，叫谁出工谁不出工，出工也是不出力，说是害了浮肿病，干不动……”他闪烁其词地回答。
“嘿！魏天贵同志，老实说，你这种思想是十分糊涂的啦。什么浮肿病？那纯粹是阶级敌人造的谣！”贺立德不满地瞪了他一眼，不过还是耐心地开导说，“整风整社，首先就是打击坏人坏事。越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阶级敌人就越猖狂，这是个铁的逻辑。老实说，不打击坏人坏事，我们就不能领导群众度过困难。这是次运动哩。当然，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有极少数。你想想，谁的表现最坏？嗯？”贺立德把重青放在“最”字上。
“要说坏嘛，各有各的坏法。”他仍然不点具体人的名字，“富裕了，人人都不错。生活一困难，那真是‘洪洞县里没好人’哩。”
“哎呀！”贺立德被他搞得烦躁起来，“你一向精明能干的，这会儿怎么这样糊涂了？这场运动，我还准备先从你们大队试点，然后在全县铺开哩。同志，要争取走在运动的前头呀！”但是贺立德毕竟是个有修养的干部，他把面前的文件往旁边挪开一点，压了压自己的急躁情绪，又恢复常态说，“魏天贵同志，上面的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好人占百分之九十五，百分之五是地富反坏右和各种各样我们还没有发现的阶级敌人。老实说，我们这个省又比较特殊。解放前我们省不到一百万人口，可地方军阀的部队、政府里的公职人员就有十万。所以我们省比例就更大些了，‘双打’的任务就更重了。我们不按百分之十，也不按百分之五，最保守的估计，百分之二三的坏人总有的吧？你老实说，一百个人里头有没有两三个坏人？对呀！这你也承认有吧。按这个比例，你们大队四百多个社员，难道就没有七八个坏人？你好好想想。”
“嗯……是不是都得送去蹲劳改？”沉默了一会儿，他试探地问。
“这个嘛，那不一定，像你们这个一向先进的大队，当然不必要都送去劳改，挖出来，管制住就行了。但是，极坏的一两个，还是有必要法律制裁的。不这样，打不下坏人的气焰。”
看来，再没有讲价钱的余地了。他开始认真动起脑筋来，想着把谁送去蹲劳改合适。那“挖出来，管制住”的，不必操心，随便拿谁顶个数都行。管制不管制，在他手上哩。
全大队四百多个社员，他了如指掌：地主王海早死了，子女都在外面，有的教书，有的还当了干部。几户富农和他们的家属，现在胆子比兔子胆还小，干起活来比驴还听使唤，也不能昧了良心说人家坏。其余的都是贫农、中农。他扳过来、拨过去，觉得把谁送去蹲劳改都不合适，最后，精明剽悍的眼睛竟茫然起来。
“嗐！”贺立德又烦躁了，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手掌在文件上一拍，“这还用想么？老实说，就你庄子上的魏德富，偷得路断人稀，差一点就是土匪了！还有管制分子韩玉梅，到现在还拉社队干部下水。这都是摆在你鼻子底下的，还见不着么？你就把那两个坏家伙抓起来！唉，你平常主意蛮多的，在关键时刻却倒退了，魏天贵同志，你要好好检查检查你思想哩，老实说，最近一个时期，也不知道你怎么搞的，右倾得厉害。幸亏你不是国家正式干部……”
他挨了一顿批，骑着自行车从县上回来。寒风凛冽，砭人肌骨。月光晦暗，其色惨淡。前车轮在一块冻土疙瘩上一颠，车把一歪，他连车带人翻倒在路边的沟里。幸好，哪里也没有摔伤。他就势坐在沟边的土坎上想开了心思。
魏德富，是他自小一起打驴仗的小伙伴。青年时代，他们又一起渡过黄河，逃到了内蒙古。魏德富本来是不用逃的，他没有犯法，只不过为了送他。那天凌晨，魏德富一面划着羊皮筏子，一面唱着：“我说当兵的，没个好东西！一把把我拉到高粱地呀，我说当兵的……”过了河，把筏子一扔，说了声：“我也跟你走吧，到大草原上开开眼界……”就跟他走了。到了内蒙古，魏德富也不给山西人的羊柜好好放羊，整天在草原上东游西窜，在蒙古包里吃饱喝足，临走还要顺手牵羊。家乡解放了，他们俩一起回来。土改分地以后，魏德富安安生生地捏了几年锹把子；娶了妻，生了子，老老实实地当了庄户人。可是，自开始“低标准，瓜菜代”，这个人的老毛病又复发了。
他何尝不知道魏德富“偷得路断人稀”。不过，兔子不吃窝边草，魏德富从不动魏家桥大队的一草一木。再说，他五个娃娃，就像春天在河滩上插的柳栽子一样，高矮上下差不了多少，最大的一个才九岁。不偷，拿什么养活他们呢？
黄河冻结了，听不到哗哗的水响。但他仍不沉默，还在以冰层威严的拆裂声不可抗拒地显示着自己的伟大、永恒和内在的生命力。“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他耳边好像又响起了尤小舟的歌，歌声隐隐约约，若有若无，因而失去了雄伟壮烈的神韵，变得如丝如缕，如泣如诉，如怨如慕……他深深地低下了头去。
“人民，不在书本、本子上，不在报纸上，就在你的周围，就是你的乡亲……”这话不假。但是，贺立德的话也有他“铁的逻辑”。不是吗？第一，阶级敌人完全可能趁咱们困难的时候来捣乱。这时候不捣乱，还等啥时候？第二，全国有百分之五的坏人，决没有估计过头。反过来说，这百分之五的坏人也不会只在书本上，在报纸上，也肯定在自己的周围。那么，按百分之二三的比例层层分配下来，不是很合理的么？魏家桥没有，别的地方也没有？说不定更多哩！
月亮下去了，寒风刮得更厉害。那阵子，农村连报晓的公鸡也给宰了，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总快天亮了吧……他坐在沟边的土坎上想了一晚上，终于让他想出了一个应付的办法。
第二天晚上，他到魏德富家里去了。
魏德富的土坯房盖在庄子东头，房后是一条大路。和一般农户的土坯房一样，有个前后院，前院栽了几株杂树，后院是露天的厕所和自留的羊栏，羊栏里的羊早宰了吃肉了，堆了些分来的柴草。“低标准”开始，魏德富马上在临路的后墙上掏了个洞。这个洞就是他晚上出入的后门。
“嚯！大书记来了。难得难得！”他一进门，魏德富含着隐约的敌意斜睨着他。“咋？今天是来看你大哥发了财，还是来看你大哥的苦光阴的？”
说着，魏德富掀开锅盖，铲出一个掺了树叶的糠饼子递给他。
“吃吧，好歹是个客。”
“算了吧。”他知道现在一个糠饼子的价值，小心翼翼地把糠饼子放在锅盖上——要是撂重了点，饼子就会散成一摊碎未。“我吃了来的。”
“吃吧，没啥！”魏德富十分慷慨，“嘿，一顿饭、两顿饭我还管得起。有人说我魏德富一晚上能偷八十只鸡，那是瞎话，反正只要我出去，总不能空手回来，别看刮得精光，咱们这儿，可遍地有黄金呀！”
他在炕沿上，挨着一串娃娃的脑袋坐下。土墙上挂着一盏直冒烟的油灯，烧的绝不是花钱打来的煤油，而是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柴油。屋子里郁积着一股难闻的油烟味、糠菜味和破衣烂鞋的霉臭味。魏德富两手抱着肘子站在锅台旁边，用警惕的眼神盯着他。这个人头发、胡子、眼珠子全是黄的，自小人都喊他“黄毛鬼”，现在瘦成了干柴，让人看起来如同被火燎过的一样，毛焦皮黑的。
“嗳，你有馍馍么？”魏德富最小的那个四岁的娃娃从黑腻腻的被窝里钻出来，露着光脊梁，伸出通红的小手掏他的口袋。这一下，其余四个黄毛脑袋全钻出来，抬眼贪婪地瞅着他，像要把他吞下去一般。
“你别他妈的坐飞机吹喇叭——响（想）得高！”魏德富打了儿子脏手一巴掌，“书记的口袋里光有报纸，没有吃的。睡好！”
五个娃娃我看看你，你看看我，委屈地缩进了被窝。他们盖着一床破被，炕那头的往那头拽，炕这边的往这边扯，被子就跟筛子一样来回摆。他闷声不响地坐了会儿，手指头在脖子上搓着泥条，实在想不出一句合适的开场白。忽然他看见里屋的门帘可疑地动弹了一下，便问：
“大嫂呢？”
魏德富掉过脸，向里屋叫道：“出来吧，咱明人不做暗事。”又用挑衅的神情对他说，“她正在加工粮食。”
“咋加工粮食？”
“咋加工粮食？就是用砖头磨稻子呗。磨出来的大米做的饭照样香！”
他想起了罗渠大队的谷场上丢了一包稻子的事。
“你呀……”
“你别你呀你的！”“黄毛鬼”却陡然发开了火，龇出黄牙狞笑着喊道，“那你拿粮食来呀！我干活了没有？我干活你为啥不让吃饱？你他妈‘大跃进’那会儿跟咱们说得天花乱坠：啥明天就到共产主义了，啥科学进步，工厂里用空气也能造大米了！那是不是你嘴里放出的屁？你说！好！你现在就拿空气做的大米来填活我们……”“黄毛鬼”气得直哼哼，舌头光在嘴里打转。
“那，那……我也当作是真的哩。那，你就不兴我犯个错误？”
“对啦！那兴儿犯错误就不兴我犯错误？”“黄毛鬼”两手又抱起肘子，傲岸地瞄着他。“我就这样了，你大书记看着办吧！”
“咳！你呀，”他干咳了一声，谨慎地暗示“黄毛鬼”，“可错误总是错误，我犯了，我以后不说大话就是了。你呢，瓦罐不离井口破，只要来得回数多。老这么干下去，非出事不行，到那时候……我看啦，再说咱们这儿遍地有黄金，还不如再上一次内蒙古哩，你忘了？大草原上好活人。到了那儿……”
“嗳，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火燃得快，熄得也快。魏德富马上消除了敌意，点了一根“喇叭筒”，一步跨到锅台上蹲下。“天贵，我不把你当外人，我正准备这么干哩。实话告诉你，我连路上的干粮都烙下了……”
“黄毛鬼”一面兴奋地说着他的计划，一面抽那根用茄子叶子掺辣椒叶子卷的“喇叭筒”，熏得他连气都喘不上来。而这时，“黄毛鬼”的女人眨巴着睫毛倒生的烂眼睛，掀开帘子从里屋出来，带着哭腔打断她男人的话：
“他兄弟，他一走，这一群娃娃咋办呀？你看，我这苦命……”
“咋办？都守在一块儿饿死呀！”“黄毛鬼”朝他女人啐了一口，又指爹吼娘地骂了一顿。“你妇道人家少插嘴。嫌跟我命苦，你他妈的改嫁，我要拦你都不姓魏！”
“行啦，德富，别吓着娃娃。”他呵止住“黄毛鬼”，又掉过头细声细气地诱劝烂眼圈女人。“大嫂，德富一走，家里虽少了个劳力，可他那份口粮我不扣你的，你到食堂照样打七份饭。少了一张嘴，多了一份口粮，还是划算得过来。他出去躲个一两年，困难时期过了再回来。这有啥不好？要走，还得早走，要是过了春节，黄河的冰一酥，过河可就困难了……”
烂眼圈女人是个没主意的庄户人，垂下头，揉着泪水总不干的眼睛，不吱声了。魏德富咧开嘴笑了一笑，说：
“天贵，你呀，装龙是龙，装虎是虎，装个狮子能舞，嘴皮子就是活，要不怎么当干部呢？我说了几天也没说转她……好，咱就这样定了！”
魏德富就这样走了，可他没想到“黄毛鬼”一去就杳无音讯。头两年还好，“低标准”一过，烂眼圈女人就天天跑到他家来吵着要人。文化大革命那年，她听了县上一帮对立面的唆使，成天拽着他的衣裳哭着喊着叫“还人来”，说她的男人是书记撺掇跑的，弄得他有口难言，能跟这样没见识的婆娘说，要不叫她男人跑内蒙古，她男人就得去蹲劳改么？能告诉她这是他的三十六计之一么？……呸！他受了一肚子冤枉！
接下来的这段往事，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来的时候，总引起一种充满柔情的心荡神驰，一种“早知如此，悔不当初”的怅惘，一种真正的男子汉的激情的冲动……
从“黄毛鬼”家出来，夜寒如冰，星斗满天，“低标准”时期，家家都睡得早，庄子上一片漆黑。只有水井旁边的那户人家还亮着昏黄的灯光。这一家，也和“黄毛鬼”一样，是有办法搞来点灯油的，他踌躇了一会儿，然后跺跺冻得冰凉的脚，拖着迟疑的步子向那家走去……
贺立德说他们这儿是“穷山恶水”，怪不得他听了不舒服。第一，这儿离山还远得很哪；第二，“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他们这个河套地区沾尽了黄河水的便利，年种年收，旱涝无虞。要说是“淫妇刁民”呢，贺立德当然并没有这个意思。不过，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在地方军阀统治时代，这个地区几乎每一个男人都被征去当过兵，庄户人没有什么主见，不管本人原来的品质如何，在旧军队里混上两年，或多或少都得沾上些“丘八”的习气，譬如“黄毛鬼”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这个偏僻的河滩，庄户人都是历年逃荒来的灾民和在家乡吃了官司的穷人，他们自己传说是从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来的，其实北方各省人都有，他们的祖先有的挑着箩筐，有的推着独轮车，拖儿带女地来到这芦草丛生而又土地肥沃的荒滩上。有许多年，他们是天不管地不管的，待这一个军阀巩固了自己夺得的重要市镇，刚要把手伸到这个河滩来时，就被另一个军阀打跑了。如此周而复始，荒村成了世外桃源。这样，他们的文化教育就靠着一部《百家姓》，道德教育就靠游乡串村的说书人嘴里那些封建而又反封建的故事。后来，国民党地方军阀统治了他们，成年男子被抓走了，庄子上碰头磕脑地尽是些妇女，在既无宗法束缚，又极少血缘关系的情况下，这一带就和十九世纪哥萨克的顿河区一样，两性关系终于按照纯自然的需要随便开了。
旧社会，有一个口歌说的是这一带的特点：“车轱辘大老牛小，堡位垒房房不倒，蚊子叮人赶不跑，哥哥翻墙狗不咬。”这虽不能全然概括，但作为民间口头创作来说，语言还是比较凝练的。
解放后，在军阀部队当兵的男人绝大多数都回来了。经过历次运动的正面教育，虽然还是车轱辘大老牛小，虽然还是用垡垃垒房，虽然蚊子仍然凶猛得很，但“哥哥”翻墙头的事确实少见了，即使有的老情人还藕断丝连，也只好趁在田间干活的时候脉脉含情地瞟上一眼罢了。但是，“低标准”一到，尽管人连饭也吃不饱，路也走不动，风气却又歪了起来。所不同的是，这里面已经没有丝毫的感情基础，田园牧歌式的罗曼蒂克已荡然无存了。
贺立德，作为一个全县十万人口的主宰，能向他魏天贵一语道出韩玉梅的名字，说明贺书记还是明察秋毫、事无巨细皆存于心的父母官——不错，韩玉梅就是这样一个风流种子。
他走到水井旁边停下了。朔风阵阵，夜色朦胧。水井上结了很厚的一层坚冰，就像蜡烛上流下的蜡泪，凝固在石井栏的四周，上面呈现出一道道光洁的自然径流。他们全庄子上的人，自有庄子以来就喝这口井的水。固然庄子上还有好几口井，却都不如这口井的水甜，他一年不知要挑着桶来这里多少回。记不清是哪一年了，总是合作化以后，“大跃进”以前，有一次他挑着桶来到井边，一眼瞅见大约有十五六岁的韩玉梅，猛然惊异这个自小看大的丫头变了模样：真是黄毛丫头十八变！他还笑着对韩玉梅鳏居的老爹说，你真有老来福咧，你家的丫头越长越水灵了哩。韩玉梅的老爹有点手艺，一边给社里喂马，一边在滩上割些芨芨编笆子、背斗、粮苫，逢集时上集上一卖，能闹几个零花钱，日子过得还不错。当时，韩老汉跟他说，姑娘长得水灵不是好事，“自古红颜多薄命”，以后，还要请他这个“大贵人”多看待一点。尔后，韩老汉突然害了“羊毛疗”——症状是肚子剧烈疼痛——一命归天了，韩玉梅却如出水芙蓉，越长越招人爱。一些大男人——有没成家的小尕子，也有成了家的庄户人——在干活的时候两眼总在她身上瞟来瞟去，不过，那时候庄户人都学规矩了点，已不敢十分放肆，只是疯言疯语地撩拨她而已，这些，他都看在眼里。不久，“大跃进”开始了，省城的棉纺厂要工人，他头一个就报上韩玉梅的名字。体检合格，下来了通知书，韩玉梅把家里的东西卖的卖，送的送，光留下没人买的房子。临走那天，韩玉梅又到他这个社长兼书记家来道谢，长睫毛眨巴眨巴地，大眼睛忽闪忽闪地，花辫子甩咻甩咻地，一口一个“大叔”，叫得他心里甜甜地，闹得他也忘了嘱咐她什么话了。
可是，她的好运不长，去了不到一年，就碰上一个什么运动，被厂里派人押送着回来。押送的人向他交代说，韩玉梅在棉纺厂里“拉干部下水”，和三个技术员、一个科长发生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民愤很大，影响极坏”，但念其年岁轻，出身好，只给予“开除厂籍，交当地政府管制劳动”的从宽处分。
那时，韩玉梅伶仃地站在地主王海家改的大队办公室当中，脚下撂着一个小铺盖卷，挺着已经隆起的大肚子，眼睛低垂着，长长的睫毛上沾着泪水，凄苦的脸上表现出一派委屈无告的神情。他看着可怜，押送的人一出门，他连半句话也没训，摆摆手，叹了口气，就打发她回家了。
不多久，他听说韩玉梅生了一个丫头，又叫他现在当记者的大儿子——那时刚十岁——偷偷地送去两包红糖。五九年，那两包红糖可是一般庄户人拿不出来的稀世珍品，要让他女人知道了，非闹翻天不行。
庄子上的事，大大小小，没有能瞒过他那蒙古型的鹰眼的。到了年底，他很快就知道了韩玉梅挂上了旁边罗渠大队的书记罗麻子，牵线的是庄子上有名的皮条婆姨罗寡妇——罗寡妇的娘家就在罗渠大队。要联系到韩玉梅过去的错误和被管制的身份，这的确是件应当追究的事，但是，不让她挂罗麻子，他魏天贵又拿什么去保证她母女俩的生活呢？她也会和“黄毛鬼”一样，对他吼叫：“那你拿粮食来呀！”山西梆子的《打金枝》里有这么一句唱词：“不瞎不聋，不做阿翁。”他只好学郭子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况且，这个地区的民风本来就没有把这些事看得很严重，“民不举，官不究”，随她去吧。
可是，现时上面要“究”开了！
咋办呢？能把她也像把“黄毛鬼”那样偷偷地支使到内蒙古去么？显然不行，她一个妇道人家还带着个吃奶的娃娃哩……唉！先说说去吧。
他谨慎地敲敲门。因为他知道，没准房里会蹦出罗渠大队的书记来。他们俩是平级，面子上可不好看。
幸好，这晚上韩玉梅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先把门开开一道缝，一见是他，刷地敞开了，一把攥住他的胳膊。
“哟！是书记，快进来。看你冻的，脸通红……”
不知怎么，第一句话就让他感到暖心。他自走到“官面”上后，听到过下面无数奉承话、马屁话，他并没有麻木，反而锻炼出一种敏锐的识别能力。这个女人刚刚的话和所配合的动作，他一下子就听出来完全出于下意识，出于纯粹的女性的关怀，蓦地，他心里甚至腾起一阵自责：她的遭遇，不也和他有关么？要是当年不把她送进城，就放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她多半不会落到这种下场吧。现在，她不叫他“大叔”，而改口叫他“书记”了，这不也说明了她的自卑感么？唉，真窝心……
“坐吧。你看，屋里乱的……我还没有收拾。”
韩玉梅拾掇着炕桌上的碗筷，他瞥了一眼：小碗里还剩下一撮黄米饭，碟子里有一截腌胡萝卜。六○年，这就是一顿珍馐佳撰了。他知道，这时候，凡是偷偷地藏下东西的或是偷偷地弄来东西的人家，都是在别人家睡觉以后才悄悄地吃宵夜的。韩玉梅不瞒他，也说明了她对他的信任。
“娃娃还好吧？”他在炕上坐下，偏过脸看看熟睡的婴儿，想用拉家常来开始这场困难的谈话。“取个啥名字？”
“杨会计给取了个名叫秀莲。前些日子净拉稀，我去神庙求了点香灰，治好了……”六○年，鬼神妖狐全部出洞，甚至盛传着政府要割女人xx头子去造原子弹的谣言，求香灰这事在农村已经不算稀罕了，但韩玉梅却不愿谈家常，从炕桌那边凑过脸，像检查病情似地凝视着他说，“这些日子你瘦多了。腿该没有肿吧？要不，你要不嫌弃……我给你做顿黄米饭咋样？快得很，柴禾一燎就熟。”
“算了吧。”他摆摆手，咽了口口水。他是来给她做工作的，尽管他真的非常想吃一顿热腾腾、香喷喷的黄米饭，也不能这时候吃。
韩玉梅大概看出来他无事不登三宝殿，于是肘子支在炕桌上，手托着腮帮子，定定地看着他，再不吱声了。沉默了一会儿，他也掉过脸看了她一眼。
人说“山窝窝里出凤凰”，这话不假！“山窝窝”这个词当然是泛指穷乡僻壤而言，并不是专指山区。他们这个河套地区虽然也是穷乡僻壤，不过水土好，气候正常，妇女普遍长得水灵，但是，韩玉梅确实更为出众，不愧是凤凰中的凤凰。生了孩子以后，她眼睛、头发、皮肤的自然光泽，就像盛开的鲜花花瓣，即使在昏暗的油灯下也熠烟生辉。这一掉脸，看得他眼花缭乱，心里也不觉地动起了“做工作”以外的心思。
韩玉梅是个机灵鬼！看见他眼睛里一瞬间爆发出来的火花，先向他嫣然一笑，随即垂下头，温驯地等他说话。
他定了定神，把出窍的魂魄收了回来，严肃地干咳了一声，说：“韩玉梅，你知道我来干啥？”
他这个人就有这样的本事：说变脸就变脸。脸往下一拉，鹰眼一翻，眉毛一扬，在下面庄户人的眼里真有一股不怒而威的气势。韩玉梅偷偷地看看他的神色，坐端正了点，手也不觉地从腮帮子上收下来，停了一会儿，她眨巴着覆盖着长长睫毛的大眼睛，畏懦地说：
“是我……不好。可我怕书记操心，才……要不，娘儿俩咋活呀，娃娃正吃着奶……找你书记，我也知道你没办法……我又不像德富叔有本事，去……只好……”说着，韩玉梅哀哀切切地流出了眼泪。
“行了，行了！别说了！”
他知道她说的是实情，苦恼地闭了闭眼睛，两腮的咀嚼肌突突地颤动着，用手掌止住她的话。
“可是……”停了好久，他又皱蹙着眉头说，“你别净找社队的干部呀，你想，你挂的是啥人？跟你好了，上面听到一点风，他马上把责任推给你，倒把你说得一钱不值……”
“我……谁找的他呀？他要来，人家手里有粮食，我……缺的又是这个，要是饿得没了奶，娃娃就……”韩玉梅用手背抹了抹眼泪，又擤了一把鼻涕。“现时，只有这样的人手里有东西呀，庄户人连自己……”
是的，庄户人连自己的肚子还顾不过来，哪有心思花粮食来寻欢作乐？他无话可说了。
然而，女人毕竟是女人，韩玉梅悲悲戚戚地抽泣了一会儿，蓦地又面露喜色，好像猛地想起了什么，一翻身转向炕旮旯里掏腾起来。
“书记，我还有个好物件哩！我看还能卖几个钱，度过饥荒……”
她拿出一个小手帕包，外一层里一层地抖落开，笑盈盈地把一个亮晶晶的玩意儿托在手掌上。
他一看，是块手表。拿起来放在耳朵边听听，不响；摇了摇，还是不响。他又拧拧表把子，表把子就跟石臼里的捣蒜棒槌一样，在表壳里晃里晃当的。他那时虽然还没戴上表，但在庄户人里头还算见过世面的人——这块表纯粹是废铁！
“这就是那个科长给我的。原先，他跟我说没结婚，要娶我……”韩玉梅说到这里，脸上泛起了红晕。“他拿着这玩意儿，说是跟我订婚，我才跟他……他，他还说这表是瑞士造的。瑞士在哪儿呀？”
“瑞士？那，那在上海那边吧。我问你，他给你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呀？”
“可不！给我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呗！后来我一直包得严严的。”
韩玉梅拿起它，戴在右手腕上，伸到昏黄的灯光下转动着，自我欣赏起来，她的手腕白嫩白嫩的，表带闪亮闪亮的，倒也好看。他看着她那副傻乎乎的样子，心里已经明白究竟是她“勾引干部”，还是败类干部勾引她了。但他又不忍心破坏她的兴致和幻想，只是不觉地叹了口气。
“这个……你自己留下吧，别卖了。以后呢，不出一个月，队里保险给你搞些粮食来，你要相信集体哩，集体总能帮你渡过困难。你呢，也别……跟人胡来了。再找个婆家，正正经经过日子，你看，行不行？”
“那……当然好。”韩玉梅摘下手表，却又无趣地说，“只怕……现时没人要我。”
“咋会没人要你？你这么水灵，谁看了不喜欢？找个外乡人。找来了，我就给他安户口，分粮食，怕啥？你的历史，还不是由我说了算！”的确，庄户人的命运就在他嘴皮子上翻着哩。
韩玉梅想了想，仰起粉嫩的脸蛋，噙着一泡泪水深情地望着他，对他的提议不置可否，却带着呜咽声说：
“书记，我就知道你是个大好人。我老爹在世的时候常这么说。我……我的心里一直想着……”
他忽地又觉得不能自持起来，赶紧摆了摆手，下了炕。
“算了吧，这些话都别说了，乡里乡亲的，你歇着吧。”
他刚要抬脚，陡然，韩玉梅叫他意想不到地扑过来死死地抱住他，一头扎进他的怀里，眼泪鼻涕全蹭在他袄襟上，像发了疯一样哽咽着喊道：
“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我心里早就想你哩！你的啥都在我眼睛里。你是个好人，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你跟那些鬼不一样……你给我红糖的时候我以为你会来哩，结果你不来……谁他妈的要跟那个罗麻子！我想你、想你、想你……”说着，韩玉梅又用拳头不停地在他肩膀和胸脯上乱捶。
他完全惊呆了。他活了三十多岁还从来没有享受过女人的爱情，而这爱情表现得如此突然、粗犷、奔放、热烈，如同火山爆发一般，燃烧的熔岩挟带着大量炽热的泥石流，能把一切草木顽石都熔化；又像黄河决了堤：泥浆迸溅，洪水横溢，咆哮翻滚，势不可挡，他低下头，看到一团青丝般的乱发在他眼前颤抖；在肮脏的衣领里，又看到她如雪似玉的肌肤。但他好像失音了一般，好像麻木了一般，既说不出话，也没有力量推开她。
“我知道你跟我婶过得不快活。我老想安慰安慰你。你太苦了，尽为大家伙儿操心。我能叫你快活，我啥也不要你的。真的，我啥也不要你的。我不要脸，可我挣下粮食来着。隔三下五的，晚上你就过来吃一顿饱饭。我再不跟人……就跟你……我也不嫁人。咱就这样一辈子。我要你快活……”
他的鼻子酸楚起来，眼睛不知不觉濡湿了。是的，他的家庭生活过得不快活，庄子上的人谁也不知道，这个细心而多情的女人却看出来了。
解放后，他从内蒙古回到老家，老妈死了，按庄户人的习惯，首先就要解决终身大事——“男儿无妻不成家”。那根本没有像现在他二儿子要求的啥“爱情”，找个媒人一说，男女双方的岁数、门第都相当，就娶过来呗。他女人娘家是放羊的羊倌，穷苦人出身，而过了门，才知道是个懒婆娘，一天到晚圪蹴在炕上，病恹恹的样子。可说她有病吧，还挺能吃，吃还要吃好的。生了娃娃，女人还不愿意做鞋做衣服，他只好求东家媳妇纳双底子，求西家大婶絮条棉裤，弄得他欠了一庄子的人情。庄户人，对女人的评判标准就是针线锅灶、鸡羊猪鸭，可他女人啥也不干，倒比过去王海家的地主婆还气派。他要不收拾房子，过不了三天家里就跟猪圈一样。他小脚的寡妇妈是个勤快人，后来别看他当的是地方军阀的兵，那个专给省政府看大门的警卫连对内务要求得还很严，所以他自小到大养成了一个爱整洁的习惯。这一来，屋里屋外仍然全得靠他一个人。他经常把娃娃打发出去，关起门用大巴掌扇她。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女人仍然故我，就是声势浩大的“大跃进”，也没把他女人“跃进”得勤快一点。想起来，他常常背着人掉泪，真像戏里唱的：“妻不贤，子不孝，无法可施。”他有浑身的本事，要有个《吕蒙正赶斋》里那样的“贤内助”，就如虎添翼了。可是，碰到这样的女人，有时半夜开完会回来还得自己点火做饭。他是个爱面子的男子汉，又当了支部书记，十来个庄子的头头，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望，只能忍气吞声地受窝囊气，胳膊折了往袖子里揣。
“咋样？别走了，啊，别走了，我不让你走……”韩玉梅摇晃着他，在他怀里扬起脸，一股热气喷在他脖子上。使他痒得心神摇荡。“我就跟你……再不跟别人……你说啥我听啥。”
“别、别……”
过了一会儿，他像从梦中刚醒过来，长长地吁了口气，微微推开她。“你现时正困难哩，咱不能……以后生活好了，咱们再……现时，不行，我心里有事。真的，我心里有事，等以后生活好了……”
韩玉梅好像也理解了，偎在他胸脯上，渐渐沉静下来，细嫩的手温柔地抚摸着他粗糙的脸膛，喃喃地说：
“我懂。你正作难哩……我改，我以后再不了，只要你……可，以后……咱们可一定……”
他点了点头，阔大的手掌揉搓着她柔软的、蓬松的头发，在一时冲动之下，又笨拙地亲了亲她的脸蛋。随即，轻轻推开她，毅然决然地跨出房门。
从韩玉梅家出来，他登登登地跑到井沿上，搬起一块大石头，一下子把冰砸得粉碎，抓起一把冰渣子填进嘴里，嚼得嘎崩嘎崩乱响。好半天，他胸中那股如火的情欲才慢慢平息下去。然后，他抹了抹嘴唇，像一匹被骗了的马一样，无精打采地走回家。
他女人给他开开门，不知怎么难得地殷勤起来，问他：“回来啦，饿么？我可是饿了……”
他瞪起冒火的鹰眼，出手一巴掌把女人打到墙角。
“你饿，吃屎去！”
旋即，他一个箭步冲到炕边，一蹿身上了炕，拉过被子蒙头便睡，连鞋也没脱。他女人莫名其妙地吃了颗窝心九，在地上茫然地站了一会儿，才悄悄地爬上炕，饿着肚子也不敢言喘了。
其实，他一夜也没合眼。
第二天天亮，他喝了碗照得见人影影子的菜汤，一个人跑到河边的防洪坝上去了。
“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尤小舟就是在这片河滩上唱歌的，身后，就是那天他趴着的土坡。“爬地虎”已经枯败了，一簇簇扎得挺挺的，显得更瘦小而又更尖利了。今晨没有风，不但黄河是冻结的，世界的一切，好像连空气也凝固住了似的。摇篮不摇了。歌词仿佛变成了他不认识的、毫无意义的字，要叫他煞费脑筋去思索它。他就这样坐着，想着，坐着，想着……
冬天日短，好大一阵子，太阳才费劲地从东岸沙坡上升上来，有气无力地蹲在沙坡顶上喘息。坡顶上横卧着一条干瘪的、疲倦的乌云。然而天空却是晴朗的，随着太阳挣扎着冉冉上升，乌云渐渐稀薄透亮，终于像一股烟似地化为乌有了。于是，黄河半透明的冰层和上面被风刮脏的残雪，像害肺痨的女人的面孔，泛出了病态的红晕，天气稍微暖和了一点。他在身边扒开一小片冰层，用手指头拨拉拨拉“爬地虎”的宿根，发现茎节上已经开始长出了点点像火柴头那么大的嫩芽。春天快来了，他拍拍巴掌上的土，对自己从贺立德那儿回来的路上设想的办法有了把握。
但是，关键还是需要一个人去蹲劳改。
这个差交不了，那就全盘落空。
就在这时，独眼郝三赶着一群乏羊到河滩上放牧来了。
“天贵，你知道么？天还没有亮，‘黄毛鬼’一个人背着铺盖过了河，八成又跑内蒙古了。”
他们是自小打着耍的伙伴，尽管他早已当了“官”，独眼郝三还叫他的大名。郝三用一根烂绳头拦腰系着破棉祆，啪哒啪哒地趿拉着一双露脚趾头的雨靴，过来在他旁边蹲下。郝三比他大不了几岁，但面孔黧黑，皱纹纵横，一张小脸只有巴掌宽，小脸上嵌着难看的独眼，所以看起来要比他老得多。
“我咋不知道，是我叫他走的。”他怏怏地说。
“你叫走的？为啥？你又不是没去过，内蒙古那边。一出几千里不见人，可不比咱们这儿哩。”
“管它比咱们这儿好。比咱们这儿孬！先躲过一关再说。要不，他就得蹲劳改哩。”他视而不见地望着在河滩上啃枯草的羊，不觉地把实话泄露了。
“蹲劳改？为啥？哧！就为偷那一把把粮食？这怕啥？叫我，就不怕！”
“你当然不怕，吃饱了，连屋里的小板凳都不饿。他可是一大家子人哩。”
“阿——哈咦！”独眼郝三大张开嘴，两臂伸得展展地，懒懒地打了个大哈欠，那只独眼也流出困乏的泪水。
“要说我呀，这日子，还真不如蹲劳改哩。去年劳改队来河边加防洪坝，嘟——吹哨吃饭，嘟——吹哨又吃饭。我他妈回去还得自己做饭，忙得烟熏火燎，饭还吃不饱……唉！”郝三放羊，吃饭总赶不上食堂敲钟。在羊圈忙到黑灯瞎火回家，又只有一只眼睛，做饭是他最头疼的事。
“哦！”听了郝三的抱怨，他心中古怪地一动，转过脸，认真地用锐利的目光打量着郝三，好像他过去不认识这个人一般……
要说独眼郝三呢，也真够可怜的。他刚生下来，爹就被地方军阀抓去当了兵。在兵营里受了一年多罪，想家想得杠子馍都吃不下，偷偷跑了回来。他爹哪有魏天贵机灵，那是个窝囊人，前脚进门，逮他的班长跟着他的后脚就到了。抓回营部，也没揭他的背花，也没关他禁闭，而是把他脱得赤条条的，五花大绑着撂在河滩上喂蚊子。卫兵在远远的地方站着，拢起一堆烟火看着他。他妈——就是郝三的奶奶，趴在儿子身边嚎天嚎地地替他赶蚊子。可是赶去一层又扑来一层，上下一抹一身淋漓的鲜血，蚊子的尸体能搓成条。这样，让蚊子叮了两天，叮死了。葬在庄子西边的高岗上以后，庄子上有人却跟她说：
“你赶啥呀！那头一层蚊子吃饭了就不飞啦，跟穿了件衣裳一样，罩在上头，第二层蚊子挤都挤不进去啦。你一赶，好，就跟那卫兵站岗一样，轮换着班来……那还有不叮死的！”
他奶奶听了很以为然，觉得儿子是死在自己手上的，竟一头栽进黄河。
郝三的妈，在当时也是这偏僻的河滩上的一只凤凰。原来她就守不住空房，曾在同一晚上约好两三个人，闹出不少笑话，成为庄子上茶余饭后的谈资，丈夫和婆婆都死后，碰上个从三盛公来这一带收羊皮的内蒙古人——听说那尕子长得又白净又精神，还唱得一口好“二人台”——没有认识两天，就撇下个不到两岁的娃娃跟那人跑了。
幸好，郝三已经断了奶，由他大伯收养下来。他大伯是个瘸子——这才没有被抓去当兵——一个人生活也够艰难的。饿了，大伯从炕洞里扒出个半生不熟的土豆撂给他；拉了，大伯从地上抓把土朝炕上一撒。日积月累，郝三等于在粪堆上睡着。大伯下地干活的时候，老是用根烂麻绳把他拴在炕上。有一天，他挣脱了烂麻绳想下地，却一个倒栽葱摔了下来，脸正好扑在炕洞旁边的掏灰筢子上。他大伯回来一看，他满脸是血，找了半天也没找见伤口在哪里。后来发现他一只眼窝瘪瘪的，才烧了些棉花灰捂住他的眼睛。
如此，他成了独眼郝三。
这样的娃娃，当然从小就受人欺负。打驴仗的时候，要是娃娃多毛驴少，独眼郝三就当驴让别的娃娃骑；柳拐子打飞了，要叫郝三用那只独眼去寻。可是，他魏天贵自小就照顾郝三，从没把他当驴骑过，还经常塞给他一点锅盔。别的娃娃打他，魏天贵总要替他报复，找个碴子也得揍那娃娃一顿。所以，郝三一直像一条忠实的狗一样跟着魏天贵。后来大了，魏天贵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苦恼，譬如对自己女人的不满等等，也会对他发发牢骚。他成了魏天贵的“布衣之交”。
既然是残废，就有他特殊的幸与不幸，幸运的是没受过当兵的苦，不幸的是娶不上老婆，解放以后还是条光棍……
“嘿，”他阴沉他说，“你的话也对。你的日子还真不如蹲劳改哩。”
“蹲劳改怕啥？三个饱一个倒，听说白穿衣服，一月还有几块钱零花哩，不就是干活嘛，我在外面不干活呀……”独眼郝三对蹲劳改很有兴趣，说得嘴角都冒出白沫。
“那你咋不去呢？”他冷冷地问。好像蹲劳改跟赶集一样平常。
“唉！蹲劳改还得有条件：要犯法，可我……”郝三眨眨独眼，沮丧起来。
“要犯法还不容易。”他脸上露出一丝阴险的微笑，指着那一群正在啃草的羊，“你把那羊捅倒几只。”
“哎哟，我的大书记咧！”独眼郝三往后一仰，两脚朝天地躺在防洪坝上，笑得全身打颤。“哈……你真能摆弄人咧……”
“你听着！”他猛地翻起身，揪着郝三的烂衣领，一把把郝三拽起来，咬着牙巴骨，下嘴唇可怕地向上撅着。
“你怕，我不怕！我把那羊捅倒几只，你去蹲劳改！咱们俩一起让庄子上的人吃饱肚子，咋样？……”
他一口气把事情的原委和他的计谋和盘端给郝三。
“咦，没听说过，蹲劳改还派任务……”郝三听了以后，歪着脑袋，一边怔怔地寻思，一边嘀咕。
“行啦！那事是你寻思不透的，你干不干吧？”
郝三翻翻独眼，迟疑地看看他。真叫去蹲劳改，郝三又有点顾虑了。
“你要不去，谁去？你替我想想。”他动员郝三，“你去蹲个几年，全大队四百多号社员，一千多口人还能混口饱饭。回来了，你还是个你，有啥不好？”
“那，我得蹲几年？”
他望了望那群羊，算计着庄子上的户口，“顶多蹲四年，咱打得宽宽的：五只羊一年。咱们捅它二十只。”
“唔，四年，那还差不多。”郝三考虑了一会儿，表示同意。“舍不得娃娃打不了狼，你就领着大伙儿干吧。可你得分给我一条后腿，让我临走的时候吃顿好肉。”
“行！”他一拍郝三的肩膀，霍地站起来，“带刀子没有？”
那条古道又弯向河沿。驴车慢慢走进了一段两边长着茂密的芦苇的地带。岸边的涡流轻轻地激荡着细嫩的苇草，发出柔和的沙沙声。河中间，浪涛拍击着浪涛，传来清脆的啪啪声。黄河水永不停歇，永不沉默，但她从来没有泄露过自己子孙的秘密，譬如，她决不会泄露这两个庄户人在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年元月的某一天，在她几乎和地球一样古老的岸边，在一座人迹不到的悬崖下面，干的这件不可告人的勾当。
“啊嚯……啊嚯……”
两个人一致了以后，兴高采烈地把那群羊从尤小舟唱歌的河滩赶到一处背人的悬崖下面。他接过郝三的刀子，一刀一只，一刀一只……羊本来就没一点反抗的力气，他又是当过羊把式的，练就了一套疱了解羊的本事，二十只羊一眨眼就捅倒了。
两人先痛痛快快地趴在羊脖子的创口上喝了一顿羊血，才嘻嘻哈哈地回家。到了家，他先打发社员去把羊背回来，皮扒了，肉分给社员，肉下到锅里以后，他才跑到县上去报案。
第二天清晨，公安局派的民警就来了。郝三让人押着走到庄子头上，向他眨眨那只独眼：
“喂，别的没啥，房子你可替我看好了。过了四年，我还回来哩。”
看见郝三手上带着铐子，他突然动了感情，悄悄地叫了郝三一声“三哥”：
“你放心吧，三哥！”
郝三一辈子也没听人叫他一声“三哥”，听了后，立刻精神大振，挺起了胸脯，迈开了大步，回头说了句：
“你也放心，天贵，我死也不说！”
啊！星空啊星空。独眼郝三那颗微弱的星光，这么一闪就熄灭了。而在它熄火之前，却还有一阵回光返照……
出乎他意料的是，他把独眼郝三的“罪行”向县委书记贺立德汇报完以后，贺立德竟毫不怀疑，也不责怪他，而是神情庄重地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一只拳头在另一只已掌上捶着。
“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的例子！这要发通报，要在全县宣讲：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国内外反动派就会一齐向我们反扑！我们有好些同志，包括你魏天贵在内，就是脑袋掉了也不知怎么掉的！”
他坐在旁边，埋着脑袋搓着手，感到万分惭愧。可是，事情已经做下了，只能一条道儿跑到黑；就是郝三说的那话：“舍不得娃娃打不了狼！”他心一横，干脆豁了出去。
“贺书记，”他趁贺立德略作停顿中间插上话，“你看，阶级斗争这么复杂：正要抓魏德富，魏德富就跑了，还有不少人想跑。春耕咱先不说，春天一来，黄河上游的冰凌一下，咱这儿防洪坝都没参加；有人，也没力气。要是立起了冰山，防洪坝一垮，别说咱大队，起码得淹半个县。贺书记，你看，是不是先给我批点粮食，一来好把人稳住，二来好叫人去加防洪坝。”
“哦，”贺立德在办公室中间站住，愣怔了一下，疑惑地问：“不是兰州的水文站说，今年的浮冰流量不大么？”
“嗐！”他眉飞色舞起来，“水文站光会看地图，我可是河边长大的。我这些日子去河滩看了无数遍：去年咱这一段冻得瓷实，冰凌一下，肯定在咱这儿堵住，非立起大冰山不行，再说，黄河水年年甩来甩去，今年河道该着往咱西边甩了。危险在咱们河西。‘大跃进’里不是说了嘛；他洋专家不如咱土专家。到时候，贺书记看吧，飞机来炸也来不及啦！”
“唔，”贺立德对他赞许地点点头，“这事，我可以考虑。”
接下来，贺立德也没有问韩玉梅，也没有再要那七八个坏人的任务，仿佛“坏”的质量能够顶“坏”的数量，就拿着独眼郝三触目惊心的“罪行”在全县宣讲。默默无闻的独眼郝三一下子出了大名。还了得！一个阶级敌人装成个老老实实的贫农，甘于寂寞地潜伏了十一年，最后在我们困难的时期暴动起来，疯狂地宰杀了集体的二十只羊……这大大地提高了群众阶级斗争的觉悟，“双打”运动终于在全县顺利地铺开了。
开“全县反坏人坏事誓师大会”的那一天，贺立德在主席台上作完报告下来，正在兴头上，随手一批，就批给他一部分防洪的专用粮。
粮食运回大队部，他叫全大队的人都到河滩的防洪坝上去。
“书记，带铁锹、背筐不带？”下面的队长问他。
“带背筐干啥？”他瞪起鹰眼。
“不是要加防洪坝么？”
“加个熊！”他恶狠狠地啐了一口，“光带铁锹。主要把饭碗跟筷子带上。告诉大家：在防洪坝上加饭！一天两顿，见人就给！”
吃饭去！
吃饭去！
全大队的社员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高举着“大跃进”时配备给他们的红旗。男男女女，扶老携幼，喜气洋洋地用筷子敲打着饭盆，奏起自有“哆唻咪”以往从来没有过的那样雄壮威武的进行曲，斗志昂扬地向河滩出发了。
人到齐后，先开一顿稠粥。他三叔掌着勺子，掂量着人的大小、劳力的强弱舀饭。稠粥！这可是白生生的、亮晶晶的、粘糊糊的、香喷喷的奇珍，不是那掉在地上会碎成一摊粉末的糠饼子。他抱着两肘，虎视眈眈地蹲在防洪坝上亲自弹压。饭锅四周人虽然拥挤，却也秩序井然；舀多舀少，庄户人没一个敢言喘的。他看到大人娃娃一张张笑脸，心里想起独眼郝三，暗暗地说了声：
“值！”
社员的肚子吃胀了，一溜儿躺在防洪坝的坡上先晒一阵子太阳，再拿起铁锹在河滩的生荒地上翻地。也没有定额，翻多少算多少，可是社员的干劲却挺足。到了太阳偏西，再每人扒拉一碗稠粥，然后扛起铁锹、红旗回家。
这样，他在防洪坝东边开了一大片“黑田”。
粮食吃完了，他又跑到贺立德面前去诉苦，去报警。他发现，贺立德还是个对群众的饥苦关心的人，只要理由听起来顺耳，多少总会批一点。于是，他的胆子越来越大，编的谎话越来越圆，最终形成了他在那臭气熏人的茅坑上教给贺立德的处世哲学。
土地返潮了。中午，河滩上又冉冉地腾起氤氲的雾气。浮冰早已融化，春水一泻千里——冰凌当然没有立成冰山，畅通无阻地从他们魏家桥那段河道奔流而下。河滩上的柳树冒出绿烟，“爬地虎”的宿根也从土里顶出嫩芽。它从批来的防洪专用粮里拨出一口袋，叫会酿酒的罗寡妇酿了一桶私酒，又兑进去大量的凉白开，变成了两大桶，驮在驴背上，乘着筏子过了黄河。
“我告诉你，”他一边给驴煞肚带，一边狰狞地对罗寡妇说，“我这可是为大家伙好，你要在外头乱嚷嚷，小心我剜了你的舌头！”他知道他做的这事没法扯到政治思想工作上去，只好吓唬这个妇道人家。
“哎呀，我的好书记哩！”罗寡妇却晓事通理地一拍巴掌，“这是啥事，我能胡说哩。别看我嘴不牢靠，啥能说啥不能说，啥是好事啥是坏事，我肚肚子里有数哩。”
果然，历经以后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这爱给人拉个皮条，什么事到她耳朵里比“最新指示”传得还快的长舌妇，却对这件事守口如瓶。这也成了他一生中的无数的秘密之一。
过了河，走进沙漠，上天似乎有意惩罚他的恶行：他把水掺到酒里，自己却忘了带水，啃了两天干饼子，弄得唇裂口燥，两眼昏花。万幸，进了草原后很快找到了她原来认识的蒙古族牧民。她就请老朋友替她换豌豆。当时，只有蒙古族牧民手里有这种粮食——豌豆是喂马的好饲料。蒙古族人没有别的嗜好，就是爱喝两口。酒味虽然淡薄，但他们老于此道的舌头尝得出来这不是什么红薯、地瓜蒸的代用品，而是真正用粮食酿造的——六○年，这种醹醁到哪里去找！
“浩秋（好酒）！浩秋！……”
老实的蒙古族牧民竖起拇指赞不绝口，整麻包整麻包换给他，还高高兴兴地用几匹马替他驮着豌豆，送到黄河边上。
清明刚过，“黑田”里的豌豆已经抽出四片叶子的小苗苗了。端午节还没有到，防洪坝东边的河滩上就盛开出一望无际的紫色、粉红色和白色的豌豆花……
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一年，魏家桥大队四百多个男女社员，老老少少一千零几十口人，没有一个外流——魏德富不算，贺立德说他是“畏罪潜逃”，没有损失一匹大牲口，没有一个人得浮肿病，更没有一个人死亡。这种成绩，使省人委副主席亲自带队的检查团大为惊异。白发苍苍的副主席握着他的手，声音发颤他说：“魏天贵同志，魏天贵同志，你们大队的生产自救工作，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并叫记者给他们俩合影留念。临走又留下个戴眼镜的干部，照他编的话写了一大沓材料，为他呈请“农村模范党支部书记”的光荣称号。
不久，一面省人委送的大锦旗就高悬在王海家改的大队办公室的北墙上。
从此，他魏天贵开始成为全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啊！主宰命运的星啊！你魏天贵“半个鬼”啊！……
第五章
作者简介：张贤亮（1936年12月—2014年9月27日），祖籍江苏盱眙，生于南京，国家一级作家，新时期文学代表性作家，长期扎根宁夏写作，病逝于银川，享年78岁。
1955年，19岁赴宁夏贺兰县落户，在当地担任文化教员。
1957年，在刊物《延河》发表长诗《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劳动改造长达22年，在农场劳作、历经磨难，这段苦难经历成为他后期写作最重要的素材。
1979年平反，进入宁夏文学刊物《朔方》做编辑，自此开启创作高峰，80年代轰动文坛。
曾任宁夏文联主席、宁夏作协主席，第六至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
1993年创办镇北堡西部影城（华夏西部影视城），被他自称为“立体的文学作品”，《大话西游》《红高粱》《东邪西毒》《新龙门客栈》等经典影片在此取景，现已为国家4A级景区。
代表作品：短篇有《灵与肉》（改编成电影《牧马人》，斩获大奖，知名度最高）、《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中篇有《绿化树》（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土牢情话》《河的子孙》。长篇有《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等
题材大多写特殊年代知识分子、底层劳动者在西北土地上的苦难、挣扎、精神自省，大量融入个人亲身经历。
善于探讨人性、灵与肉的冲突，文笔厚重，思辨色彩很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当年发表时引发巨大讨论。
地域特征鲜明，以宁夏、西北黄土、戈壁为背景，苍凉辽阔。
后期跳出纯文学写作，较早尝试文学IP落地、文化文旅开发，是作家下海做文化产业非常典型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