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黑炮
文/张贤亮
纯系一系列偶然事件，但绝非虚构的故事。看了这篇小说，你就明白小说是怎样写出来的了。
一
有人以为写小说很困难，以为这种脑力劳动一定有什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诀窍，或是绝对地需要天才，需要灵气，需要超于常人的想象力。其实不然。生活中随时随地都是故事，几乎能俯拾即得。你看看，这条大马路上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地走着的芸芸众生，有的悠闲自在，有的兴致勃勃，有的东张西望，有的目不斜视地埋头赶路，有的成双成对地勾肩搭背、旁若无人地溜达……还不说那些骑自行车的、坐在电车上的、站在公共汽车上的和靠在小轿车舒适的沙发上的许许多多的人。你只要盯住这成千上万人中的任何一个，如果你有一股钻劲，有一股韧性，有一副不刨到根、不盯到底绝不罢休的执拗脾气，那么，你一定会从这个人身上得到一个甚至若干个有趣的故事。你把他的事和围绕他展开的事原原本本地照实记录下来，就是小说了。
困难的是，你要学会钻到这个人心里去的本领，就像孙悟空能钻到铁扇公主的肚皮里去一样。铁扇公主心里的念头一动，孙悟空马上就能知道，不上她的当。当然，写小说的人和被描写的人之间不存在什么上当不上当的问题，但道理却有相同之处。一则是，没有心理描写，你的文章就不叫小说，而是新闻报道了；并且，写人物的行为却不写行为的动机，有时会使读者莫名其妙。你把人物那最隐秘的心理，那一霎间的闪念写出来，才会使你的小说较为生动，较有情趣。二则，你要是钻到他或她的肚皮里去，你就会发现，那里面隐藏的东西要比他或她外表表现出来的东西丰富得多，有趣得多。老实说，故事多半是从那里开始的，而不是从你眼睛能看到的表情行为上开始的。
比如说吧……好！我们就从那家电影院门口的青年男女中找出一对做例子。你看，那人群里穿着打扮得最时髦的一男一女，亲亲热热的，看样子还没有结婚。现在，他们出了电影院，女的主动地挽起男青年的胳膊，把全身重量的一半靠在他的身上，朝旁边的水果店走去。他们的面孔也像那水果店里的苹果，成熟的幸福全部洋溢到外表上来了。但是，且慢，如果我们钻到他们心里去，你就会发现：那女的痴痴呆呆地什么都没有想，只一个劲儿地沉浸在毫无逻辑的快感里；而那男的却一门心思地想着刚刚看的那部电影中的女演员。他心里说：“假使靠在我身上的不是她，而是她，那该多么好！”对他身边这位傻姑娘的亲昵，他已经感到有点不舒服了。
这还是看得见的一对。现在我们再把目光转到别处去。好，我们就在公共汽车里来找吧。幸好这趟车不挤，人人都有座位。你看，坐在左边位置上的那个男人，和坐在右边位置上的那个女人，年纪都有三十多岁。他们隔着通道分开坐着，显然并不认识。女的打扮得很朴素大方，像个机关干部，面庞清秀，有一对颇能传情的大眼睛，但眉间有几丝不易觉察的细纹，看来她的婚姻遭遇过不幸。那男的一看就知道是个教员或技术人员，外表斯斯文文，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他们俩在汽车的摇来晃去中不时地相互瞥那么一眼，每一瞥不超过一秒钟。好，让我们这时钻到他们心里去吧。原来，他们两人此刻都非常渴望认识对方；他们两人在不时的一瞥中，从外表表现出的内在气质上，都发现了他是她以及她是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人。他们之间有种无形无影的生物电的磁场，有一种歌德称之为“亲和力”的东西，有一种心灵的感应，使他们彼此都觉得他们能非常和谐、非常亲密地在一起生活一辈子。“是的，年复一日，日复一日，暗暗地企盼的仅仅是一件事——幸福的艳遇。”流亡巴黎的俄国作家、后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伊凡·阿历克谢耶维奇·蒲宁，就写过许多在路上、在餐馆里、在轮船上偶然相识，而演出了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的短篇小说，如《中暑》、《三个卢布》、《在巴黎》等等。上面那句话就摘自《在巴黎》这篇绝妙的小说。然而，这可怜的一对却没有能继续演下去，公共汽车在一个站上停下了，女的站起来，用一种很坚定的步子，绝没有一丝顾盼地走下汽车。其实她这种坚定正掩饰着内心深沉的惆怅与惋惜。正如蒲宁写的：“可结果呢，却空等了一场……”而他和她的面容，将长久地印在她和他的脑海里。
你看，这有没有趣？
好，现在我们再把目光投向那些坐在小轿车里的人们。就说这辆从我们身边飞驰过去的“丰田”吧。那后面的沙发上坐的是一位省级干部，身躯微胖，四方脸盘，眉宇之间都显出一派“汉官威仪”。他要去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讨论重新划分几个专署的行政区。如果我们钻到他心里去，你就会发现他这时的心思并不在那个什么会上，而是在想一个古老的笑话。这个笑话是这样的：过去有两个毗邻的县官，为了划分自己的管辖范围，约定好第二天早晨从自己的衙门开始，不坐轿，不骑马，徒步相对而行，他们在哪里碰到，哪里便是他们的县界。一个县官天没亮就爬起来跑，另一个县官直睡到日上三竿才醒来，等他穿好衣裳急急忙忙出了衙门，正好在县城门口迎面碰上那个赶夜路的县官。于是，这个睡懒觉的县官的权力只能到他的城门口为止，城关以外的大片土地、众多百姓都由那个县官统治了。这位领导干部在想：用这种办法来解决行政区域的划分倒不错，省得旷日持久地在会上争争吵吵。他虽然是那个会议的主持人，却对那个会厌烦了。
我们再看另一辆小轿车，就是那辆黑色的“伏尔加”。坐在里面的是一位外贸部门的高级干部。他从这个城市一家最大的饭店出来。那家饭店是一般人有钱也不能问津的。他刚宴请完几位外商。吃的菜，喝的酒，席面的规格和服务的质量，我们用“高级”两个字来概括就行了。可是你要钻到他的肚皮里去，你就会知道，他表面上虽在剔牙，仿佛陶醉在酒足饭饱里，但心里想的既不是昨天签订的那项合同，又不是刚吃的那桌酒菜，却是他妈妈在他上中学时每个星期天给他烙的锅盔。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初，县城的中学没有食堂，住校的农村学生每星期要往学校带一包袱干粮，在六天当中顿顿就着白开水吃。他在想，要是时光能够倒转，让生活重新开始一次多么好啊！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就成了未卜先知的人了，可以少犯甚至不犯错误，抓住许多别人不能发现的时机，到他这个年纪，至少当上党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了！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假如你有兴趣，我们不妨实验一下。你就在这条大街上随便挑选一个人，不要挑我们刚刚看见的红男绿女，也不要选那些坐在小轿车里的人物，因为实验必须用最一般的材料来进行，所以你最好挑一个最平常的、最普通的、最不起眼的人来，让我们盯住他，试试看能不能随着他的行踪写出一篇有趣的小说。
二
以上是写小说的基本方法，也是我们写这篇小说的缘由，可作为这篇小说的“序”或“引言”。好，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吧。
嗯，你挑的这个人倒是符合我们的要求。他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了，从相貌到衣着都毫无出奇之处。这个人有五十多岁，面容清癯，皮肤暗黄，身材瘦小，略微有点驼背，看来他是个从事案头工作的人。如果你再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人的神情有种萧索之气；他不是一个踌躇满志的人，甚至可以说他一辈子也没有神采飞扬过。因为这种萧索之气会使人联想到腌制的酸菜，是在盐水里长期浸泡过的。于是，我们可以推测到，他不是一个多年来受着家室之累的人，就是从未被爱情滋润过的老光棍，两者必居其一——这就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他似乎对这个城市，至少是对这条大街并不熟悉。你看，他下了电车以后起初东张西望，一时举棋不定，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停了一会儿，他才向东走去，拎着他那黑色的人造革皮包。那种皮包也是最普通不过的，里面既可以装馒头，又可以装书籍，物质和精神都能掺和在一起，碰到什么处理品之类的也能往里面塞。现在，他走上人行道了，一面走，一面很注意地浏览沿街的铺面。这样，我们又可以肯定他是一个外地来出差的干部。如今出差办事开会的人非常多，因而他也不算是什么特殊人物，我们不用换别人，仍然继续盯着他吧。
这当儿，他已经进到一家大邮电局里去了。来，让我们看看他在邮电局里干些什么。
邮电局里挤满了人，收寄包裹的、领取汇款的，打电报、打长途电话的柜台前都排着长长的队。长椅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等长途电话的顾客，衬着玻璃板的斜面桌趴满了写信的人。大厅里有股很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是由油墨、人造革和身上的香味与臭味混合起来的，在任何一个家庭中都闻不到，所以倒带有一种公事公办的严肃性。我们跟踪的这个人犹豫了一下，想退出去。但不知怎么，他还是停下了，四处张望一番，终于排进了打电报的队列。
前面有一个人和邮电局的姑娘不知为什么争吵起来。后面的人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微微冷笑，有的趁乱跑岀队列，装着看热闹，却在前面加了一个塞。但我们这位主人翁毫不为之所动，连眼皮都不眨，仍然像列兵一样规规矩矩地排在他的位置上，抱着他鼓鼓囊囊的提包思忖着什么。我们完全能够确定他是个性格拘谨的、不易冲动的、感情内向的人了。
他在想什么心思呢？这时，就需要我们钻到他肚皮里去了。
“……我是炮二平五，老钱是马八进七，”原来，他在想一局残棋，脑海里映有一幅非常清晰的棋局的图影。“这时候，我卒七进一。我先进这步卒而不出马，是为了后来使用七路马作准备。如果先走马二进三，老钱肯定是兵三进一，那么我的计划便不能实现了……”
他微张着血色不足的嘴唇，用一种冷漠的、略带沉郁的目光视而不见地望着前面。“象一进三吃他的兵是平稳的着法。”他继续想，“唉！如果我当时改成车八进五封锁河头，就能成为更剧烈的对攻局面了……”
队伍总算慢慢地向前移动起来。后面的人用一个什么硬东西在他腰眼上戳了一下，他才好像不情愿地往前挪了两步。“最糟糕的是我马三进四那步走错了，操之过急！”他已经想到战局的最后阶段了。“我本来应该走后炮七平四，老钱不论怎么走我都会占优势：他如果帅六平五，我马三进四，他车四进一，我马四退二，他车四平八，我炮四平二……假如他不那么走，而是前车八进一，那我就车八平二，他马七进八，我车二退五，他马八退六，我象一进三，还可以吃掉他一子。可是，我没这样……真所谓‘棋错一步，满盘皆输’！”
“喂！”
后面的人又戳了他腰眼一下，他方才醒悟过来。眼前的棋局不见了，只看见那位刚和人争吵过的邮电局女营业员用愠怒的眼光瞪着他。
“哦……我买张电报纸。”
他慌忙掏出一分钱。那位姑娘板着面孔把一张电报纸劈面向他摔来，宛如郎平的猛扣。他本能地用两手护着脸，闪了两下才把电报纸接着。随后，他慢条斯理地在玻璃板的斜面桌上找到一个空档，挤了进去，拧开一支高级英雄金笔，写下这样几个工整的字：
L市东环路胜利宾馆四楼301房间钱如泉
丢失黑炮一枚请在室内寻找赵信书
请注意，这里的地名、人名我们全部都要改换。当然，我们盯着的这个人并不姓赵，收报人也不姓钱。因为我们在实录真人真事，免得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什么麻烦，这种防范措施还是必要的。人名我们按《百家姓》的顺序来起，地名用英文字母来代替。这是写小说常用的方法。
写完电报稿，他端详了一下，脸上忽然展开一丝调皮的微笑。这种微笑使他的神情蓦地开朗起来，带有一种孩子般的天真。俗话说“老小老小”，你从上了年纪的人身上经常能发现一闪即逝的幼稚，如秋日晴空中突如其来的电光。那一瞬间的电光会使秋日的田野更显现出成熟季节的绚丽和即将进入寒冬的萧瑟。这时，我们在这位赵信书脸上看到的就是这般情景。人，是不可以貌相的；即使是像他这样普普通通的人，心里也有自己奇特的憧憬。人心里的幻想、理想、向往、希望，各种荒诞不经的、毫无道理的、愚蠢可笑的念头和圣洁的、崇高的、仁慈的、美好的情怀没有重量，不然，地球就会被形形色色的此类东西压得粉碎——人心里装的东西要比人的肉体多若干若干亿倍！
这真是个书呆子，不懂得如何生活的人，他写好电报稿，本来可以直接交给那女营业员的，但他却又去排了一次队。在队列中，当他意识到手中的提包的分量时，脸上突然出现了茫然的、不知所措的表情。原来，他刚刚从新华书店科技门市部里买了一大摞书。他掏了掏上衣的四个口袋和裤子的两个口袋，连钢镚儿在内还没有凑足一块钱。他是个谨慎的人，旅费都锁在宾馆的小柜子里，出门身上很少带钱。怎么办呢？这九角钱既要打电报，又要做回宾馆的车费……
“喂！”
这次是那姑娘用呵斥的口气招呼他。
“哦，哦……我再买一张电报纸。”
他又向柜台里递去一分钱。姑娘啪的一声把电报纸拍在水磨石台面上，同时用俗话说的“卫生球眼”翻了他一下。
他又从物质的现实飞到虚无缥缈的精神世界中去了。每当这种时候，他的表情就不像平时那么呆板，那么拘谨，那么惶悚，脸上又浮起调皮的、甚至是略带自满自足、自以为是的笑意。他重新拟了电报稿，按最经济、最简明的原则，写了如下几个字：
L市东环路胜利宾馆四楼钱如泉失黑炮301找
第三次排队也挨上了他。他带着极不好意思的表情递进电报稿，仿佛他省了几角钱而使姑娘减少了收入似的。姑娘在电报稿上用圆珠笔点了一遍，惊讶地抬起头，以一种很特别的眼光审视了他一番，似乎脾气又要发作。他的脸更红了，在柜台前忸怩不安。但不知怎么，姑娘终于忍住了，冷冷地告诉他要多少钱。在姑娘埋头开发票的时候，他连连摆手，用深感抱歉的口吻说：“不用了，不用了。”他不像有些出差的人，连八分钱邮票也要开单据回去报销。这份电报纯属私人通信，要什么发票呢？他付了电报费，就拎起他一包沉甸甸的书，挤出人群，推开弹簧门走上大街，很快地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之中。
三
以上是小说的第一章。写到第二章，我们就需要变换一下人物和场景。这就是所谓小说的章法。
现在我们来看这位邮电局的女营业员。这里又要声明，这位姑娘仅仅代表“这一个”——如黑格尔所说的，绝不代表全体可敬的邮务人员。鉴于经常会有“难道我们的什么什么是这样的吗”的文艺责难——不是文艺批评，这种声明是必要的。当然，她有她的真名实姓，但按《百家姓》的顺序她应该姓孙了，我们就叫她孙菊香吧。
孙菊香其实是个天真幼稚、模样俊俏的姑娘。她现在是坐在高高的水磨石柜台后面，如果她站起来走两圈，你会发现她的身段非常窈窕，自有天然袅娜的风韵。上中学时，她最高的理想是将来到文工团里去，她自信舞蹈、唱歌、表演都拿得下来，会成为一名全能演员。但中学毕业后，投考艺术院校和本市的歌舞团都没有被录取，在家闲待了一年。后来顶替她妈妈进了邮电局。由于她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人也活泼可爱，不久就从装邮袋、搬邮包的工作调到前台来当营业员。不过她并不喜欢这种工作。不管是装邮袋、搬邮包还是收电报、开发票，她都觉得烦闷枯燥。
在平时，她是个迷人的、妩媚的姑娘，不但注意梳妆打扮，也很懂得运用自己的一颦一笑博得同志们和邻居的喜欢，所以人人都说她是个好姑娘。追求她的男青年不少，但她还想再等一两年才结婚。这样的年龄，正是女人的黄金时代。
可是，只要她一走进这间C市邮电局的营业大厅，坐在柜台后面这把人造革包的椅子上，就像被施了一种什么魔法似的，模样即刻变了：不只面若冰霜，并且态度生硬，和这间大厅里散发的那股特殊气味完全和谐地融为一体。今天上班，她本来就不痛快。百货大楼新到了一批外国进口卷发器：电吹风、电剪子、电梳子等等全套才卖四十一块钱。盒子的装潢很漂亮，印着一个风骚的白种金发美女，柜台的“露布”上写道：“进货不多，欲购从速！！！！”光那三个大惊叹号就够刺激人的了。吃早饭时，她跟妈妈商量，要买一套。妈妈大吃一惊，说是从来没听过搞“毛毛”的玩意儿要卖几十块钱的！她妈妈在五十年代初期参加工作时剪掉辫子，直到如今快六十岁了还是土话说的“二道毛”，从来没有在头发的花样上翻新过，嘟哝说：“那又不是碧玉簪，又不是金钗，要好几十块钱？！”而她的正嚼着油条的爸爸，一个土产杂货门市部的副主任，愤愤地说：“现在，只有搞投机倒把的人才有那么多闲钱买那种玩意儿！”
提案在家庭会议上没有通过，倒惹了一肚子气。上班来，她又听旁边管长途电话的姑娘说，那种电气卷发器昨天就卖完了。可见现在有钱的人还是不少。这更使她郁郁不乐，自怨自叹没能加入文工团。在演出单位，像这种化妆用品都是公家出钱买的。于是，她不自觉地就要在一件什么事情上发泄一下。憋着气办了几件平常的业务以后，一份这样的电报稿伸到她面前：
R市西大街市文联
众星散
她把电报稿朝水磨石台面上一摔：
“打电报，不能用隐语和雅语！”
“请问，这怎么是隐语和雅语呢？嗯？”柜台外面的人用嘲讽的语气质问她。
她抬起头：这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白面书生，戴着一副式样新颖的宽边眼镜，穿一件米黄色的风衣。风衣里是隐条花呢的西服和雪白的衬衫领子。从他的上身，她可以想象到他下身穿的一定也是笔挺的裤子和三接头皮鞋。她暗自思忖没有找对发泄对象，语气和缓了一些：
“请你把意思写明白一些。”
“还要怎么明白呢？这难道还不明白吗？”白面书生仿佛对她比对打电报还感兴趣，风度潇洒地跟她貌似说理辩论，而实际上是自我介绍起来。他是R市文联的编辑，来本市参加什么“诗会”的。这个“诗会”很盛大，全国有名的诗人都荟萃一堂，言下之意他也是位名诗人，R市有些业余作者也想来见识见识，但今天“诗会”散了，他打电报回去报告那些著名诗人已各奔东西，意思是叫他们不要赶来。
“打电报不是和写诗一样，要用最简洁、最精练的语言么？”诗人脸上挂着揶揄的微笑。“你难道要我写上‘著、名、诗、人、已、回、全、国、各、地、你、们、不、要、白、跑、一、趟、了’这么多字吗？要不，你替我拟个稿子吧！”诗人一面说，还一面诙谐地掰着手指头算字数。排在后面的人早就嫌她办事太慢，趁此发出了一片有倾向性的笑声。听到诗人要她代拟电报稿，又见她瞠目结舌的样子，笑得更欢了。
如果是在公园里，在电影院门口，诗人的风度和外貌她还是很欣赏的。但偏偏他们是在这间营业大厅里，偏偏她被施加了某种魔法，偏偏她今天非常不愉快，再加上诗人的话引起了人家对她的嘲笑，这样，诗人的卖弄不但没有使她动心，反叫她更加恼火。她像被狗惹怒了的小猫，虎虎地说：
“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你重写一张！”她顺手扔出去一张电报纸，“再交一分钱！”
诗人对女性都有细腻的审美能力。他起初对她完全没有恶意，不过是想趁“诗会”的余兴逢场作戏地开个小玩笑。但她冷若冰霜的面孔和寒风般的口气，却一下子激怒了这位生性敏感而又自尊心很强的年轻诗人。诗人也出奇地固执起来，脸色陡然一变，涨得绯红。他把那张电报纸又摔进柜台，坚持要按自己拟的电报稿发报；他还拍着水磨石台面说，他写的诗寄到大刊物的编辑部，都不允许编辑改动一个字的！
毫无条理、东拉西扯地争吵了一会儿，总算在后面的人的催促劝解下平息了。当然是帮着诗人说话的多。孙菊香姑娘被奚落了一番，噙着眼泪收下了这份或者是“隐语”、或者是“雅语”的电报稿；诗人得胜，扬长而去。
我们这位赵信书同志正是在孙菊香姑娘十分伤心、十分委屈、十分恼怒的时候去打那份叫别人看来莫名其妙的电报。
他第一次买电报纸时，孙菊香还没有顾上注意他，只一心想着要是我在舞台上，哪怕随便唱支歌，随便朗诵一段台词，下面也得鼓掌，而坐在这个倒霉地方，即使我态度再好，也有人找碴生事……第二次，他又排着队来买电报纸。因为他个子瘦小，隔着柜台递那一分钱，胳膊要伸得老长，孙菊香一眼就瞧见他干枯得像公鸡腿的腕上戴着一块瑞士名牌的全自动双历金表。孙菊香是常逛百货公司的，知道这块表至少值十套电气卷发器的钱。这明晃晃的玩意儿和他的袖子、和他的胳膊完全不相称。又看见这个衣着寒酸的老家伙一副畏畏葸葸的、欲进还退的、目光张皇的神情以及放在柜台上的鼓鼓囊囊的提包，倒猛然想起她爸爸的庭训：“现在，只有搞投机倒把的人才有那么多闲钱买这种玩意儿儿！”就开始怀疑了。到他第三次捏着电报稿，带着一脸惶惶不安的神色交给她的时候，她一看电文，岂止什么“隐语”、“雅语”，简直是不折不扣的暗语黑话。她小时候听爸爸说，旧社会把鸦片不叫鸦片，叫“黑土”、“黑膏”；她妈妈有次生病，她爸爸就说过：“要是有点‘黑膏’就好了！”现在，走私贩子不是还把赃物叫做“黑货”么？孙菊香姑娘还最爱看电影，什么《407号谋杀案》、《R4之谜》、《39级台阶》等等她都看过。她有一个在电视台工作的男朋友，还带她去看了几部内部资料的录像片，演的是《117在东京》、《女皇陛下007》之类詹姆斯·邦德的特工故事。所以，凡是莫名其妙的数字都会使她联想到可怕的事情和某种特殊人物的代号。如果她没有和前面那位诗人发生过争执，她就会义正词严地呵斥这个家伙一顿，叫他重写或是干脆拒绝发这样的电文。可是，在一秒钟之内，她脑子里突然机警起来，想起了那位诗人给她的教训，就按着报复的激情和为社会除害的冲动，不露声色地把这份电报稿收下来。而那老家伙连单据也不要，急急忙忙地溜出人群，更使她确信这份电报大有问题了。
到中午下班的时候，她把“失黑炮301找”交给了邮电局主管这方面事务的领导。
四
真糟糕！我们并没有准备写什么推理小说、惊险小说，不想搞无谓的噱头，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出乎我们的意外，似乎有向侦破小说发展的趋势了，所以我们得赶紧找到那位赵信书同志，弄清楚他发那封电报的意思，使我们的实录沿着生活的正常进程写下去，不要像拙劣的小说一样设置一个廉价的悬念。
当我们按照那份电报稿最下一栏的发报人地址找到本市一家招待所的时候，赵信书正在一间乙级房间里闭目养神。
窗外，初秋的阳光和煦明亮，蓝天中没有一丝云影，微风不时地轻拂起绿色的窗帘；大街上传来隐隐的喧闹声和蓝天下最远处朦胧的、乳白色的雾霭，都仿佛在召唤人们出去畅游。是的，这是一个旅游的好日子；而这个历史名城又是有许多好去处的，从秦朝到民国年间，都给她留下了供后人凭吊的遗迹。可是这位赵信书同志对游览毫无兴趣。他搞的是技术工作，单调刻板已经成了他生活的常规。而那种生活也恰巧适合他的性格。他昨天到达C市，明天一早要转乘长途汽车到一个和他工作单位同类的大工厂去参加现场会议。他可以有半天时间去参观一些名胜古迹的，但他情愿躺在床上不动。那么他有什么心思呢？现在让我们钻到他肚皮里去。
原来，他肚皮里是一大堆枯燥乏味的数字、方程式、机械图形、应用技术理论和许许多多我们不认识的外国字。而且，这里好像有一点微弱的亮光，像萤火虫似的在心头一闪一闪的。当我们爬到那里去，我们会发现那是一种友情的结晶体，虽然很微小，像芥子一般大，却使他这颗缺乏水分的心散射着蓝幽幽的光彩，怪不得他脸上有时会浮现出只有自己才能意会的微笑哩！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研究这颗结晶体。
这颗结晶体是前两天才形成的。正因为他这颗心缺乏水分，和一块石头一样，所以这颗结晶体非常小，同时却又非常可贵。这是一个孤僻的老单身汉，身边没有亲人，工作单位里没有知心朋友；有的人历经政治运动越挨斗越大胆，有的人却看别人挨整也觉得害怕，他就属于后一种人，多年来是在自己作的茧中生活的。他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就是喜欢下象棋。但是在工作单位，他也很少和人交手。有些小青年倒挺喜欢下象棋，可是他讨厌一摆上棋盘，旁边就围来一堆人指手画脚，比对弈的双方还积极。他更讨厌那些小青年的油腔滑调，什么“走哇！走哇！前面是蓝色的天空……”嘴里还不停地哼着“啦呀啦——啦呀啦——”身子同时像触着电似的颤抖，好像骑在马上一样。据说这一套是从一部日本电影和一段中国相声里学来的。他觉得这简直是对文明的娱乐的亵渎。他情愿闲时一个人埋头在棋盘上自己跟自己搏斗，也不愿参与那种集体活动。
这次，他从他所在的S市乘火车来C市出差，中途要在L市转车。在L市的那家胜利宾馆里，却碰上了一位难得的棋友。这个人就是收报人钱如泉。钱如泉五十多岁。比他年龄稍大一点，但长得白体胖，很是富态，行动举止也显得年轻活泼。他自我介绍说他是C市外贸公司的干部，在L市办事还要去新疆。他出身贫寒，十二岁就被送到一家当铺当学徒，除了扫地倒茶递水烟，凭着他机灵的脑袋，还学了点识别古玩玉器字画的知识。这位外贸干部显然是个见多识广，善于结交，带点江湖派习气的人物。那天是星期日，L市又下着小雨，两个人闷在房间里无处可去。钱如泉喝了两大曲，中午觉醒来以后，伸了个大懒腰，先是有一搭无一搭地跟他闲谈，渐渐就天南海北地神聊起来：从秦汉瓦瓦说到养花种草，从扬州八怪说到“四人帮”，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赵信书这个书呆子肚皮里除了X、Y、Z之外，社会常识其实贫乏得很，在这位几乎是无所不识、无所不晓的杂家面前，只有洗耳恭听、目瞪口呆的份儿。钱如泉这种老社会油子，是他那偏僻的S市很少见的，更是科技界里找不出的，在书呆子眼里，他无异于一部社会的百科全书，因而不由得对他产生了兴趣和亲切感。这种情感，是一个孤独的人在寂寞的旅途中经常容易闪现出来的。
吃完宾馆里淡而无味的晚餐，钱如泉冒着细雨到街上买了一只烧鸡。看来这还是一个绝不让自己口腹受委屈的人。他撕了一只鸡大腿给赵信书。赵信书慌忙摆手拒绝了。他那拘谨的、木讷的模样，这时倒又引起了钱如泉的兴趣。从学历上讲，赵信书是名牌大学五十年代初期的毕业生，如今是工程师，但谈起天来这个人却又呆头呆脑地什么都不懂，连江青的丑闻和现在买布要不要布票了都不知道。于是钱如泉诧异地问：
“那么，你闲下的时候干些啥呢？总不能一天到晚啃书本子吧！”
“……我有时候，也爱下个象棋。”他为自己的知识贫乏深感羞愧，期期艾艾地说。
“哦？下棋？”钱如泉躺在床上，一拍大腿，“我也能下两下子！可惜这会儿没有棋子。”
“啊！我有，我有。”他突然兴奋了，脸上都泛出了血色，“我出差时随身带着象棋，待着无聊，我就摆上棋盘研究研究……”
说着，他拉开自己的旅行包，拿出一副四边贴着胶布的象棋盒。“要是你有兴趣，我们不妨来两盘。”他带着恳求的笑容对钱如泉说。
“来两盘就来两盘。”
钱如泉在床上盘腿坐起来。他中午觉睡足了，这会儿来了精神。他们把棋盘铺在两床中间的小柜上。钱如泉主动挑了黑子，说了声：“红先黑后，你先请！”
几招一过，赵信书就发现这位对手真是个样样精通的“博士”；在棋术上也出手不凡，变化多端。他对付得很吃力，下到半夜十二点，钱如泉胜局居多，而败给他的那两局，他看出来钱如泉也是为了保持他的面子，有意让给他的。一个人的棋风可以表现一个人的为人和道德水平，他更对这位外贸干部有好感了。
“你说你‘研究研究’，”钱如泉咂咂嘴笑着说，“看得出来你老弟光会研究机器，还没研究过古谱《韬略玄机》和现代人谢侠逊编的《象棋谱大全》咧！这里面，学问大着哩！你看，就这一局来说……”他端开茶杯，把棋盘小心翼翼地转过来。棋盘上的残局，就是赵信书在电报局营业大厅里苦苦思忖的那种局面——自己已经明显地处于劣势。现在，由钱如泉走红子，来处理颓败的形势。
“你看，”钱如泉又拿掉几个红子，自信地说，“我就光下这几个子，你也难赢我。你别小看这老帅的战斗力，其实它的潜力很大，尤其是在残局结尾的阶段，可以说是‘不出九宫，决胜千里’。嘿嘿！跟‘文化大革命’里一样……不信，咱们就走着瞧瞧……”
果然，赵信书换了占优势的一方，钱如泉还让了几个子，下到最后，还是一盘和棋。赵信书像见了爱因斯坦一样，对这位钱如泉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时他也活跃起来。两人越说越投机，把一只烧鸡啃得精光。请注意，两个性格、学历、经历截然不同的人，结下的友谊有时会比同类人物之间的交往更亲密。赵信书对钱如泉是相见恨晚，他觉得这位见多识广的老兄在他面前陡地揭开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钱如泉也豪爽地说，可惜自己还要去新疆，不然就跟他一起回C市，好好招待他。
“我家里房子宽敞得很，还有一个小院；我老伴做得一手好饭食。”钱如泉感叹地说，“我年纪也不小了，这趟是最后一次出差；以后，我就待在家里不出来，过两年，也该退休了。你说C市那个厂跟你们厂搞协作，今后你还断不了来C市。你来，别住招待所，就住我家里。你不来，是看不起我！咱老哥儿俩好好聊聊，我带你到C市好好逛逛。我看得起你，别看你不会下棋，可老弟你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是咱们国家的栋梁之才……”
天快亮了，两人交换了通讯地址，才朦朦胧胧地打了个瞌睡。清晨七点钟，赵信书匆匆地洗漱了一下，打点起提包去赶开往C市的火车。钱如泉非要把他送到车站不可，拦都拦不住。
“喏，你跟我客气啥？”钱如泉抢着拎起他一个小包，“我送了你，在车站吃点早点，正好去办公事。走吧，走吧！”
在月台上，两人终于依依不舍地分了手。
赵信书一辈子也没有和钱如泉这类人物交往过；同时，他觉得他在钱如泉面前那种呆头呆脑的模样，是绝不会博得别人的尊敬的，但钱如泉却看得出来他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是咱们国家的栋梁之才”！那颗缺乏水分的心，被知音人的友情所滋润，在火车上，他几乎感动得流下泪来。石头的心不动情便罢，一动情就非同小可，不好收拾。他怎么也按捺不住要向这位知音人表达自己的思念的激情。
恰好，到C市住招待所，他收拾旅行包的时候，发现他的那副象棋里丢了一颗黑炮。这使他蓦地想起了他们科室里一位技术员有趣的轶事。
那位技术员是华南工学院新分配来的毕业生，外号“小老广”，是个活泼坦率、爱好文学的青年。今年年初，他去广东探亲，和他的对象热乎了一阵子。回到单位，跟赵信书此时的心情一样，急切地要向他的对象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写信嫌慢，长途电话破费又太多，想来想去，他给在中学里教书的姑娘发去一份电报，仅仅两个字——“红豆”！既有情趣，又有不尽的言外之意。不久，未婚妻就来信了。“小老广”一点也不隐讳，兴高采烈地在科室里当众朗读了这封情书：
“亲爱的：‘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也同样，恐怕比你还深沉，还痛苦。你应该知道，我是一个南国女儿，我就是家乡的‘红豆’……”
情书还有些肉麻的话，听的人全笑得前仰后合。只有赵信书一个人默默地坐在窗前，被那些情意绵绵的话所感动。办公楼前的山沟里，野桃花含苞欲放，柳树和槐树已经绽开了新叶；潮湿的山坳中，丛丛野草也开始向四周铺展开来——万事万物都说明青春常在，并且会周而复始，但他的青春却永远不会再现了！他在大学时，爱上了一位女同学，两人很要好，她在功课上多得他的帮助。然而毕业以后，她却嫁给了另一位男同学，一起去了贵州。使他最伤心的，还是她临走时跟一个女同学说：“赵信书是个好人，但是跟这种人只能交朋友，不能嫁给他。要是跟他结了婚，家庭生活肯定不会有什么乐趣！”那个女同学以老大姐的身份把这话告诉他，意思是劝他以后活泼些、开朗些、兴趣广泛些，却不料反成了对他致命的一击。从此，他在女性面前更加自卑、更加腼腆、更加没有男子气概了。再加上他分配来大西北的一个矿山，男多女少，阴阳失调，尽管他后来每月有一百多元的高工资，也没有和他相匹配的知识妇女垂青于他。
是的，大自然的青春能周而复始，而他呢，正如他在大学里曾听过的一首歌中的唱的：“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复返！”“亲爱的”，这是多么动听的、令人心摇神荡的词！但不论在书信上，在耳边，都没有一个女性这样称呼过他。他那颗枯涩的心底泛起一种深切的悲哀，痛感到他这一生可说是白过了，没有一小时、一分钟值得他炫耀，值得他临死时留恋。他暗暗地羡慕年轻活泼的“小老广”。“小老广”享受了他一辈子没有享受过的幸福。而那种巧妙的、迅捷的、富有独特性和浪漫气息的表达思念的方式，也在他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时，这个被偶然建立起来的友情感动的书呆子，突然心血来潮，从“小老广”的“红豆”一下子联想到“黑炮”；同时，他的直觉也告诉他，钱如泉这个胖子是个海阔天空的人，如果他不主动去信，钱如泉一定想不起来给他写信的。于是，第二天吃完早饭，他就跑到大街上，先买了几本科技方面新出版的书，随后去邮电局打了那份电报。表面上是要钱如泉找找那颗棋子，或是给他寄来，或是保存着，待他下次来C市取，从此建立经常的联系，骨子里，却有种只可意会的罗曼蒂克的情愫。
这个书呆子活了五十多年没有浪漫过，这次浪漫了一下。可是，东施效颦，这份电报差点叫他扭了腰，后半生爬着走。
五
写到这一章，我们又要声明，我们不想写什么侦破小说，所以即使写到公安保卫部门，不过是事情发展中的一个环节，我们照实记录而已。我们刚刚说他“扭了腰”，也绝不是公安保卫部门给他造成的。总之，这篇小说的主题，和公安保卫工作完全无关。
公安保卫部门忠于自己的职守，对下面报上来的案件，总要按法律程序调查调查。倘若确有必要继续追查，则要立案侦破，如果并没有异常情况，也就存档了事。现在，我们就照抄几份C市公安局要求协查的信函和复信吧。
L市公安局：
本市邮电局报上一份发往你市胜利宾馆四楼钱如泉收的电文，全文是“失黑炮301找”。发电人赵信书，此人原住本市××部招待所，今日清晨已离去。请你们协查收报人情况。
C市公安局 ×月×日
C市公安局：
收到你局×月×日要求协查信函一件。去胜利宾馆调查情况如下：从登记簿上得悉，收报人钱如泉是你省外贸公司干部，赵信书是S市矿务局机械总厂干部。两人于×月×日同住四楼301号房间。第二日赵即离去，钱于×月×日订购火车票去新疆。目前301号房间已住进别的旅客。据服务员证词，在他们离去时，301房间内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遗失物品。
L市公安局 ×月×日
既然钱如泉就在本市，调查起来当然更方便了。第二天，C市公安局就收到省外贸易公司人事部门报来的材料，全文如下：
钱如泉，男，58岁，本市人，家住本市平安巷42号。目前此人有妻子、三儿一女。除女儿尚在高中念书，其他家庭成员皆参加工作。该钱家庭成分城市贫民，个人出身学徒。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时由私营企业店员转为国家工作人员。1959年任收购门市部副主任时，因下属盗窃还没有上交的宋代瓷器两件，以失职过错被撤去职务，1962年，因在收购时私自留下（即以公家名义收购，个人付款的方式取得私人所有权）翡翠扳指一枚，受严重警告处分。1965年又因私自留下清代扇面一幅受行政记过处分。1976年以当时所谓“散布政治谣言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1978年平反出狱，仍任我公司职员。1982年在香港商人走私古物一案（见82·145号案件卷宗）中有牵连。但因他是经人介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案犯请去鉴定古物，以此收受礼品。此人仅与案犯吃过一次饭，没有直接违法活动，故未给予处分。只因该钱常被民间的收藏者请去鉴定估价古文物，以此收受礼品。目前此人熟悉业务，我公司从工作需要出发，尚未对其采取措施。目前被派往L市与新疆两地出差。
这样，情况有点复杂化了。C市公安局认为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个赵信书，就给S市公安局去了一封协查的信函。S市公安局转给了矿务局机械总厂人保科，责成他们调查答复。下面是两份函件：
S市公安局：
你市矿务局机械总厂干部赵信书于×月×日来我市，住我市××部招待所。×月×日在我市邮电局发往L市一份电报，给我省外贸公司当时住L市的工作人员钱如泉。电报全文是“失黑炮301找”。现将L市公安局协查信件与钱如泉的材料的复印件寄给你们。请调查赵信书的情况。
C市公安局 ×月×日
C市公安局：
你局×月×日要求协查的信函并材料两份收悉。赵信书情况如下：男，52岁，南京人，未婚，家庭成分旧职员，本人出身学生，未参加任何党团。1954年毕业于××大学机械系，1955年分配来我局。现为我局机械总厂设计室工程师。此人历史清白，在历次运动中皆未犯过错误，无前科可查。家中有母亲、两兄一妹，均在原籍，没有其他社会关系。他确系×月×日被我厂派往中央××部在你省××矿机械厂召开的现场会。行前，他曾请假顺便去南京探亲，我厂考虑他多年未归，在此地又是单身，故准予三十天的探亲假。现在假期未满，此人尚在原籍。如归厂后发现有异常情况，当即函告。
S市矿务局机械总厂 ×月×日
六
我们在C市大街随便盯上的这个人，竟把我们带到××矿，带到南京，最后带到S市这个偏远的山沟里来了，绕了好大一个圈子！他在××矿、在南京的言行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不必记他，且看他回到S市矿务局机械总厂以后的事吧。
如果不节外生枝，赵信书此“案”也就不了了之，以后慢慢传出来，至多变成一个笑话，像“小老广”的“红豆”一样供大家一乐罢了。S市矿务局机械总厂给C市公安局复函中所说的“如归厂后发现异常情况，当即函告”等语，不过是支应差事的套话，对赵信书这样的书呆子，谁也不会再去注意他。可是，这时偏偏有这么一件事，来了这么一个人，于是，在赵信书还傻头傻脑地盼着C市钱如泉给他来信的同时，他的背后，却展开了一系列有关他的紧张活动，光厂党委会就开了三次。
S市矿务局从西德引进了一套机器。这套机器的安装、调试、运转都由机械总厂负责。去年年底，西德专家来洽谈过一次，现在，机器运来了，专家也跟着来了。按合同，他要指导安装，待试车成功以后才算完成任务。去年西德专家来，是由赵信书陪同当翻译的。因为矿务局的技术人员懂得英语、日语的虽然很多，而懂得德语的却只有赵信书这么一个宝贝。那么这一次，能不能再让赵信书去跟外国人接触呢？
请注意，在这篇小说中我们不但要把真实的地名人名隐去，还要把矿山的种类和机器设备的名称隐去。因为只要暴露一个实际名词，有人就能从某份内部通报上查出整个事件的真相，这一来，对号入座的人就太多了。我们的小说也不叫小说，叫报告文学了。而报告文学是最难写的，批评也不是，表扬也不是，总会遭到“违反真实”的指责。并且，我们如果把技术上的事写得太细，不熟悉这种专业的读者读起来也会感到枯燥。幸好小说不是写机器，而是写人的；机器、技术的描写我们就从略了。感谢相声演员马季给了我们灵感，他在一九八四年迎春晚会上表演推销“宇宙牌”香烟，说是有一种新产品叫WC。这样，我们干脆就把西德运来的这套机器称作WC好了。
现在，WC机器来了，西德专家汉斯（这也不是他护照上的名字，而是我们给他起的一个最普遍的德国姓，就像俄国的伊凡、中国的张三李四一样）也到了S市。还让不让赵信书去当翻译，厂党委会上煞费脑筋。
“老赵这个人我很了解，”新上任的厂长、原厂副总工程师李任重思忖着说，“我和他一起工作了二十多年。说这个人缩手缩脚，工作没有魄力，不主动，不能独当一面，我是信的。可是我不信他会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名堂。这两天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不就是为了C市公安局来的那封调查函件吗？我看，那也并不能说明老赵有什么问题。咳！……”
说到这里，李任重摸着剃得发青的下巴沉吟了。他瘦高个子，身材匀称，年轻时一定很漂亮。如今已五十开外，两鬓已经花白，自当了厂长以来，性格也比过去稳健得多了。并且，他是搞科学的，科学讲究反证，但此刻他也拿不出什么有力的反证来证明赵信书没有问题；他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不能仅仅靠经验、靠直觉办事。于是他咳了一声，沉默了下来。
冷场片刻，厂党委副书记周绍文轻轻地叹了口气，绕了一个圈子说：
“唉！现在，社会上要比过去复杂多了。我记得报上还登过这么一件事：南方哪个省的一个高干，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竟想把自己的女儿给香港的富商做小老婆。唉！真是……”
“真是”什么，他也没说出来，言外之意是，社会比过去复杂了，人也会变得复杂起来，不能用过去的历史来证明此人现在不会出问题。李任重看了他一眼，觉得他这个论据也没有什么说服力，便没有理睬他的话，接着说：
“我看我们还是早点决定吧，汉斯先生在S市已经住了三天了，总不能再拖下去。我的意见还是让老赵去试试，万一有什么问题……”
“万一有什么问题”怎么办？这位新提拔上来的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又傻眼了，自己也拿不出办法，只好焦躁地在皮椅上扭动了一下。
“真要命！这种事又没法表决的。”厂党委书记吴克功拍了拍桌子。在我们看来，他长得却有点像钱如泉，面白体胖，是个心地宽厚的人。他也觉得这种事情可笑，一面笑一面叹息。“赵工这份怪电报真给我们出了个难题。不把它当回事吧，人家公安局都注意上了，那个钱如泉又是那么种人。把它当回事吧，赵工又是这么个老实头子……嘿嘿！……”
提到钱如泉，周绍文倒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他用笔敲着记事本说：
“哦，去年汉斯临走的时候，有这么一件事，不知你们还记得不记得？当时汉斯的确给我们出了些好主意，我们想表示表示谢意，送给他点什么。可是他说别的都不要，只要中国的一个小古董。这话也是赵工翻译的。后来，我们花了四十块钱买了一个仿制的汉朝瓦当送给他。他也不懂真假，高兴得眉开眼笑。买古董这事，我记得去年党委会的会议记录上有……”
周绍文向来是绕着圈子说话，但他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总能使人听明白。果然，这种联想引起了党委成员们的注意，连李任重都警觉地皱了皱眉头：是不是这个书呆子真的受汉斯私下的委托，代买什么古董，这次趁出差的机会和C市的一个古董贩子挂上了钩，却卷进一件违法案件中去了呢？……
“嗯，这事倒是有的。”党委书记吴克功点点头，又搔搔花白的短发，带着无可奈何的、会意的笑容说，“嗯，这里面，嗯，他们这里面，是不是……啊，有啥……哎，老郑，这个汉斯会不会说英文呢？要会英文，事情就好办了。咱们厂好几个工程师都会英文哩，哪怕由李厂长抽出点时间来陪陪他呢。”
吴克功不愧搞过长期的政治工作，搔了搔头就想出了这个办法。
负责临时接待外国专家的郑副厂长埋在靠墙的沙发里，用不满的口气回答：
“这事我早就问过他了。他会英文，可是他说他是德累斯顿人，在国外，他向来不用英文说话。”
“啥？德累……”吴书记诧异地问，“那不是德国？那跟不说英文有啥关系？会英文，又不说英文。这，这里面……”
在这方面，吴书记可又糊涂了。郑副厂长懒得跟他解释，埋在沙发里喝茶。显然这位副厂长、党委委员有自己的看法，如果采取表决的话，他是会投赵信书的票的，但他却不愿在会上表态：管他呢！书记厂长决定谁去当翻译谁就去吧！
“德累斯顿是德国的一个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美国空军炸了个一塌糊涂。”李任重见吴克功的窘态，看不过去，耐心地告诉吴书记，“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汉斯才不在国外说英语。这也是他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
“何止于一塌糊涂！当时汉斯面红耳赤地说，他的父母就是被美国飞机炸死的！”李厂长说话了，郑副厂长才用激烈的口气补充了一句。他们俩的关系有点别扭。可正因为关系别扭，才能从反面激出话来。
吴克功总算明白了，但又搔开了头。会议僵在这儿，和前两次一样，无法进行下去。
“哎！老郑，他跟你说这话的时候是用英文还是用德文的？”
周绍文灵机一动，想到了妙计。但他还是不愿直接说出来；他要引导别人往他的妙计里钻。
“德文。”郑副厂长眼睛都不看他，仅仅吐了两个字。
“那么，”周副书记面带微妙的笑容，“他说的是德文，你怎么懂得的呢？”
“我怎么懂的？我前天不就汇报过了么？我只好从省社会科学院借了个新分来的大学生！”郑副厂长的潜台词是：你别的事情记得倒挺清楚，前天的事你却记不得了！
“嘿嘿！”周绍文点点头，眼睛横扫过会议桌，朝大家一笑。意思是：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李任重当即明白了，但他觉得这个办法不妥。可是这时候他的脑子被古董、钱如泉、“黑炮”、汉斯、赵信书和“社会比过去复杂了”等等所干扰，乱成一团，也没有表示异议。吴书记两眼还瞪着周绍文，不太懂得这位副书记的圈子。至于郑副厂长，他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个会上。他当了多年的副厂长，工作勤勤恳恳，没犯过大错，可是这次调整班子，他还是副厂长，却让李任重当了正厂长，所以他抱定了冷眼旁观的态度。
这时，管财务的王副厂长忍不住了，皱着眉头拍了拍记录本。
“行啦，行啦！”他不耐烦地说，“我看我们也别再讨论了，就照周副书记想的办法办吧。老郑，既然你已经请了一个翻译，那就请到底算了。咱们顶多给他单位付点借调的劳务费和出差费，要不了多少钱。我告诉你们，S市的招待所愣敲竹杠，一套特级房间一天要我们四十多块钱；机器还放在车站的仓库里，每天又要付钱，过期不取还要罚款！咱们坐在这儿讨论，人民币可是不停地朝外淌哩！”
“嗯，老周的办法倒是个办法。”吴克功终于恍然大悟，高兴地说，“既然请了一个大学生来，就让他一直陪同当翻译好了。老郑，你再跟省社会科学院商量商量，把这事定下来。至于赵工呢，”他把脸转向厂长李任重，“咱们也别难为他，还是要注意知识分子政策。你想，要是他没啥问题，我们不让他跟那个德国人接触，对他也没啥妨碍；要是他真有啥问题，我们让他跟那个德国人接触，不是倒给他提供了一个犯错误的机会，反而害了一个同志么？你说，是不是这样？”
李任重看着吴克功笑眯眯的脸，觉得这位党委书记抱的态度还是与人为善的，心里不觉有些感动。“好吧，”他点点头，“我们目前也只有这样做了。”
事情总算在第三次党委会上定下来：赵工靠边，找人顶替，赶快去接汉斯。
七
你在大街上找的这个最平常、最普通、最不起眼的赵信书，现在却引出个很不平常、很不普通、很引人注目的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来了。世界上的事就这么复杂，人与人之间就有着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是你有工夫倒腾，你很可能从那个卖烧鸡的个体户身上找到他是哪一个皇帝的皇亲国戚的线索。
汉斯由郑副厂长和那位大学生陪同来到机械总厂，下了小轿车，吴书记、周副书记、李厂长把他迎进由会议室临时布置成的客厅。双方握手致礼，嘻嘻哈哈地寒暄了几句零七八碎的话，大学生也无法翻译。坐定之后，汉斯很高兴地叽里咕噜说了一通，大学生在一旁凝神倾听，随即面对大家说：
“他说，他非常高兴再次来到中国；这次来，算是和老朋友见面了。他对厂方对他的招待表示感谢。他说，你们太客气了，他已经在北京游览过了，这次，你们又让他在S市休息了好几天，等于度了个假期。他认为S市是个新兴的工业城市，有很好的发展前途。他对中国在短短的几年里取得的成绩表示敬佩。他还说他想早点开始工作，最好是下午就工作。”
听了这番话，李任重松了口气。他不是因为汉斯感到满意松了口气，而是觉得这个大学生翻译得还算流利。
“哪里，哪里！”吴克功微笑着说，“汉斯先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嗯，支援我们……我们理应招待的。要是汉斯先生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出来，不必客气。”
大学生别过脸去，向汉斯译了吴克功的话。汉斯在沙发上欠了欠身子，朝吴克功点了点头，意思是感谢他的好意，又叽里咕噜地说了几句。大学生听了，白皙的面皮上突然泛起红晕。按《百家姓》顺序，大学生应该姓冯了，我们就叫他冯良才吧。他中等身材，衣着入时，戴一副黑边眼镜，是个初出校门的年轻人，第一次跟着外国人当翻译，态度还不太自然。
“他说，中国人是非常讲礼貌的民族，是一个文明的民族。他非常喜欢和中国人交朋友。他问你们厂有位姓赵的工程师，赵什么……按音译是赵、新、树，这位先生在哪里，他希望让他来当翻译。他说，他上次来，就是这位先生当翻译的。”
听了大学生的翻译，吴克功竟也像大学生一样，态度不太自然了。他干咳了一声，眼睛瞅着大学生说：
“嗯，是有这么一位赵——赵工程师，他叫赵信书。不过——不过，他现在不在这里，调到别的工厂去了。”
说完，他挨个儿地看看其他人，仿佛是征求意见：我这样答复对不对？其他人都没有表态，在沙发上端坐着。
冯良才把吴克功的回答告诉汉斯。汉斯耸了耸肩膀，摊开两手，说了几句话，冯良才才翻译道：
“他说，他表示遗憾。他说，这位赵先生是个很好的人，是个很诚实的人，他和他在那十几天中结下了友谊。他要求你们代他问赵先生好。”
“好的，好的，”吴克功连忙答应，“我们一定把他的话带到。”
宾主又谈了一会儿，商定第二天开始工作。吴克功等人就送汉斯到招待所休息。招待所新布置了一套客房，和汉斯上次来又大不同了。服务员全是本厂职工模样长得比较秀气的子女，替客人沏上热腾腾的香片茶。汉斯环顾了房间的设备，连连用刚刚学来的中国话笑着说：
“顶好！顶好！谢谢！谢谢！……”
从招待所出来，吴克功也很高兴，说：
“嗯，我看这个大学生也不错，翻的话也挺快，都不带打磕巴的。”
郑副厂长低着头，没有搭话。李任重在考虑明天的工作安排，也没有说什么。只有周绍文意味深长地说：
“嘿嘿！这个外国人为什么对赵工那么感兴趣？一来就夸他，还要叫他来当翻译呢？”
他说话的声音不高，却如雷贯耳，旁边走的三个人都掉过脸来盯着他。吴克功的一团高兴被冲到九霄云外，心头还罩上了一丝阴影，李任重肚子里暗自嘀咕：
“这个搞政工出身的人，果然有头脑，幸亏我昨天没有坚持……”
八
且不说这四个人心事重重地走了，我们来看看这个外国人是怎样想的吧。写小说不但要钻到中国人心里去，还要钻到外国人心里去。
汉斯身材高大魁梧，如今已年过五十，开始发胖了；金黄色的头发淡了下去，变成了亚麻色；有皱褶的皮肤红彤彤的，还很滋润，要不是罩着一层汗毛，就和煮熟了的胡萝卜一样。他的行动还带有年轻人的敏捷，这是长期坚持体育锻炼的效果。
这些天，他的确在S市待腻了。这里没有夜总会，又没有体育馆，电视上演的节目他全听不懂。由郑副厂长和翻译陪同逛了两趟大街，他看出来连这两个中国人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消遣的了。但是他又不明白为什么还不让他开始工作，对中国人的慢节奏，他感到莫名其妙，然而又不便问，只好成天坐在特级套间里喝啤酒。啤酒是青岛出的，比德国啤酒和美国的罐装啤酒都好，这才把他暂时稳住。今天来到机械总厂，知道老朋友赵信书已调走了，他就想赶快干完活，早点离开这个没有意思的地方，在公司给他限定的出差日期里，余下几天到中国南方去逛一趟。
他和赵书信怎么建立起的友谊呢？现在让我们顺着他的回忆追溯上去。
原来，他去年冬天被公司派到这个矿务局机械总厂洽谈业务，一下火车，就听到一口很纯正的德国话招呼他。对一个离家万里的人来说，这首先就使他感到十分亲切，消除了他在漫长的旅途中的寂寞感。而这位能说很纯正的德国话的人，又是一个瘦小的、文质彬彬的、脸上总带有一种很羞涩的笑容的中国人。赵书信的外貌在我们看来是最平常的、最普通的、最不起眼的，可是在外国人看来，这却是一副典型的东方人的形象。汉斯从小到大，在德国出版的介绍中国的书籍上，经常看到画着这种单眼皮、黄皮肤的人的插图。于是，他像见到了一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把把赵书信搂进怀里，两人着实亲热了一番。
赵书信第一天来接他，穿的是自己的涤卡棉制服，外面穿了一件在S市的冬天离不开的军绿色老羊皮大衣。把汉斯接回厂里，在宴请汉斯的酒席上，吴克功忽然发现我们的工程师和汉斯比较起来穿得太寒碜了，有失国体。宴会以后，就叫王副厂长去想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买套西服来，把赵书信打扮打扮，以壮声威。王副厂长连茶也没有喝，赶紧坐小轿车进城。但是，西北的这座中等城市在当时还没有一家商店出售西服，挂的都是灰色、蓝色、黑色的棉中山装，还不如赵书信本人的衣服。幸好王副厂长的女儿是S市文工团的歌唱演员，她给她爸爸想了个办法，去文工团向一个小个子演员借了一套演出服。王副厂长连夜赶回机械总厂，和吴书记一起来到赵书信的宿舍，硬要赵书信穿上。赵书信涨红了脸，扭扭捏捏地不肯穿，说：
“汉斯根本就不在乎这个，他还佩服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艰苦朴素哩。他说，要是外国的工程师处在我们这样的生活水平，是受不了的……再说，我从来没有穿过西服，我还是穿自己的衣服习惯……我，的确不愿意这样做……”
“嗳！”吴克功说：“他不在乎，我们可在乎。赵工，你现在不是代表你自己，是代表我们国家跟外国人打交道。你看，我、老王，这不都换上料子服了吗？你当我愿意穿？这件衣服的领子做小了，也不知道是我胖了，”说着，他扭了扭脖子，“你看，缠得紧紧的，还不如我穿大棉袄舒服哩！可是，我们得识大体呀！习惯嘛，穿穿就习惯了。来吧，来吧，穿穿试试。”
赵书信从来没有勇气坚持自己的意见，尤其在领导面前。他勉强地穿上了演出服。吴书记和王副厂长像两个服装设计师一样，把他拨来拨去地看了看。
“嘿！好！”吴书记笑着拍了拍巴掌，“这你在外国人面前一站，才像那么个样子！”
“正合身！正合身！”王副厂长也笑着说。这一下午他总算没有白跑。
西服有了，还没有大衣，总不能里面穿这样讲究的西服，外面穿那件军绿色老羊皮大衣吧。吴克功苦苦地想了一会儿，突然高兴地说：
“有了，我老伴刚给我做了件二毛皮、礼服呢的大衣，我还没穿过。我这就叫司机去拿。”
大衣可不怎么合身。吴克功身材跟赵书信一般高，但要胖得多。吴书记和王副厂长想了想，只好对赵书信说：
“这么着：你要出门，就把大衣披上，进了房子就脱下来。屋子里嘛，反正有暖气，不冷的。”
第二天一早，赵书信就土洋结合，里面穿着西服，外面裹着吴书记的二毛皮大氅，顶着寒风来到汉斯的住处。招待所里暖气果真烧得很热，赵书信进了门就扒下了大衣，露出舞台上的演出服。汉斯刚刮完脸，从卫生间里出来，见了他，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说：
“嗬！赵先生，你今天怎么穿得这么漂亮？是在这S市做的么？”
赵书信这个书呆子一辈子不会撒谎，并且心里对这种做法也有隐隐的反感，苦笑了一下，竟脱口说道：
“不是的。这衣服不是我的，是我们厂借来的。你一走，我还得还人家。”
汉斯听了哈哈大笑。但从这点，他更认为这是个诚实可信的中国人，具有东方人固有的美德，而且还有别人不易发现的幽默感。他亲热地拉着赵书信在沙发上坐下，喝着他带来的速溶咖啡聊天。他问赵书信的德语是在哪里学的，赵书信告诉他那还是在大学里，他的教授是三十年代留德的学生，曾得过德国的博士学位。
“那么，你那位可敬的教授在德国上的哪所大学？”
“汉诺威大学。”
“啊！”汉斯兴奋地从沙发上跳起来。“我也是汉诺威大学的。他是三十年代毕业的；我是五十年代毕业的。他是我的前辈了。想不到我在中国能够和我前辈的学生见面。赵先生，在中国，我们两人的关系应该算什么关系呢？”
赵书信想了想，在中国，这算不上有什么关系，连师兄弟关系也算不上。但他不愿意让汉斯失望，说：
“在中国，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同学关系。”
“对的！对的！是同学关系！”汉斯高兴得又和他握了握手。两个人的关系更亲密了。
赵书信在钱如泉面前显得呆头呆脑，社会常识很贫乏，但他毕竟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中年知识分子，与汉斯比较起来，对中国的风俗人情、地理历史当然要知道的多得多了；他又能用很准确流利的德国话向汉斯作介绍，甚至能讲一些有趣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在汉斯眼里，他简直成了个知识非常渊博的学问家。
在工作中，汉斯还发现赵书信对本行业业务也很精通，虽然对现代的科技发展不太了解，但基础知识比自己还要扎实。工作的最后阶段，汉斯终于推心置腹地向赵书信说了实话：
“赵先生，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买我们公司的WC机器。这种机器其实已经很落后了，在非洲都很难推销出去。你们应该买另一种机器——WCL334，那才是最先进的。你们买了WC，对你们采矿业的帮助并不大。”
“唉！”赵书信摇了摇头，“我一看图纸和说明，已经知道了。但是，买什么机器，不买什么机器，不是由我们技术人员决定的。”
“那由谁来决定呢？由那位姓吴的政府官员吗？”
“不是，”赵书信看了汉斯一眼，“他也决定不了，厂长也决定不了。那是由上面决定的。”
“上面？那你可以建议呀！”汉斯热情地说，“我把这信息透露给你，你去建议，不是更能取得你们政府官员对你的信任吗？”
赵书信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你还没有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局里召开的一次会上提过了类似的意见。但是局里说，我没有到过外国去，怎么知道外国采矿机械发展的情况呢，又说，上面已经基本上决定了，我们照着办就行了。上面不重视我的意见，”他也学汉斯耸了耸肩膀，“没有办法。”
汉斯当然更“没有办法”，只得撇开不谈，叫他介绍他们的家乡——长江以南的风景了。
九
以上一章，在小说技巧中叫做倒叙，或是倒插笔。下面，我们再接着第七章记录下去。
第二天，汉斯脱下西装，穿上厂里为他准备的工作服开始工作。WC机器已经由大卡车、起吊车运到矿场，头两天是拆箱搬运，大学生冯良才的翻译还能应付。到了安装阶段，冯良才当翻译就越来越感到吃力，而汉斯的火气也暴露出来了。也不知汉斯的性格本来就是这样，还是因为当翻译的不是赵书信，他心里不痛快，抑或是他想早点干完赶快逛江南去，总之，只要冯良才稍不如他意，他就会火冒三丈。两个人经常闹点只有他们俩才知道的小矛盾。
一次，汉斯带两个工人仰卧在机器下面，叫站在旁边的冯良才拿个“kugel”来。“kugel”一词冯良才学过，是“子弹”的意思。他也奇怪钻在机器下面的汉斯这时候要颗子弹干什么，但又怕问多了汉斯发火，就叫一个小工人去找子弹。这个小工人是学徒，刚刚进厂，什么也不懂，心想：“你叫我干啥我就干啥吧。”工地上当然没有子弹，小工人就跑到民兵指挥部去。管武器弹药的人还要叫他去领导那里批条子来。跑来跑去，等小工人拿着一颗步枪子弹跑回工地，汉斯早从机器下面爬出来了，一面用棉纱擦手，一面向冯良才大发脾气。
“Kugel！Kugel！”汉斯指着机器旁边一堆钢球，朝冯良才瞪着眼睛大喊。下面还叽里咕噜了许多话，四周的工人也听不懂，反正觉着不是在表扬他。
当着许多工人，冯良才决心维护自己的尊严，红着脸跟汉斯顶起嘴来。两人指手画脚地叽里咕噜了半天，汉斯才告诉他，“kugel”一词在德文里不但指子弹，也指金属制的球和轴承上的滚珠。
“你不行！”汉斯直摆手，“你不能当翻译！你比赵先生差远了。请你去跟你的领导人说，再把赵书信先生调回来。你们中国的企业不都是国营的吗？人员调动要比我们西方容易得多。去！请你去向政府官员说，就说这是我的要求。那位吴先生不是说过，我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吗？”
吃完中饭，冯良才就气呼呼地跑到郑副厂长的家里。他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从小娇惯到大，“文化大革命”中家庭也没有被冲击过，哪受过这种委屈？而且，毕业后，看着别的同学有的留校，有的分配到京津沪穗等大城市，偏偏把他这个学德文的分配到西北来，他本来就一肚子气，不愿在这里待哩。
“郑副厂长，”冯良才板着面孔说，“那个汉斯向你们提出要求，要把姓赵的工程师调回来给他当翻译。”
“怎么？”郑副厂长给他端来一杯茶，放在茶几上，向旁边的沙发上一指，“你先坐下。你翻译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慢慢说。”
“困难嘛——”冯良才脑子转了转：他还不能承认有什么困难。在学院里，他考试的成绩都不差，现在，一般的口语翻译也很流利，怎么能说自己不行呢？于是他这样说：
“困难倒是没有什么困难。只是，你知道，说外语的人应该和翻译合作、配合。要是两人合作、配合得不好，多好的翻译也不行！我看那个汉斯和那个姓赵的工程师一定能配合；大概赵工程师也摸到了汉斯说话的方式，有了经验。把赵工程师调回来给他当翻译，对工作也有些利。再说，这也是汉斯本人提出的要求。”停了停，他又问，“赵工程师调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调他有什么困难？”
郑副厂长喝了口茶，沉吟了一会儿，忽然用感慨的语气说：
“唉！调他有什么困难，什么困难也没有。哼哼！赵工哪儿也没去，就在我们厂里，可是现在领导上还不能让他和汉斯接触。”
“啊？”冯良才一怔，诧异地问，“那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我也莫名其妙。”郑副厂长侧过身子，面向着他，“小冯，‘为什么’你也别问了。总之，我们是相信你的。”郑副厂长把重音放在“你”字上。“将来你就知道，要想得到别人的信任是最困难的。你还是继续去当翻译吧，有什么困难，努力克服。你别小看在我们这儿当十来天翻译。送走汉斯，你完了事，我们就以局的名义给你们社科院写个鉴定和感谢信。这个，对你将来的提级、评定职称，用处可大哩。你好好干，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冯良才不明白不让姓赵的工程师和汉斯接触的其中奥妙，但根据经验，他想这个中国人和那个外国人之间一定有什么勾当。要不，为什么汉斯非要姓赵的跟着他不可呢？同时懂得了在这里当临时的翻译对他的前途还是有好处的，只得按捺着性子，继续跟在汉斯后面。
一下午相安无事。第二天，在安装工作中，碰到了一个技术名词，冯良才又错译成别样的东西，工人给汉斯搬了来，汉斯看见，再次大发脾气。
“冯先生，你是不能搞技术翻译的！”汉斯不客气地手指着冯良才，“技术翻译和一般翻译是不同的。我请你去提的要求你提了吗？为什么还不把赵先生调来？”
冯良才不是个甘居人下之辈，又容易冲动，面对着汉斯，不卑不亢地说：
“我已经把你的要求转告了厂领导，但是他们没有答应。汉斯先生，据我所知，赵先生并没有调走，还在这个厂里。”意思是，你就凑合点吧，人家不让那个姓赵的跟你接触；你们俩搞的什么名堂，你应该自己肚子里有数！
“哦？”汉斯疑惑地瞪起蓝色的眼珠，“他还在这个厂里？他没有调走？那为什么不派他来跟我一起工作？走！请你带我去见你们厂的负责人，我当面去提出要求。”
冯良才没有料到汉斯有这一手。看着汉斯毫不心虚、理直气壮的神情，他不得不去了。但他不能带汉斯去找郑副厂长，因为赵书信没调走的秘密是这个厂长透露给他的，闹不好，会把他装进口袋里。于是他带汉斯去找李任重。
在厂长办公室，李任重客气地接待了他们。坐下之后，汉斯说了两句话，冯良才这样翻译道：
“李厂长，我听别人说，赵书信并没有调走，我希望你们能让他来跟我一起工作。”汉斯原话是“听这位先生说”，冯良才翻译成“听别人说”。
李任重用英语直接问汉斯：“汉斯先生，是不是这位冯先生在翻译中有什么困难，使你不太满意。啊，你可以用德语回答我。”
汉斯瞥了冯良才一眼，耸了耸肩膀，说：“你问冯先生吧。”
这话是不用翻译的，从汉斯的表情上也能看得出来。冯良才见李任重的英语很好，又是位技术人员，就很坦率地说：
“李厂长，你是科技人员，又懂外文，你也知道，科技翻译和一般翻译不太相同，那里面有许多专用的术语；德语中一词多义的又很多。我不是搞你们这项专业的，我在大学里学德语时从来没有读过这种专业的教科书，调到我们省社科院，只译了几篇德文的哲学和社会学资料。所以我本人也觉得有一个专家来跟汉斯在一起比较好些。”
李任重抿了抿嘴唇，思忖了一会儿，对冯良才说：
“这个我早就知道，让中国专家随同外国专家工作，当然要比你当翻译合适得多。可是，赵书信同志手头还有很多事没完，不能马上把他抽出来。你就这样给汉斯解释，说一旦赵书信那边的事办完，即刻调来同他一起工作。小冯，这些日子，请你一定要仔细一些，在外国人面前要虚心，至少人家比你的德语要强得多，不清楚的地方，你多问人家两遍，这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嘛。好不好？”
“我——没有什么‘好不好’的。”冯良才垂下眼睛，歪着脑袋说，“只是汉斯有这样的要求，提了几遍了，从一来就提出过，我怎么跟汉斯解释？一会儿说赵工调走了，一会儿又说没调走，只是有别的工作。李厂长，要是赵工有什么问题，不能让他跟外国人接近，就干脆告诉汉斯好了。这样也能使他断了那个念头，跟我配合得比较好些。”
“哎！你绝不能跟汉斯那样说，”李任重急忙说道，“赵工什么问题也没有！并没有不让他跟外国人接近的事情。当然，我们也不能跟外国人撒谎。赵工没调走就是没调走，他现在正忙于其他工作。小冯，你再干几天，如果技术翻译上有什么困难，你直接找我好了，我们一起研究。唉！我要不是当了这个厂长，成天忙着企业整顿，开会学习，我就和你一起跟他干，把这套WC机器摸一摸。但是……你看，我一天到晚忙得看点技术资料的时间都没有。真是……”
两个中国人用单音节的汉语抑扬顿挫地说了半天，汉斯在一旁也听不懂，但从表情上看出来两个中国人都很为难。最后，冯良才告诉他，赵书信先生确没有调走，仍在本厂，可是他现在担负了别的工作，待那项工作一完，马上就来给他当翻译。汉斯也无话可说了，站起来告辞。
“汉斯先生，”李任重送汉斯出来，用英语对他说，“这位冯先生刚从大学出来，又不懂我们的专业，所以，还要请你在术语上多给他解释。他是个年轻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你原谅他……”
汉斯点点头，“呀、呀”地表示答应。然而，他心里总觉得，中国人的礼貌后面，隐藏着什么东西没让他知道。
十
送走汉斯，李任重一屁股坐在办公桌前沉思起来。他比谁都懂得应该有个专家来跟汉斯一起工作。这不单单是个翻译的问题，还便于WC机器今后的维修；如果这套机器的确既先进又不复杂，自己厂说不定还能仿造。他也完全信任赵书信这个人。一起工作了二十多年，对这个人再不认识，真是笑话了！但是，那“失黑炮301”又是怎么回事呢？他怎么跟那个值得怀疑的什么钱如泉挂上钩的呢？这么一个稳重的人有什么必要急急忙忙用电报和一个古董贩子联系呢？……种种疑点糅合成一个疑团，他想来想去想不通。他决定在百忙中抽出一点时间亲自去了解了解。
吃完晚饭，在家人们都围在电视机前面的时候，他出了门，徒步向单身职工宿舍区走去。矿山上骑不成自行车，他爬了好几里坡路。一面走，还一面低着头回忆赵书信这二十多年来的表现。脑子里和演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闪过，但除了“黑炮”事件，再没有找到这个书呆子一点可疑的地方。
十一
以上是简短的一章，在小说中是必要的过场。现在我们再跑回赵书信那里，看他在干些什么。
这是间和招待所客房一样的住房，开开门就是长长的走廊，门上还编了号码。房间有十五平方米，一对带茶几的简易沙发，一张写字桌，一张单人床和两个大书橱就挤得满满的，但收拾得却很干净整齐；墙上的空间也利用了，挂着三角板、直尺之类绘图器具。老单身汉不像小单身汉，多年的单身生活使他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从C市回来，受了钱如泉的熏陶，他居然还弄了两盆花放在窗台上，一盆文竹，一盆吊兰，其实不算是花，而是草。
前十天，厂里忽然把他从设计室抽出来，要他到二十里路以外的一个矿场作“现场指导”。那不属于他的工作，他并不能帮什么忙。但他还是服从调动，按时去上班。上下班都有交通车接送，可是下了班必须在那个矿场吃饭，因为到他回来的时候，这边的食堂已关门了。所以，他每天都很晚才能回“家”。
这天，他下班回来，翻了翻带回来的资料，见没有什么可办的，就把棋盘铺在茶几上，照着从南京买回来的一本《象棋谱大全》，一个人研究起棋局来。
他正在研究第二局——“双炮双士胜炮双仕”，李任重敲门进来了。
“啊，老李，你怎么来啦？有什么事？”他很惊讶。李任重从来没到他住处来过。一个有家室的人是很少到单身汉那里串门的。
“没什么事，”李任重跟他握了握手，“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你。”
他请李任重坐在沙发上，沏了一杯从南方带来的茶，递到厂长手里。两人随便扯了几句，李任重问：
“汉斯来了，正在安装WC，你知道吗？”
“知道。”他心里想，也许又要调我去跟汉斯一起工作了吧。
他很希望去，见识见识WC究竟“先进”到什么程度。
“你去找过他吗？”
“找过。第一趟去，招待所的人说不在。上个星期天去，看门的老头子叫我不要再去了，说周副书记告诉过，谁也不要放进去，免得打扰他。这样，汉斯这次来是干活，除了那个姓冯的翻译，我就没有去了。”
“嗯，是这么回事……”李任重似乎明白了点什么，但没有说下去。
“老李，”赵书信恳切地说，“汉斯上次来，跟我坦率地说过，WC其实是很落后的东西，在非洲都推销不出去。买这样的机器，对我们的帮助并不大。上次你出差去了，我在局里的会上提过，可是……”下面，他谨慎地把话咽回肚子里。
“唉！”李任重又端起杯子喝了口茶。茶叶很好，和WC一样，也是S市买不到的。“这是局里弄来的，我没插手。你知道，我们出国采购的人里面，有一些根本就不懂专业，不是看需要，而是看手头有多少外汇来买东西的；什么东西便宜买什么……东西既然已经买来了，那就安上吧，至少它还能干活，是不是？”
沉默了一会儿，李任重蓦然想起来：
“哎，他怎么会把这话告诉你呢？我听局里的人说，汉斯还口口声声说WC如何如何先进哩！”
“哦，”赵书信呆笑道，“那还不是混熟了，他是把我当作朋友才说的。”
“那么，”李任重紧盯着他问，“他是不是曾经托你办过什么事？私人的事？”
“没有，”赵书信断然否定，想了一想，又说，“没有！”
从他的神态上，李任重看出来他说的是实话；从多年的经验上，也深知这个人不会撒谎。李任重松了口气，同时更觉得这个人老实得可怜；不让他去当翻译，他也不问个所以然；有意隔离他和汉斯，他也看不出来个迹象，还一个劲儿地为WC先进不先进的问题操心。
李任重默然地又把茶杯放回茶几。这时，他注意到了那副棋盘。他心中一动，俯身在上面细细地看了一遍，发现棋盘上有一颗棋子，是由一个牙膏盖代替的，他急忙问：
“老赵，这个牙膏盖是颗什么？”
“哦，那个是黑炮。”
“你是丢了颗黑炮？”
“嗯，这趟出差丢在路上了。”
书呆子莫名其妙厂长问这些闲事干什么，而李任重却是厂党委委员，他无权把党委会上议论的事泄露给当事人。这样做，是违犯组织纪律的。在一瞬间，他自持地稳住了神色，沉静地靠回沙发上，笑着说：
“老赵，你还喜欢下棋啊？”
“嘿嘿！”书呆子讪讪地笑了笑，“没有事的时候，下两盘消磨消磨时间。”
李任重还是在上小学时下过棋，只知道“马走日字象飞田”。以后四十年，不是忙于学习，就是忙于工作，忙于家务，如今工作担子更重了，他对这项娱乐更失去了兴趣。他已经达到了此行的目的，就抬起眼睛四处看了看。他发现这间房间虽然收拾得很整齐，书籍杂物都放得井井有条，却不知怎么，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里有一种让人看不见、摸不到、说不出的冷清、寂寥、蔫蔫乎乎的，仿佛是它们不愿意，而是被主人拼命地把它们拽了来似的。
这里缺少什么呢？似乎什么都有，一应家具齐全，可又似乎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李任重端起杯子慢慢呷着茶，琢磨了一下，才猛然想起来：这里缺少一个女人！
是的。他自己从学校毕业后不久就结了婚、入了党，夫妻双双来到这个偏远的矿山。那时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新婚夫妇的日子过得很快活。以后有了孩子，一个、两个、三个，现在每晚围在电视机前的已经是一大家子人了。
而眼前的这个书呆子呢？比自己还早毕业两年，到这里的时间比自己还长。可是多少年来他都是在这种冷清的、寂寥的、落寞的气氛中生活着。在人家一家人热热闹闹地看电视节目的时候，他却一个人孤独地待在房子里自己跟自己下棋。过去，当然谈不上组织对他有什么关心，不整他就是他的福气。现在呢？记得就是为了使他一个人能住这么一间房子，厂里还有人喋喋不休地说闲话：矿上的单身汉都是两人一间，工人还四个人挤在一间里，凭什么他一个人独占一间？
蓦地，李任重又想到，厂党委会从来没有为这个长期以来埋头矿山建设、叫干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的书呆子的生活、工作、组织问题开过半次会，只是发现他有什么“黑炮”事件了，才急急忙忙在两天中开了三次党委会，紧张张、郑重其事。
一时，厂长的感情激动起来，他决心要改变这种不公道的事情，首先，要解决书呆子的终身大事。这事是不必经过党委会，他自己就能做主的。
“老赵，”李任重深情地说，“你也该成个家了吧！老实说，我今天来，就是想给你谈谈这件事。计财处有个会计，叫陈淑贞，跟我爱人在一起工作，常到我家来玩。我看她人不错，长得也很端正，还是个南方人，跟你一定合得来。她丈夫是职工子弟中学的教务主任，前年得癌症死了，身边只有一个上中学的女孩子，没有多大的家庭负担。怎么样？你有意思没有？要是愿意谈谈，我明天就叫我爱人去跟她说……”
赵信书见了女同志都会脸红——比如上次和孙菊香打交道，听见别人给他介绍对象，他更忸怩不安了。他全身缩在沙发里面，埋着头盯住棋盘，一言不发。
李任重问了半天也问不出他的意见，以为他算是认可了，就站起身告辞。临走时，又盯了那黑色的牙膏盖一眼。
李任重决定明天一早上班就提议召开厂党委会。
十二
李任重的一席话，撩得书呆子心慌意乱，一晚上睡在单人床上辗转反侧、胡思乱想。他极力在脑海中寻找那个女人——陈淑贞的形象，似乎见过，又似乎没见过。这个机械总厂有两三千工人干部，厂房沿着山沟逶迤下来，占地有几公里，他到哪儿去找呢？
他一点也没想到在他背后还有针对他的政治活动，他的呆就呆在这里。
一宿无话，现在我们也去参加第二天一大早就由李任重提请召开的厂党委会吧。
五个党委委员来了四个。王副厂长一听说是讨论翻译的事头就疼：早已决定的事，有什么必要还翻来覆去地讨论？他借口快进入第四季度了，要作财务总结，没到会议室去。
开始，李任重就说明了必须配备专业翻译的必要性：让赵信书去不但是当翻译，还要去熟悉引进的机器，这对矿山机械化是大有好处的，何况，外国专家再三提出这样的要求，厂方总不能置之不理。
“我保证赵信书同志没问题！”他慷慨激昂地说，“我已经亲自调查过了：他确实丢了一个黑炮。这黑炮不是别的，却是一颗棋子，象棋里的棋子！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还认为，我们厂党委对他的生活关心得很不够。这个人，大家都知道，在矿山勤勤恳恳地干了快三十年，却连个家都没有。这……周围的同志也应该替他操操心，给他一点温暖吧……”
这个知识分子也有点书呆子气，连翻译问题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侃侃地谈了十来分钟，说到后来，他也发觉自己走了题，又把话拉回来，说：
“总之，我提出还是让赵书信去和汉斯一起工作，大家讨论吧。”
吴书记主持会议，当然要听完大家的意见以后才作总结，这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地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上。郑副厂长觉得应该让赵书信来当翻译，到外单位借人是多此一举。什么“黑炮”不“黑炮”的！他知道赵书信此人即使干坏事也干不了大的坏事，至多和汉斯有点私下的财物来往，无非是交换中国的古董和外国的录音机之类的玩意儿，那也没什么了不起，总比误了生产上的大事好。但是，因为这个提案是李任重提出来的，他就执拗地不表态支持，靠在椅子上两眼一会儿望望窗外，一会儿瞅瞅天花板。
会场静默了一会儿，周绍文坐起来，两手放在会议桌上，轻轻地咳了一声，说：
“对赵工，关心，我们确实应该关心的。过去，我们对他是不够关心的，啧！今后……不过，关心不等于不搞清楚问题。正是为了关心他，更要把问题搞清楚。所以说，李厂长，你是不是能把调查的过程介绍详细点呢？”
周绍文绝对没有一丝恶意。是不是赵书信当翻译和由冯良才当翻译，对他个人都没有一点利害关系。他只是从他主管的事情上出发，一定要把每个人的问题弄得水落石出而已。
李任重原原本本地把夜访赵书信的经过叙述了一遍，只是略去了给他介绍对象的话。
“嗯——”周绍文皱着眉头想了一想，脸上蓦地展开一丝异样的笑意。“那么，这里面就有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了：一、下棋是两个人才能下的，你当时去的时候，房子里并没有别人，他为什么要把丢了一个黑炮的象棋大模大样地摆在最显眼的地方呢？二、一颗棋子值多少钱？李厂长说是木头做的，我不会下棋，不懂那玩意儿，可我想一副木头棋子至多值一块多钱吧；一颗棋子，不管它是黑炮红炮，就更不值钱了，他为什么要花好几毛钱打这么份电报呢？嗯？”
他睁大眼睛，带着疑问的笑意看看每一个人，像一个天真幼稚的孩子，希望大人能给他解答这两个问题。三个人也困惑地看着他，连郑副厂长的目光也从天花板上收了下来。李任重直眨眼睛：这两个问题既没有数据，又没有资料可查，比任何技术问题都难回答。
是的，一件生活上的小事一旦提到严肃的会议桌上来讨论，它本身就无形中具有了严肃性和神秘性，谁也难以摸透——理性解释不了非理性！
大家又像第一次、第二次讨论翻译的会上一样，僵在各自的座椅上。最后，还是吴书记出来打圆场。
“哎——我看，老李，WC的安装也快完成了，翻译呢，也不用再换了吧。那个姓冯的大学生，不是也对付到今天了吗？再把赵工换上去，他还要重新熟悉，也有困难。是不是？啊，咱们……这就算了。赵工呢，今后咱们的确要多关心他，主要要从政治上关心，看他以后还有什么新情况吧。啊，咱们这次会，是不是就到这里？啊，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李任重回答不了周绍文的两个问题，再说不出什么意见了。郑副厂长和周绍文更无话可说，收拾了桌上的本子，端起茶杯，一前一后地走出会议室。
“老李哇，”吴书记站起来把门关上，转回身坐到李任重旁边，语重心长地说，“凡事要谨慎小心啦！像这类问题，咱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万一要出了什么纰漏，责任算谁的呢？你还敢在会上大包大揽地‘保证谁谁谁没有问题’，我告诉你，我参加革命四十年了，都从来没敢说过这种话。你现在可不像过去了……你也知道，为了提拔你当厂长，从局里到厂里，有多大的阻力！直到现在，咱们党委内部，不还有人不服气吗？唉！你千万别出错呀！你出了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是给咱们党提倡领导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的政策上抹了黑啦！到时候你看吧，说啥难听话的都有……难啦！以后你就知道了，当个领导真不容易！至于赵工呢，也别难为他。干脆，让他啥都不知道，不参与。这样，要是他真像你说的那样没啥问题，他心里也不会不好受……”
李任重半小时前还满腔热情，想为知识分子，至少是为赵书信伸张正义，辩白冤屈，但在周绍文这位由职业所决定的怀疑主义者面前，心里的血液一下子降到了冰点，听了吴书记这番亲切的教诲也没有暖和过来，反而更有点战战兢兢的感觉。他沮丧地坐在皮椅上默默无语。吴书记看看他的脸，拍了拍他肩膀以示安慰。吴书记此刻心里想：
“唉！真难啦！你看，我还得给厂长做思想工作！”
十三
好了，以下，我们也没什么可记的了。汉斯仍然带着冯良才安装那套WC。赵书信仍然每天去二十里外的矿山上“指导工作”，不过一路上总心神不定地想发现谁是陈淑贞，见了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就不自觉地要盯上一眼。机械总厂生产照样进行，李厂长仍然忙于企业整顿和日常事务，真是七荤八素，什么问题都有，几乎把自己的专业也忘了；吴书记继续做他的政治思想工作；周、郑、王统统一如往常。日子，就这样悄悄地过去了。
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还是选个不平常的人来写。在这个山沟里，不平常的人只能是汉斯。
汉斯是个爱国主义者，可惜他爱的是他们德国，而不是中国。那天他和冯良才从李厂长的办公室出来，心里就产生了疑团：怎么搞的？一会儿说赵先生调走了，一会儿又说赵先生还在厂里。在德国，他曾听说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在前些年有些离奇古怪的遭遇，那么，是不是他的老朋友又碰到了类似的不幸呢？
这样，汉斯就不认真地工作了，但也不再向冯良才发脾气。冯良才译错的时候，他只冷冷地站在一旁看，或是自己动手去做，并不告诉冯良才这个词的多种含义。WC并不是什么精密的机器，零件都很粗笨，即使没有冯良才，他用手指点工人也能把它装配起来——由不同语言的人能造巴比塔，何况一部WC呢？不多日子，WC装好了，在矿场上开机运转，一切正常。局里的人来验收，觉得很满意，在合同上签了字，汉斯第二天就打点起行装告辞。这次走，他显然没有上次愉快。
且不说汉斯跑到江南游山玩水，也不说冯良才拿着一份很好的鉴定和一封感谢信回到省社科院，我们来看这部WC。
WC刚运转了半个月，整部机器就像害了疾病一样发开了抖，后来越抖越厉害，几乎要立刻散架瘫下来，矿长只得命令关掉机器。WC成了一堆废铁堆在那里。
这一下，事情闹大了，第二矿场的生产计划整个乱了套。局领导立刻下令检查原因，如果是德国人的错，就要向德国公司要求赔偿。这个任务，当然落在机械总厂的头上。
李任重带着几个技术人员和十几个工人奔赴现场。他这是第一次见到装配好的WC，远远地一看，他就知道这不是什么“先进”的玩意儿，顶多是六十年代的产品。这种东西国内也会制造，甚至比它还要灵巧。可是有什么办法？是你自己跑去买的，又不是人家硬塞在你手上的。现在，这部偌大的废物正堵在坑道口，进进出出的工人没有一个不骂的。李任重黯然神伤，心想，要是听了赵书信的话，何至于弄到这种地步呢？
事故很快就检查出来了：没有别的毛病，是WC的全部轴承被磨损得变了形。正如一个人全身的每个关节都得了关节炎，它还怎么能工作呢？
“真是开玩笑！真是开玩笑！”李任重踢着卸下来的轴承，气愤地说，“WC安的是滑动轴承而不是滚动轴承，这算什么‘引进’！照这种标准，我们都可以向西德输出技术了！”
下一步，是要检查责任。局里下令把和德国公司签订的合同、矿场各班的开机记录和汉斯留下的注意事项等等都集中起来，交给机械总厂分析。
“一定要迅速查明责任！”局长在电话里向吴克功喊，“这关乎一大笔外汇哩！连夜把有关的人，把那个懂德语的姓赵的工程师也找来，局里明天就要你们的报告。你明天上午带着报告来开会。”
局长咔嗒挂上电话，吴克功连忙打发人去通知召开党委会，吃完晚饭，党委委员们都到了会议室，一个个阴沉着脸，垂头丧气。
“哦，没到齐！”吴克功眼睛溜了一遍，“还有赵工，赶快去把赵工叫来。这会儿，只有他才解决问题！”
厂里的小轿车一溜烟飞驰到单身宿舍大楼，通讯员连拉带拽地急急忙忙把赵书信塞进汽车。不一会儿，他就来到鸦雀无声的会议室。
“啊，来来来！”吴克功迎了上去，“赵工，你快看看，把我们的记录和德国公司的说明、注意事项对照一下，看看WC损坏的责任究竟该谁来负。”
他把一大堆材料放在赵书信面前。赵书信已经听说WC出了问题，看了看在场的每一个人，然后慢条斯理地坐下来，摊开材料，一字一句校对起来。李任重是技术人员，又懂外文，事故也是他检查出来的，他在旁边帮着赵书信。其他的人都焦急地在会议室里踱圈子、抽烟、喝茶。责任检查不出来，他们这一晚别想去睡觉。
合同是赵信书译的，没有错误，但他还是仔细从头到尾核对了一遍。检查到汉斯留下的说明书、注意事项时，一条条改正了冯良才译错的地方。冯良才的中文本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他的字，就像批改过的小学生的作文本一样。
“唉，这真是，这真是……”李任重气得说不出话，只一个劲儿地摇头叹气。但冯良才上面的译文与这次事故并无直接关系。
“啊，在这里了！”赵书信忽然抬起头，呆滞的眼睛放出光彩。周、吴、郑、王赶紧聚在他的身后，尽管他们不懂德文，也一齐盯着桌上的那份说明书。
“是这样的，”赵书信把说明书捧到吴书记眼前，“说明书的注意事项上第27条这句话‘Ander Maschine sollen alle Lager geschmiert werden.’正确的译法应该是‘机器上所有的轴承都应该涂上润滑油’。可是中文本上却译成：‘机器仓库都应涂上油。’这、这，人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咦！”吴克功惊异地说，“咋会错得码子这么大呢？”
赵书信歪着头想了想，用不太有把握的语气说：
“可能是这样的，‘Lager’这个词，在德文里有三个意思，一个是‘阵营’——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的；一个是‘仓库’；一个是‘轴承’。这位翻译平时大概很少接触机器，就按‘阵营’和‘仓库’来考虑了。按‘阵营’译，显然不像话，按‘仓库’比较妥当。既然是‘仓库’，那就不存在要涂‘润滑油’的问题，他就把‘润滑油’译成了‘油’。这、这只是我不成熟的看法，也许是香油、麻油，棉籽油……”
“他妈的！”王副厂长气得骂了起来，“幸亏他光说‘油’，还没说是什么油！”
郑副厂长沉重地一屁股坐在靠墙的沙发上，一言不发。
“是的！”李任重把矿场的记录一把拉到自己面前，一页一页地翻了一遍。李任重皱着眉头看了。“我们以为人家先进，那就样样先进；谁知我们就是在最平常的事情上忽视了。然而注意事项上没有注明要涂润滑油，也就想不起来去给它涂润滑油，因为现在最先的轴承可以不上润滑油的。你们看这记录，从开机直到停机，从来没有给轴承上过润滑油。一天三班倒，机器不停地转，滑动轴承还有个不磨损的！”
“这么说，”吴书记也无力地坐下了，“责任不在德国人，而在翻译？”
“什么‘在翻译’？！我看在我们！”郑副厂长在他们背后气恼地撂来一句，“我们还是在‘背靠背’地解决问题！”
“唉！这一来，连停工带维修，咱们要损失三四十万啦！”管财务的王副厂长马上想到财务损失上去，“哼哼！还刚碰上这企业整顿，讲求经济效益的时候……”
会议室一下子寂静无声，党委委员们都在寻思：损失了这几十万的原因究竟在哪里？这笔账究竟应该挂在谁的名下？赵书信忐忑不安地缩着脑袋，仿佛他是罪魁祸首似的。
“哎！赵工，”忽然，吴书记打破了沉闷，“你想想，你是不是给一个姓钱的打过一份电报，说啥‘失黑炮301找’？”他是党委书记，毕竟有魄力、有胆量，没有经党委会讨论就把问题捅了出来。
“嗯，嗯，”赵书信惊讶地说，“是呀，是，是有这么回事！”
“哦！你给那个姓钱的打啥电报嘛！那份电报是个啥意思嘛！”吴书记焦躁地叹气。
“我，我跟他是在L市旅馆里认识的。我们下了一晚上象棋。第二天我到了C市，发现我的象棋里丢了一颗黑炮，就给他打了份电报。这、这有什么问题吗？”
“唉！‘什么问题’，对你来说，啥问题都没有！可是……”
“‘可是’，可是我们早就应该跟老赵面对面地谈开的！”李任重倏地站起来，走到窗前凝望着一片灯光，陷入了沉思。“是什么东西使我们总不能相信自己的同志，还要等着看他的‘新情况’哩！”
“哎，赵工，”一直没有说话的周绍文问，“你怎么会花好几毛钱去打电报找那颗不值钱的棋子呢？有那钱，你再添点，不就能买副新象棋了吗？”他还是想搞清楚他怀疑的问题。
书呆子看着五个党委成员突然都揭开了重要的WC来追问他打的电报，似乎也明白了他那份电报和WC损坏的责任有什么联系，急得头上的汗都冒了出来。但急中生智，他知道什么友情，什么心灵里微妙的秘密等等浪漫主义的东西，是无法使人相信的。在这种场合下，人与物之间的感情，倒比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更有说服力。于是，这个一辈子也没撒过谎的书呆子也撒起谎来，嗫嚅地说：
“我，我只是，只是用惯了原来用的棋子……原来这副象棋，我，我用习惯了。”
“哎呀！”吴书记拍了一下桌子，“真是，真是……你这个习惯哟！真是个害人的东西！”
记录者的话
行了！小说就此刹住吧。如果写到书呆子老树开花，在李任重夫妇的撮合下和陈淑贞结了婚，写到他退休，写到他寿终正寝，我们会写成一部叫人看了直打瞌睡的多部头长篇小说了。写小说讲究“凤头、猪肚、豹尾”，我看这结尾虽然不算是豹子尾巴，也可算老鼠尾巴，上面是抹了油的。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诸人告别，向S市矿务局机械总厂告别，回到C市来吧。你问我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社会意义在哪里，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从整个过程来看，“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诸位都是好人，连外国人汉斯也不坏，可就是为了书呆子那颗“不值钱”的黑炮，弄得国家损失了几十万！
吴书记说得对，“习惯哟，真是个害人的东西！”
再见！
一九八四年二月于银川西桥
作者简介：张贤亮（1936年12月—2014年9月27日），祖籍江苏盱眙，生于南京，国家一级作家，新时期文学代表性作家，长期扎根宁夏写作，病逝于银川，享年78岁。
1955年，19岁赴宁夏贺兰县落户，在当地担任文化教员。
1957年，在刊物《延河》发表长诗《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劳动改造长达22年，在农场劳作、历经磨难，这段苦难经历成为他后期写作最重要的素材。
1979年平反，进入宁夏文学刊物《朔方》做编辑，自此开启创作高峰，80年代轰动文坛。
曾任宁夏文联主席、宁夏作协主席，第六至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
1993年创办镇北堡西部影城（华夏西部影视城），被他自称为“立体的文学作品”，《大话西游》《红高粱》《东邪西毒》《新龙门客栈》等经典影片在此取景，现已为国家4A级景区。
代表作品：短篇有《灵与肉》（改编成电影《牧马人》，斩获大奖，知名度最高）、《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中篇有《绿化树》（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土牢情话》《河的子孙》。长篇有《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等
题材大多写特殊年代知识分子、底层劳动者在西北土地上的苦难、挣扎、精神自省，大量融入个人亲身经历。
善于探讨人性、灵与肉的冲突，文笔厚重，思辨色彩很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当年发表时引发巨大讨论。
地域特征鲜明，以宁夏、西北黄土、戈壁为背景，苍凉辽阔。
后期跳出纯文学写作，较早尝试文学IP落地、文化文旅开发，是作家下海做文化产业非常典型的一位。